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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勃洛莫夫貴族出身,十品文官,在彼得堡住了将近十二年,從未離開。

     先前,父母親在世時,住得比較擠,住所隻有兩個房間,仆人也隻有從鄉下來的紮哈爾一個。

    父母親去世後,他就成了三百五十名農奴的唯一擁有者,他得到的這份遺産是在一個遙遠的省份裡,幾乎到了亞洲地區。

     他的年收入已從五千紙盧布增加到了七千至一萬紙盧布。

    這時候他的生活也變了樣,比較寬裕了;他租了一幢比較大的房子,增添了一個廚子,還養了兩匹馬。

     當時他還年輕,即使不能說他生龍活虎,至少也比現在要活躍得多,充滿各種追求,有過種種想法,對命運對自己都有過許多期待,随時準備幹一番事業,扮一種角色,自然首先是在職務方面,這正是他到彼得堡來的目的。

    然後也考慮過他在社交界的作用。

    最後,在一種遙遠的前景中,即從青年進入成熟期的轉變中,家庭幸福也在腦海中閃現過,并向他微笑。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嘴角上的絨毛變成了粗硬的胡須,閃亮的眼睛成了晦暗的圓點,腰身粗起來,頭發大把大把地脫落。

    已經滿三十歲了,可是他還未在任何一種行業中邁出過一步,依然站在門外,站在十年前他所在的地方。

    他一直準備進入生活,一直在頭腦中描繪着自己未來的藍圖,但是随着歲月的流逝,他也必須經常地對這份藍圖作某些修改,或揚棄其中的某些東西。

     在他看來,生活可以分成兩半:一半是由勞動和無聊構成&mdash&mdash他認為這兩者不過是同義詞罷了;另一半由安逸和平和的快樂構成。

    正因為這樣,人生的主要舞台&mdash&mdash公務從一開始便使他感到困惑而不快。

     他是在内地、在故鄉溫馨柔和的風土人情中孕育長大的,二十年間一直處在親人的懷抱和熟人的擁抱之中,家庭的影響已滲入了他的身心,以緻後來的公務也被他想象成一種家務,就像父親懶洋洋地在賬本上記下收入和支出那樣。

     他原以為,一個地方官員就組成一個和諧、親密的大家庭,不斷地關心彼此的安甯和歡樂;到衙門上班絕不是一種必須天天遵循的習慣,雨雪泥濘的天氣,酷暑,或者幹脆心情不佳的時候,都可以成為不去上班的充分而合法的托詞。

     當他知道,一個健康的官員,至少要在發生地震這麼大的情況下才可以不去上班時,他感到很不痛快,因為很倒黴,彼得堡從不發生地震。

    水災當然也可以叫人不上班,但水災也很少發生。

     當文件袋上标着&ldquo要件&rdquo或&ldquo特要件&rdquo的字樣在他眼前閃現時,當他被迫去做各種查詢、摘錄、翻閱檔案,在兩指厚的本子(把它稱為&ldquo劄記本&rdquo,真是開玩笑)裡不斷地抄寫時,他就更深深地陷入思考了。

    此外一切都要求快辦,直往前趕,不許片刻停留,一件事沒有脫手,又狂熱地抓另一件事,仿佛這第二件事才是最重要的,而一旦完成後,便束之高閣,再去抓第三件&mdash&mdash如此沒完沒了! 有兩次深夜被叫起來寫&ldquo劄記&rdquo。

    有幾次是他做客時,局裡信差找上門來,也是叫作這類劄記。

    這些都使他感到害怕,感到十分煩惱。

     &ldquo何時才生活,何時才生活啊?&rdquo他反複地說。

     關于上司,他以前在家裡聽父母說過,上司乃下屬之父,從而也就是一個最親切的家人概念。

    他把上司想象成第二個父親一樣的人,不論應該還是不應該,做父親的都得經常獎勵自己的下屬,不僅關心他們的疾苦,還要讓他們高興。

     伊裡亞·伊裡奇認為,上司應設身處地地為下屬考慮到這樣的程度:關心地打聽他夜裡睡眠怎樣,為什麼他兩眼渾濁,是否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