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威爾斯和他的科幻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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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然而生——對人類的智慧，對即将過去的20世紀，也對這位聲稱不想預言什麼的傑出的預言家。
1939年，威爾斯七十三歲了。
在一次招待會上，他的好友歐内斯特-巴克爵士發現威爾斯獨自坐在一旁，便走上前去與他寒暄，問他近來幹些什麼。
他回答說在給自己寫墓志銘，一句很短的墓志銘：“上帝将要毀滅人類——我警告過你們。
”這句略帶玩笑色彩的墓志銘恰好深刻地反映了他對人類未來、科學未來的關注和擔憂，也表明他的科幻小說具有“警示”災難的意義。
閱讀威爾斯的科幻作品，人們不難發現，他與法國科幻小說家凡爾納還有一點重要差異。
兩人的着眼點頗為不同。
凡爾納贊揚科學技術方面的重大發現與發明，用瑰麗的色彩描繪了科學發明的巨大威力與貢獻。
威爾斯在肯定科學技術發明積極意義的同時，還利用科學幻想的形式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譴責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種種黑暗與醜惡現象，抨擊帝國主義戰争和殖民主義掠奪的殘酷性。
這一點在前面提到的《時間機器》和《星際戰争》裡就有所反映。
列甯曾将輪敦貧富懸殊的兩個階級稱作“兩個國家”，而威爾斯則從進化論的角度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極端的表述。
在他的《時間機器》一書中，由于長期的階級分化，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竟然進化成了兩類截然不同的生物，相互之間不可理喻，充滿仇殺。
在《星際戰争》中，威爾斯将火星人入侵與殖民行徑相比較，揭示了二者等量齊現的殘酷無情：“不要忙着譴責火星人心黑手毒，還是先回想一下我們人類曾幹過多少傷天害理、滅絕生靈的勾當，我們不僅滅絕了一些動物，如歐洲野牛和渡渡鳥，而且也滅絕過低級的人類種族。
塔斯瑪尼亞人盡管具有人類的一切特征，還是在歐洲移民發動的曆時五十年的種族滅絕戰争中被屠殺得一個不剩。
我們自己殘酷無情，又怎麼能責怪火星人争雄鬥勇呢？” 有人稱威爾斯是達爾文和柏拉圖的結合體，柏拉圖的理想國思想形成其科幻作品的社會輪理意義，而達爾文的進化觀點則是其科學現的出發點，這不無道理。
不過在威爾斯的科幻作品中，對人類未來和科學未來的關注是交織在一起的。
在《星際戰争》一書中，作者也表明了這樣一種擔心：認為人類也有可能進化成火星人的形象，因為人類使用大腦和手的機會最多，腦袋會發達膨脹，每個手指也會長長，形似章魚。
而由于機器人的廣泛運用，交通工具的發達，人類的腿腳也有完全退化的危險。
這種前景不兔觸目驚心，然而在這種景象的描畫裡卻蘊含着一種象征性的警示：科學發展有其副作用，人類的特征可能遭到扭曲。
威爾斯以他豐富的想像向讀者展現出科學技術發展的遠景。
科學技術如能掌握在社會手裡為大衆謀福利，它的前景當然是可喜的。
但是，威爾斯清楚地意識到，科學技術一旦落到謀取權力私利、毫無道德顧忌的人手裡，就會産生災難性的後果。
《莫羅博士島》反映了作者的這種-比慮。
莫羅博士制造出一批批的獸人，又制定了嚴厲的法律強迫他們服從。
但是他還是以悲慘的失敗而告終，自己也死于怪獸的利爪之下，他制作的獸人也都回歸到獸性狀态中去了。
作者通過小說人物之口說，這座孤島上野蠻慘殺的景象“正是一幅人生的縮影”，表明了作者對資本主義生活現實的看法。
小說也表明，在一個失去人性和理性的世界裡，科學的成果非但不能造福人類，反而可能危害社會。
這一點也反映在威爾斯另一本廣泛流傳的幻想作品《隐身人》（TheInvisibleMan，1897）中。
在這本小說中，一個窮困的教師懷着巨大的狂熱進行試驗，發明了一種隐身術，使自己鹹為淩駕于社會之上的“超人”，對他人實行恐怖統治。
最後，他在衆人和社會的反對和追逐中喪生。
小說既說明了充滿敵視的社會環境和自私自利的動機可以使一個有才華的科學家走上堕落和毀滅的道路，也反映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某些科學發明可能被用于自私和罪惡的目的。
世界已經進入信息時代，電腦及互聯網等技術的開發運用拓寬了人們獲取科學技術知識的渠道，某些高技術産品及其應用工藝不再神秘莫測，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威爾斯的“警告”，也要看到科學技術具有負面作用。
核武器、生化武器給人類的生存帶來巨大威脅。
在新聞媒體上看到恐怖活動的報道，人們不免要設想，假如某個個人或團體掌握了某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者有關制造技術，并将其用于自私和罪惡的目的，那末，出現威爾斯墓志銘所說的情景似乎不是不可能的。
可見在發展科學技術的同時，需要把人文科學的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因此，《威爾斯科幻小說全集》中譯本得以在20世紀末問世确是件意義深遠的事情。
1998年11月于上海外國語大學
1939年，威爾斯七十三歲了。
在一次招待會上，他的好友歐内斯特-巴克爵士發現威爾斯獨自坐在一旁，便走上前去與他寒暄，問他近來幹些什麼。
他回答說在給自己寫墓志銘，一句很短的墓志銘：“上帝将要毀滅人類——我警告過你們。
”這句略帶玩笑色彩的墓志銘恰好深刻地反映了他對人類未來、科學未來的關注和擔憂，也表明他的科幻小說具有“警示”災難的意義。
閱讀威爾斯的科幻作品，人們不難發現，他與法國科幻小說家凡爾納還有一點重要差異。
兩人的着眼點頗為不同。
凡爾納贊揚科學技術方面的重大發現與發明，用瑰麗的色彩描繪了科學發明的巨大威力與貢獻。
威爾斯在肯定科學技術發明積極意義的同時，還利用科學幻想的形式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譴責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種種黑暗與醜惡現象，抨擊帝國主義戰争和殖民主義掠奪的殘酷性。
這一點在前面提到的《時間機器》和《星際戰争》裡就有所反映。
列甯曾将輪敦貧富懸殊的兩個階級稱作“兩個國家”，而威爾斯則從進化論的角度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極端的表述。
在他的《時間機器》一書中，由于長期的階級分化，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竟然進化成了兩類截然不同的生物，相互之間不可理喻，充滿仇殺。
在《星際戰争》中，威爾斯将火星人入侵與殖民行徑相比較，揭示了二者等量齊現的殘酷無情：“不要忙着譴責火星人心黑手毒，還是先回想一下我們人類曾幹過多少傷天害理、滅絕生靈的勾當，我們不僅滅絕了一些動物，如歐洲野牛和渡渡鳥，而且也滅絕過低級的人類種族。
塔斯瑪尼亞人盡管具有人類的一切特征，還是在歐洲移民發動的曆時五十年的種族滅絕戰争中被屠殺得一個不剩。
我們自己殘酷無情，又怎麼能責怪火星人争雄鬥勇呢？” 有人稱威爾斯是達爾文和柏拉圖的結合體，柏拉圖的理想國思想形成其科幻作品的社會輪理意義，而達爾文的進化觀點則是其科學現的出發點，這不無道理。
不過在威爾斯的科幻作品中，對人類未來和科學未來的關注是交織在一起的。
在《星際戰争》一書中，作者也表明了這樣一種擔心：認為人類也有可能進化成火星人的形象，因為人類使用大腦和手的機會最多，腦袋會發達膨脹，每個手指也會長長，形似章魚。
而由于機器人的廣泛運用，交通工具的發達，人類的腿腳也有完全退化的危險。
這種前景不兔觸目驚心，然而在這種景象的描畫裡卻蘊含着一種象征性的警示：科學發展有其副作用，人類的特征可能遭到扭曲。
威爾斯以他豐富的想像向讀者展現出科學技術發展的遠景。
科學技術如能掌握在社會手裡為大衆謀福利，它的前景當然是可喜的。
但是，威爾斯清楚地意識到，科學技術一旦落到謀取權力私利、毫無道德顧忌的人手裡，就會産生災難性的後果。
《莫羅博士島》反映了作者的這種-比慮。
莫羅博士制造出一批批的獸人，又制定了嚴厲的法律強迫他們服從。
但是他還是以悲慘的失敗而告終，自己也死于怪獸的利爪之下，他制作的獸人也都回歸到獸性狀态中去了。
作者通過小說人物之口說，這座孤島上野蠻慘殺的景象“正是一幅人生的縮影”，表明了作者對資本主義生活現實的看法。
小說也表明，在一個失去人性和理性的世界裡，科學的成果非但不能造福人類，反而可能危害社會。
這一點也反映在威爾斯另一本廣泛流傳的幻想作品《隐身人》（TheInvisibleMan，1897）中。
在這本小說中，一個窮困的教師懷着巨大的狂熱進行試驗，發明了一種隐身術，使自己鹹為淩駕于社會之上的“超人”，對他人實行恐怖統治。
最後，他在衆人和社會的反對和追逐中喪生。
小說既說明了充滿敵視的社會環境和自私自利的動機可以使一個有才華的科學家走上堕落和毀滅的道路，也反映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某些科學發明可能被用于自私和罪惡的目的。
世界已經進入信息時代，電腦及互聯網等技術的開發運用拓寬了人們獲取科學技術知識的渠道，某些高技術産品及其應用工藝不再神秘莫測，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威爾斯的“警告”，也要看到科學技術具有負面作用。
核武器、生化武器給人類的生存帶來巨大威脅。
在新聞媒體上看到恐怖活動的報道，人們不免要設想，假如某個個人或團體掌握了某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者有關制造技術，并将其用于自私和罪惡的目的，那末，出現威爾斯墓志銘所說的情景似乎不是不可能的。
可見在發展科學技術的同時，需要把人文科學的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因此，《威爾斯科幻小說全集》中譯本得以在20世紀末問世确是件意義深遠的事情。
1998年11月于上海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