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伴着爵士樂的曲調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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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努艾爾·文森特 他的腿太長,當不了自行車運動員。

    可是,他騎着一輛名叫“哈利路亞”的自行車徜徉在巴黎街頭。

    巴黎正是清晨,街道剛灑完水,彌漫着羊角千層酥和熱面包的香味。

    他過着學生的日子,卻不是學生;他像在流亡,卻不是流亡者;他确實擁有阿根廷國籍,并非飄零無根,卻隻認幻想文學、爵士樂、先鋒派繪畫、拳擊和黑色電影這一個祖國,巴黎不過是個比喻,是個心靈坐标。

    如果說,作為阿根廷人意味着悲傷和遠離,那麼,胡利奧·科塔薩爾用自己的人生軌迹充分回應了這種模式。

    每位讀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應和,去反駁。

     一九一四年,他出生在布魯塞爾。

    母親是法國人,父親是阿根廷外交官,時任阿根廷駐比利時大使館商務參贊。

    不久之後,父親扔下他們,離家出走。

    他的童年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南部的班菲爾德度過的,青少年時期曾患病休養,飽讀詩書,師範畢業後,在門多薩的庫約大學任教。

    他高雅的精神世界與低俗的庇隆主義發生了碰撞,加上其他麻煩事:狂熱地愛上了自己的學生内莉·馬丁,外省的資産階級拉出一道防疫線,将他隔離;當衆拒絕親吻塞拉費尼教皇使節的戒指,最終踏上了背井離鄉的路。

    他準備好了,要告别這一切。

     年輕的科塔薩爾認識了譯員奧羅拉·貝爾納德斯,她是加利西亞移民的女兒,後來成為他第一任妻子。

    一九五一年,科塔薩爾獲法國政府獎學金,藉此定居巴黎。

    當時,他已經創作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動物寓言集》,受到博爾赫斯的大力褒獎,為後來的聲名立下了根基。

    确實,他走得太遠太遠了。

    你可以想象他坐在拉丁區任何一家咖啡館門前,遙想與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距離,創作經典名著《跳房子》,盡情抒發内心的憂傷。

    也許,爵士樂大師們也走過那裡。

    他們途經巴黎,在塞雷耶音樂廳演出大獲成功、回路易斯安那飯店上床睡覺前,來塞納街的小市場采購補充家中的威士忌。

    《跳房子》便從這條街開始,奧利維拉沿街走到孔蒂碼頭的拱門下去見瑪伽。

    路易斯安那飯店,薩特和西蒙·波伏瓦,還有阿爾貝·加缪和朱麗葉·格萊戈曾經在那兒住過。

    如今,在它狹窄的電梯裡,幾位夢想成為伊夫一聖羅蘭品牌模特的姑娘與邁爾斯·戴維斯、查理·帕克攪在一起。

    姑娘們很讨人喜歡,邁爾斯·戴維斯扛着小号,查理·帕克扛着薩克斯。

     熱愛科塔薩爾是整整一代人必須要做的事,認同他的人組成了一個團體。

    六十年代中期,他們驚訝地發現可以用西班牙語像爵士樂那樣自由地寫作,摒棄約定俗成,或者像杜尚那樣,将日用品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用新的視角将它們點化為藝術品。

    一個帶法國口音、将大舌音發成喉音的阿根廷人也會如此迷人。

    更何況,他多此一舉地像羅傑·瓦迪姆那樣戴着黑色玳瑁眼鏡,一張五十年代索邦大學學生的臉,一縷頭發遮住額頭,正好配上翻領毛衣,照片上的他吹着小号,人如其文,難怪會給當時思想自由、想象力豐富的讀者們造成精神毒害。

    沒有哪個女孩讀完《跳房子》後不去夢想成為瑪伽。

     一九八一年密特朗授予他法國國籍時,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的牆上出現了這樣一條标語:“回來吧,胡利奧,有什麼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