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犬儒學派與懷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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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優異的人們與他們當時社會的關系，在不同的時代裡是非常之不同的。
在某些幸運的時代裡，他們大體上能與他們的環境調和，——毫無疑問他們要提出他們自己認為是必要的那些改革來，但是他們深信他們的提議是會被人歡迎的；而且即使是世界始終不曾改革的話，他們也不會因此就不喜歡他們自己所處的世界。
在另一些時代裡，他們是革命的，認為需要号召激烈的變革，但希望這些變革（部分地是由于他們忠告的結果）在不久的将來就可以實現。
又在另一些時代裡，則他們對世界是絕望的，他們覺得盡管他們自己知道什麼是必需的，但卻絕沒有可以實現的希望。
這種心情很容易陷于一種更深沉的絕望，把地上的生活認為本質上都是壞的，而對好的事物則隻能寄希望于來生或者是某種神秘的轉變上。
在某些時代，所有這幾種态度可以在同時為不同的人所采取。
例如，讓我們看一下早期的十九世紀。
歐德是快活的，邊沁是個改革者，雪萊是個革命者，而李奧巴第則是個悲觀主義者。
但在大多數的時期裡，偉大的作家們中間卻有着一種流行的格調。
在英國，他們在伊麗莎白時代和十八世紀是快活的；在法國，他們約當1750年左右變成了革命的；在德國，自從1813年以後他們是民族主義的。
在教會統治時期，也就是說從公元五世紀至十五世紀，人們在理論上所相信的與在實際上所感覺的之間，是有着一種沖突的。
在理論上世界是一個流淚泉，是在受苦受難之中對于來世的一種準備，但是在實際上則作家們（他們幾乎全都是教士）又不免對于教會的權勢感到高興；他們有機會從事于許多他們認為是有用的那種活動。
因此他們具有着統治階級的心理，而不是那種覺得自己是在逃亡到另一個世界裡去的人們的心理。
這就是貫穿着整個中世紀的那種奇怪的二元論的一部分，這種二元論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教會雖然是基于出世的信仰但又是日常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種制度。
基督教出世精神的心理準備開始于希臘化的時期，并且是與城邦的衰頹相聯系着的。
希臘的哲學家們，下迄亞裡士多德為止，盡管他們可以埋怨這埋怨那；但在大體上對于宇宙并不絕望，也不覺得他們自己在政治上是無能的。
他們有時候可以是屬于失敗了的政黨，但如果是這樣，他們的失敗也隻是由于沖突中的機緣所緻，而不是由于有智慧的人之任何不可避免的無能為力。
甚至連那些象畢達哥拉斯或者在某種心情之下的柏拉圖那樣地鄙棄現象世界而力求逃避于神秘主義的人，也都有着要把統治階級轉化成為聖賢的具體計劃。
但當政權轉到馬其頓人手裡的時候，希臘的哲學家們就自然而然地脫離了政治，而更加專心緻意于個人德行的問題或者解脫問題了。
他們不再問：人怎樣才能夠創造一個好國家？而是問：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人怎樣才能夠有德；或者，在一個受苦受難的世界裡，人怎樣才能夠幸福？當然這種變化僅僅是程度上的變化；這樣的問題在以前也曾被人提出來過，并且後期的斯多葛派有一個時期也是關懷政治的，——但關懷的是羅馬的政治而非希臘的政治。
然而這個變化卻仍然是一場真實的變化。
除了羅馬時期斯多葛主義在一定限度上而外，凡是那些認真思想、認真感受的人們的觀點都日益變得主觀的和個人主義的了；直到最後，基督教終于帶來了一套個人得救的福音，這就鼓舞了傳教的熱誠并創造了基督教教會。
在這以前，始終沒有過一種制度是可以讓哲學家們全心全意地安身立命的，因而他們對權勢的合法的愛好心就沒有适當的出路。
因為這種原因，所以希臘化時代的哲學家，作為人而論，就要比那些生活于城邦仍然能夠鼓舞其忠誠的時代的人們，具有更大的局限性。
他們仍然思想，因為他們不能不思想；但是他們幾乎并不希望他們的思想在實際世界裡會産生什麼效果。
有四派哲學大約都是在亞曆山大的時代建立起來的。
最有名的兩派，即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魯派，是我們後兩章的主題；在本章中我們将要讨論犬儒派和懷疑派。
這兩個學派中的前一派出自（通過它的創始人狄奧根尼）安提斯泰尼；他是蘇格拉底的弟子，約長于柏拉圖二十歲。
安提斯泰尼是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人物，在某些方面頗有似于托爾斯泰。
直到蘇格拉底死後，他還生活在蘇格拉底貴族弟子們的圈子裡，并沒有表現出任何非正統的征象來。
但是有某種東西——或者是雅典的失敗，也許是蘇格拉底之死，也許是他不喜歡哲學的詭辯——卻使得他在已經不再年青的時候，鄙棄了他從前所重視的東西。
除了純樸的善良而外，他不願意要任何東西。
他結交工人并且穿得和工人一樣。
他進行露天講演，他所用的方式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也都能理解的。
一切精緻的哲學，他都認為毫無價值；凡是一個人所能知道的，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
他信仰“返于自然”，并把這種信仰貫徹得非常徹底。
他主張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财産，
在某些幸運的時代裡，他們大體上能與他們的環境調和，——毫無疑問他們要提出他們自己認為是必要的那些改革來，但是他們深信他們的提議是會被人歡迎的；而且即使是世界始終不曾改革的話，他們也不會因此就不喜歡他們自己所處的世界。
在另一些時代裡，他們是革命的，認為需要号召激烈的變革，但希望這些變革（部分地是由于他們忠告的結果）在不久的将來就可以實現。
又在另一些時代裡，則他們對世界是絕望的，他們覺得盡管他們自己知道什麼是必需的，但卻絕沒有可以實現的希望。
這種心情很容易陷于一種更深沉的絕望，把地上的生活認為本質上都是壞的，而對好的事物則隻能寄希望于來生或者是某種神秘的轉變上。
在某些時代，所有這幾種态度可以在同時為不同的人所采取。
例如，讓我們看一下早期的十九世紀。
歐德是快活的，邊沁是個改革者，雪萊是個革命者，而李奧巴第則是個悲觀主義者。
但在大多數的時期裡，偉大的作家們中間卻有着一種流行的格調。
在英國，他們在伊麗莎白時代和十八世紀是快活的；在法國，他們約當1750年左右變成了革命的；在德國，自從1813年以後他們是民族主義的。
在教會統治時期，也就是說從公元五世紀至十五世紀，人們在理論上所相信的與在實際上所感覺的之間，是有着一種沖突的。
在理論上世界是一個流淚泉，是在受苦受難之中對于來世的一種準備，但是在實際上則作家們（他們幾乎全都是教士）又不免對于教會的權勢感到高興；他們有機會從事于許多他們認為是有用的那種活動。
因此他們具有着統治階級的心理，而不是那種覺得自己是在逃亡到另一個世界裡去的人們的心理。
這就是貫穿着整個中世紀的那種奇怪的二元論的一部分，這種二元論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教會雖然是基于出世的信仰但又是日常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種制度。
基督教出世精神的心理準備開始于希臘化的時期，并且是與城邦的衰頹相聯系着的。
希臘的哲學家們，下迄亞裡士多德為止，盡管他們可以埋怨這埋怨那；但在大體上對于宇宙并不絕望，也不覺得他們自己在政治上是無能的。
他們有時候可以是屬于失敗了的政黨，但如果是這樣，他們的失敗也隻是由于沖突中的機緣所緻，而不是由于有智慧的人之任何不可避免的無能為力。
甚至連那些象畢達哥拉斯或者在某種心情之下的柏拉圖那樣地鄙棄現象世界而力求逃避于神秘主義的人，也都有着要把統治階級轉化成為聖賢的具體計劃。
但當政權轉到馬其頓人手裡的時候，希臘的哲學家們就自然而然地脫離了政治，而更加專心緻意于個人德行的問題或者解脫問題了。
他們不再問：人怎樣才能夠創造一個好國家？而是問：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人怎樣才能夠有德；或者，在一個受苦受難的世界裡，人怎樣才能夠幸福？當然這種變化僅僅是程度上的變化；這樣的問題在以前也曾被人提出來過，并且後期的斯多葛派有一個時期也是關懷政治的，——但關懷的是羅馬的政治而非希臘的政治。
然而這個變化卻仍然是一場真實的變化。
除了羅馬時期斯多葛主義在一定限度上而外，凡是那些認真思想、認真感受的人們的觀點都日益變得主觀的和個人主義的了；直到最後，基督教終于帶來了一套個人得救的福音，這就鼓舞了傳教的熱誠并創造了基督教教會。
在這以前，始終沒有過一種制度是可以讓哲學家們全心全意地安身立命的，因而他們對權勢的合法的愛好心就沒有适當的出路。
因為這種原因，所以希臘化時代的哲學家，作為人而論，就要比那些生活于城邦仍然能夠鼓舞其忠誠的時代的人們，具有更大的局限性。
他們仍然思想，因為他們不能不思想；但是他們幾乎并不希望他們的思想在實際世界裡會産生什麼效果。
有四派哲學大約都是在亞曆山大的時代建立起來的。
最有名的兩派，即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魯派，是我們後兩章的主題；在本章中我們将要讨論犬儒派和懷疑派。
這兩個學派中的前一派出自（通過它的創始人狄奧根尼）安提斯泰尼；他是蘇格拉底的弟子，約長于柏拉圖二十歲。
安提斯泰尼是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人物，在某些方面頗有似于托爾斯泰。
直到蘇格拉底死後，他還生活在蘇格拉底貴族弟子們的圈子裡，并沒有表現出任何非正統的征象來。
但是有某種東西——或者是雅典的失敗，也許是蘇格拉底之死，也許是他不喜歡哲學的詭辯——卻使得他在已經不再年青的時候，鄙棄了他從前所重視的東西。
除了純樸的善良而外，他不願意要任何東西。
他結交工人并且穿得和工人一樣。
他進行露天講演，他所用的方式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也都能理解的。
一切精緻的哲學，他都認為毫無價值；凡是一個人所能知道的，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
他信仰“返于自然”，并把這種信仰貫徹得非常徹底。
他主張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财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