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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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3月28日是彼得·蘇爾坎普的生日。
他是在法蘭克福一家醫院裡過的生日，當時他已病入膏肓。
我送了他一首我的新詩《早晨的時刻》，還配了水彩畫。
他把它拿給來探望他的朋友們看，也和大家一起喝了口香槟。
三天之後，也就是3月31日的早晨，他與世長辭。
我失去了一位最忠貞的朋友，一位我最離不開的朋友。
朋友過世之後我們才覺察到，我們愛他到什麼程度，我們是以什麼特别的色彩去愛他的。
而愛的程度和色彩有許多種。
多數情況下，愛和認識幾乎相同，我們最愛的人，我們認識他也最深。
我們在失去朋友時的悲痛程度不是最重要的，那和我們自己當時的狀況大有關系。
在某段時間，某些日子、時刻裡，我們對于逝去、對于萎謝和死亡的法則能夠泰然處之，這時我們接受死亡的消息就像樹木在秋天裡被風吹了一口氣一樣，它微微地戰栗着，輕輕歎一口氣，讓一把枯葉随風飄去，自己則陷入夢一般的寂靜中；别的時候，同一死亡的消息會使我們像被火燒、被斧砍那麼痛。
突然而來的死亡消息和我們擔心着将發生的、在想像中演習過的死亡又大不相同。
我親愛的朋友彼得的死訊就是這後一種。
多少年來，他最親近的人都知道他在受病痛的折磨，情況危險，經常徘徊在死亡的邊緣。
盡管在活潑激動的讨論中，他看似生龍活虎，可是如果我們見到他談話結束後的樣子，看見他高高的身影向前彎着，在房子前面舉步維艱地走着，兩臂無力地垂下，面無表情，眼光無神看着周圍的景色，或者看見他和大家談得很興奮的時候，忽然大咳起來，那種我們大家都害怕的、令人心驚膽戰的、咳聲吓人的咳嗽，他可愛的臉會變得通紅，整個變形，見到他緩慢艱難地從座位上站起來離去，搖手叫别人别在意時，我們就知道情況到底如何了，每次告别，我們都害怕這将是最後一次。
就這樣，我對彼得辭世的消息既不覺得突然也不感到驚駭。
沒有揪心的痛苦，痛苦給自己留了時間，它要慢慢來，即使是現在，它也仍然沒有結束。
不過，在我心中彼得的形象很快就有了轉變，變得鞏固、清晰，這樣的形象隻屬于那些對我們十分寶貴、十分重要的有完滿人生的人，事實上隻屬于那些死亡使得他們在我們記憶中，在我們内心的畫像廳裡變為完滿的人。
因為我們也知道一些人，他們死之後我們感覺不到他們是完滿的，也不會說他們的人生是完滿的。
我的朋友多少年以來一直徘徊在生死的邊緣上，好些時候已經走得那麼遠，遠到我們對他的愛隻有死者才能得到。
多少次他又回來了，走出注定必死者的尊嚴回到日常的工作中來，走出克服了死亡者的優越回到眼下的氣氛，委身于偶然。
可是現在他不能夠再次回來了，我看見，也感覺到，長期以來對我而言彼得屬于那種完滿的、超越現實的人（我不想用&ldquo戴着光環的人&rdquo這樣的詞語），而不屬于和我在同一層次上活着的人。
我有這種感覺，部分由于我知道他曾經受過極大的考驗，在德國最黑暗的時代被判了死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在千鈞一發之際逃過了死亡，也由于我深知他病情嚴重。
雖然每次告别之時，我們都會彼此注視對方，無言地問：&ldquo我們還有再相見的時候嗎？&rdquo還有，&ldquo是你先走還是我先走呢？&rdquo不過，我内心深處知道，這位比我年輕得多的朋友比我更加接近死亡。
他比我年歲小，看起來像孩子，顯得過分年輕，而他卻比我成熟、老到。
他勇敢的一生經曆了許多險境，兩種不同的生活态度交替着決定他的生活，而被動的、沮喪的那種占了上風。
他有時充滿活力，全心投入創造性的、有教育意義的工作，有時則渴望逃離世事，渴望甯靜和隐蔽的生活。
戰時彼得·蘇爾坎普被關進過監牢、集中營，他在德國将近投降時，在混亂中出于偶然逃脫了厄運。
自那之後，他那自&ldquo一戰&rdquo以來本已岌岌可危的健康狀态便整個垮了，心髒病嚴重，肺部也有毛病。
雖然這樣，他這些年來不僅是困苦地，而且還是緊張地、高強度地生活着，他的工作成就斐然，能夠這樣是因為他繼承了古老農民堅韌性格的遺風。
當個人精力實際上已經耗盡時，這種堅韌的傳承支撐着搖搖欲墜的人，使他能承受常人難以勝任的工作重擔。
終他一生，這種得自傳承的韌性、與大地的親近、秩序井然和忍讓的力量不斷地和他個人的性情和性格發生沖突，他不得不全力沖出父輩農民的遺傳，避不回家鄉，時常更換工作，他做過教師、士兵、軍官、編劇、編輯、出版人和作家，獨自一人征服世界。
一旦回到家鄉父親的農舍，他就成了陌生人，沒有人理解他，這在他那篇可做範文的散文中有十分貼切的描寫。
但是當他面對激動的青年作家、神經緊張的生意人、導演或演員的時候，他從容不迫帶有家鄉口音的話便能起到令人安靜的作用，在特别好的時刻，可以從他口中聽出他父輩農民智慧的耐心和
他是在法蘭克福一家醫院裡過的生日，當時他已病入膏肓。
我送了他一首我的新詩《早晨的時刻》，還配了水彩畫。
他把它拿給來探望他的朋友們看，也和大家一起喝了口香槟。
三天之後，也就是3月31日的早晨，他與世長辭。
我失去了一位最忠貞的朋友，一位我最離不開的朋友。
朋友過世之後我們才覺察到，我們愛他到什麼程度，我們是以什麼特别的色彩去愛他的。
而愛的程度和色彩有許多種。
多數情況下，愛和認識幾乎相同，我們最愛的人，我們認識他也最深。
我們在失去朋友時的悲痛程度不是最重要的，那和我們自己當時的狀況大有關系。
在某段時間，某些日子、時刻裡，我們對于逝去、對于萎謝和死亡的法則能夠泰然處之，這時我們接受死亡的消息就像樹木在秋天裡被風吹了一口氣一樣，它微微地戰栗着，輕輕歎一口氣，讓一把枯葉随風飄去，自己則陷入夢一般的寂靜中；别的時候，同一死亡的消息會使我們像被火燒、被斧砍那麼痛。
突然而來的死亡消息和我們擔心着将發生的、在想像中演習過的死亡又大不相同。
我親愛的朋友彼得的死訊就是這後一種。
多少年來，他最親近的人都知道他在受病痛的折磨，情況危險，經常徘徊在死亡的邊緣。
盡管在活潑激動的讨論中，他看似生龍活虎，可是如果我們見到他談話結束後的樣子，看見他高高的身影向前彎着，在房子前面舉步維艱地走着，兩臂無力地垂下，面無表情，眼光無神看着周圍的景色，或者看見他和大家談得很興奮的時候，忽然大咳起來，那種我們大家都害怕的、令人心驚膽戰的、咳聲吓人的咳嗽，他可愛的臉會變得通紅，整個變形，見到他緩慢艱難地從座位上站起來離去，搖手叫别人别在意時，我們就知道情況到底如何了，每次告别，我們都害怕這将是最後一次。
就這樣，我對彼得辭世的消息既不覺得突然也不感到驚駭。
沒有揪心的痛苦，痛苦給自己留了時間，它要慢慢來，即使是現在，它也仍然沒有結束。
不過，在我心中彼得的形象很快就有了轉變，變得鞏固、清晰，這樣的形象隻屬于那些對我們十分寶貴、十分重要的有完滿人生的人，事實上隻屬于那些死亡使得他們在我們記憶中，在我們内心的畫像廳裡變為完滿的人。
因為我們也知道一些人，他們死之後我們感覺不到他們是完滿的，也不會說他們的人生是完滿的。
我的朋友多少年以來一直徘徊在生死的邊緣上，好些時候已經走得那麼遠，遠到我們對他的愛隻有死者才能得到。
多少次他又回來了，走出注定必死者的尊嚴回到日常的工作中來，走出克服了死亡者的優越回到眼下的氣氛，委身于偶然。
可是現在他不能夠再次回來了，我看見，也感覺到，長期以來對我而言彼得屬于那種完滿的、超越現實的人（我不想用&ldquo戴着光環的人&rdquo這樣的詞語），而不屬于和我在同一層次上活着的人。
我有這種感覺，部分由于我知道他曾經受過極大的考驗，在德國最黑暗的時代被判了死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在千鈞一發之際逃過了死亡，也由于我深知他病情嚴重。
雖然每次告别之時，我們都會彼此注視對方，無言地問：&ldquo我們還有再相見的時候嗎？&rdquo還有，&ldquo是你先走還是我先走呢？&rdquo不過，我内心深處知道，這位比我年輕得多的朋友比我更加接近死亡。
他比我年歲小，看起來像孩子，顯得過分年輕，而他卻比我成熟、老到。
他勇敢的一生經曆了許多險境，兩種不同的生活态度交替着決定他的生活，而被動的、沮喪的那種占了上風。
他有時充滿活力，全心投入創造性的、有教育意義的工作，有時則渴望逃離世事，渴望甯靜和隐蔽的生活。
戰時彼得·蘇爾坎普被關進過監牢、集中營，他在德國将近投降時，在混亂中出于偶然逃脫了厄運。
自那之後，他那自&ldquo一戰&rdquo以來本已岌岌可危的健康狀态便整個垮了，心髒病嚴重，肺部也有毛病。
雖然這樣，他這些年來不僅是困苦地，而且還是緊張地、高強度地生活着，他的工作成就斐然，能夠這樣是因為他繼承了古老農民堅韌性格的遺風。
當個人精力實際上已經耗盡時，這種堅韌的傳承支撐着搖搖欲墜的人，使他能承受常人難以勝任的工作重擔。
終他一生，這種得自傳承的韌性、與大地的親近、秩序井然和忍讓的力量不斷地和他個人的性情和性格發生沖突，他不得不全力沖出父輩農民的遺傳，避不回家鄉，時常更換工作，他做過教師、士兵、軍官、編劇、編輯、出版人和作家，獨自一人征服世界。
一旦回到家鄉父親的農舍，他就成了陌生人，沒有人理解他，這在他那篇可做範文的散文中有十分貼切的描寫。
但是當他面對激動的青年作家、神經緊張的生意人、導演或演員的時候，他從容不迫帶有家鄉口音的話便能起到令人安靜的作用，在特别好的時刻，可以從他口中聽出他父輩農民智慧的耐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