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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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解決社會人類學問題的許多新方法已經發展起來。過去那種基于從各種時代和世界各地搜集來的割裂了文化史本質聯系的零碎資料來解釋人類文化史的陳舊方法，已喪失了其主要支撐點。緊接而至的是一個根據對各種特征分布的研究和考古證據的補充，艱苦嘗試重新解釋曆史聯系的時期。越來越廣泛的地區受到這種觀點的審視。人們試圖在各種文化特性之間建立堅固的紐帶，并利用它們建立更為廣泛的曆史性聯系。作為文化通史的先決條件&mdash&mdash相類文化特性獨立發展的可能性已被否定，至少被置于一種無關重要的地位。進化論的方法和獨立地區文化的分析法，都曾被用來闡明各種文化形式的先後順序。運用前一方法的人希望建立、描繪出文化和文明史的統一畫面；後一方法的倡導者，至少在較為謹慎的倡導者中，則把每一文化都視為一個獨立的單元和一種獨特的曆史問題。
在精細的文化分析法的影響之下，對與文化形态有關的事實進行的必不可少的收集，已得到了強烈的刺激。這樣收集的材料為我們提供了社會生活的信息，它好象包括了有嚴格區分的各種範疇：經濟生活、技術、藝術、社會組織、宗教，而且其聯結的紐帶又難以發現。人類學家的處境好似歌德所諷刺的那樣：
誰要真正認識描述生命之物，
先得尋找精神的本質歸宿，
如果缺乏精神的溝通，
那他就沒得到生命的全部。
注意活的文化，已造成一種對每一文化之整體性的更為強烈的興趣。人們越來越感到，從其一般背景下抽出的某種文化特質，很難讓人明白理解。試圖把文化想象為由一套單獨條件控制的整體，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純人文地理的、經濟的或其他方面的形式主義方法，似乎也隻描繪出了一些被扭曲的圖畫。
把一種文化的意義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把握的渴望，迫使我們把對标準化行為的描述看成僅是通向其他問題的鋪路石。我們必須懂得，個體生活在他的文化中，其文化又依靠個體而存在。這種對社會&mdash&mdash心理問題的興趣與曆史方法并行不悖，沒有絲毫的對立。相反，它顯示了文化變遷中那種具有生機的動力進程，并使我們能夠估價我們從對相關文化的詳盡比較中所取得的證據。
由于資料的特點，文化生活問題，常常表現為文化各個方面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問題。在某些情形下，這種研究會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某一文化的整合的強度或者不足。它清楚地表明了各種文化類型的整合形式，這些形式證明，文化不同方面的關系都遵循最大分異的模式，而且無益于普遍歸納。但是，這種研究很少能夠而且隻是以間接的方式引導人們去認識個體與文化之間的關系。
這就要求對文化特質有深入的了解，要求知道控制個人與團體行為的種種觀念。本尼迪克特博士稱這種文化特質為文化的結構。在本書中，作者把這個問題擺到了我們面前，并用各自充滿着一種主導觀念的三種文化例證作出了具體的說明。這種處理方法與解決社會現象問題的功能方法不同，與其說它關心的是每一文化内容的功能關系，不如說它關心的是那種對基本觀念的發現。除了在一般結構範圍以外，它都不是曆史的方法，但隻要這種結構沿續下去，它就會對仍從屬于它的變化方向予以限制。與文化内容的變化相比較，結構常常有很顯著的持久性。
正如作者指出的，并不是每一文化都由一個主導特質将其特征化的，但可能的是，我們越是了解驅動個體行為的文化内驅力，就越會發現，那些較為普遍的情感的壓抑和行為的觀念，能夠對那些從我們的文明出發被認為是異常的态度作出說明。作者按照一種新的見解去看待一切被視為社會的或非社會的，正常的或異常的事物的相對性。
作者所選擇的極端例子更加清楚地表現出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弗蘭茨·博厄斯
在精細的文化分析法的影響之下，對與文化形态有關的事實進行的必不可少的收集，已得到了強烈的刺激。這樣收集的材料為我們提供了社會生活的信息，它好象包括了有嚴格區分的各種範疇：經濟生活、技術、藝術、社會組織、宗教，而且其聯結的紐帶又難以發現。人類學家的處境好似歌德所諷刺的那樣：
誰要真正認識描述生命之物，
先得尋找精神的本質歸宿，
如果缺乏精神的溝通，
那他就沒得到生命的全部。
注意活的文化，已造成一種對每一文化之整體性的更為強烈的興趣。人們越來越感到，從其一般背景下抽出的某種文化特質，很難讓人明白理解。試圖把文化想象為由一套單獨條件控制的整體，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純人文地理的、經濟的或其他方面的形式主義方法，似乎也隻描繪出了一些被扭曲的圖畫。
把一種文化的意義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把握的渴望，迫使我們把對标準化行為的描述看成僅是通向其他問題的鋪路石。我們必須懂得，個體生活在他的文化中，其文化又依靠個體而存在。這種對社會&mdash&mdash心理問題的興趣與曆史方法并行不悖，沒有絲毫的對立。相反，它顯示了文化變遷中那種具有生機的動力進程，并使我們能夠估價我們從對相關文化的詳盡比較中所取得的證據。
由于資料的特點，文化生活問題，常常表現為文化各個方面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問題。在某些情形下，這種研究會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某一文化的整合的強度或者不足。它清楚地表明了各種文化類型的整合形式，這些形式證明，文化不同方面的關系都遵循最大分異的模式，而且無益于普遍歸納。但是，這種研究很少能夠而且隻是以間接的方式引導人們去認識個體與文化之間的關系。
這就要求對文化特質有深入的了解，要求知道控制個人與團體行為的種種觀念。本尼迪克特博士稱這種文化特質為文化的結構。在本書中，作者把這個問題擺到了我們面前，并用各自充滿着一種主導觀念的三種文化例證作出了具體的說明。這種處理方法與解決社會現象問題的功能方法不同，與其說它關心的是每一文化内容的功能關系，不如說它關心的是那種對基本觀念的發現。除了在一般結構範圍以外，它都不是曆史的方法，但隻要這種結構沿續下去，它就會對仍從屬于它的變化方向予以限制。與文化内容的變化相比較，結構常常有很顯著的持久性。
正如作者指出的，并不是每一文化都由一個主導特質将其特征化的，但可能的是，我們越是了解驅動個體行為的文化内驅力，就越會發現，那些較為普遍的情感的壓抑和行為的觀念，能夠對那些從我們的文明出發被認為是異常的态度作出說明。作者按照一種新的見解去看待一切被視為社會的或非社會的，正常的或異常的事物的相對性。
作者所選擇的極端例子更加清楚地表現出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弗蘭茨·博厄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