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行動

性無涉。

    界定私有财産、确定每一居家的範圍，保護并使一個民族的物質認同成為可能的領土界線，以及保護并使個體的政治存在得以可能的法律，所有這些對于人類事務的穩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原因恰恰在于，這些限制性、保護性的原則不會從人類事務領域中的各種活動中自行産生。

    就像領土的邊界從未完全有效地預防過外來的攻擊行動一樣，法的限制性規定也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來自政治體系内部的攻擊行動。

    行動的無限性隻是其建立多種關系的非凡能力（即行動的特殊生産力）的一個方面。

    節制、不逾矩的古老美德之所以确實成為非常受推崇的一種政治美德，其原因也在此；就像同樣為人所知曉的政治誘惑确實就是hubris--古希臘人（他們經曆了行動的各種可能性）對此深有所知--而不是像我們所認為的權力欲。

     然而，盡管我們在每個政治體系中發現的各種限制和界線可能防止行動固有的無限性，但是它們無助于抵消行動的第二個顯著特征，即行動固有的不可預見性。

    這不隻是一個無力預告特定行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的問題--在這種狀況中，電子計算機能預告未來，它還直接來自故事。

    作為行動的結果，一旦偉大輝煌的業績轉瞬即逝，成為過去，那麼故事也就開始并逐漸展開。

    問題在于，作為結果的故事無論其内容和特征可能是什麼，它是在私人生活中展現還是在公共生活中展現，它包括了衆多的行動者還是少數行動者，故事的全部意義隻有在它結束時才體現出來。

    同制作相比較--在制作中，評判最終産品的光彩，它是由工匠的眼睛事先感覺的形象和模型提供的--闡明行動過程，甚至所有曆史過程的"光彩"隻在過程的終點才顯現，而此時通常所有的參與者都已作古。

    行動隻是向放事叙說者--即對"朝後看"的曆史學家袒露自身，這些曆史學家總是比故事參與者知道得更多、也更懂得故事的内容究竟是什麼。

    雖然行動者也許很少能對各種目标、目的與動機提供一種令人信服的說明，但是他們自己所說的所有東西都成了曆史學家手中有用的資料；并在意義與真實性方面決不能同曆史學家的故事相提并論。

    故事叙說者講述的東西有必要避開行動者本人--至少，隻要他處于行動過程中或承擔其後果時就應該如此--因為對他來說，其行為的意義不是體現在随之而來的故事中。

    即使故事是行動不可避免的結果，理解和"創作"故事的人仍然是故事的叙說者而非行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