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是戰士的奧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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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提供了借口，為瓦解民兵提供了借口，為鎮壓馬統工黨提供了借口。
巴塞羅那的沖突結束後，奧威爾回到前線，5月20日在前沿陣地上被敵方狙擊手一槍擊中咽喉，僥幸撿了一條命。
但是等傷未痊愈的他于6月20日回到巴塞羅那時，發現馬統工黨已被宣布為非法，其領導人被逮捕，警察也正在大肆搜捕該黨黨員。
這一切證實了奧威爾的預感，即巴塞羅那的沖突一結束，一切責任就将全部落在馬統工黨的頭上了，它是力量最弱小的政黨，因而也是最适合不過的替罪羊。
奧威爾有一兩位前線戰友被投入監獄，他也極有可能落入警察之手，幾十年後在西班牙發現的文件也證明了這一點。
他曾晚上在被毀的樓房處睡了3個晚上，後來與妻子6月23日逃離西班牙，到了法國。
另外一場戰争 讓奧威爾真正義憤填膺的是，在西班牙的共産黨以及親共産黨的媒體中，對巴塞羅那事件的全部責任都推給馬統工黨并将其“妖魔化”。
在巴塞羅那，他看到過這樣的海報:一幅代表馬統工黨的漫畫人物，被撕開畫有錘子和鐮刀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帶有納粹标志的瘋狂而又醜惡的嘴臉。
馬統工黨被稱為是由與法西斯結成聯盟的托派分子組成，是“佛朗哥第五縱隊”的成員。
奧威爾所目擊的與法西斯軍戰鬥的戰士被誣為膽小鬼和叛徒。
巴塞羅那事件被描述為馬統工黨一手策劃的暴亂，然而在事件經曆者奧威爾看來:“從一開始就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指控沒有任何證據支持，而隻是權威腔調的斷言。
” 然而那些報刊的說法不僅在西班牙廣為流傳，而且就連國際上的左派報刊也如此傳播。
在現代政治生活中，這種對政敵，尤其是落敗了的政敵一方面殘酷鎮壓，一方面開動宣傳機器肆意抹黑的做法可謂司空見慣，奧威爾對這種不擇手段的醜陋行徑表現得出離憤怒。
他認為自己了解真相，有責任澄清事實，這并非出于奧威爾的黨派私見。
前面說過，奧威爾雖然加入了馬統工黨的民兵組織，卻并未加入該黨。
該黨及其盟友無政府主義者執行的是較為激進的路線，包括強調自由和平等、工人掌權等，奧威爾對馬統工黨的路線有保留(“馬統工黨那種隻顧眼前的短視政策和他們的宣傳之類，全都糟糕透頂”)，經常在民兵中慷慨激昂地對之嚴厲批判，而相對贊成共産黨人的觀點，即團結所有與叛軍進行戰鬥的中間階層，畢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赢得戰争。
奧威爾承認任何政革派類型的政府都有理由把像馬統工黨那樣的政黨視為麻煩，但是他堅持認為那與直接的背叛變節完全是兩碼事。
于是奧威爾在死裡逃生離開西班牙後，又投入了另外一場戰争，即為揭示真相和政治鬥争犧牲品馬統工黨辯誣的工作，不僅寫了多篇文章，寫作《向加泰羅尼亞緻敬》的初衷也是如此:“我剛好知道清白的人們受到了不實的指控，而在英國隻有極少數人有條件知道這一點。
如果我不曾為之憤怒，就可能永遠也不會寫出那本書。
”《向加泰羅尼亞緻敬》一方面是戰争回憶錄，一方面又把許多篇幅用在澄清與馬統工黨有關的真相上。
他更是不惜有損于全書結構，用了很長的一章為馬統工黨辯誣，其中引用了許多攻擊馬統工黨的報刊片斷，揭示其相互矛盾之處，從宣傳的迷霧中透視真相。
“可能是有關西班牙内戰的最佳著作” 當然，不要因此以為《向加泰羅尼亞緻敬》不過是曆史或政論性書本而已。
事實上，書中不少地方表現了作家奧威爾過人的描寫及觀察天賦。
在描繪在前線的生活及一次突襲時，刻畫細微，令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
他用的是一種精簡而富于表現力的文學語言，也不時顯示出幽默感(例如對前線低劣武器裝備的調侃)，一些細節上也表現出了人文主義精神(如一次左翼内部敵對人員主動與其的握手的描述)。
從這本書裡，我們還可以讀到，除了戰鬥中的勇敢，奧威爾身上也有幾分俠義精神，比如逃出西班牙前，他曾冒險營救被逮捕的戰友喬治?柯普，這種舍己為人的同袍之情令人感動。
奧威爾在西班牙内戰(1936－1939)尚未結束時的1938年4月就出版了這本書，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急就章”。
由于是從個人的經曆以及視角來寫這場戰争，他謹慎地承認:“事實上很難準确地描述這場西班牙戰争，因為我們缺少非宣傳性的文章。
每一個人都要警惕我的記述中的偏見和錯誤。
盡管如此，我已盡最大努力做到誠實。
”這本書出版後先是遭到冷遇，但是在奧威爾的這場追尋真相的戰争中，他的确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這本書一直在版，并被翻譯為多種文字，顯示出了長久的生命力。
書評家稱它為奧威爾的最佳作品之一，“可能是有關西班牙内戰的最佳著作”。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已有了兩個譯本(首個譯本中國緻公出版社2002年版)，看來奧威爾對西班牙内戰的記錄是有價值的，他為闡明真相所做的努力也并未白費。
巴塞羅那的沖突結束後，奧威爾回到前線，5月20日在前沿陣地上被敵方狙擊手一槍擊中咽喉，僥幸撿了一條命。
但是等傷未痊愈的他于6月20日回到巴塞羅那時，發現馬統工黨已被宣布為非法，其領導人被逮捕，警察也正在大肆搜捕該黨黨員。
這一切證實了奧威爾的預感，即巴塞羅那的沖突一結束，一切責任就将全部落在馬統工黨的頭上了，它是力量最弱小的政黨，因而也是最适合不過的替罪羊。
奧威爾有一兩位前線戰友被投入監獄，他也極有可能落入警察之手，幾十年後在西班牙發現的文件也證明了這一點。
他曾晚上在被毀的樓房處睡了3個晚上，後來與妻子6月23日逃離西班牙，到了法國。
另外一場戰争 讓奧威爾真正義憤填膺的是，在西班牙的共産黨以及親共産黨的媒體中，對巴塞羅那事件的全部責任都推給馬統工黨并将其“妖魔化”。
在巴塞羅那，他看到過這樣的海報:一幅代表馬統工黨的漫畫人物，被撕開畫有錘子和鐮刀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帶有納粹标志的瘋狂而又醜惡的嘴臉。
馬統工黨被稱為是由與法西斯結成聯盟的托派分子組成，是“佛朗哥第五縱隊”的成員。
奧威爾所目擊的與法西斯軍戰鬥的戰士被誣為膽小鬼和叛徒。
巴塞羅那事件被描述為馬統工黨一手策劃的暴亂，然而在事件經曆者奧威爾看來:“從一開始就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指控沒有任何證據支持，而隻是權威腔調的斷言。
” 然而那些報刊的說法不僅在西班牙廣為流傳，而且就連國際上的左派報刊也如此傳播。
在現代政治生活中，這種對政敵，尤其是落敗了的政敵一方面殘酷鎮壓，一方面開動宣傳機器肆意抹黑的做法可謂司空見慣，奧威爾對這種不擇手段的醜陋行徑表現得出離憤怒。
他認為自己了解真相，有責任澄清事實，這并非出于奧威爾的黨派私見。
前面說過，奧威爾雖然加入了馬統工黨的民兵組織，卻并未加入該黨。
該黨及其盟友無政府主義者執行的是較為激進的路線，包括強調自由和平等、工人掌權等，奧威爾對馬統工黨的路線有保留(“馬統工黨那種隻顧眼前的短視政策和他們的宣傳之類，全都糟糕透頂”)，經常在民兵中慷慨激昂地對之嚴厲批判，而相對贊成共産黨人的觀點，即團結所有與叛軍進行戰鬥的中間階層，畢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赢得戰争。
奧威爾承認任何政革派類型的政府都有理由把像馬統工黨那樣的政黨視為麻煩，但是他堅持認為那與直接的背叛變節完全是兩碼事。
于是奧威爾在死裡逃生離開西班牙後，又投入了另外一場戰争，即為揭示真相和政治鬥争犧牲品馬統工黨辯誣的工作，不僅寫了多篇文章，寫作《向加泰羅尼亞緻敬》的初衷也是如此:“我剛好知道清白的人們受到了不實的指控，而在英國隻有極少數人有條件知道這一點。
如果我不曾為之憤怒，就可能永遠也不會寫出那本書。
”《向加泰羅尼亞緻敬》一方面是戰争回憶錄，一方面又把許多篇幅用在澄清與馬統工黨有關的真相上。
他更是不惜有損于全書結構，用了很長的一章為馬統工黨辯誣，其中引用了許多攻擊馬統工黨的報刊片斷，揭示其相互矛盾之處，從宣傳的迷霧中透視真相。
“可能是有關西班牙内戰的最佳著作” 當然，不要因此以為《向加泰羅尼亞緻敬》不過是曆史或政論性書本而已。
事實上，書中不少地方表現了作家奧威爾過人的描寫及觀察天賦。
在描繪在前線的生活及一次突襲時，刻畫細微，令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
他用的是一種精簡而富于表現力的文學語言，也不時顯示出幽默感(例如對前線低劣武器裝備的調侃)，一些細節上也表現出了人文主義精神(如一次左翼内部敵對人員主動與其的握手的描述)。
從這本書裡，我們還可以讀到，除了戰鬥中的勇敢，奧威爾身上也有幾分俠義精神，比如逃出西班牙前，他曾冒險營救被逮捕的戰友喬治?柯普，這種舍己為人的同袍之情令人感動。
奧威爾在西班牙内戰(1936－1939)尚未結束時的1938年4月就出版了這本書，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急就章”。
由于是從個人的經曆以及視角來寫這場戰争，他謹慎地承認:“事實上很難準确地描述這場西班牙戰争，因為我們缺少非宣傳性的文章。
每一個人都要警惕我的記述中的偏見和錯誤。
盡管如此，我已盡最大努力做到誠實。
”這本書出版後先是遭到冷遇，但是在奧威爾的這場追尋真相的戰争中，他的确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這本書一直在版，并被翻譯為多種文字，顯示出了長久的生命力。
書評家稱它為奧威爾的最佳作品之一，“可能是有關西班牙内戰的最佳著作”。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已有了兩個譯本(首個譯本中國緻公出版社2002年版)，看來奧威爾對西班牙内戰的記錄是有價值的，他為闡明真相所做的努力也并未白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