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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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突中做出正确的道德抉擇是何等艱難。
不僅如此，小說還同時預示這孩子雖然背叛了父親卻永遠擺脫不了父親對他的影響；《幹旱的九月》不僅揭露了南方種族主義者對黑人的歧視與殘忍，還展示了一個年華已逝好景不再的女人的悲哀，以及傳統觀念對人的影響和人際關系，等等；《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曾有過這樣一位女王》描述了一個舊時代的沒落，但與此同時，對新時代、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也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但如果我們從女性主義角度來分析這兩個故事和《夕陽》，甚至《幹旱的九月》，我們還可以發現福克納對女性的同情，他的超前意識使他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尖銳地批評社會及舊思想、舊習俗對婦女的禁锢與壓制。
此外，《明天》所刻畫的對一個孩子的愛，雖不驚心動魄卻感人肺腑，這個故事還曾被改編拍成電影，可見其魅力不同一般。
即使是那些過去不太為評論家看好的故事，如《榮譽》《瞧！》《兩個士兵》等，今天來看也還有出色之處。
《榮譽》雖然談的是個比較抽象的概念，但如同《調換位置》聯系在一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福克納在他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所強調的作家應該贊揚的勇敢、同情、忍耐等“亘古真情”。
《瞧！》表面上是一個滑稽可笑、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但其中印第安人的智慧不能不讓我們肅然起敬。
尤其是，如果我們知道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向華盛頓進軍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我們便不能不欽佩，福克納在三十多年前就預見到總有一天美國的種族矛盾會大爆發，少數民族會起來反抗。
有人曾認為在日本人轟炸珍珠港以後寫的《兩個士兵》是應景之作，感情色彩太濃，等等，這些看法失之公允。
這個故事讓我們了解福克納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有強烈的愛國心。
他特地把《兩個士兵》和它的姊妹篇《永垂不朽》收在一九五〇年出版的《福克納短篇小說選》裡，說明他并不隻緬懷往昔時光，并不隻表現舊南方敗落，而是關心時代政治，注意社會問題。
在手法方面，《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一個短篇就分五個小節，從愛米麗小姐的去世開始，轉了一圈，在最後一節又回到她的死亡，首尾相接，天衣無縫。
在五個小節中，時序來回颠倒，故事懸念疊出，福克納正是通過這種非傳統的叙述手法來迫使讀者注意故事的有關時間的主題。
他沒有用意識流的手法向我們展示愛米麗的内心活動，隻是通過一系列不按時序排列的事件來表現一個生活在過去時代的女人的悲劇。
這些事件的先後順序是許多評論家的研究課題。
我們未必能完全弄明白，但我們可以從中領略福克納在《喧嘩與騷動》和《押沙龍，押沙龍！》等長篇中運用得更得心應手的時序颠倒的手法。
在《夕陽》裡，福克納從一個孩子的角度來講故事，用兩個不懂人事的孩子的無聊争吵來反襯黑人南希的恐懼、痛苦與無奈，這種手法恐怕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想到的。
福克納沒有對康普生太太做任何描寫，而是利用她跟康普生先生的對話來揭露她的冷漠與自私。
這種用對話說明人物性格的做法可以跟海明威相媲美。
《幹旱的九月》五個小節中，第一、第三、第五圍繞種族主義分子麥克萊頓，第二、第四兩節以米妮小姐為中心。
兩條線索交替進行，連語言都有差異，麥克萊頓部分幾乎完全以對話為主，句子短，節奏快，充分體現帶種族偏見的人的浮躁情緒，另外兩節句子比較長，節奏也比較慢，更多展現的是米妮小姐的心理活動。
故事中反複出現的“塵土”兩字及其意象，給人一種世界猶如荒原，人類走向滅亡，末日就要降臨的印象，把小說的主題襯托得十分鮮明。
《花斑馬》又是另一種風格。
第一人稱的“我”用講故事的口吻娓娓道來，用反諷、誇張和輕描淡寫、低調處理等民間故事的手法把一個不講道德、沒有人情味的新生資産階級分子的醜惡面目揭露得淋漓盡緻。
陶潔
不僅如此，小說還同時預示這孩子雖然背叛了父親卻永遠擺脫不了父親對他的影響；《幹旱的九月》不僅揭露了南方種族主義者對黑人的歧視與殘忍，還展示了一個年華已逝好景不再的女人的悲哀，以及傳統觀念對人的影響和人際關系，等等；《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曾有過這樣一位女王》描述了一個舊時代的沒落，但與此同時，對新時代、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也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但如果我們從女性主義角度來分析這兩個故事和《夕陽》，甚至《幹旱的九月》，我們還可以發現福克納對女性的同情，他的超前意識使他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尖銳地批評社會及舊思想、舊習俗對婦女的禁锢與壓制。
此外，《明天》所刻畫的對一個孩子的愛，雖不驚心動魄卻感人肺腑，這個故事還曾被改編拍成電影，可見其魅力不同一般。
即使是那些過去不太為評論家看好的故事，如《榮譽》《瞧！》《兩個士兵》等，今天來看也還有出色之處。
《榮譽》雖然談的是個比較抽象的概念，但如同《調換位置》聯系在一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福克納在他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所強調的作家應該贊揚的勇敢、同情、忍耐等“亘古真情”。
《瞧！》表面上是一個滑稽可笑、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但其中印第安人的智慧不能不讓我們肅然起敬。
尤其是，如果我們知道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向華盛頓進軍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我們便不能不欽佩，福克納在三十多年前就預見到總有一天美國的種族矛盾會大爆發，少數民族會起來反抗。
有人曾認為在日本人轟炸珍珠港以後寫的《兩個士兵》是應景之作，感情色彩太濃，等等，這些看法失之公允。
這個故事讓我們了解福克納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有強烈的愛國心。
他特地把《兩個士兵》和它的姊妹篇《永垂不朽》收在一九五〇年出版的《福克納短篇小說選》裡，說明他并不隻緬懷往昔時光，并不隻表現舊南方敗落，而是關心時代政治，注意社會問題。
在手法方面，《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一個短篇就分五個小節，從愛米麗小姐的去世開始，轉了一圈，在最後一節又回到她的死亡，首尾相接，天衣無縫。
在五個小節中，時序來回颠倒，故事懸念疊出，福克納正是通過這種非傳統的叙述手法來迫使讀者注意故事的有關時間的主題。
他沒有用意識流的手法向我們展示愛米麗的内心活動，隻是通過一系列不按時序排列的事件來表現一個生活在過去時代的女人的悲劇。
這些事件的先後順序是許多評論家的研究課題。
我們未必能完全弄明白，但我們可以從中領略福克納在《喧嘩與騷動》和《押沙龍，押沙龍！》等長篇中運用得更得心應手的時序颠倒的手法。
在《夕陽》裡，福克納從一個孩子的角度來講故事，用兩個不懂人事的孩子的無聊争吵來反襯黑人南希的恐懼、痛苦與無奈，這種手法恐怕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想到的。
福克納沒有對康普生太太做任何描寫，而是利用她跟康普生先生的對話來揭露她的冷漠與自私。
這種用對話說明人物性格的做法可以跟海明威相媲美。
《幹旱的九月》五個小節中，第一、第三、第五圍繞種族主義分子麥克萊頓，第二、第四兩節以米妮小姐為中心。
兩條線索交替進行，連語言都有差異，麥克萊頓部分幾乎完全以對話為主，句子短，節奏快，充分體現帶種族偏見的人的浮躁情緒，另外兩節句子比較長，節奏也比較慢，更多展現的是米妮小姐的心理活動。
故事中反複出現的“塵土”兩字及其意象，給人一種世界猶如荒原，人類走向滅亡，末日就要降臨的印象，把小說的主題襯托得十分鮮明。
《花斑馬》又是另一種風格。
第一人稱的“我”用講故事的口吻娓娓道來，用反諷、誇張和輕描淡寫、低調處理等民間故事的手法把一個不講道德、沒有人情味的新生資産階級分子的醜惡面目揭露得淋漓盡緻。
陶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