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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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Nietzsche，1844—1900）自認為是叔本華的後繼者，這是對的；然而他在許多地方都勝過了叔本華，特别在他的學說的前後一貫、條理分明上。
叔本華的東方式絕念倫理同他的意志全能的形而上學似乎是不調和的；在尼采，意志不但在形而上學上居第一位，在倫理上也居第一位。
尼采雖然是個教授，卻是文藝性的哲學家，不算學院哲學家。
他在本體論或認識論方面沒創造任何新的專門理論；他之重要首先是在倫理學方面，其次是因為他是一個敏銳的曆史批評家。
下面我差不多完全限于談他的倫理學和他對宗教的批評，因為正是他的著作的這一面使他有了影響。
他生平簡單。
他父親是一個新教牧師，他的教養有極濃的宗教色彩。
他在大學裡以研究古典和語言學才華出衆，甚至在1869年他尚未取得學位以前，巴澤爾大學就提出給他一個語言學教授的職位，他接受了這個職位。
他的健康情況從來不佳，在休過若幹時期的病假之後，他終于在1879年不得不退職。
此後，他住在瑞士和意大利；1888年他精神失常了，到死一直如此。
他對瓦格納懷着熱烈的景仰，但是又跟他起了争論，名義上争論的是《帕濟伐爾》①，因為尼采認為《帕濟伐爾》基督教氣味太重、太充滿絕念精神了。
在這次争論之後，他對瓦格納大肆非難，甚至于竟指責他是猶太人。
不過，他的一般看法和瓦格納在《尼伯龍的戒指》裡表露的一般看法依舊非常相像；尼采的超人酷似濟格弗裡特，隻不過他是懂希臘文的。
這點或許仿佛很古怪，但是罪不在我。
①《帕濟伐爾》（Parsifal）是瓦格納的最後一個歌劇，1882年首次上演。
——譯者 尼采在自覺上并不是浪漫主義者；确實，他對浪漫主義者常常有嚴厲的批評。
在自覺上，他的看法是希臘式的，但是略去了奧爾弗斯教義成分。
他佩服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們，畢達哥拉斯除外。
他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有密切的親緣關系。
亞裡士多德講的“雅量人”非常像尼采所謂的“高貴人”，但是大體上說他認為自蘇格拉底以下的希臘哲學家們都比不了他們的前輩。
他無法寬恕蘇格拉底出身卑賤；他把他稱作“roturier（平民）”，并且責斥他以一種民主的道德偏見敗壞雅典的貴族青年。
尤其是柏拉圖，由于他對教化的興趣而受到尼采的譴責。
不過尼采顯然不十分高興譴責他，所以為了原諒他，又暗示或許他并非真心實意，隻是把美德當作使下層階級守秩序的手段來提倡罷了。
尼采有一回把柏拉圖說成是個“了不起的卡留斯特羅①”。
他喜歡德谟克裡特和伊壁鸠魯，可是他對後者的愛慕如果不解釋成其實是對盧克萊修的景仰，似乎有些不合道理。
①卡留斯特羅（AlessandrodiCagliostro；本名GiuseppeBalsamo，1743—95），意大利的大騙子；自稱煉金術士、預言者，降神術師等，又冒充伯爵，在歐洲各地行騙，後來被判處終身監禁，死在獄中。
——譯者 可能預料得到，他對康德評價很低，他把他叫作“àlaRousseau（盧梭式的）道德熱狂者”。
盡管尼采批評浪漫主義者，他的見解有許多倒是從浪漫主義者來的；他的見解和拜倫的見解一樣，是一種貴族無政府主義的見解，所以我們看到他贊美拜倫是不感詫異的。
他打算一人兼有兩組不容易調和的價值：一方面他喜歡無情、戰争和貴族的高傲；另一方面他又愛好哲學、文學和藝術，尤其愛好音樂。
從曆史上看，這些種價值在文藝複興時期曾經是共存的；尤理烏斯二世教皇既為勃羅納而戰，又任用米凱蘭基羅，他或許可以當作尼采希望看到掌握政權的那種人。
尼采和馬基雅弗利這兩人盡管有一些重要差别，拿尼采來跟馬基雅弗利相比是很自然的。
談到差别：馬基雅弗利是個辦理實際事務的人，他的意見是由于和公務密切接觸而形成的，同他的時代是協調的；他不迂闊，也不成體系，他的政治哲學簡直不構成連貫的整體。
反之，尼采是大學教授，根本上是個書齋人物，是一個與當時仿佛占優勢的政治、倫理潮流有意識對立的哲學家。
然而兩人的相似點更深一層。
尼采的政治哲學和《邦主鑒》（非《羅馬史論》）裡的政治哲學是類似的，固然是詳細完成了，應用到較廣的範圍。
尼采和馬基雅弗利都持有一種講求權力、存心反基督教的倫理觀，固然在這方面尼采更為坦率。
拿破侖對于尼采說來，就相當于凱薩·鮑吉亞對于馬基雅弗利：一個讓藐小的敵手擊敗的偉人。
尼采對各派宗教及哲學的批評，完全受着倫理上的動機的主使。
他贊美他認為（這或許正确）在身為貴族的少數者才可能有的某種品質；依他的意見，多數者應當隻是極少數人完成優越性的手段，不可認為他們有要求幸福或福利的獨立權利。
他提起普通人，習慣上稱作“粗制濫造的”，假如他們的受苦受難對産生偉人是必需的，他認為這件事就無可反對。
因而，從1789年到1815年這段時期的全部重要性都在拿破侖身上得到總結：“法國大革命使拿破侖得以出現，這就是它的正當理由。
假使我們的全部文明混亂崩潰的結果會是這種報償，我們便應該希求混亂崩潰。
拿破侖使民族主義得以實現，這即是後者的理由。
”他說，本世紀裡差不多一切遠大的希望都來自拿破侖。
他愛以逆理誖論的方式發表意見，目的是要讓守舊的讀者們震驚。
他的作法是，按照通常涵義來使用“善”、“惡”二字，然後講他是喜歡“惡”而不喜歡“善”的。
他的《善惡之彼岸》（BeyondGoodandEvil）這本書，實際上旨在改變讀者關于善和
叔本華的東方式絕念倫理同他的意志全能的形而上學似乎是不調和的；在尼采，意志不但在形而上學上居第一位，在倫理上也居第一位。
尼采雖然是個教授，卻是文藝性的哲學家，不算學院哲學家。
他在本體論或認識論方面沒創造任何新的專門理論；他之重要首先是在倫理學方面，其次是因為他是一個敏銳的曆史批評家。
下面我差不多完全限于談他的倫理學和他對宗教的批評，因為正是他的著作的這一面使他有了影響。
他生平簡單。
他父親是一個新教牧師，他的教養有極濃的宗教色彩。
他在大學裡以研究古典和語言學才華出衆，甚至在1869年他尚未取得學位以前，巴澤爾大學就提出給他一個語言學教授的職位，他接受了這個職位。
他的健康情況從來不佳，在休過若幹時期的病假之後，他終于在1879年不得不退職。
此後，他住在瑞士和意大利；1888年他精神失常了，到死一直如此。
他對瓦格納懷着熱烈的景仰，但是又跟他起了争論，名義上争論的是《帕濟伐爾》①，因為尼采認為《帕濟伐爾》基督教氣味太重、太充滿絕念精神了。
在這次争論之後，他對瓦格納大肆非難，甚至于竟指責他是猶太人。
不過，他的一般看法和瓦格納在《尼伯龍的戒指》裡表露的一般看法依舊非常相像；尼采的超人酷似濟格弗裡特，隻不過他是懂希臘文的。
這點或許仿佛很古怪，但是罪不在我。
①《帕濟伐爾》（Parsifal）是瓦格納的最後一個歌劇，1882年首次上演。
——譯者 尼采在自覺上并不是浪漫主義者；确實，他對浪漫主義者常常有嚴厲的批評。
在自覺上，他的看法是希臘式的，但是略去了奧爾弗斯教義成分。
他佩服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們，畢達哥拉斯除外。
他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有密切的親緣關系。
亞裡士多德講的“雅量人”非常像尼采所謂的“高貴人”，但是大體上說他認為自蘇格拉底以下的希臘哲學家們都比不了他們的前輩。
他無法寬恕蘇格拉底出身卑賤；他把他稱作“roturier（平民）”，并且責斥他以一種民主的道德偏見敗壞雅典的貴族青年。
尤其是柏拉圖，由于他對教化的興趣而受到尼采的譴責。
不過尼采顯然不十分高興譴責他，所以為了原諒他，又暗示或許他并非真心實意，隻是把美德當作使下層階級守秩序的手段來提倡罷了。
尼采有一回把柏拉圖說成是個“了不起的卡留斯特羅①”。
他喜歡德谟克裡特和伊壁鸠魯，可是他對後者的愛慕如果不解釋成其實是對盧克萊修的景仰，似乎有些不合道理。
①卡留斯特羅（AlessandrodiCagliostro；本名GiuseppeBalsamo，1743—95），意大利的大騙子；自稱煉金術士、預言者，降神術師等，又冒充伯爵，在歐洲各地行騙，後來被判處終身監禁，死在獄中。
——譯者 可能預料得到，他對康德評價很低，他把他叫作“àlaRousseau（盧梭式的）道德熱狂者”。
盡管尼采批評浪漫主義者，他的見解有許多倒是從浪漫主義者來的；他的見解和拜倫的見解一樣，是一種貴族無政府主義的見解，所以我們看到他贊美拜倫是不感詫異的。
他打算一人兼有兩組不容易調和的價值：一方面他喜歡無情、戰争和貴族的高傲；另一方面他又愛好哲學、文學和藝術，尤其愛好音樂。
從曆史上看，這些種價值在文藝複興時期曾經是共存的；尤理烏斯二世教皇既為勃羅納而戰，又任用米凱蘭基羅，他或許可以當作尼采希望看到掌握政權的那種人。
尼采和馬基雅弗利這兩人盡管有一些重要差别，拿尼采來跟馬基雅弗利相比是很自然的。
談到差别：馬基雅弗利是個辦理實際事務的人，他的意見是由于和公務密切接觸而形成的，同他的時代是協調的；他不迂闊，也不成體系，他的政治哲學簡直不構成連貫的整體。
反之，尼采是大學教授，根本上是個書齋人物，是一個與當時仿佛占優勢的政治、倫理潮流有意識對立的哲學家。
然而兩人的相似點更深一層。
尼采的政治哲學和《邦主鑒》（非《羅馬史論》）裡的政治哲學是類似的，固然是詳細完成了，應用到較廣的範圍。
尼采和馬基雅弗利都持有一種講求權力、存心反基督教的倫理觀，固然在這方面尼采更為坦率。
拿破侖對于尼采說來，就相當于凱薩·鮑吉亞對于馬基雅弗利：一個讓藐小的敵手擊敗的偉人。
尼采對各派宗教及哲學的批評，完全受着倫理上的動機的主使。
他贊美他認為（這或許正确）在身為貴族的少數者才可能有的某種品質；依他的意見，多數者應當隻是極少數人完成優越性的手段，不可認為他們有要求幸福或福利的獨立權利。
他提起普通人，習慣上稱作“粗制濫造的”，假如他們的受苦受難對産生偉人是必需的，他認為這件事就無可反對。
因而，從1789年到1815年這段時期的全部重要性都在拿破侖身上得到總結：“法國大革命使拿破侖得以出現，這就是它的正當理由。
假使我們的全部文明混亂崩潰的結果會是這種報償，我們便應該希求混亂崩潰。
拿破侖使民族主義得以實現，這即是後者的理由。
”他說，本世紀裡差不多一切遠大的希望都來自拿破侖。
他愛以逆理誖論的方式發表意見，目的是要讓守舊的讀者們震驚。
他的作法是，按照通常涵義來使用“善”、“惡”二字，然後講他是喜歡“惡”而不喜歡“善”的。
他的《善惡之彼岸》（BeyondGoodandEvil）這本書，實際上旨在改變讀者關于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