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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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借鑒之處。

     一、《我們》是在烏托邦文學樣式中,對俄羅斯民族的傳統的社會思考的繼續和深化。

     長期以來,蘇聯和西方對20世紀著名的反烏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紮米亞京的小說《我們》(1921)有一個一緻的認識。

    這就是說它是一部“針對蘇維埃國家的惡毒諷刺的作品”,其矛頭直指共産主義制度。

    而在《我們》創作60餘年之後,1988年在蘇聯開禁發表,也是把它作為一面反對蘇聯制度的旗幟祭起來的。

    為了理解這部反烏托邦小說的奇特命運和曆史價值,我想談談這部小說産生的曆史背景和思想藝術特色的一些側面。

     紮米亞京的《我們》開禁的再思考 《2217年的一個夜晚》中的城市是罩在透明的罩子裡的,馬路上滾動着“自動行走帶”每一個人的肩上都縫着自己的“工作号”(但是互相間還有稱謂,《我們》中則沒有了),這裡也取消了婚姻,“千人長”逼迫人去報名“為社會服務”--就是去和一個象征統治者的卡爾波夫博士過夜。

    一個叛逆者巴維爾向往着農夫的生活,他認識到現在人人溫飽的生活中“一切人都是奴隸”,“可怕的沒有意義的‘多數’像石頭一樣壓制着一切自由的運動”。

    他想“扼死這些沒有靈魂的人們”。

     而俄國烏托邦小說的特點,則在于它更着眼于思考俄國民族的最迫切的社會問題,對未來社會的理想常常是以夢境的形式來表現(比如從蘇馬羅科夫的《幸福社會之夢》(1759),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中維拉的夢)。

    這不僅是為了對付俄國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而且也由于俄國殘酷的社會現實和理想之間存在着太深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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