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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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域與私域
8.私有領域：财産
正是考慮到公共領域這一多重重要性，“私有”一詞（就其最初反義的含義而言）才獲得了意義。
過着完全獨處的生活首先意味着被剝奪了真正人類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東西：來自他人所見所聞的現實性被剝奪了；通過公共世界中的各種事物作為媒介的與别人相聯系或相分離的那種“客觀”關系被剝奪了；取得比生命本身更為永久的業績的可能性被剝奪了。
獨處的貧乏在于他人的缺失；就他們而言，私人并沒有出現，因此就像他并不存在一樣。
不管他做了些什麼，對别人來說都毫無意義，毫無影響，對他至關重要的東西對别人來說則無足輕重。
在現代，與其他人的“客觀”聯系以及從中得到保證的現實的被剝奪，已經成為一種大量的孤獨現象，在這一現象中，孤獨表現了它最極端且最反人性的形式。
産生這一極端性的原因在于大衆社會不僅破壞了公共領域，而且也破壞了私有領域，不僅剝奪了人們在這一世界中的位置，而且還剝奪了他們的私人家庭生活，在私人家庭生活裡，人們曾把它作為塵世中的避風港，即使是被世界抛棄的人也能體會生活的暖意，體會家庭生活的有限的現實性。
家庭生活最終充分發展至一個内在的私人空間，我們将這一發展歸因于羅馬人不同尋常的政治意識。
羅馬人與希臘人不同，他們從不為了公共領域而犧牲私有領域，相反，他們懂得隻有在兩者共存的形式中，這兩種領域才能生存下去。
盡管羅馬奴隸的境遇或許并不比雅典奴隸好多少，但一個羅馬作家本來就認為奴隸主家庭相對于奴隸而言如同共和國相對于公民而言一樣，這一點是非常獨特的。
然而，不論家庭中的私人生活多麼可以令人容忍，但很明顯，它不能隻是一個替代品，即使羅馬人的私人領域也像雅典的一樣，為一些今天我們将其置于政治活動之上的活動（比如在雅典 是積聚财富或者在羅馬是熱衷于藝術與科學）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這一“慷慨大度”（在特定的環境下，它會造就一批富足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奴隸）僅僅意味着發财緻富在希臘的城邦中無現實可言；而在羅馬的共和國裡，做一個哲學家則微不足道。
當然，随着基督教的興起，獨處的貧乏特征，對被剝奪了家庭圈子生活中至關緊要的東西的意識，所有這些本來會被削弱到消亡的地步。
基督教道德觀與其基本的宗教戒律不同，總是強調每個人應該照管好自己的事，而政治職責首先構成
過着完全獨處的生活首先意味着被剝奪了真正人類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東西：來自他人所見所聞的現實性被剝奪了；通過公共世界中的各種事物作為媒介的與别人相聯系或相分離的那種“客觀”關系被剝奪了；取得比生命本身更為永久的業績的可能性被剝奪了。
獨處的貧乏在于他人的缺失；就他們而言，私人并沒有出現，因此就像他并不存在一樣。
不管他做了些什麼，對别人來說都毫無意義，毫無影響，對他至關重要的東西對别人來說則無足輕重。
在現代，與其他人的“客觀”聯系以及從中得到保證的現實的被剝奪，已經成為一種大量的孤獨現象，在這一現象中，孤獨表現了它最極端且最反人性的形式。
産生這一極端性的原因在于大衆社會不僅破壞了公共領域，而且也破壞了私有領域，不僅剝奪了人們在這一世界中的位置，而且還剝奪了他們的私人家庭生活，在私人家庭生活裡，人們曾把它作為塵世中的避風港，即使是被世界抛棄的人也能體會生活的暖意，體會家庭生活的有限的現實性。
家庭生活最終充分發展至一個内在的私人空間，我們将這一發展歸因于羅馬人不同尋常的政治意識。
羅馬人與希臘人不同，他們從不為了公共領域而犧牲私有領域，相反，他們懂得隻有在兩者共存的形式中，這兩種領域才能生存下去。
盡管羅馬奴隸的境遇或許并不比雅典奴隸好多少，但一個羅馬作家本來就認為奴隸主家庭相對于奴隸而言如同共和國相對于公民而言一樣，這一點是非常獨特的。
然而，不論家庭中的私人生活多麼可以令人容忍，但很明顯，它不能隻是一個替代品，即使羅馬人的私人領域也像雅典的一樣，為一些今天我們将其置于政治活動之上的活動（比如在雅典 是積聚财富或者在羅馬是熱衷于藝術與科學）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這一“慷慨大度”（在特定的環境下，它會造就一批富足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奴隸）僅僅意味着發财緻富在希臘的城邦中無現實可言；而在羅馬的共和國裡，做一個哲學家則微不足道。
當然，随着基督教的興起，獨處的貧乏特征，對被剝奪了家庭圈子生活中至關緊要的東西的意識，所有這些本來會被削弱到消亡的地步。
基督教道德觀與其基本的宗教戒律不同，總是強調每個人應該照管好自己的事，而政治職責首先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