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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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輕人的生命又減少了五年，這樣一來，也減輕了他在他哥哥身旁的地位，這就讓人奇怪了。
我十分清楚，撰寫家史是個平鋪直叙并無成見的行當，這樣的錯誤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給與我們關系很近但時間已很遙遠的人寫傳記也是一樣。
恐怕我自己的作品也提供了這樣的例子。
的确可以說，有關奧克塔夫和他弟弟的明确可信的傳記還沒有寫出來，也許永遠也不會寫出來。
每個人的想法不同，感覺不同，所處的時代也不同，于是就很難估量這兩個人物的正确價值。
況且，有許多必不可少的資料也無可挽回地散失了。
我特别要在這裡提到幾位幫助我的人，他們給我寄來了信件、照片、珍貴的家譜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逸事彙集，有的為我找到了極難搜尋的書籍。
如果沒有讓·埃克胡先生，特别是格安先生的友善幫助，這本書中的幾個篇章肯定就寫不出來。
我也要感謝住在布魯日的德·萊蓋爾夫人，住在列日的彼埃爾·漢格先生，列日博物館館長約瑟夫·菲利普先生，還有比利時駐倫敦的大使羅貝爾·羅斯柴爾德先生以及法國駐聯合國的前大使讓·肖韋爾先生，他們都不吝賜教，給他們以前的同事埃米爾·德·卡蒂埃·德·馬爾西安的形象和他的侄子——犧牲于一九四四年抵抗運動中的讓——的形象加以補充和潤色。
我也要熱誠地感謝讓娜·卡拉雍夫人，她總準備着為我提供一些曆史事件和人物讓我可以用來作這個主題的背景。
例如兄弟倆的朋友德西雷·邦塞于十二月二日被流放的事。
從巴黎公社的曆史專家路易·格林貝爾那裡，我還得到了有關雷莫的另一個朋友，古斯塔夫·弗魯朗的一些文字資料，是從雨果的筆記中摘錄的，說他是“紅色的騎士，忠實勇敢但有些瘋狂”，他于一八七一年四月在夏杜被凡爾賽的軍人們槍斃了。
最後，我還要感謝馬克·卡薩迪先生，他為我核實了費爾南德曾引證的“弗耶先生”。
特别感謝蘇阿雷的杜卡爾姆-紀拉夫人，她研究過地方的檔案之後告訴我，那個年輕的瘋子，我的舅舅加斯東，我曾經說過許多有關他的讓家裡氣氛陰郁的轶事，他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死在蘇阿雷，而是在布拉邦特地區赫爾市的一個收容院裡。
四十來年以後，他的小弟弟奧克塔夫也在那個收容院了其餘生。
一八八七年加斯東被運回了蘇阿雷，葬在家族的墓地裡。
費爾南德當時隻有十六歲。
那麼，她對米歇爾·德·克先生說的關于那個年輕人的故事，說他的死是因為大概挨了他父親一頓打之後發起了高燒，就是不可靠的了。
也許是費爾南德杜撰出了這個誇張的情節，說不定為的就是不要提起赫爾的那個瘋人院；也許是米歇爾自己在無意當中把那些記憶中的舊事弄混了。
在給予我協助而且跟我本人或我的外祖父家有或遠或近的親戚關系的人當中，我首先要感謝裡塔·芒戴巴赫夫人，我的“表兄讓”的遺孀，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在阿爾蒂爾和瑪蒂爾德以及他們的同輩所遺下的子孫中間，除了我之外她是唯一還活着的人。
還要感謝德裡雍·杜·夏布瓦男爵；也出身于德裡雍家的諾爾貝·德·普克維爾伯爵夫人；赫爾曼·皮爾麥茨男爵夫人；卡蒂埃·德·依萬斯男爵；皮托爾男爵；那慕爾的阿·梅裡奧先生；克洛德·德·布裡埃伯爵夫人；特别是出身于外祖家的表兄雷蒙·戴爾沃先生，他告訴了我許多關于他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生活細節，又對我推心置腹地提起他們那些生活的心理氛圍，還對我說了這些話： “即便是曆史的真實沒有得到尊重，也沒有人能夠埋怨您。
何況反映真實不是一個能夠輕易完成的任務，因為在這個彼此相互影響，感情多有矛盾而又布滿瑕疵的社會圈子裡，連我都不敢确定什麼是因，什麼是果。
” 上面這些見解本意在于讓所有的傳記作者，所有的曆史學家以及所有的小說家放心，他們要探索的真實繁瑣駁雜，很不穩定，撲朔迷離，有時候讓人傷心，乍一看甚至頗為醜陋，但是對于這些如果不經常抱有同情之心，不永遠懷有悲憫之情，那就不能接近人類這種孱弱的生靈。
我十分清楚，撰寫家史是個平鋪直叙并無成見的行當，這樣的錯誤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給與我們關系很近但時間已很遙遠的人寫傳記也是一樣。
恐怕我自己的作品也提供了這樣的例子。
的确可以說，有關奧克塔夫和他弟弟的明确可信的傳記還沒有寫出來，也許永遠也不會寫出來。
每個人的想法不同，感覺不同，所處的時代也不同，于是就很難估量這兩個人物的正确價值。
況且，有許多必不可少的資料也無可挽回地散失了。
我特别要在這裡提到幾位幫助我的人，他們給我寄來了信件、照片、珍貴的家譜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逸事彙集，有的為我找到了極難搜尋的書籍。
如果沒有讓·埃克胡先生，特别是格安先生的友善幫助，這本書中的幾個篇章肯定就寫不出來。
我也要感謝住在布魯日的德·萊蓋爾夫人，住在列日的彼埃爾·漢格先生，列日博物館館長約瑟夫·菲利普先生，還有比利時駐倫敦的大使羅貝爾·羅斯柴爾德先生以及法國駐聯合國的前大使讓·肖韋爾先生，他們都不吝賜教，給他們以前的同事埃米爾·德·卡蒂埃·德·馬爾西安的形象和他的侄子——犧牲于一九四四年抵抗運動中的讓——的形象加以補充和潤色。
我也要熱誠地感謝讓娜·卡拉雍夫人，她總準備着為我提供一些曆史事件和人物讓我可以用來作這個主題的背景。
例如兄弟倆的朋友德西雷·邦塞于十二月二日被流放的事。
從巴黎公社的曆史專家路易·格林貝爾那裡，我還得到了有關雷莫的另一個朋友，古斯塔夫·弗魯朗的一些文字資料，是從雨果的筆記中摘錄的，說他是“紅色的騎士，忠實勇敢但有些瘋狂”，他于一八七一年四月在夏杜被凡爾賽的軍人們槍斃了。
最後，我還要感謝馬克·卡薩迪先生，他為我核實了費爾南德曾引證的“弗耶先生”。
特别感謝蘇阿雷的杜卡爾姆-紀拉夫人，她研究過地方的檔案之後告訴我，那個年輕的瘋子，我的舅舅加斯東，我曾經說過許多有關他的讓家裡氣氛陰郁的轶事，他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死在蘇阿雷，而是在布拉邦特地區赫爾市的一個收容院裡。
四十來年以後，他的小弟弟奧克塔夫也在那個收容院了其餘生。
一八八七年加斯東被運回了蘇阿雷，葬在家族的墓地裡。
費爾南德當時隻有十六歲。
那麼，她對米歇爾·德·克先生說的關于那個年輕人的故事，說他的死是因為大概挨了他父親一頓打之後發起了高燒，就是不可靠的了。
也許是費爾南德杜撰出了這個誇張的情節，說不定為的就是不要提起赫爾的那個瘋人院；也許是米歇爾自己在無意當中把那些記憶中的舊事弄混了。
在給予我協助而且跟我本人或我的外祖父家有或遠或近的親戚關系的人當中，我首先要感謝裡塔·芒戴巴赫夫人，我的“表兄讓”的遺孀，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在阿爾蒂爾和瑪蒂爾德以及他們的同輩所遺下的子孫中間，除了我之外她是唯一還活着的人。
還要感謝德裡雍·杜·夏布瓦男爵；也出身于德裡雍家的諾爾貝·德·普克維爾伯爵夫人；赫爾曼·皮爾麥茨男爵夫人；卡蒂埃·德·依萬斯男爵；皮托爾男爵；那慕爾的阿·梅裡奧先生；克洛德·德·布裡埃伯爵夫人；特别是出身于外祖家的表兄雷蒙·戴爾沃先生，他告訴了我許多關于他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生活細節，又對我推心置腹地提起他們那些生活的心理氛圍，還對我說了這些話： “即便是曆史的真實沒有得到尊重，也沒有人能夠埋怨您。
何況反映真實不是一個能夠輕易完成的任務，因為在這個彼此相互影響，感情多有矛盾而又布滿瑕疵的社會圈子裡，連我都不敢确定什麼是因，什麼是果。
” 上面這些見解本意在于讓所有的傳記作者，所有的曆史學家以及所有的小說家放心，他們要探索的真實繁瑣駁雜，很不穩定，撲朔迷離，有時候讓人傷心，乍一看甚至頗為醜陋，但是對于這些如果不經常抱有同情之心，不永遠懷有悲憫之情，那就不能接近人類這種孱弱的生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