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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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古代所有對人類活動的評價(包括像赫西奧德那樣據稱贊揚勞動的評價)都建立在這一信念上--滿足身體所需的身體的勞動都是奴役性的。

    因此,隻要不是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為了取得生活必需品而從事的工作,盡管沒有什麼勞動存在于其中,也被視作為一種"勞動狀态"。

    可見,不同時空的人們對工作的劃分、評價也是不同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古代人對勞動與工作的蔑視僅僅是因為奴隸在進行這樣的活動,這其實是現代曆史學家有失偏頗的一種看法。

    古代人則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一問題,認為有必要占有奴隸,因為所有具有奴隸性質的工作有助于維持生活的需要;也正是如此,古代人為奴隸制進行辯護,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

    勞動意味着受生活必需品的奴役,這一奴役是人類生活條件固有的。

    由于人類受困于生活必需品,因此他們隻有通過控制某些人--他們使用暴力使之屈服而勞動--才可以獲得自由。

    奴隸很卑賤、很低下,這是他們命不好,這種命甚至比死亡更糟,因為奴隸是與馴服的動物無多大差别的異化的人類。

    因此,奴隸身份的變化(如主人解散他們,又如整個政治環境變化使得某些原來屬私有領域的工作上升為公共領域中的工作)自然會弓起奴隸"本質"的變化。

    河 古代社會的奴隸制(盡管後來并非如此)并不是一種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手段,也非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工具,而隻是試圖把勞動逐出人類生活狀況的一種嘗試。

    人類生活方式中與動物生活方式共有的部分不能被認為是人類的生活方式(順便說一下,這也是希臘有關奴隸生活方式是非人類的理論受到誤解的一個原因。

    亞裡士多德--他一直都是奴隸制的忠誠擁護者,卻在臨終前釋放了所有家奴--也許并不像有人認為的那樣"言行不一"。

    他否認的不是奴隸具有的人的能力,而是認為隻要是為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的人就不配用"入"這一字眼中用的"動物",與animal rationale中所用的"動物"雖為同一個詞,但前者的用法世人皆認可,而後者的用法似乎還有待商榷、 animallaboran(動物化勞動者)其實是動物的一種,至多不過是最高級的動物而已。

     因此,古典時期人們忽略勞動與工作的區别也就不足以令人感到驚訝了。

    長期以來,私人領域與公共政治領域之間的差别、家庭成員之一的家奴與一家之長之間的差别,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隻剩下一個劃分标準-一即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是投放在私人領域還是投放在公共領域?以及其目的是為私還是為公?随着政治理論的興起,哲學家甚至抹殺了這些至少能區分某些活動的差異,因此他們覺得沒有必要對所有類似的活動進行仔細分類。

    在他們那裡,政治活動甚至被提升到了必需品的程度,因而成了vita activa中所有連接方式的标準。

    此外,我們也無法求助于基督教的政治思想,這一思想接受哲學家的區分并加以精煉,大多數人的宗教、少數人的哲學,賦予了這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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