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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
當前各國之間争戰不休，每天有數不清的人受苦受難，數不清的人因為戰争而死亡。
從戰地不斷傳來震撼人心的消息，使我憶起早已忘懷的少年時代一次小小的經曆。
那時我十四歲，炎炎夏日裡我在斯圖加特參加人人趨之若鹜的施瓦本州考試，作文題是《戰争會激發并加強人類本性中哪些優點和缺點？》。
我毫無經驗基礎，作文自然不理想，現在我對戰争及其産生的正負面影響的看法與少年時代已經不同了。
不過因着這每日的戰地消息和對少年時代的回憶，最近這些日子，我常常思考戰争的問題。
又因為如今做學問的人、從事藝術工作的人都争相對戰争發表意見，所以我不揣冒昧也來說說我的看法。
我是德國人，我的好感和祝願屬于德國，不過，我要講的不是戰争和政治，而是中立者的立場和任務。
我所指的中立者并非政治上的中立國，而是指一切為人類與和平而工作的研究者、教師、藝術家和文人。
最近這段令人憂慮的日子裡人們的思想十分混亂，簡直無可救藥。
我們聽說俄國停止使用德國專利，法國抵制德國音樂，德國也同樣抵制敵對民族的文學藝術作品。
許多德國報刊将不再刊登英、法、俄和日本作品的譯著，不再承認它們，不再評論它們。
這并非謠言，而是實實在在已經發生的事。
這就是說，一個德國人戰前用心翻譯出的日本美麗的童話或法國的一本好小說如今不能面世。
因為日本戰艦在青島發動戰争，我們便把帶着愛心奉獻給我們民族的美好禮物一腳踹開。
如果我今天要在書評中稱贊一部意大利或一部土耳其或一部羅馬尼亞作品，那就必須在這些國家的政治家或記者改變了這些國家的政治狀況之前印出才行！ 另一方面，我們見到一些學者和藝術家起而反對參戰的國家，好像當此世界着火之際書齋裡的話能起任何作用似的，好像藝術家和文人，無論他們名聲有多大，能在戰争的問題上講什麼話似的。
另有一些人把戰争帶進書齋，寫出鮮血淋漓的戰歌或煽動各民族互相仇視的文章。
這大概是最糟的事了。
每日冒着生命危險在戰場上的人，完全有權憤慨，也有一時惱怒和痛恨的權利，每個活躍的政治家也一樣。
可是我們其他的人，我們這些詩人、藝術家和記者們，我們能夠這樣嗎？難道我們的職責是使壞事變得更壞，是去增加醜惡可悲的事？ 就算全世界的藝術家都為一座美麗的建築物受到危害而抗議，法國難道能有什麼收獲？就算不再有人讀英國法國的書，德國難道就能得到什麼益處？如果有一位法國作家以卑劣的語言咒罵敵方，又煽動軍隊獸性的怒氣，難道世界上就有什麼事物能變得更好，更健康，更正确？ 從惡意制造的謠言到報刊的煽動文章，從抵制敵方的藝術品到對整個民族的诋毀，這種種言行都來自于思維的欠缺和精神活動的懶散。
戰場上的士兵不事思考倒沒有壞處，然而，對于肯用心思索的工人和藝術家，這就很不合适了。
我從一開始就不準備責備那些原本就不知國界之外還有其他國家的人。
我在此談論的不是那些一聽人家稱贊法國畫就厭惡、一聽到外語就大怒的人，他們現在的所作所為與原先并無二緻。
但是那些原先多少意識到自己做着超國界的文化建設的人，現在卻突然要把戰争帶入精神領域之中，他們簡直就是犯罪，犯了極大的思維上的錯誤。
當服務于人類、相信人類有超乎國界的共同的理念被認為是很自然、很适宜的觀念時，當這麼想這麼做沒有什麼阻力的時候，他們是這麼做的。
可是，現在，當堅持這最偉大的理念成為艱巨的工作，變得危險，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時，他們便躲避了，他們隻唱着大家願意聽的調子。
我說這些，自然不是反對愛國思想、反對愛民族特性。
我絕不會在這種時候否定自己的祖國，也絕不會想到要阻止士兵擔負起義務。
既然現
從戰地不斷傳來震撼人心的消息，使我憶起早已忘懷的少年時代一次小小的經曆。
那時我十四歲，炎炎夏日裡我在斯圖加特參加人人趨之若鹜的施瓦本州考試，作文題是《戰争會激發并加強人類本性中哪些優點和缺點？》。
我毫無經驗基礎，作文自然不理想，現在我對戰争及其産生的正負面影響的看法與少年時代已經不同了。
不過因着這每日的戰地消息和對少年時代的回憶，最近這些日子，我常常思考戰争的問題。
又因為如今做學問的人、從事藝術工作的人都争相對戰争發表意見，所以我不揣冒昧也來說說我的看法。
我是德國人，我的好感和祝願屬于德國，不過，我要講的不是戰争和政治，而是中立者的立場和任務。
我所指的中立者并非政治上的中立國，而是指一切為人類與和平而工作的研究者、教師、藝術家和文人。
最近這段令人憂慮的日子裡人們的思想十分混亂，簡直無可救藥。
我們聽說俄國停止使用德國專利，法國抵制德國音樂，德國也同樣抵制敵對民族的文學藝術作品。
許多德國報刊将不再刊登英、法、俄和日本作品的譯著，不再承認它們，不再評論它們。
這并非謠言，而是實實在在已經發生的事。
這就是說，一個德國人戰前用心翻譯出的日本美麗的童話或法國的一本好小說如今不能面世。
因為日本戰艦在青島發動戰争，我們便把帶着愛心奉獻給我們民族的美好禮物一腳踹開。
如果我今天要在書評中稱贊一部意大利或一部土耳其或一部羅馬尼亞作品，那就必須在這些國家的政治家或記者改變了這些國家的政治狀況之前印出才行！ 另一方面，我們見到一些學者和藝術家起而反對參戰的國家，好像當此世界着火之際書齋裡的話能起任何作用似的，好像藝術家和文人，無論他們名聲有多大，能在戰争的問題上講什麼話似的。
另有一些人把戰争帶進書齋，寫出鮮血淋漓的戰歌或煽動各民族互相仇視的文章。
這大概是最糟的事了。
每日冒着生命危險在戰場上的人，完全有權憤慨，也有一時惱怒和痛恨的權利，每個活躍的政治家也一樣。
可是我們其他的人，我們這些詩人、藝術家和記者們，我們能夠這樣嗎？難道我們的職責是使壞事變得更壞，是去增加醜惡可悲的事？ 就算全世界的藝術家都為一座美麗的建築物受到危害而抗議，法國難道能有什麼收獲？就算不再有人讀英國法國的書，德國難道就能得到什麼益處？如果有一位法國作家以卑劣的語言咒罵敵方，又煽動軍隊獸性的怒氣，難道世界上就有什麼事物能變得更好，更健康，更正确？ 從惡意制造的謠言到報刊的煽動文章，從抵制敵方的藝術品到對整個民族的诋毀，這種種言行都來自于思維的欠缺和精神活動的懶散。
戰場上的士兵不事思考倒沒有壞處，然而，對于肯用心思索的工人和藝術家，這就很不合适了。
我從一開始就不準備責備那些原本就不知國界之外還有其他國家的人。
我在此談論的不是那些一聽人家稱贊法國畫就厭惡、一聽到外語就大怒的人，他們現在的所作所為與原先并無二緻。
但是那些原先多少意識到自己做着超國界的文化建設的人，現在卻突然要把戰争帶入精神領域之中，他們簡直就是犯罪，犯了極大的思維上的錯誤。
當服務于人類、相信人類有超乎國界的共同的理念被認為是很自然、很适宜的觀念時，當這麼想這麼做沒有什麼阻力的時候，他們是這麼做的。
可是，現在，當堅持這最偉大的理念成為艱巨的工作，變得危險，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時，他們便躲避了，他們隻唱着大家願意聽的調子。
我說這些，自然不是反對愛國思想、反對愛民族特性。
我絕不會在這種時候否定自己的祖國，也絕不會想到要阻止士兵擔負起義務。
既然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