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nunc stans），都隻能存在于人類的事務領域及人的群體之外，正如我們從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所了解到的洞穴隐喻那樣，哲學家把自己從束縛自身與他人的桎梏中解救出來，并完全“獨自一人”離開洞穴，既無人相伴，也無人相随。

    從政治的角度講，如果死亡和“遠離人群”是同義的，那麼永恒的體驗也将是一種死亡，唯一的區别在于“遠離人群”并非是最終的，因為沒有哪一種生物能持續任何時間段的永恒體驗。

    這恰恰就是中世紀的“vita activa”與“沉思”的區别所在。

    既然一個人自身内部通過語言所進行的思維活動，已非常明顯地不足以表達這種體驗，反而會幹擾和損壞這種體驗，那麼，同生命有限的體驗不同，永恒體驗是與任何活動毫無共同之處的，也不可能轉換為任何活動，這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和所有與生命有限相關的其他看法不同，Thesria或者說“沉思”是用于表達永恒 體驗的一個詞。

    哲學家們對不死的甚至永久的城邦機會提出了明确的質疑，這或許有助于他們發現永恒，而這一發現所帶來的沖擊又是如此之強烈，以緻于他們隻得把所有謀求不死的努力都當作自負與虛榮加以蔑視，這使哲學家們置身于古代城邦及其所宣揚的宗教的公開對立面。

    然而，相對于謀求不死的種種努力，關注永恒的最終勝利并非歸因于哲學的思考。

    羅馬帝國的衰亡清楚地證明，沒有任何凡人的工作能夠不死，而與此相應，有關永恒的個人生命的基督福音興起并發展成為西方人唯一的宗教。

    任何謀求在世不死的努力都是徒勞不必的。

    它們如此成功地使vita activa和biosPolitikos成為沉思的陪襯，以緻于現代世俗化的興起及随之而來的行動和沉思之間的傳統等級序列的倒轉，都不足以從漠視中拯救對不死的謀求，這一生命不死曾經是vita activa的核心和源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