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約瑟夫·戴維斯先生的頭腦困惑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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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能夠懂得什麼是科學。
由于戴維斯智力超常，他專門學習古典科學那部分；然而在公學的科學課上他卻極不出色。
不是被燒瓶灼傷了手指，就是在化學課中間休息時打碎了好幾個玻璃容器；他認為生物學最讨厭。
他喜歡戶外的兔子，被圈在籠子裡的則讓他不舒服，從生理上感到難受。
為此他受到許多奚落。
當他帶着疑問去尋找答案時，他意識到自己早期對《聖經》故事和拯救計劃以及所有一切的懷疑過于輕率。
作為陳述事實的言論，它也許沒有一般意義上的真實感，但那是由于語言的缺陷加上宗教興起之時地中海東部諸國人的智慧和道德觀念特别低。
為了解釋象征、寓言，和不确切但有教益的故事，必須創造一個偉大的朝聖地。
像大衛和雅各布這樣的人并不适合表現目的，但這點最好被忽視掉。
創世的故事是象征性的，它與地球上生命延續的事實不一緻并沒什麼關系，堕落則是神秘而無法解釋的事情的象征，為什麼在曆史上當堕落事件已經消失在稀薄的空氣中時還要有一個補救，這是任何一個理論家都不會夢想去讨論的事。
信仰和說教這樣的事使約瑟夫-戴維斯很快迷惑了，信仰和說教沒有使他信服，倒反而讓他忙碌而困惑。
然而，讓人感到奇怪的是，總有另一套完全不同層面上的觀點出現，作為對《聖經》、教堂和說教最初解釋的全部修正。
它告訴他，現存的西方文明體系建立在什麼樣的神話基礎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事實，即它是建立在那個基礎和宏大的紀念儀式上的，盡管邏輯上沒有意義，以及一種道德規範之上，這個規範也許會是最終的仲裁，卻構成當代社會生活的絲絲縷縷網絡，社會生活沒有它們就無法進行。
因此所有的自由思想者和理性主義者或麻木不仁，或目空一切。
講理性的人們不發表意見，他們不否認。
他們在另一層面上思考和生活。
你不可能再重建宗教、社會習俗、政治傳統，就像你不能重新改變人的骨骼一樣。
這一切使得約瑟夫-戴維斯不敢亂說。
關于伊甸園和約拿的争論過去了。
他隻有正視曆史和社會。
基督教和教堂，獨裁和政治機構，社會等級，好像都在模模糊糊之中瞪着眼睛朝他看。
“對我們進行質疑沒什麼好處”，他們似乎說，“我們在這兒，我們在起着作用（他們似乎是在起作用）”。
還有什麼其他的事實？ 在牛津讀書的時候，他偶爾或談或思考，似乎思考了很多并相信自己确實思考了很多。
那個孩童時代就百思不解的二元論問題看起來一點沒有得到解決。
世界即此的觀點不再是他批評的主要對象，但卻使他創造出世界可能即此的又一種看法。
這個表面一切順理成章的世界也許從根本上講是矛盾的，但結構上卻是一緻的。
既容納了浩瀚的謊言又讓人對它有不斷的擔憂。
事情就是這樣。
這件事延續了這麼久。
有一段時間他有些搖擺。
一方面是描寫目前生活色彩明快的故事，窗前的故事，母親膝頭的故事，講述的是一個為人們接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可以得到生活的指導，這裡有穩定的政府，合理的社會秩序，能戰勝任何挑戰的機構，善行受贊美，是非有明斷，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另一方面，要反對這個世界就如同用暗示的話語，不和諧的聲音，陰暗處的竊竊私語，和模糊不清的威脅來講述一個遮遮掩掩的故事。
在那個批評現實生活的陰影中的世界裡沒有他的位置，也沒有向他提供任何東西。
沒有具體形狀隻有疑問。
色彩明快的故事似乎最安全，最明白，最适合他成熟的想像；于是，他盡最大努力告訴自己，那一點異議和不和諧的想法，最好留在大腦中等待成熟。
在大學的三四年裡，我們都必須做出重要的決定；我們選擇自己的道路，以後回頭的機會會很小。
約瑟夫-戴維斯先生思路敏捷，文筆流暢，早就開始寫作，而且在來牛津之前就已經寫得非常好了。
總之，他選擇了寫作。
他父親留給他一筆豐厚的錢财，況且他也沒有非得為線工作的壓力。
他決定寫生活中勇敢的有信心的方面。
他要使自己出名。
于是，他開始寫激勵人們精神的書，對異議和懷疑做無情的嘲笑。
“我寫的東西，”他說，“應該有旗幟飛揚，鼓角争鳴。
不吹毛求疵，不颠覆破壞。
”社會學就要過時了。
因此，他委身其中。
他先以成功的勇敢的曆史故事為開端，接着寫有史記載的輝煌壯麗的曆史片斷。
《理查王和薩拉丁》是他的第一部書，接着是《唱歌的水手》，然後是《錘擊劍舞》，再後來，他圍繞人的事迹，講述亞曆山大、凱撒和成吉思汗快樂的曆險，還有伊莉莎白時代海盜和探險者以及諸如此類的故事。
然而，由于他天生善于寫作并具有特殊敏感的天性，所以他寫的越多，也就讀的越多，知道的越多，想的——這是最糟的——也越多。
他不應該想。
當他選擇了立場，他就應該像一個有理性的人，停止思考。
除此之外，一些人對他批評得十分尖銳，對一個完完全全的勝者來說，他對批評實在太在意了。
他開始對自己要做什麼猶豫不決起來。
也許他正處在年輕人“成長”的第一個微妙的衰退期，一個任何年齡都可能出現的階段。
他寫作時的輕松和自信在減弱，明顯的陰影出現在他的英雄形象上。
他有時會接受非常破壞性的事件，但接着又為此道歉。
他發覺這樣使得他的一些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但卻影響了他直率的風格。
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失去了内心的靈活性，但卻在暗暗地為此擔憂。
然後，他勇敢地但也許是不明智地決定，用一種将人類曆史刻意浪漫化了的形式對懷疑的事物，對實利主義和悲現主義進行最猛烈的攻擊。
它将是一部向人類證明上帝行為的世界史，同時也向人類自己證明自己的行為方式。
它将是一場偉大的遊行——一場人性的演示。
出于某種他自己也從來沒有搞清楚的原因，他沒有從創世之日而是從沙那平原寫起，通過智慧老人回顧曆史之口來講述早期曆史。
從遍布世界的巴比輪通天塔開始。
公正頭腦看待的曆史常常留有餘地，以便對複雜糾葛進行分析，并且不顯示人都在得勝，正确總占上風——從長遠的角度看，這是對的。
《人類的傳統，承諾與鬥争》——他正在考慮的幾個題目中的一個——就意味着除了其他事件還有與邪惡事實的争鬥。
有時事實會非常頑固和邪惡。
他在黑死病這一事實上陷入困惑。
他寫了關于災難使人高貴的一章——現在認為寫得太草率了——三種災難依次為：洪水，火災，鼠疫。
為此他不得不閱讀大量有關書籍。
他終于找到寫作的切入口，并
由于戴維斯智力超常，他專門學習古典科學那部分；然而在公學的科學課上他卻極不出色。
不是被燒瓶灼傷了手指，就是在化學課中間休息時打碎了好幾個玻璃容器；他認為生物學最讨厭。
他喜歡戶外的兔子，被圈在籠子裡的則讓他不舒服，從生理上感到難受。
為此他受到許多奚落。
當他帶着疑問去尋找答案時，他意識到自己早期對《聖經》故事和拯救計劃以及所有一切的懷疑過于輕率。
作為陳述事實的言論，它也許沒有一般意義上的真實感，但那是由于語言的缺陷加上宗教興起之時地中海東部諸國人的智慧和道德觀念特别低。
為了解釋象征、寓言，和不确切但有教益的故事，必須創造一個偉大的朝聖地。
像大衛和雅各布這樣的人并不适合表現目的，但這點最好被忽視掉。
創世的故事是象征性的，它與地球上生命延續的事實不一緻并沒什麼關系，堕落則是神秘而無法解釋的事情的象征，為什麼在曆史上當堕落事件已經消失在稀薄的空氣中時還要有一個補救，這是任何一個理論家都不會夢想去讨論的事。
信仰和說教這樣的事使約瑟夫-戴維斯很快迷惑了，信仰和說教沒有使他信服，倒反而讓他忙碌而困惑。
然而，讓人感到奇怪的是，總有另一套完全不同層面上的觀點出現，作為對《聖經》、教堂和說教最初解釋的全部修正。
它告訴他，現存的西方文明體系建立在什麼樣的神話基礎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事實，即它是建立在那個基礎和宏大的紀念儀式上的，盡管邏輯上沒有意義，以及一種道德規範之上，這個規範也許會是最終的仲裁，卻構成當代社會生活的絲絲縷縷網絡，社會生活沒有它們就無法進行。
因此所有的自由思想者和理性主義者或麻木不仁，或目空一切。
講理性的人們不發表意見，他們不否認。
他們在另一層面上思考和生活。
你不可能再重建宗教、社會習俗、政治傳統，就像你不能重新改變人的骨骼一樣。
這一切使得約瑟夫-戴維斯不敢亂說。
關于伊甸園和約拿的争論過去了。
他隻有正視曆史和社會。
基督教和教堂，獨裁和政治機構，社會等級，好像都在模模糊糊之中瞪着眼睛朝他看。
“對我們進行質疑沒什麼好處”，他們似乎說，“我們在這兒，我們在起着作用（他們似乎是在起作用）”。
還有什麼其他的事實？ 在牛津讀書的時候，他偶爾或談或思考，似乎思考了很多并相信自己确實思考了很多。
那個孩童時代就百思不解的二元論問題看起來一點沒有得到解決。
世界即此的觀點不再是他批評的主要對象，但卻使他創造出世界可能即此的又一種看法。
這個表面一切順理成章的世界也許從根本上講是矛盾的，但結構上卻是一緻的。
既容納了浩瀚的謊言又讓人對它有不斷的擔憂。
事情就是這樣。
這件事延續了這麼久。
有一段時間他有些搖擺。
一方面是描寫目前生活色彩明快的故事，窗前的故事，母親膝頭的故事，講述的是一個為人們接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可以得到生活的指導，這裡有穩定的政府，合理的社會秩序，能戰勝任何挑戰的機構，善行受贊美，是非有明斷，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另一方面，要反對這個世界就如同用暗示的話語，不和諧的聲音，陰暗處的竊竊私語，和模糊不清的威脅來講述一個遮遮掩掩的故事。
在那個批評現實生活的陰影中的世界裡沒有他的位置，也沒有向他提供任何東西。
沒有具體形狀隻有疑問。
色彩明快的故事似乎最安全，最明白，最适合他成熟的想像；于是，他盡最大努力告訴自己，那一點異議和不和諧的想法，最好留在大腦中等待成熟。
在大學的三四年裡，我們都必須做出重要的決定；我們選擇自己的道路，以後回頭的機會會很小。
約瑟夫-戴維斯先生思路敏捷，文筆流暢，早就開始寫作，而且在來牛津之前就已經寫得非常好了。
總之，他選擇了寫作。
他父親留給他一筆豐厚的錢财，況且他也沒有非得為線工作的壓力。
他決定寫生活中勇敢的有信心的方面。
他要使自己出名。
于是，他開始寫激勵人們精神的書，對異議和懷疑做無情的嘲笑。
“我寫的東西，”他說，“應該有旗幟飛揚，鼓角争鳴。
不吹毛求疵，不颠覆破壞。
”社會學就要過時了。
因此，他委身其中。
他先以成功的勇敢的曆史故事為開端，接着寫有史記載的輝煌壯麗的曆史片斷。
《理查王和薩拉丁》是他的第一部書，接着是《唱歌的水手》，然後是《錘擊劍舞》，再後來，他圍繞人的事迹，講述亞曆山大、凱撒和成吉思汗快樂的曆險，還有伊莉莎白時代海盜和探險者以及諸如此類的故事。
然而，由于他天生善于寫作并具有特殊敏感的天性，所以他寫的越多，也就讀的越多，知道的越多，想的——這是最糟的——也越多。
他不應該想。
當他選擇了立場，他就應該像一個有理性的人，停止思考。
除此之外，一些人對他批評得十分尖銳，對一個完完全全的勝者來說，他對批評實在太在意了。
他開始對自己要做什麼猶豫不決起來。
也許他正處在年輕人“成長”的第一個微妙的衰退期，一個任何年齡都可能出現的階段。
他寫作時的輕松和自信在減弱，明顯的陰影出現在他的英雄形象上。
他有時會接受非常破壞性的事件，但接着又為此道歉。
他發覺這樣使得他的一些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但卻影響了他直率的風格。
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失去了内心的靈活性，但卻在暗暗地為此擔憂。
然後，他勇敢地但也許是不明智地決定，用一種将人類曆史刻意浪漫化了的形式對懷疑的事物，對實利主義和悲現主義進行最猛烈的攻擊。
它将是一部向人類證明上帝行為的世界史，同時也向人類自己證明自己的行為方式。
它将是一場偉大的遊行——一場人性的演示。
出于某種他自己也從來沒有搞清楚的原因，他沒有從創世之日而是從沙那平原寫起，通過智慧老人回顧曆史之口來講述早期曆史。
從遍布世界的巴比輪通天塔開始。
公正頭腦看待的曆史常常留有餘地，以便對複雜糾葛進行分析，并且不顯示人都在得勝，正确總占上風——從長遠的角度看，這是對的。
《人類的傳統，承諾與鬥争》——他正在考慮的幾個題目中的一個——就意味着除了其他事件還有與邪惡事實的争鬥。
有時事實會非常頑固和邪惡。
他在黑死病這一事實上陷入困惑。
他寫了關于災難使人高貴的一章——現在認為寫得太草率了——三種災難依次為：洪水，火災，鼠疫。
為此他不得不閱讀大量有關書籍。
他終于找到寫作的切入口，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