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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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太陽出來,我們的火車喀嚓喀嚓穿越在你們最美麗翠綠的田野裡,九月的英格蘭,九月初,大幹草堆随處可見,騎着自行車在鐵路道口等候的人們,看着我們的火車隆隆駛過;夢幻般的一條條窄小的河流,顯然哺育着它們流經的村莊,仿佛包含着嗎哪[1]的水;樹籬也是一道風景線,戴着沃爾特·皮金[2]帽的老太太正在修剪村舍的灌木樹籬;我一直想看看整個英格蘭的山水風貌,可是隻能站在郵車車門的窗戶前熱切地向外眺望,因為三百多名澳大利亞人坐在車廂地闆上抽煙,高聲嚷嚷,玩擲雙骰子賭博遊戲,士兵嘛。

    火車被擠得水洩不通。

    轟隆隆,我們進入了燈火籠罩下英格蘭的夜晚;轟隆隆,伯明翰,曼徹斯特,你稱它什麼都可以;早晨,我在車廂地闆上熟睡,全身肮髒不堪,像所有其他的士兵一樣蓬頭垢面,但是我們都不在乎,因為我們休假來到了倫敦城。

     在那些歲月裡,我非常熟悉地鐵,所以我從火車站出來,乘了地鐵直奔特拉法爾加廣場[3],我知道它靠近皮卡迪利廣場[4],可我想看鴿子,出于某種原因,還想看特拉法爾加廣場上的納爾遜[5]雕像。

    有個孩子給我擦了擦皮鞋,我在美國勞軍聯合組織俱樂部裡把自己打扮得整潔漂亮,開始在這個溫暖的城市裡四處遊蕩,心滿意足,我甚至還參觀了一個先鋒派繪畫展覽,聆聽了倫敦當代知識分子講述他們如何繼續進行在他們血腥曆史的地圖上任何戰争之前、戰争期間和戰争之後已經成就的事業。

     随後,我漫不經心地四處閑逛,看看招貼海報,決定傍晚去皇家艾伯特演奏廳[6],觀看那裡的人們演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由巴爾比羅利[7]擔任指揮。

    我因此而去了海德公園,心裡不斷尋思:這個公園是以海德先生命名的嗎?那麼傑基爾博士[8]在哪裡呢?當你年輕時在一個陌生的國家,那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在英格蘭,尤其是你在裡亞爾圖劇院看了所有那些電影之後。

     音樂會正在進行,我坐在樓廳裡一個英國士兵的身邊,他拿出一本詩集,是托·斯·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他說這些詩歌好極了。

    我也很喜歡。

    坐在我右邊的是一個帶着一個扁平小酒瓶的美國士兵。

    演出中間(天知道在那些歲月裡,我怎麼能堅持從頭到尾聽完每場音樂會,沒上一次廁所,沒吃一塊三明治或喝一杯飲料或到戶外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當巴爾比羅利大聲說:“你們都能聽見,外面響起了空襲警報,今晚倫敦正受到納粹德國空軍的空襲。

    我們是繼續音樂會呢還是下樓進防空洞?”全場掌聲雷動,“不理它!繼續音樂會!”于是他們繼續演出。

    不過,我是幸運的。

    這時正處于不列颠真正的空戰之後,皇家空軍和加拿大人狠揍了戈林[9]的納粹德國空軍,請注意,此時正好是下一輪報複空襲開始的前夕:火箭推動的超級V1炸彈,更不用提稍後的V2炸彈。

    我到英國的時候,正好是空戰的間隙期。

     有趣的是,事實上,我從來沒有機會在任何地方目擊空襲,甚至在大煙囪上畫了三個大叉的“喬治·威姆斯”号上也沒遇見,一九四二年途經格陵蘭的斯匹次卑爾根群島時也沒遭遇過。

    我猜,美國海軍航空部隊把我給裁了,原因也就在此。

     言歸正傳,音樂會結束後,我們都擁擠着走出皇家艾伯特演奏廳,踏進燈火管制下倫敦城的一片漆黑之中,我猜郊區的空襲可能依然持續着,我和《四個四重奏》士兵,還有那個喝酒的士兵,跌跌撞撞一起沿着街道徑直朝皮卡迪利廣場的酒吧走去,想來上幾杯蘇格蘭威士忌。

    我們在那裡喝酒胡鬧,直到後來,天哪,酒店老闆居然用壓倒飛行員、陸軍士兵和水手們叫喊聲的嗓音,聲嘶力竭地高喊:“先生們,請你們趕緊離開,到時候啦!”我們三三兩兩走出酒吧,踏入皮卡迪利廣場的黑暗之中,穿着皮外套的妓女不斷地碰撞我們,“寶貝兒,我說你……”還有:“嗨,到哪裡去?”我周圍的人都走散了,最後有個皮外套說她的名字叫“麗蓮”,于是我們一起離開,走進了一家溫暖舒适的小旅館。

    二 早晨,他們給我們送來了早餐;室外灰蒙蒙的,霧氣朦胧,威廉·布萊克筆下的煙囪裡冒着煤煙,麗蓮說:“寶貝,再來一次,然後我要為今晚的生意做準備。

    ”完事後,我告别了她,付了房錢,去小旅館或賓館有壁爐的閱覽室抽煙休息。

    在那裡,一位身穿花呢外套又高又胖的英國人正抽着一個大煙鬥,對着一位身穿花呢套裝的幹癟醜老太說話,聲音洪亮真誠,但有點誇張,他們用柴郡[10]杯(不管它們是什麼茶杯)喝茶。

    壁爐裡火呼呼地燒得很旺,像那個英國胖紳士的眼睛一樣閃着亮光,發出噼啪響聲。

    據我看來,他們戒心重重,實在不想别人幹擾英國。

    我想跟那個男士交談,可我害怕那家夥,他讓我想起畢林普上校[11],手裡拿着鞭子,神氣活現,高傲自大;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如果我真的與他交談了,将會發生什麼事情:蘇格蘭威士忌,酗酒,滿城亂轉。

    在那些歲月裡,美國人對親愛的古老的英格蘭有一種天真幼稚的敬畏感。

    今天,我已經沒了對英格蘭的敬畏,因為他們太努力嘗試變成跟“我們”一樣。

    這是真的。

    這不是劍橋的謊言。

    三 早晨,我和幾個美國飛行員在皮卡迪利廣場的啤酒吧裡喝了幾杯冰啤酒,這裡的酒吧冰鎮啤酒,以符合美國人的口味。

    我在四處轉了一圈,一次空襲中甚至還在一個公園裡小睡了一會兒;随後,我得摸索着回針線街去,因為麗蓮或者什麼事或者什麼人拿走了我大部分的錢,我認為可能在皮卡迪利廣場黑咕隆咚的情況下,錢從我的口袋裡掉出來了。

    我去向一家美國船運公司辦事處借錢買火車票回利物浦。

    有個老頭帶着一把雨傘,戴着一頂卷邊氈帽,他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傲慢地說:“我說,去針線街走哪條路?”怎麼,這裡是該死的英格蘭銀行街,對嗎?總之,我拿到了錢,上了火車,回到利物浦時已是深更半夜,當我試圖走回碼頭我的輪船那兒時,我在河邊附近的紀念碑處遇見了另一個麗蓮模樣的妓女,她說:“嗨,寶貝兒!”就像我在故事前面說過的那樣,站着倚靠在紀念碑上。

    可是,在我回船的路上(我認識路),又有一次空襲燈火管制,你認為我會有一點點害怕那些德國人可能投來的炸彈嗎?老天作證,我絕不害怕!在碼頭區那些卵石鋪成的街道正中心,我一手攥着從針線街借來的錢,另一隻手拿着一塊他媽的大卵石,我像加拿大印第安人那樣蹑手蹑腳地走着,因為在燈火管制的黑夜裡,我能聽見他們躲在那些門道裡的呼吸聲:惡棍暴徒,行兇搶劫犯,他們引發了柏油馬路上的毆鬥,而且他們不付房租。

    四 就在我們準備起錨遠航布魯克林前的最後一個早晨,我構想出了《杜洛茲傳奇》,那是個灰蒙蒙下着雨的早晨,我坐在水手長辦公室的打字機前,我想他正在最後一次酗酒,我看到了這一點:用畢生精力寫出我親眼目睹的事情,用我自己的語言來叙述,用我決定的風格來寫,不管是二十一歲還是三四十歲,或者歲數更大一些的時候,把我的見聞彙集在一起,作為當代曆史的見證,供未來研究,讓後代看看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人們當時的真實思想是什麼。

     很自然,我沒被選中代表洛厄爾高中畢業生發表告别演說是件好事,我從另一所學校畢業了。

     于是,我們起錨遠航,越過愛爾蘭海,此時遇上了風暴,就像喬伊斯所說,風暴洶湧蠻橫,請上帝幫助我。

    随後,我們再次繞過蘇格蘭海灣,駛入大西洋,我們與大不列颠之間沒有任何阻隔的東西,隻有收音機裡BBC微弱的播音。

     一場巨大的風暴迎面襲來,“嘶嘶”,潛水艇在攻擊,巨浪猛烈撞擊着“喬治·威姆斯”号的船舷,撞擊力如此之大,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放下我們的救生船。

    現在,我們卸掉了炸彈,船輕了,在海面上上下來回颠簸;可是,如果船上那可憐的、幾乎像人類一樣脆弱的艙壁被擊中,或者威力強大的德國魚雷進入船體内,将船擊沉的話,我們不可能幸存下來,我們這些人就會像上下漂動的軟木塞,終将被凍死(在我們航道遙遠的北方);所以,我們隻能悶悶不樂地坐在廚房裡,所有的艙面水手和乘務員都在那裡,穿着救生帶,呷着咖啡,玩着跳棋,煮着可可茶,黑人二廚穿上一件多餘的救生衣,高聲喊道:“好吧,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想的,反正我要出艙了,”說完他獨自奔上了甲闆。

     “他到哪裡去?”水手長一邊移動一個跳棋子一邊說,跳棋子随着輪船上下颠簸而滑動。

     “沒有地方可去,”我說,我在此次航程中已經說過四個字,這次說完了我最後的六個字。

     甚至沒人擡頭看一眼。

     杜洛茲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時間說話。

     不過,我們有驚無險,在冰島向左轉,回航布魯克林,停靠在位于喬拉利蒙街的莫爾麥科馬克碼頭,在那裡,你可以看見河對岸曼哈頓的高樓大廈黃昏時刻燈火通明,也能看見鋼筋水泥大樓間所有狹窄的街道支路,它們會把你引向餐館、金發女郎、父母、朋友、戀人、溫暖、城市、婚禮、遊行、旗幟、啤酒沙龍……五 哇,我們都拿到了用棕色信封裝的工資,我對所有我可憐的同船船員一下子說了幾籮筐話,因為有人把啤酒帶上了船,我喝醉了,他們抱怨說:“這個該死的杜洛茲,整個航程說話沒過十個字,現在卻說個沒完了!” “我要去看我的寶貝!”我高聲嚷嚷,迎着碼頭上未經烘焙咖啡酸甜的味道,匆匆離開,沖進街道,踏入伯勒大廈,進入散發着桂皮味的地鐵,從時報廣場下車,穿越廣場,向北前往哥倫比亞校園;在蒙蒙細雨中,我沖到約翰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