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
關燈
小
中
大
謹，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懷疑态度的人，這種能力都可以發揮作用，它能輕易讓普通群體上當受騙，也就不足為怪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在我寫下這些文字時，報紙上充斥着兩個小女孩在塞納河溺水身亡的報道。
五六個目擊者言之鑿鑿地說，他們認出了這兩個孩子。
所有的證詞如出一轍，不容預審法官再有任何懷疑。
他簽署了死亡證明。
但就在為孩子舉行葬禮時，一個偶然的事件使人們發現，本來以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并且她們和溺水而死的人沒有多少相似之處。
就像前面提到的事例一樣，第一個目擊者本人就是幻覺的犧牲品，他的證詞足以對其他目擊者産生影響。
在這類事情中，暗示的起點一般都是某個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記憶所産生的幻覺，在這一最初的幻覺得到肯定之後，就會引起相互傳染。
如果第一個觀察者非常沒有主見，他相信自己已經辨認出的屍體，有時會呈現出——除了一切真實的相似處之外——一些特征，譬如一塊傷疤什麼的，或一些讓其他人産生同感的裝束上的細節。
由此産生的同感會變成一個肯定過程的核心，它會征服理解力，窒息一切判斷力。
觀察者這時看到的不再是客體本身，而是他頭腦中産生的幻象。
在舊事重提的報紙所記錄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屍體竟被自己的母親認錯，由此可以得到解釋。
從這種現象中，肯定能夠找到我剛才已指出其作用的兩種暗示。
另一個孩子認出了這個孩子，但他搞錯了。
然後又開始了沒有根據的辨認過程。
一件不同尋常的事發生了。
在同學辨認屍體的第二天，一個婦女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屍體，觀察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額頭上的傷疤。
“這肯定是我兒子，”她說，“他去年七月失蹤。
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殺害了。
”這女人是福爾街的看門人，姓夏凡德雷。
她的表弟也被叫了來。
問到他時，他說：“那是小費利貝。
”住在這條街上的好幾個人，也認出了在拉弗萊特找到的這孩子是費利貝·夏凡德雷，其中有孩子的同學，他所根據的是那孩子佩帶的一枚徽章。
但是，鄰居、表弟、同學和當媽的全搞錯了。
六周後，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認。
他是波爾多人，在那裡被人殺害，又被一夥人運到了巴黎。
應當指出，産生這種誤認的經常是婦女和兒童——即最沒有主見的人。
他們也向我們表明，這種目擊者在法庭上會有什麼價值。
尤其就兒童而言，絕不能拿他們的證詞當真。
地方長官慣于說童言無忌。
哪怕他們隻有一點基本的心理學修養，他們也會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兒童一直就在撒謊。
當然，這是一種無辜的謊言，但它仍然是謊言。
正像經常發生的情況那樣，用孩子的證詞來決定被告的命運，還不如用扔錢币的方式來得合理。
還是回到群體的觀察力這個問題上來吧。
我們的結論是，他們的集體觀察極可能出錯，大多數時候它所表達的是在傳染過程中影響着同伴的個人幻覺。
各種事實都證明，應當明智地認為群體的證詞極不可靠，它甚至能夠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
25年前的色當一役，有數千人參與了著名的騎兵進攻，但是面對那些最為矛盾的目擊者證詞，根本不可能确定誰在指揮這場戰役。
英國将軍沃爾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書中證明，關于滑鐵盧戰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下最嚴重的事實錯誤——這是一些由數百人證明過的事實。
這些事實向我們證明了群體的證詞價值何在。
讨論邏輯學的文章有無數證人的一緻同意，因此屬于可以用來支持事實之準确性的最強有力的證明。
然而我們的群體心理學知識告訴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讨論邏輯的文章需要重寫。
受到最嚴重懷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觀察者人數最多的事件。
說一件事同時被數千個目擊者所證實，這通常也就是說真相與公認的記述相去甚遠。
從以上情況得出的明确結論是，隻能把史學著作當做純粹想像的産物。
它們是對觀察有誤的事實所做的無根據的記述，并且混雜着一些對思考結果的解釋。
寫這樣的東西完全是在虛擲光陰。
假如曆史沒有給我們留下它的文學、藝術和不朽之作，我們對以往時代的真相便一無所知。
關于那些在人類曆史上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偉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釋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們擁有一句真實的記錄嗎？我們極可能一句也沒有。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他們的真實生平對我們無關緊要。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我們的偉人在大衆神話中呈現出什麼形象。
打動群體心靈的是神話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時的真實英雄。
不幸的是，神話雖然被清楚地記錄在書中，它們本身卻無穩定性可言。
随着時光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種族的緣故，群體的想像力在不斷地改變着它們。
《們日約全書》中嗜血成性的耶和華與聖德肋撒愛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國受到崇拜的佛祖，與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亦無多少共同特點。
英雄的神話因為群體的想像力而改變，使英雄離我們而去，也無需數百年的時間。
轉變有時就發生在幾年之内。
我們在自己這個時代便看到，曆史上最了不起的偉人之一的神話，在不到50年間便改變了數次。
在波旁家族的統治下，拿破侖成了田園派和自由主義的慈善家，一個卑賤者的朋友。
在詩人眼裡，他注定會長期留存在鄉村人民的記憶之中。
30年後，這個步态安詳的英雄又變成了一個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奪權力并毀滅了自由之後，僅僅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便讓300萬人命喪黃泉。
如今我們看到這個神話又在發生變化。
數千年之後，未來的博學之士面對這些矛盾百出的記載，也許會對是否真有過這位英雄表示懷疑，正像現在有些人懷疑釋迹牟尼一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在我寫下這些文字時，報紙上充斥着兩個小女孩在塞納河溺水身亡的報道。
五六個目擊者言之鑿鑿地說，他們認出了這兩個孩子。
所有的證詞如出一轍，不容預審法官再有任何懷疑。
他簽署了死亡證明。
但就在為孩子舉行葬禮時，一個偶然的事件使人們發現，本來以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并且她們和溺水而死的人沒有多少相似之處。
就像前面提到的事例一樣，第一個目擊者本人就是幻覺的犧牲品，他的證詞足以對其他目擊者産生影響。
在這類事情中，暗示的起點一般都是某個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記憶所産生的幻覺，在這一最初的幻覺得到肯定之後，就會引起相互傳染。
如果第一個觀察者非常沒有主見，他相信自己已經辨認出的屍體，有時會呈現出——除了一切真實的相似處之外——一些特征，譬如一塊傷疤什麼的，或一些讓其他人産生同感的裝束上的細節。
由此産生的同感會變成一個肯定過程的核心，它會征服理解力，窒息一切判斷力。
觀察者這時看到的不再是客體本身，而是他頭腦中産生的幻象。
在舊事重提的報紙所記錄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屍體竟被自己的母親認錯，由此可以得到解釋。
從這種現象中，肯定能夠找到我剛才已指出其作用的兩種暗示。
另一個孩子認出了這個孩子，但他搞錯了。
然後又開始了沒有根據的辨認過程。
一件不同尋常的事發生了。
在同學辨認屍體的第二天，一個婦女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屍體，觀察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額頭上的傷疤。
“這肯定是我兒子，”她說，“他去年七月失蹤。
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殺害了。
”這女人是福爾街的看門人，姓夏凡德雷。
她的表弟也被叫了來。
問到他時，他說：“那是小費利貝。
”住在這條街上的好幾個人，也認出了在拉弗萊特找到的這孩子是費利貝·夏凡德雷，其中有孩子的同學，他所根據的是那孩子佩帶的一枚徽章。
但是，鄰居、表弟、同學和當媽的全搞錯了。
六周後，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認。
他是波爾多人，在那裡被人殺害，又被一夥人運到了巴黎。
應當指出，産生這種誤認的經常是婦女和兒童——即最沒有主見的人。
他們也向我們表明，這種目擊者在法庭上會有什麼價值。
尤其就兒童而言，絕不能拿他們的證詞當真。
地方長官慣于說童言無忌。
哪怕他們隻有一點基本的心理學修養，他們也會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兒童一直就在撒謊。
當然，這是一種無辜的謊言，但它仍然是謊言。
正像經常發生的情況那樣，用孩子的證詞來決定被告的命運，還不如用扔錢币的方式來得合理。
還是回到群體的觀察力這個問題上來吧。
我們的結論是，他們的集體觀察極可能出錯，大多數時候它所表達的是在傳染過程中影響着同伴的個人幻覺。
各種事實都證明，應當明智地認為群體的證詞極不可靠，它甚至能夠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
25年前的色當一役，有數千人參與了著名的騎兵進攻，但是面對那些最為矛盾的目擊者證詞，根本不可能确定誰在指揮這場戰役。
英國将軍沃爾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書中證明，關于滑鐵盧戰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下最嚴重的事實錯誤——這是一些由數百人證明過的事實。
這些事實向我們證明了群體的證詞價值何在。
讨論邏輯學的文章有無數證人的一緻同意，因此屬于可以用來支持事實之準确性的最強有力的證明。
然而我們的群體心理學知識告訴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讨論邏輯的文章需要重寫。
受到最嚴重懷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觀察者人數最多的事件。
說一件事同時被數千個目擊者所證實，這通常也就是說真相與公認的記述相去甚遠。
從以上情況得出的明确結論是，隻能把史學著作當做純粹想像的産物。
它們是對觀察有誤的事實所做的無根據的記述，并且混雜着一些對思考結果的解釋。
寫這樣的東西完全是在虛擲光陰。
假如曆史沒有給我們留下它的文學、藝術和不朽之作，我們對以往時代的真相便一無所知。
關于那些在人類曆史上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偉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釋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們擁有一句真實的記錄嗎？我們極可能一句也沒有。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他們的真實生平對我們無關緊要。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我們的偉人在大衆神話中呈現出什麼形象。
打動群體心靈的是神話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時的真實英雄。
不幸的是，神話雖然被清楚地記錄在書中，它們本身卻無穩定性可言。
随着時光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種族的緣故，群體的想像力在不斷地改變着它們。
《們日約全書》中嗜血成性的耶和華與聖德肋撒愛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國受到崇拜的佛祖，與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亦無多少共同特點。
英雄的神話因為群體的想像力而改變，使英雄離我們而去，也無需數百年的時間。
轉變有時就發生在幾年之内。
我們在自己這個時代便看到，曆史上最了不起的偉人之一的神話，在不到50年間便改變了數次。
在波旁家族的統治下，拿破侖成了田園派和自由主義的慈善家，一個卑賤者的朋友。
在詩人眼裡，他注定會長期留存在鄉村人民的記憶之中。
30年後，這個步态安詳的英雄又變成了一個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奪權力并毀滅了自由之後，僅僅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便讓300萬人命喪黃泉。
如今我們看到這個神話又在發生變化。
數千年之後，未來的博學之士面對這些矛盾百出的記載，也許會對是否真有過這位英雄表示懷疑，正像現在有些人懷疑釋迹牟尼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