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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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覺得這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耶稣在羅馬呆過，太不可思議了。
” “史蒂夫，你會相信的，你不會有任何疑問，”惠勒自信地說，“你一旦親眼看了那些經權威測定過的證據，你就不會再懷疑了。
” “那去了羅馬之後呢？”蘭德爾問，“他在羅馬時候該有54歲。
他以後又去了哪裡？他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死的？” 惠勒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
“你會在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二次複活裡找到答案的。
”惠勒向他許諾。
出版商向門口的一個人揮手，“那邊是尼可爾森小姐吧。
我想咱們該休息休息，吃午飯了。
那邊宣布讓入座進餐呢。
” 這就是蘭德爾記得的他在船上的第二天，現在他躺在床上，已經是第五天，也是在這艘豪華客輪上的最後一天了。
他聽到達麗娜聲音從隔壁客廳傳來，“史蒂夫，你起來了嗎？早飯來了！” 他坐起身。
大腿上還有三張每日活動安排。
每日活動安排 星期日，6月9日 那是第三天，在喬治-L-惠勒的堅持下，他們休息了一天。
11點時惠勒、内奧米和達麗娜在船上的劇院裡參加了禮拜。
蘭德爾借口沒去而是去娛樂室看了“你的法語課”。
然後他們在錢博得餐廳共進了午餐。
下午有橋牌會、品酒會和雞尾酒會，晚餐後會又有舞會和賽馬遊戲。
每日活動安排 星期一，6月10日 那是第四天，也就是昨天。
他和惠勒及内奧米-鄧恩就以前的新《聖經》是如何準備出來的進行了幾小時的問答，他們又向他灌輸了《國際新約》是如何籌備的。
長時間的對話使他十分疲倦，在晚上的宴會中又喝了太多紅酒和蘇格蘭威士忌。
每日活動安排 星期二，6月11日 今天，他将第一次了解阿姆斯特丹“第二次複活”行動的組織結構，他們會簡要向他介紹明天在倫敦英國博物館将會見的專家，阿姆斯特丹的工作人員及其他為了公關而可以自由造訪的巴黎、美因茨、法蘭克福和羅馬的專家。
“史蒂夫，你的蛋快涼了！”達麗娜又喊。
他把最後一天的活動安排扔到一邊，翻身下床。
“這就來，親愛的！”他喊道。
海上的最後一天開始了。
到了午後，他們三人搬到戶外，還在繼續聊着。
他剛才看到達麗娜和一個色迷迷的匈牙利人打乒乓球。
現在，蘭德爾靠在椅墊上，惠勒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内奧米在第三張椅子上坐着，身上蓋了一條紅色的毯子，還在抖動。
他們已經在北大西洋上，離英國越來越近，海面除了偶爾幾個小浪外，海水是平靜的。
在他們上空，太陽被幾片烏雲遮住，風也涼起來了。
蘭德爾瞪着地平線，被大船船尾拖着的白色痕迹弄得昏昏欲睡。
他木然地盯着旗杆，很奇怪為什麼沒有法國的三色國旗，然後又立刻想起船隻有在港中才升國旗。
後來，蘭德爾努力集中思想聽出版商說話。
“那麼你現在至少對我們阿姆斯特丹總的情況有個大緻的了解了，”惠勒繼續說，“目前這一階段我們最關心的也是我要強調的問題是安全問題。
再想想我們的周圍環境，在阿姆斯特丹最繁華的廣場有一個豪華大飯店，克拉斯納波斯基，正對着皇宮。
‘二次複活’行動在克拉斯納波斯基五層中就整整占用和控制了兩層。
我們裝修了那兩層後就搬了進去。
我們五個人導演了這一行動計劃——五位出版商——德國的埃米爾-戴克哈德博士是我們的組長，大不列颠的特雷弗-楊先生，法國的查爾斯-方丹先生，意大利的盧吉-蓋達先生，還有你面前的美國喬治-L-惠勒——我們還得把那兩層完全密閉。
可是除了我們那兩層，它畢竟還是個公共旅館。
史蒂夫，相信我，我們一旦準備充分了，就着手改版了的新約印刷工作，我們要在安全問題上花費很多時問。
如何填補漏洞，如何改進弱點以及如何預測出所有潛在的危機都是艱難的工作。
” “你到底有多大把握？”蘭德爾問，“克拉斯納波斯基飯店絕對安全嗎？” 惠勒聳聳肩。
“我想是吧，我希望是。
” 内奧米往椅子上端挪了挪。
“史蒂夫，你會發現惠勒先生在對待這類問題上總是過于謹慎與悲觀。
我可以告訴你，我目睹了克拉斯納波斯基改裝的全過程。
那簡直是天衣無縫，就如堡壘般絕對安全。
事實上整個過程在那個飯店中進行了20個月，外面的人沒有一個知道裡面在進行的巨大工程……惠勒先生，您應該告訴史蒂夫您的安全記錄——沒有給新聞界透露一個字，沒有把這一消息賣給任何一家電視台和電台，甚至沒有對當代一些持不同意見的神職人員漏一點口風。
” “是這樣的，”惠勒表示同意，同時抓抓脖子。
“但是，在我們接近尾聲的這關鍵的最後兩個月裡，我還是擔心。
保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雖然我成立了最有經驗的私人安全隊，所有的士兵和便衣都曾在美恩聯邦調查局，和其他國家的安全部門工作過的人，該隊隊長由曾為國際刑警軍官的荷蘭人赫爾德林探長擔任，我還是擔心。
我的意思是，我們曾被謠言中傷，外界給我們施加了巨大的壓力，新聞界和持不同意見的神職人員正千方百計要打聽出我們所要做的事情。
” 蘭德爾聽到一個被提了兩遍的詞——“持不同意見的神職人員”。
蘭德爾說：“我還認為所有的神職人員都會無一例外地想與你們合作，對這一消息保持緘默直到最後一刻呢。
當你們的新聞問世後，神職人員也會和公衆一樣受益的嘛。
” 惠勒向海面望去，想了一會兒。
“你聽說過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外斯特科克的主教梅爾廷-迪-弗魯米嗎？” “我看過關于他的一些材料，”蘭德爾想起了在橡樹嶺與湯姆-柯羅的談話，“我家鄉的一位朋友也是牧師，他非常崇拜迪-弗魯米。
” “可我就不崇拜他，我與他的看法正好相反，那些年輕的土耳其神職人員想要推翻傳統教堂，把它變成為社會工作而設的社區和披着忠實的基督教外皮的魔鬼，他們是迪-弗魯米的支持者。
他在荷蘭
” “我還是覺得這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耶稣在羅馬呆過，太不可思議了。
” “史蒂夫，你會相信的，你不會有任何疑問，”惠勒自信地說，“你一旦親眼看了那些經權威測定過的證據，你就不會再懷疑了。
” “那去了羅馬之後呢？”蘭德爾問，“他在羅馬時候該有54歲。
他以後又去了哪裡？他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死的？” 惠勒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
“你會在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二次複活裡找到答案的。
”惠勒向他許諾。
出版商向門口的一個人揮手，“那邊是尼可爾森小姐吧。
我想咱們該休息休息，吃午飯了。
那邊宣布讓入座進餐呢。
” 這就是蘭德爾記得的他在船上的第二天，現在他躺在床上，已經是第五天，也是在這艘豪華客輪上的最後一天了。
他聽到達麗娜聲音從隔壁客廳傳來，“史蒂夫，你起來了嗎？早飯來了！” 他坐起身。
大腿上還有三張每日活動安排。
每日活動安排 星期日，6月9日 那是第三天，在喬治-L-惠勒的堅持下，他們休息了一天。
11點時惠勒、内奧米和達麗娜在船上的劇院裡參加了禮拜。
蘭德爾借口沒去而是去娛樂室看了“你的法語課”。
然後他們在錢博得餐廳共進了午餐。
下午有橋牌會、品酒會和雞尾酒會，晚餐後會又有舞會和賽馬遊戲。
每日活動安排 星期一，6月10日 那是第四天，也就是昨天。
他和惠勒及内奧米-鄧恩就以前的新《聖經》是如何準備出來的進行了幾小時的問答，他們又向他灌輸了《國際新約》是如何籌備的。
長時間的對話使他十分疲倦，在晚上的宴會中又喝了太多紅酒和蘇格蘭威士忌。
每日活動安排 星期二，6月11日 今天，他将第一次了解阿姆斯特丹“第二次複活”行動的組織結構，他們會簡要向他介紹明天在倫敦英國博物館将會見的專家，阿姆斯特丹的工作人員及其他為了公關而可以自由造訪的巴黎、美因茨、法蘭克福和羅馬的專家。
“史蒂夫，你的蛋快涼了！”達麗娜又喊。
他把最後一天的活動安排扔到一邊，翻身下床。
“這就來，親愛的！”他喊道。
海上的最後一天開始了。
到了午後，他們三人搬到戶外，還在繼續聊着。
他剛才看到達麗娜和一個色迷迷的匈牙利人打乒乓球。
現在，蘭德爾靠在椅墊上，惠勒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内奧米在第三張椅子上坐着，身上蓋了一條紅色的毯子，還在抖動。
他們已經在北大西洋上，離英國越來越近，海面除了偶爾幾個小浪外，海水是平靜的。
在他們上空，太陽被幾片烏雲遮住，風也涼起來了。
蘭德爾瞪着地平線，被大船船尾拖着的白色痕迹弄得昏昏欲睡。
他木然地盯着旗杆，很奇怪為什麼沒有法國的三色國旗，然後又立刻想起船隻有在港中才升國旗。
後來，蘭德爾努力集中思想聽出版商說話。
“那麼你現在至少對我們阿姆斯特丹總的情況有個大緻的了解了，”惠勒繼續說，“目前這一階段我們最關心的也是我要強調的問題是安全問題。
再想想我們的周圍環境，在阿姆斯特丹最繁華的廣場有一個豪華大飯店，克拉斯納波斯基，正對着皇宮。
‘二次複活’行動在克拉斯納波斯基五層中就整整占用和控制了兩層。
我們裝修了那兩層後就搬了進去。
我們五個人導演了這一行動計劃——五位出版商——德國的埃米爾-戴克哈德博士是我們的組長，大不列颠的特雷弗-楊先生，法國的查爾斯-方丹先生，意大利的盧吉-蓋達先生，還有你面前的美國喬治-L-惠勒——我們還得把那兩層完全密閉。
可是除了我們那兩層，它畢竟還是個公共旅館。
史蒂夫，相信我，我們一旦準備充分了，就着手改版了的新約印刷工作，我們要在安全問題上花費很多時問。
如何填補漏洞，如何改進弱點以及如何預測出所有潛在的危機都是艱難的工作。
” “你到底有多大把握？”蘭德爾問，“克拉斯納波斯基飯店絕對安全嗎？” 惠勒聳聳肩。
“我想是吧，我希望是。
” 内奧米往椅子上端挪了挪。
“史蒂夫，你會發現惠勒先生在對待這類問題上總是過于謹慎與悲觀。
我可以告訴你，我目睹了克拉斯納波斯基改裝的全過程。
那簡直是天衣無縫，就如堡壘般絕對安全。
事實上整個過程在那個飯店中進行了20個月，外面的人沒有一個知道裡面在進行的巨大工程……惠勒先生，您應該告訴史蒂夫您的安全記錄——沒有給新聞界透露一個字，沒有把這一消息賣給任何一家電視台和電台，甚至沒有對當代一些持不同意見的神職人員漏一點口風。
” “是這樣的，”惠勒表示同意，同時抓抓脖子。
“但是，在我們接近尾聲的這關鍵的最後兩個月裡，我還是擔心。
保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雖然我成立了最有經驗的私人安全隊，所有的士兵和便衣都曾在美恩聯邦調查局，和其他國家的安全部門工作過的人，該隊隊長由曾為國際刑警軍官的荷蘭人赫爾德林探長擔任，我還是擔心。
我的意思是，我們曾被謠言中傷，外界給我們施加了巨大的壓力，新聞界和持不同意見的神職人員正千方百計要打聽出我們所要做的事情。
” 蘭德爾聽到一個被提了兩遍的詞——“持不同意見的神職人員”。
蘭德爾說：“我還認為所有的神職人員都會無一例外地想與你們合作，對這一消息保持緘默直到最後一刻呢。
當你們的新聞問世後，神職人員也會和公衆一樣受益的嘛。
” 惠勒向海面望去，想了一會兒。
“你聽說過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外斯特科克的主教梅爾廷-迪-弗魯米嗎？” “我看過關于他的一些材料，”蘭德爾想起了在橡樹嶺與湯姆-柯羅的談話，“我家鄉的一位朋友也是牧師，他非常崇拜迪-弗魯米。
” “可我就不崇拜他，我與他的看法正好相反，那些年輕的土耳其神職人員想要推翻傳統教堂，把它變成為社會工作而設的社區和披着忠實的基督教外皮的魔鬼，他們是迪-弗魯米的支持者。
他在荷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