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忍耐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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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再适座，于是再發明一種新的更毒的藥。
這種情況的發生同樣也是由于後面所描述的這一原因，害蟲常常進行“報複”，或者再度複活，經過噴撒藥粉後，數目反而比以前更多。
這樣，化學藥品之戰永遠也不會取勝，而所有的生命在這場強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
與人類被核戰争所毀滅的可能性同時存在，還有一個中心問題那就是人類整個環境已由難以置信的潛伏的有害物質所污染，這些有害物質積蓄在植物和動物的組織裡，甚至進入到生殖細胞裡，以緻于破壞或者改變了決定未來形态的遺傳物質。
一些自稱為我們人類未來的設計師們高興地預期總有一天能随心設計改變人類細胞原生質，但是現在我們出于疏忽大意就可以輕易做到這一點，因為許多化學藥物，如放射性一樣可以導緻基因的變化。
諸如選擇一種殺蟲藥這樣一些表面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決定了人們的未來，想想這一點，真是對人類極大的諷刺。
這一切都冒險做過了——為的是什麼呢?将來的曆史學家可能為我們在權衡利弊時所表現的低下判斷力而感到無比驚奇。
有理性的人們想方設法控制一些不想要的物種，怎能采取這種方法既污染整個環境、又對他們自已造成疾病和死亡威脅呢?然而，這正是我們所做過的。
此外，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檢查出原因也沒有用。
我們聽說殺蟲劑的廣泛大量使用對維持農場生産是需要的。
然而我們真正的問題不正是“生産過剩”嗎?我們的農場不再考慮改變畝産量的措施，并且付給農夫錢而不讓他們去生産，我們的農場生産出這樣令人目眩的谷物過剩，使得美國的納稅人在1962年一年中付出了比十億美元還多的錢作為整個過剩糧食倉庫的維修費用。
農業部的一個支局企圖減少生産，而其它州則如同在一九五八年所做的那樣:“通常可以相信，在土地銀行的規定下，谷物畝數的減少将刺激對化學藥品使用的興趣以在還留有莊稼的土地上取得最高的産量。
”若是這樣，對我們所擔憂的情況又有何補益呢? 這一切并不是說就沒有害蟲問題和沒有控制的必要了。
我是在說，控制工作一定要立足于現實，而不是立足于神化般的設想，并且使用的方法必須是不要将我們随着昆蟲一同毀掉。
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随之而帶來一系列災難，這是我們文明生活方式的伴随物。
在人類出現很久以前，昆蟲居住于地球——這是一群非常多種多樣和和諧的生物。
在自從人類出現後的這段時間裡，五十多萬種昆蟲中的一小部分以兩種主要的方式與人類的幸福發生了沖突:一是與人類争奪食物，一是成為人類疾病的傳播者。
傳播疾病的昆蟲在人們居住擁擠的地方變成一個重要問題，特别是在衛生狀況差的情況下，象在自然災害期間，或者是遇到戰争，或者是在非常貧困和遭受損失的情況下，于是對一些昆蟲進行控制就變得很為必要。
這是一個我們不久将要看到的嚴肅事實，大量的化學藥物的控制方法僅僅取得了有限的勝利，但它卻給企圖改善這種狀況帶來了更大威脅。
在農業的原始時期，農夫很少遇到昆蟲問題。
這些問題的發生是随着農業的發展而産生的——大面積土地精耕細作一種谷物。
這樣的種植方法為某些昆蟲的數量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條件。
單一的農作物的耕種并不符合自然發展規律，這種農業是工程師想象中的農業。
大自然賦與大地景色以多種多樣性，然而人們卻熱心于簡化它。
這樣人們毀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原來自然界有了這種格局和平衡才能保持一定限度的生物種類。
一個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對每一種類生物的栖息地的适宜面積的限制。
很明顯，一種食麥昆蟲在專種麥子的農田裡比在麥子和這種昆蟲所不适應的其它谷物摻雜混種的農田裡繁殖起來要快得多。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幹其他情況下。
在一代或更久以前，在美國的大城鎮的街道兩旁排列着高大的榆樹。
而現在，他們滿懷希望所建設起的美麗景色受到了完全毀滅的威脅，因為一種由甲蟲帶來的疾病掃蕩了榆樹，如果摻雜混種使榆樹與其他樹種共存，那麼甲蟲繁殖和蔓延的可能性必然受到限制。
現代昆蟲問題中的另一個因素是必須對地質曆史和人類曆史的背景進行考察：數千種不同種類的生物從它們原來生長的地方向新的區域蔓延入侵。
英國的生态學家查理·愛登在他最近的著作《侵入生态學》一書中對這個世界性的遷徙進行了研究和生動地描述。
在幾百萬年以前的白垩紀時期，泛濫的大海切
這種情況的發生同樣也是由于後面所描述的這一原因，害蟲常常進行“報複”，或者再度複活，經過噴撒藥粉後，數目反而比以前更多。
這樣，化學藥品之戰永遠也不會取勝，而所有的生命在這場強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
與人類被核戰争所毀滅的可能性同時存在，還有一個中心問題那就是人類整個環境已由難以置信的潛伏的有害物質所污染，這些有害物質積蓄在植物和動物的組織裡，甚至進入到生殖細胞裡，以緻于破壞或者改變了決定未來形态的遺傳物質。
一些自稱為我們人類未來的設計師們高興地預期總有一天能随心設計改變人類細胞原生質，但是現在我們出于疏忽大意就可以輕易做到這一點，因為許多化學藥物，如放射性一樣可以導緻基因的變化。
諸如選擇一種殺蟲藥這樣一些表面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決定了人們的未來，想想這一點，真是對人類極大的諷刺。
這一切都冒險做過了——為的是什麼呢?将來的曆史學家可能為我們在權衡利弊時所表現的低下判斷力而感到無比驚奇。
有理性的人們想方設法控制一些不想要的物種，怎能采取這種方法既污染整個環境、又對他們自已造成疾病和死亡威脅呢?然而，這正是我們所做過的。
此外，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檢查出原因也沒有用。
我們聽說殺蟲劑的廣泛大量使用對維持農場生産是需要的。
然而我們真正的問題不正是“生産過剩”嗎?我們的農場不再考慮改變畝産量的措施，并且付給農夫錢而不讓他們去生産，我們的農場生産出這樣令人目眩的谷物過剩，使得美國的納稅人在1962年一年中付出了比十億美元還多的錢作為整個過剩糧食倉庫的維修費用。
農業部的一個支局企圖減少生産，而其它州則如同在一九五八年所做的那樣:“通常可以相信，在土地銀行的規定下，谷物畝數的減少将刺激對化學藥品使用的興趣以在還留有莊稼的土地上取得最高的産量。
”若是這樣，對我們所擔憂的情況又有何補益呢? 這一切并不是說就沒有害蟲問題和沒有控制的必要了。
我是在說，控制工作一定要立足于現實，而不是立足于神化般的設想，并且使用的方法必須是不要将我們随着昆蟲一同毀掉。
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随之而帶來一系列災難，這是我們文明生活方式的伴随物。
在人類出現很久以前，昆蟲居住于地球——這是一群非常多種多樣和和諧的生物。
在自從人類出現後的這段時間裡，五十多萬種昆蟲中的一小部分以兩種主要的方式與人類的幸福發生了沖突:一是與人類争奪食物，一是成為人類疾病的傳播者。
傳播疾病的昆蟲在人們居住擁擠的地方變成一個重要問題，特别是在衛生狀況差的情況下，象在自然災害期間，或者是遇到戰争，或者是在非常貧困和遭受損失的情況下，于是對一些昆蟲進行控制就變得很為必要。
這是一個我們不久将要看到的嚴肅事實，大量的化學藥物的控制方法僅僅取得了有限的勝利，但它卻給企圖改善這種狀況帶來了更大威脅。
在農業的原始時期，農夫很少遇到昆蟲問題。
這些問題的發生是随着農業的發展而産生的——大面積土地精耕細作一種谷物。
這樣的種植方法為某些昆蟲的數量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條件。
單一的農作物的耕種并不符合自然發展規律，這種農業是工程師想象中的農業。
大自然賦與大地景色以多種多樣性，然而人們卻熱心于簡化它。
這樣人們毀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原來自然界有了這種格局和平衡才能保持一定限度的生物種類。
一個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對每一種類生物的栖息地的适宜面積的限制。
很明顯，一種食麥昆蟲在專種麥子的農田裡比在麥子和這種昆蟲所不适應的其它谷物摻雜混種的農田裡繁殖起來要快得多。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幹其他情況下。
在一代或更久以前，在美國的大城鎮的街道兩旁排列着高大的榆樹。
而現在，他們滿懷希望所建設起的美麗景色受到了完全毀滅的威脅，因為一種由甲蟲帶來的疾病掃蕩了榆樹，如果摻雜混種使榆樹與其他樹種共存，那麼甲蟲繁殖和蔓延的可能性必然受到限制。
現代昆蟲問題中的另一個因素是必須對地質曆史和人類曆史的背景進行考察：數千種不同種類的生物從它們原來生長的地方向新的區域蔓延入侵。
英國的生态學家查理·愛登在他最近的著作《侵入生态學》一書中對這個世界性的遷徙進行了研究和生動地描述。
在幾百萬年以前的白垩紀時期，泛濫的大海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