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奇的情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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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美國一家規模巨大的日報社派駐在英格蘭的間諜。
那家報刊名為《西方太陽日報》，也被人們戲稱為“升起的落日”——這暗指新聞界的一個偉大宣言（當然是歸功于基德先生的宣言喽）。
“根據他的猜測，如果美國公民确實還有一點對事業的追求，太陽還是會從西方升起的。
”而有着更加圓熟的傳統觀點的英國人，則對美國人寫的那些缺乏美感的報刊文章表示不齒，但他們卻忘了這樣一件事。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自己也在幹着同樣的事。
這豈不是自相矛盾？雖然美國新聞界早就允許啞劇式的粗俗存在，使其泛濫而把原汁原味的英語搞得面目全非了，但它同時也對誠摯的精神問題表現出了真正的興奮與激情，而這類問題英國報刊卻充耳不聞，或者說是無力應付的。
由此看來，《西方太陽日報》用鬧劇式的方法解決十分嚴肅的事情就不足為奇了。
威廉·詹姆斯（美國心理學家、哲學家。
最有影響的著作是《宗數博覽》（1902）他以推廣美國“實用主義哲學”而出名。
實用主義的創始人是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1839～l9l4），當時鮮為人知，但在威廉·詹姆斯的努力下，查爾斯如今戚了人們公認的“美國迄今為止最偉大的哲學家”（皮爾斯自己稱自己的皙學是“實用哲學，”從而與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哲學”區别）。
詹姆斯是亨利·詹姆斯的兒子。
大亨利是個傅立葉主義者，詹姆斯的兄弟小亨利，著名的小說家。
兩兄弟與切斯特頓的關系都很好。
文中提到威廉·詹姆斯的名字。
是為了增加作品的美國哲學味。
）與“疲乏的威利”一樣，都是在這個陣地嶄露頭角的。
在報社，有代表性的人物的長長行列中，他倆以實用家的形象和拳擊家的形象交替出現。
在一本毫無趣味的評論雜志《自然原理季刊》上，一個普普通通的牛津人——約翰·博爾諾斯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評論說達爾文主義的展開隻有一點衆目共睹的微弱的效果。
約翰·博爾諾斯的理論隻是相對穩定的大框框，偶爾也有一些令人捧腹的變動，在牛津還曾一度有了一點點流行的趨勢，而且被人冠以“災難主義”的盛名。
然而整個英國報界對此無動于衷。
倒是美國報界注意到了它的挑釁性，并且煞有介事地對待它。
《西方太陽日報》寫了大量文章，對博爾諾斯理論帶來的陰影作出回擊。
到這件怪事受到注意時，那些充滿熱忱、具有較高信息價值的文章，都以通欄标題大書特書，盡管這些标題讓人明顯地感到是出自于毫無修養的瘋子之手。
譬如什麼“達爾文看色情文章——評論家博爾諾斯對此大為震驚”、什麼“思想家博爾諾斯提醒：保持我們的災難意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面對這樣的沸沸揚揚，《西方太陽日報》的卡爾霍恩·基德先生隻好結上領帶，堆出滿臉做作的愁容，去牛津郊外的一所小屋尋找“思想家博爾諾斯”。
在那裡，博爾諾斯先生日子過得無憂無慮，對外界給他的稱謂充耳不聞。
讓人感到眩惑的是，那個命運已定的哲人竟然同意接受基德的采訪，并指定時間為當晚九點正。
夏日，夕陽的最後一絲餘輝還照在卡姆諾和矮矮的長滿樹木的山頭上。
那浪漫的美國佬開始懷疑他是否走錯了路，并想問一下他此刻所在的是什麼地方。
當看見一間名副其實的封建舊式的鄉村小客棧還開着門時，他走進去找人問路。
客棧門前挂着“一流設施”的招貼。
在酒吧客廳裡，他按了按鈴，但不得不等了一小會兒才得到答複。
酒吧間裡還有另外一個惟一的顧客，是個長着濃密的紅頭發的年輕人，精瘦精瘦，穿着不合身的、看似獵裝的衣服。
他正喝着十分低劣的威士忌，但卻抽着上好的雪茄。
威士忌自然是“一流設施”當中的“上等”牌子了，雪茄也許是他從倫敦帶來的。
那人與整潔幹爽的美國青年之間的最大區别，就在于他那身不合時宜的便服。
但是從他的鉛筆、打開的筆記本、以及藍眼睛裡的警覺眼神中，基德可以八九不離十地猜出他是自己的同行。
也是個記者。
“請您幫個忙，告訴我怎樣去格雷農舍嗎？”基德以那民族的特有禮貌問道，“據我所知，博爾諾斯先生就住那兒。
” 紅頭發人抽了一口雪茄，回答道。
“沿着這條路下去，幾十碼就到了，一會兒我也要經過那兒，不過我是去彭德拉根邸園的，想去找點樂趣。
” “彭德拉根邸園是……？”卡爾霍恩·基德不解地問。
“克勞德·錢皮恩爵士的地方——您來這兒不也是為了這個嗎？”那個同行擡起頭來，“你是個記者，對嗎？” “我來這兒是采訪博爾諾斯先生的。
”基德說。
“我來這兒是采訪博爾諾斯夫人的。
”另一個回答道，“但是我不應該在她家裡與她會面。
” 他悶悶不樂地笑了下。
“你對災難主義沒興趣嗎？”那美國佬感到很奇怪。
“我對災難有興趣。
災難很快就要來了。
”那人含糊不清地回答道，“我的災難是一筆肮髒的交易，我永不會去掩飾它。
” 說着說着，他向地闆上狠狠地啐了一口。
但即使這樣，他的言行還是在各方面都讓人一下子就意識到他是個受過良好教養的人。
美國記者更仔細地打量了那人一番。
常沉迷于酒色的蒼白的臉，預示着怒氣爆發的表情已慢慢松弛；同樣地，那也是一張機智敏感的臉。
他的衣料粗糙，衣着随便，細長的手指上卻戴着一隻挺不錯的标志戒指。
從剛才的談話中，基德得知他的名字叫詹姆斯·達爾諾，是愛爾蘭一個破産地主的兒子。
他在一家名為《時髦社會》的報社工作，一名采訪記者，同時痛苦地擔任相當于間諜的角色。
他對報社滿心不屑。
遺憾的是，《時髦社會》對博爾諾斯關于達爾文的文章絲毫不感興趣，恰好相反，對于《西方太陽日報》的頭腦人物來說，這正是他們興趣所在的獨家采訪的權利。
達爾諾到這兒來以後似乎嗅到了一股氣息，一股互相诽謗的氣息，正彌漫在格雷農舍和彭德拉根邸園之間，看來這事隻有在離婚法庭上才能很好地解決。
《西方太陽日報》的讀者對克勞德·錢皮恩爵士是很熟悉的，就如同熟悉博爾諾斯先生一樣。
這同人們以前熟悉蒲柏和德比·溫納差不多。
當基德得知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