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進化）的不謀而合令人矚目。

    恩格斯一開始就發現了這一點，他稱馬克思為"曆史學上的達爾文"。

    所有這些理論在各種科學（如經濟學、曆史學、生物學、地理學）中都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過程這一概念，這一概念在現代社會以前人們對它還一無所知。

    由于自然科學對過程的發現與哲學反思中的發現不謀而合，因而在人類身體内部的生理過程最終應該成為新概念的模式，這一點是很自然的。

    在反思的體驗中，我們除了知道自己身體中的新陳代謝過程之外，對其他的過程一無所知，唯一能解釋這種新陳代謝過程并與之相應的活動便是勞動。

    因此，摩登時代的勞動哲學中，勞動生産力與繁殖力的等同本來應該被建立在同一等同基礎上的各種生命哲學所取代，這或許看來是不可避免的。

    園早先的勞動理論與後來的生命哲學的不同，主要在于生命哲學看不到一種對維持生命過程必需的活動。

    而這種忽視似乎與曆史的事實發展相一緻--曆史的發展使人們的勞動比以前更加無效，也使勞動與生命過程的自發運動更相近。

    如果在世紀之初，即尼采和柏格森的年代，生命而不是勞動被視作"一切價值的創造者"的話，那麼物力論對這一生命過程的極度贊揚就會把人類在出于生理需要進行的活動（勞動、繁衍後代）中體現出來的最低限度的主動性也排除在外了。

     然而，繁衍力的急劇增長和過程的社會化（即這一過程的主體不再是單個個體，而是整個人類社會或人類的集合體）都無法取消來自身體過程（生産在這一過程中展示自己）經曆或來自勞動活動經曆的私有的、嚴格的，甚至是殘忍的特點。

    物質的極大豐富和實際花在勞動上的時間的縮短，都不可能建立一個公共世界；而受到剝奪的動物化勞動者因被剝奪了可以用來藏身以免受到公共領域侵犯的私人領域，因此再也不具有私有性了。

    馬克思（盡管以一種無法證實的歡欣）正确地預言了公共領域在社會生産力巨大地不受任何阻力地發展的條件下的"消亡"，此外，當他預見到"社會化"的人将從勞動中解脫出來，把時間花在純屬私人的、本質上是我們今天稱之為"消遣"這種出世的活動時，他同樣是對的，即與他的作為動物化勞動者的人的概念相一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