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關燈
小
中
大
弗·佩切林老爹
&ldquo昨天我看見佩切林1了。
&rdquo 我聽到這名字吃了一驚。
&ldquo怎麼，&rdquo我問，&ldquo是那個佩切林？他在這兒？&rdquo &ldquo哪個，佩切林神父？對，他在這兒！&rdquo &ldquo在哪兒？&rdquo &ldquo在克拉彭的耶稣會修道院，聖馬利亞教堂。
&rdquo 佩切林神父！&hellip&hellip這罪孽也得算在尼古拉的賬上。
我并不認識佩切林，但是經常聽到列德金、克留科夫和格拉諾夫斯基談起他。
他作為一個年輕的教授回國之後，在莫斯科大學教希臘語，這是在1835至1840年之間，尼古拉的迫害變本加厲的時期之一。
我們已被流放，那些年輕的教授尚未回來，《莫斯科電訊》被查禁了，《歐羅巴人》被查禁了，《望遠鏡》也被查禁了，恰達耶夫則被宣布為瘋子。
直到1848年以後，俄國的恐怖統治才又跨進了一步。
但是尼古拉皇朝最後幾年登峰造極的專制暴政，顯然是第五幕了。
這時已很清楚，不僅屋裡的一切在崩潰和毀滅，而且屋子本身也在崩潰和毀滅，可以聽到地闆的坼裂聲，連屋頂也已搖搖欲墜。
30年代完全不同，政府的倒行逆施還得心應手，保持着通常的步伐；周圍一片荒涼，沉寂無聲，大家唯唯諾諾，失去了人的尊嚴，失去了希望，生活平淡無味，顯得愚昧而庸俗。
尋找同情的目光，遇到的隻是奴仆的威脅或驚慌，人們不是掉頭不顧，便是嗤之以鼻。
在這奴隸制度的那不勒斯岩洞中2，佩切林喘不出氣，恐懼和憂郁主宰着他，他必須逃走，不惜一切地逃出這個萬人唾罵的國家。
為了出走，需要錢。
佩切林開始教課，節衣縮食地過着極端儉樸的生活，很少外出，甚至避免參加同事們的集會，在積攢了一小筆錢以後，他便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他寫信給謝·斯特羅戈諾夫伯爵3，通知他，他不再回國了。
他感謝了伯爵，向他告别，談到了不堪忍受的沉悶氣氛，使他不得不走，并要求伯爵憐惜那些不幸的年輕教授，他們受過的教育必然使他們感受到同樣的痛苦，伯爵應該在暴力的打擊面前保護他們。
斯特羅戈諾夫把這信給教授中不少人看過。
莫斯科沒有人再提起他，過了一些時候，我們突然聽到，佩切林參加了耶稣會，正在一所修道院裡修行，這使我的心情變得非常沉重。
貧窮、消沉和孤獨毀了他；讀了他的《死之勝利》4後，我問自己，難道這個人可能變成天主教徒，耶稣會士嗎？要知道他已經離開了這個在警察的棍子下，在憲兵的監視下苟延殘喘的國家。
為什麼他又要這麼迫不及待地給自己套上另一副枷鎖，另一條繩索呢？ 俄國人在分崩離析、追名逐利的西方社會中，感到與人們格格不入，孤苦伶仃，找不到任何親人。
當捆綁他的繩子被掙斷，他的命運突然擺脫了一切外在的約束，可以由他自己掌握的時候，他不知怎麼辦變得彷徨無依，脫離了軌道，看不到目标和規範，于是他落進了耶稣會的修道院！ 第二天兩點鐘，我來到了聖馬利亞修道院。
厚實的橡木門關得緊緊的，我敲了三次門環；門開了，出來一個瘦瘦的年輕人，大約十八歲，穿着修士的長袍，拿着祈禱書。
&ldquo您找誰？&rdquo管門的修士用英語問。
&ldquo佩切林神父。
&rdquo &ldquo請問貴姓？&rdquo &ldquo這是我的名片和信。
&rdquo 在信裡我附了一份俄文印刷所的宣言5。
&ldquo請進，&rdquo年輕人說，在我後面重又關上了大門，&ldquo請在這兒等一下。
&rdquo他指指寬敞的前廳，那裡有兩三張古色古香的雕花大椅子。
過了五分鐘，管門的修士回來了，用帶些英語發音的法語對我說，佩切林神父非常歡迎我的光臨，請我稍候，他馬上就來。
然後他帶我穿過食堂，走進一間光線暗淡的不大的高房子，重又請我坐下。
那裡牆上挂着一個石雕的耶稣受難十字架，如果我記得不錯，它的對面還有一幅聖母像。
在一張笨重的大桌子周圍，放着幾把木頭大扶手椅和靠背椅。
對面一扇門外是走廊，走廊那邊是一個大花園，花園内綠草如茵，樹葉瑟瑟作聲，是一片不太協調的世俗風光。
管門的修士指給我看牆上的會客規則；原來根據規定，修士們隻能在四時至六時之間會客，現在還沒到四時。
&ldquo您好像不是英國人，也不是法國人，是嗎？&rdquo我聽了他的口音問他。
&ldquo是的。
&rdquo &ldquo那麼您是德國人？&rdquo &ldquo也不是，先生&hellip&hellip我幾乎是您的同鄉；我是波蘭人。
&rdquo 确實，這個管門人挑選得不錯，他能講四種語言。
我坐下後，他走了。
我發現自己待在這麼一個地方，覺得有些别扭。
花園中有一些穿黑衣裳的人在走來走去，兩個半修士打扮的人走過我的身邊，便嚴肅而恭敬地向我鞠躬，眼睛望着地面，每次我都欠起身子，同樣莊重地向他們答禮。
最後，一個身材不高、上了年紀的神父來了，他戴一頂教士的四角帽，身上是神父在修道院中日常穿的衣衫。
他直接向我走來，長袍窸窣作響，用十分純粹的法語向我問道： &ldquo您是想會見佩切林的？&rdquo 我
&rdquo 我聽到這名字吃了一驚。
&ldquo怎麼，&rdquo我問，&ldquo是那個佩切林？他在這兒？&rdquo &ldquo哪個，佩切林神父？對，他在這兒！&rdquo &ldquo在哪兒？&rdquo &ldquo在克拉彭的耶稣會修道院，聖馬利亞教堂。
&rdquo 佩切林神父！&hellip&hellip這罪孽也得算在尼古拉的賬上。
我并不認識佩切林，但是經常聽到列德金、克留科夫和格拉諾夫斯基談起他。
他作為一個年輕的教授回國之後，在莫斯科大學教希臘語，這是在1835至1840年之間，尼古拉的迫害變本加厲的時期之一。
我們已被流放，那些年輕的教授尚未回來，《莫斯科電訊》被查禁了，《歐羅巴人》被查禁了，《望遠鏡》也被查禁了，恰達耶夫則被宣布為瘋子。
直到1848年以後，俄國的恐怖統治才又跨進了一步。
但是尼古拉皇朝最後幾年登峰造極的專制暴政，顯然是第五幕了。
這時已很清楚，不僅屋裡的一切在崩潰和毀滅，而且屋子本身也在崩潰和毀滅，可以聽到地闆的坼裂聲，連屋頂也已搖搖欲墜。
30年代完全不同，政府的倒行逆施還得心應手，保持着通常的步伐；周圍一片荒涼，沉寂無聲，大家唯唯諾諾，失去了人的尊嚴，失去了希望，生活平淡無味，顯得愚昧而庸俗。
尋找同情的目光，遇到的隻是奴仆的威脅或驚慌，人們不是掉頭不顧，便是嗤之以鼻。
在這奴隸制度的那不勒斯岩洞中2，佩切林喘不出氣，恐懼和憂郁主宰着他，他必須逃走，不惜一切地逃出這個萬人唾罵的國家。
為了出走，需要錢。
佩切林開始教課，節衣縮食地過着極端儉樸的生活，很少外出，甚至避免參加同事們的集會，在積攢了一小筆錢以後，他便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他寫信給謝·斯特羅戈諾夫伯爵3，通知他，他不再回國了。
他感謝了伯爵，向他告别，談到了不堪忍受的沉悶氣氛，使他不得不走，并要求伯爵憐惜那些不幸的年輕教授，他們受過的教育必然使他們感受到同樣的痛苦，伯爵應該在暴力的打擊面前保護他們。
斯特羅戈諾夫把這信給教授中不少人看過。
莫斯科沒有人再提起他，過了一些時候，我們突然聽到，佩切林參加了耶稣會，正在一所修道院裡修行，這使我的心情變得非常沉重。
貧窮、消沉和孤獨毀了他；讀了他的《死之勝利》4後，我問自己，難道這個人可能變成天主教徒，耶稣會士嗎？要知道他已經離開了這個在警察的棍子下，在憲兵的監視下苟延殘喘的國家。
為什麼他又要這麼迫不及待地給自己套上另一副枷鎖，另一條繩索呢？ 俄國人在分崩離析、追名逐利的西方社會中，感到與人們格格不入，孤苦伶仃，找不到任何親人。
當捆綁他的繩子被掙斷，他的命運突然擺脫了一切外在的約束，可以由他自己掌握的時候，他不知怎麼辦變得彷徨無依，脫離了軌道，看不到目标和規範，于是他落進了耶稣會的修道院！ 第二天兩點鐘，我來到了聖馬利亞修道院。
厚實的橡木門關得緊緊的，我敲了三次門環；門開了，出來一個瘦瘦的年輕人，大約十八歲，穿着修士的長袍，拿着祈禱書。
&ldquo您找誰？&rdquo管門的修士用英語問。
&ldquo佩切林神父。
&rdquo &ldquo請問貴姓？&rdquo &ldquo這是我的名片和信。
&rdquo 在信裡我附了一份俄文印刷所的宣言5。
&ldquo請進，&rdquo年輕人說，在我後面重又關上了大門，&ldquo請在這兒等一下。
&rdquo他指指寬敞的前廳，那裡有兩三張古色古香的雕花大椅子。
過了五分鐘，管門的修士回來了，用帶些英語發音的法語對我說，佩切林神父非常歡迎我的光臨，請我稍候，他馬上就來。
然後他帶我穿過食堂，走進一間光線暗淡的不大的高房子，重又請我坐下。
那裡牆上挂着一個石雕的耶稣受難十字架，如果我記得不錯，它的對面還有一幅聖母像。
在一張笨重的大桌子周圍，放着幾把木頭大扶手椅和靠背椅。
對面一扇門外是走廊，走廊那邊是一個大花園，花園内綠草如茵，樹葉瑟瑟作聲，是一片不太協調的世俗風光。
管門的修士指給我看牆上的會客規則；原來根據規定，修士們隻能在四時至六時之間會客，現在還沒到四時。
&ldquo您好像不是英國人，也不是法國人，是嗎？&rdquo我聽了他的口音問他。
&ldquo是的。
&rdquo &ldquo那麼您是德國人？&rdquo &ldquo也不是，先生&hellip&hellip我幾乎是您的同鄉；我是波蘭人。
&rdquo 确實，這個管門人挑選得不錯，他能講四種語言。
我坐下後，他走了。
我發現自己待在這麼一個地方，覺得有些别扭。
花園中有一些穿黑衣裳的人在走來走去，兩個半修士打扮的人走過我的身邊，便嚴肅而恭敬地向我鞠躬，眼睛望着地面，每次我都欠起身子，同樣莊重地向他們答禮。
最後，一個身材不高、上了年紀的神父來了，他戴一頂教士的四角帽，身上是神父在修道院中日常穿的衣衫。
他直接向我走來，長袍窸窣作響，用十分純粹的法語向我問道： &ldquo您是想會見佩切林的？&rdquo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