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寶石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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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片雲聚攏成為人類眼中的星形。
遠處曠野中陡然聳立起一棵大樹，十分像個巨大的疑問符号。
這都是在幾天前親眼看到過的。
納爾遜海軍元帥死在勝利的那一刻。
一個叫威廉斯的人十分偶然地謀殺了一個叫威廉森的人，這聽起來好像謀殺了自己的孩子。
簡而言之，在生活中有巧合的成分，人們如果認為它乏味，就會永遠失去它。
正如美國偵探小說家兼詩人愛倫坡那看似矛盾實則正确的說法所表白的：“智慧必須指望不可預見的事。
” 阿裡斯蒂德·瓦倫丁是個莫測高深的法國人，法國人的才智是特殊的和獨一無二的。
他不是“思想機器”④，因為那是現代宿命論和唯物論的沒腦筋的用語。
機器隻是機器，因為它不能思維。
但他瓦倫丁是個有思維的人，同時又是個平平常常的人。
所有他的奇妙成功，看起來就像是有魔法，實際上都是來自堅持不懈的推理，和清晰而尋常的法國人式的思維。
法國人不是靠任何看似矛盾實則正确的說法來震動世界，而是用實際上不言而喻的道理來震動世界。
他們至今都在實踐某種不言而喻的道理——就像他們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那樣。
但是确切地說，瓦倫丁明白理性，明白理性的極限。
隻有對開汽車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大談特談開汽車不用汽油的神話。
隻有對理性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在沒有堅實基礎的情況下，大談特談無可争辯的第一原則的推理。
而瓦倫丁現在就沒有堅實的基礎，隻能死死地抱住第一原則不放。
弗蘭博在哈維奇不見了。
如果他竟然在倫敦出現，他可能是溫布爾登公共網球場上一個高個子流浪漢，也可能是大都會飯店裡一個高個子的宴會主持人。
在這樣明顯的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瓦倫丁有他自己的看法和辦法。
注：④《思想機器》：1907年出版，和《探案中的思想機器》（1908）同為美國作家雅克·富特雷爾的暢銷神秘小說，主角奧古斯塔斯教授為推理偵探。
作者雅克于1912年死在泰坦尼克号客輪上。
在這種情況下，他期待着不可預見的事。
如果他不能追随有理性的思路，他就冷靜而小心地追随沒有理性的思路。
他不用去可預料的地點——銀行、派出所、可能約會之處，而是要系統地到不可預料的地點去：敲敲每所空房子的門，彎進每一條死胡同，走進被垃圾封死的每一條小巷，繞着每條彎路走，徒步走出大路，等等。
他富有邏輯地為他的這種幾近瘋狂的做法辯護。
他說如果一個人有線索可尋，那是最糟糕的路子。
如果根本沒有什麼線索，那才是最好的路子。
因為一些引起追捕者注意的稀奇古怪的地方，也許正是引起被追捕者注意的地方。
一個人開始的某個地方，可能剛好是另一個人停下來的地方。
關于上到店鋪的那段階梯，關于那個寂靜、古老、别緻的飯店，都有些什麼在引發他這個偵探的罕有的浪漫幻想，使他決定随意去試試。
于是他走上階梯，在靠窗子邊的一張桌子前坐下，要了一杯不加奶的咖啡。
上午已經過去一半，他還沒吃早飯。
桌上擺着另一個人吃剩的早餐，這才使他想到自己還餓着肚子。
于是他又叫了一隻水煮荷包蛋。
他默默地往咖啡裡加了白糖，一直想着弗蘭博。
他回想弗蘭博每次是如何逃脫的，一次是用指甲刀，一次趁一所房子失火，一次是必須去交一封欠郵資的信，一次是讓人們通過望遠鏡看一顆要毀滅地球的彗星。
瓦倫丁認為自己的偵察腦筋一點不比罪犯的差，但他也清醒地認識到了自己的不利之處。
“罪犯是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偵探隻是評論家。
”他帶着辛酸的微笑對自己說，慢慢地把咖啡杯舉到唇邊，很快又放下——他加的白糖是鹽。
他望了望裝着白色細粒的家什，當然是糖罐，正如香槟酒瓶子裝的是香槟酒一樣不會弄錯，這罐裡裝的是白糖。
他奇怪他們為什麼會在裡面放鹽。
他四下看看是否另有正統的家什。
對，有兩個鹽瓶，裝得滿滿的。
也許鹽瓶裡的辛辣調味品有些什麼特色。
他嘗了嘗，是白糖。
他疑惑地向飯店裡四下張望，看看把糖放進鹽瓶把鹽放進糖罐這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是否還有其它表征？除了白紙裱糊的牆上給濺了點黑色液體之外，整個地方顯得整潔、輕快、平平常常。
他按鈴叫侍者。
侍者匆忙趕來，在清晨時刻頭發還是亂蓬蓬的，睡眼惺松。
瓦倫丁偵探并非絲毫沒有幽默感，他讓侍者嘗嘗白糖，看是否符合這家飯店的崇高聲譽。
結果侍者突然打了個呵欠，陡然清醒過來。
“你們每天早上都和顧客開這麼巧妙的玩笑嗎？”瓦倫丁問，“拿鹽換糖當笑料，從來不會使你們感到乏味吧？” 侍者弄懂這種譏諷後，結結巴巴地保證說飯店絕對沒有這個意思，這一定是個最奇怪的錯誤。
他拿起糖罐來看看，又拿起鹽瓶看看，顯得越來越莫名其妙。
他突然說聲“請原諒”，就匆匆走開。
幾秒鐘後，飯店老闆和他一起趕來。
老闆也檢查了糖罐，然後檢查了鹽瓶。
他同樣一臉莫名其妙的神色。
突然侍者似乎發音清晰起來，幾句話沖口而出： “我想……”他結結巴巴地說，“……我想，就是那兩個教士。
” “什麼兩個教士？” “那兩個把湯潑在牆上的教士。
” “把湯潑在牆上？”瓦倫丁重複道，他确信這一定是個意大利隐喻。
“是的，是的。
”侍者激動地說，一邊指着白色壁紙上那塊黑色污點，“潑在牆上那裡。
” 瓦倫丁帶着疑問望着老闆，老闆用比較詳盡的報告來解圍。
“是的，先生，”他說，“這是真的，不過我認為這和糖鹽沒有關系。
今天一大早，門闆剛取下，兩位教士就來這裡喝湯。
他們倆都很安靜，受尊重。
一個付了賬出去，另一個完全稱得上慢動作教練，過了好一陣才把湯喝完。
最後他也出去了。
隻不過在走開的那一瞬間，他很巧妙地拿起他隻喝了一半的杯子，把湯潑在牆上。
我當時在後面的房間裡，侍者也在後面房間裡，我出去時，看到牆上潑有揚，而店裡空無一人。
這沒造成什麼特殊的損害，但這是讓人讨厭的無禮行為。
我想在街上抓到那個人，不過他們已經走遠，我隻注意到他們轉過街角走進卡斯泰爾斯街。
” 偵探站了起來，把帽子戴到頭上，手杖拿在手裡。
他已經打定主意，在他腦海裡一片漆黑之際，他隻有順着一個隐蔽的手指所指的方向走去，而那個手指隐蔽得很深。
他付了賬，沖出玻璃門，很快就轉到另一條街了。
還好，在這麼高度興奮的時刻裡，他的眼光仍然保持冷靜和敏捷。
走過一家店面時，什麼閃光從他身旁掠過。
他走回去看，那是一家蔬菜水果店，一大堆鮮貨整整齊齊地擺在露天地裡，均标明了品名和價格。
兩個最顯眼的貨格裡，各放着一堆橘子，一堆堅果。
幹幹的堅果上，有一塊紙闆，上面用藍粉筆非常醒目地寫着：“上等柑橘，一便士兩隻。
”在橘子堆上同樣清楚而準确地寫明：“最佳堅果，每磅四便士。
”瓦倫丁先生望着這兩塊标價牌，想到他以前遇到過的這種高度狡詐的玩笑，而且就是最近。
他轉而注意那紅臉膛的水果商，見他正為了這颠三倒四的商品廣告而氣哼哼地往街兩頭張望。
水果商什麼也沒說，隻是很快把每塊紙牌放回原處。
偵探悠閑地倚着手杖，繼續仔細觀察這家店鋪。
最後他說道：“我想問你一個與實驗心理學和思想結合有關的問題。
” 紅臉店主用威脅的眼光望着他，但他還是高高興興地搖動着自己的手杖道：“為什麼在一家蔬菜水果店裡，會有兩塊标價牌放錯了地方，好像因為有個戴鏟形寬邊帽的人剛來倫敦度假？或者如果我沒說明白的話，那麼是這樣：把堅果标成橘子是一回事，一高一矮的兩個傳教士的出現又是一件事，這兩件事有什麼神秘的關聯嗎？” 商人的眼睛瞪得滾圓，差不多要突出來了，他有那麼一刻似乎就要撲到這個陌
遠處曠野中陡然聳立起一棵大樹，十分像個巨大的疑問符号。
這都是在幾天前親眼看到過的。
納爾遜海軍元帥死在勝利的那一刻。
一個叫威廉斯的人十分偶然地謀殺了一個叫威廉森的人，這聽起來好像謀殺了自己的孩子。
簡而言之，在生活中有巧合的成分，人們如果認為它乏味，就會永遠失去它。
正如美國偵探小說家兼詩人愛倫坡那看似矛盾實則正确的說法所表白的：“智慧必須指望不可預見的事。
” 阿裡斯蒂德·瓦倫丁是個莫測高深的法國人，法國人的才智是特殊的和獨一無二的。
他不是“思想機器”④，因為那是現代宿命論和唯物論的沒腦筋的用語。
機器隻是機器，因為它不能思維。
但他瓦倫丁是個有思維的人，同時又是個平平常常的人。
所有他的奇妙成功，看起來就像是有魔法，實際上都是來自堅持不懈的推理，和清晰而尋常的法國人式的思維。
法國人不是靠任何看似矛盾實則正确的說法來震動世界，而是用實際上不言而喻的道理來震動世界。
他們至今都在實踐某種不言而喻的道理——就像他們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那樣。
但是确切地說，瓦倫丁明白理性，明白理性的極限。
隻有對開汽車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大談特談開汽車不用汽油的神話。
隻有對理性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在沒有堅實基礎的情況下，大談特談無可争辯的第一原則的推理。
而瓦倫丁現在就沒有堅實的基礎，隻能死死地抱住第一原則不放。
弗蘭博在哈維奇不見了。
如果他竟然在倫敦出現，他可能是溫布爾登公共網球場上一個高個子流浪漢，也可能是大都會飯店裡一個高個子的宴會主持人。
在這樣明顯的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瓦倫丁有他自己的看法和辦法。
注：④《思想機器》：1907年出版，和《探案中的思想機器》（1908）同為美國作家雅克·富特雷爾的暢銷神秘小說，主角奧古斯塔斯教授為推理偵探。
作者雅克于1912年死在泰坦尼克号客輪上。
在這種情況下，他期待着不可預見的事。
如果他不能追随有理性的思路，他就冷靜而小心地追随沒有理性的思路。
他不用去可預料的地點——銀行、派出所、可能約會之處，而是要系統地到不可預料的地點去：敲敲每所空房子的門，彎進每一條死胡同，走進被垃圾封死的每一條小巷，繞着每條彎路走，徒步走出大路，等等。
他富有邏輯地為他的這種幾近瘋狂的做法辯護。
他說如果一個人有線索可尋，那是最糟糕的路子。
如果根本沒有什麼線索，那才是最好的路子。
因為一些引起追捕者注意的稀奇古怪的地方，也許正是引起被追捕者注意的地方。
一個人開始的某個地方，可能剛好是另一個人停下來的地方。
關于上到店鋪的那段階梯，關于那個寂靜、古老、别緻的飯店，都有些什麼在引發他這個偵探的罕有的浪漫幻想，使他決定随意去試試。
于是他走上階梯，在靠窗子邊的一張桌子前坐下，要了一杯不加奶的咖啡。
上午已經過去一半，他還沒吃早飯。
桌上擺着另一個人吃剩的早餐，這才使他想到自己還餓着肚子。
于是他又叫了一隻水煮荷包蛋。
他默默地往咖啡裡加了白糖，一直想着弗蘭博。
他回想弗蘭博每次是如何逃脫的，一次是用指甲刀，一次趁一所房子失火，一次是必須去交一封欠郵資的信，一次是讓人們通過望遠鏡看一顆要毀滅地球的彗星。
瓦倫丁認為自己的偵察腦筋一點不比罪犯的差，但他也清醒地認識到了自己的不利之處。
“罪犯是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偵探隻是評論家。
”他帶着辛酸的微笑對自己說，慢慢地把咖啡杯舉到唇邊，很快又放下——他加的白糖是鹽。
他望了望裝着白色細粒的家什，當然是糖罐，正如香槟酒瓶子裝的是香槟酒一樣不會弄錯，這罐裡裝的是白糖。
他奇怪他們為什麼會在裡面放鹽。
他四下看看是否另有正統的家什。
對，有兩個鹽瓶，裝得滿滿的。
也許鹽瓶裡的辛辣調味品有些什麼特色。
他嘗了嘗，是白糖。
他疑惑地向飯店裡四下張望，看看把糖放進鹽瓶把鹽放進糖罐這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是否還有其它表征？除了白紙裱糊的牆上給濺了點黑色液體之外，整個地方顯得整潔、輕快、平平常常。
他按鈴叫侍者。
侍者匆忙趕來，在清晨時刻頭發還是亂蓬蓬的，睡眼惺松。
瓦倫丁偵探并非絲毫沒有幽默感，他讓侍者嘗嘗白糖，看是否符合這家飯店的崇高聲譽。
結果侍者突然打了個呵欠，陡然清醒過來。
“你們每天早上都和顧客開這麼巧妙的玩笑嗎？”瓦倫丁問，“拿鹽換糖當笑料，從來不會使你們感到乏味吧？” 侍者弄懂這種譏諷後，結結巴巴地保證說飯店絕對沒有這個意思，這一定是個最奇怪的錯誤。
他拿起糖罐來看看，又拿起鹽瓶看看，顯得越來越莫名其妙。
他突然說聲“請原諒”，就匆匆走開。
幾秒鐘後，飯店老闆和他一起趕來。
老闆也檢查了糖罐，然後檢查了鹽瓶。
他同樣一臉莫名其妙的神色。
突然侍者似乎發音清晰起來，幾句話沖口而出： “我想……”他結結巴巴地說，“……我想，就是那兩個教士。
” “什麼兩個教士？” “那兩個把湯潑在牆上的教士。
” “把湯潑在牆上？”瓦倫丁重複道，他确信這一定是個意大利隐喻。
“是的，是的。
”侍者激動地說，一邊指着白色壁紙上那塊黑色污點，“潑在牆上那裡。
” 瓦倫丁帶着疑問望着老闆，老闆用比較詳盡的報告來解圍。
“是的，先生，”他說，“這是真的，不過我認為這和糖鹽沒有關系。
今天一大早，門闆剛取下，兩位教士就來這裡喝湯。
他們倆都很安靜，受尊重。
一個付了賬出去，另一個完全稱得上慢動作教練，過了好一陣才把湯喝完。
最後他也出去了。
隻不過在走開的那一瞬間，他很巧妙地拿起他隻喝了一半的杯子，把湯潑在牆上。
我當時在後面的房間裡，侍者也在後面房間裡，我出去時，看到牆上潑有揚，而店裡空無一人。
這沒造成什麼特殊的損害，但這是讓人讨厭的無禮行為。
我想在街上抓到那個人，不過他們已經走遠，我隻注意到他們轉過街角走進卡斯泰爾斯街。
” 偵探站了起來，把帽子戴到頭上，手杖拿在手裡。
他已經打定主意，在他腦海裡一片漆黑之際，他隻有順着一個隐蔽的手指所指的方向走去，而那個手指隐蔽得很深。
他付了賬，沖出玻璃門，很快就轉到另一條街了。
還好，在這麼高度興奮的時刻裡，他的眼光仍然保持冷靜和敏捷。
走過一家店面時，什麼閃光從他身旁掠過。
他走回去看，那是一家蔬菜水果店，一大堆鮮貨整整齊齊地擺在露天地裡，均标明了品名和價格。
兩個最顯眼的貨格裡，各放着一堆橘子，一堆堅果。
幹幹的堅果上，有一塊紙闆，上面用藍粉筆非常醒目地寫着：“上等柑橘，一便士兩隻。
”在橘子堆上同樣清楚而準确地寫明：“最佳堅果，每磅四便士。
”瓦倫丁先生望着這兩塊标價牌，想到他以前遇到過的這種高度狡詐的玩笑，而且就是最近。
他轉而注意那紅臉膛的水果商，見他正為了這颠三倒四的商品廣告而氣哼哼地往街兩頭張望。
水果商什麼也沒說，隻是很快把每塊紙牌放回原處。
偵探悠閑地倚着手杖，繼續仔細觀察這家店鋪。
最後他說道：“我想問你一個與實驗心理學和思想結合有關的問題。
” 紅臉店主用威脅的眼光望着他，但他還是高高興興地搖動着自己的手杖道：“為什麼在一家蔬菜水果店裡，會有兩塊标價牌放錯了地方，好像因為有個戴鏟形寬邊帽的人剛來倫敦度假？或者如果我沒說明白的話，那麼是這樣：把堅果标成橘子是一回事，一高一矮的兩個傳教士的出現又是一件事，這兩件事有什麼神秘的關聯嗎？” 商人的眼睛瞪得滾圓，差不多要突出來了，他有那麼一刻似乎就要撲到這個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