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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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和低潮1（1858&mdash1862）1
&hellip&hellip早上十時，我聽見樓下傳來了粗重而不滿的聲音：
&ldquo你就通報一個俄國上校求見好了。
&rdquo &ldquo先生早上從不會客，也&hellip&hellip&rdquo &ldquo明天我就走了。
&rdquo &ldquo請問貴姓，先生&hellip&hellip&rdquo &ldquo你就說一位俄國上校。
&rdquo上校提高了一點聲音。
朱爾覺得非常為難。
我走到樓梯口，從上面問他： &ldquo您有什麼事？&rdquo &ldquo這是您嗎？&rdquo上校問。
&ldquo對，是我。
&rdquo &ldquo先生，請吩咐放我進來。
您的仆人不讓我進屋呢。
&rdquo &ldquo對不起，請進屋吧。
&rdquo 上校有些生氣的臉色消失了，他跟我一起走進書房，突然擺出莊嚴的姿态，對我說道： &ldquo我是某某上校，正好路過倫敦，我認為我有義務來拜訪您。
&rdquo 我頓時覺得好像我成了将軍，指指椅子說道： &ldquo請坐。
&rdquo 上校坐下了。
&ldquo在這兒要耽擱多久？&rdquo &ldquo明天就走。
&rdquo &ldquo到了很久了吧？&rdquo &ldquo整整三天。
&rdquo &ldquo為什麼不多住幾天？&rdquo &ldquo您知道，這兒語言不通不好辦，真是如堕五裡霧中。
我對您仰慕已久，今日得見十分欣慰，也代表許多同志謝謝您。
您出版的東西使我們獲益匪淺：它們包含着許多真理，有時簡直叫人捧腹大笑。
&rdquo &ldquo非常感謝，這是在國外所能得到的唯一獎勵。
您收到很多我們的刊物嗎？&rdquo &ldquo很多&hellip&hellip而且每一期都不知有多少人讀它，簡直把書都讀破了，讀爛了，有的人還愛不釋手，甚至抄錄下來。
有時我們集合在一起，一邊讀一邊評論&hellip&hellip我想，您對一個軍人和真誠的崇拜者講話這麼直率，不會計較吧？&rdquo &ldquo說哪兒的話，我們是決不會反對言論自由的。
&rdquo &ldquo我們中間常常這麼說：您的揭露是十分有益的；您知道，比方說，我們對蘇霍紮涅特能說什麼？對不起，閉上你的嘴巴！還有那個阿德勒貝格呢2？但是您瞧，您離開俄國太久了，您對它已不太清楚，我們總覺得，您對農民問題看得太重要了&hellip&hellip它還不成熟&hellip&hellip&rdquo &ldquo是嗎？&rdquo &ldquo真的&hellip&hellip我與您完全一緻，不錯，他們心眼好，人也好，像上帝一樣，您可以相信這一切，現在許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不能性急，還沒到時間。
&rdquo &ldquo您這麼想？&rdquo &ldquo我這麼想&hellip&hellip要知道我們的農夫懶得不像話&hellip&hellip當然啦，他們都是好小夥子，但是酗酒，懶惰。
一下子解放了，他們就不想幹活，不想種田，非得餓死不可。
&rdquo &ldquo可是您擔心什麼呢？您是上校，誰也不會要您給俄國人民供應糧食&hellip&hellip&rdquo 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反駁中，我講的這句話是上校最沒料到的。
&ldquo這當然，從一方面看&hellip&hellip&rdquo &ldquo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您也不必擔心；難道他們因為給自己播種，不給地主老爺播種，便真的會餓死不成？&rdquo &ldquo請原諒，我認為我有責任說明&hellip&hellip不過我覺得我占用您寶貴的時間太多了&hellip&hellip我得告辭了。
&rdquo &ldquo我非常感謝您的訪問。
&rdquo &ldquo對不起，别送了。
啊，我的馬車呢？府上實在太遠了。
&rdquo &ldquo是的，不太近。
&rdquo 我希望讓這個美好的場面作我們光輝燦爛、繁榮興旺的時期的起點。
類似這樣的場面曾一再出現；不論我住得離倫敦西區多麼遠&mdash&mdash在普特尼、富勒姆等地&hellip&hellip也不論我每天上午怎麼閉門謝客，都沒有用。
我們成了時髦人物。
那時什麼樣的人我們沒有見過！&hellip&hellip現在許多人卻願意不惜代價，要從記憶中&mdash&mdash即使不從自己的記憶中，至少從别人的記憶中，抹去訪問的痕迹&hellip&hellip可是在當時，我再說一遍，我們是時髦人物，在一本旅遊指南中，我居然被列入了普特尼最著名的人物中間。
這是從1857年至1863年，但以前不是這樣。
随着1848年後反動勢力在歐洲的成長和強大，尼古拉的暴虐已不是與日俱增，而是與時俱增了，俄國人開始躲避我，怕與我接近&hellip&hellip何況到了1851年，大家知道，我已正式拒絕返回俄國。
那時旅遊者極少。
有時偶然來一個老朋友，講起一些可怕的、他不能理解的事，談到回國便提心吊膽，臨走時還得東張西望，看看附近有沒有自己的同胞。
在尼斯的時候，阿·伊·薩布羅夫3坐了馬車，帶了一個聽差來看我，這在我眼裡也成了了不起的英勇行為。
1852年我秘密路過法國時，在巴黎會見了幾個俄國人，這是最後一批。
在倫敦，我的家沒有人上門。
過了幾周，幾個月&hellip&hellip 聽不到俄國的語言，看不到俄國人的臉。
4 沒有人寫信給我。
米·謝·謝普金是我在倫敦見到的第一個從家裡來的、多少還算熟悉的朋友。
我已在另一個地方寫過與他的會見。
5他的到達對我說來仿佛是追薦亡人的星期六，我設宴招待他，一起悼念莫斯科的一切，兩人的心情像在參加葬禮。
但真正銜着橄榄枝飛回方舟的鴿子6不是他，而是B醫生7。
他是在尼古拉死後第一個來找我們的俄國人，那時我住在裡士滿的喬姆利洛奇，他總是驚訝不止，為什麼它這麼念，卻要寫成CholmondeleyLodge。
8謝普金帶來的消息是悲觀的，他自己的心情也悶悶不樂。
B卻從早到晚笑個不住，露出了那副雪白的牙齒。
他的消息充滿了希望，正如英國人說的，充滿了&ldquo樂觀精神&rdquo&mdash&mdash自從尼古拉死後，俄國便沉浸在這種樂觀氣氛中，它在彼得堡帝國嚴酷的背景上形成了一條明亮的光帶。
确實，他也帶來了不好的消息：格拉諾夫斯基和奧加遼夫身體不好，但它們都消失在全社會生氣勃勃的明朗畫面中了，他本人便是這畫面的一個寫照。
我貪婪地聽着他講的一切，有時插幾句問話，查詢一下細節&hellip&hellip我不知道他當時是否明白，或者估計到了他那些話對我的重大價值。
三年來的倫敦生活使我厭倦透了。
我拼命工作，可是眼前看不到什麼效果，而且我獨自一人，與任何親切的環境隔絕了。
我和切爾涅茨基一頁一頁地印刷，然後把印好的小冊子和書本一捆捆堆在特魯布南的地下室裡，幾乎看不到把它們運過俄國邊界的任何可能性。
我不能不繼續幹，俄文印刷所是我的生命線，古代日耳曼人遷移時随身攜帶的老家的家徽。
有了它，我便好像生活在俄國的土地上，有了它，我心裡踏實，有了武器。
但是盡管這樣，得不到反應的勞動使我厭倦，我的手放下了。
信心一分鐘一分鐘在減少，它尋找着轉機，但不僅找不到它們，而且聽不到家裡來的一句同情的話。
随着克裡米亞戰争的結束和尼古拉的死，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從一片茫茫無邊的黑暗中出現了新的事物，新的前景，顯示了一種新的動向。
從遠處是很難看清的，必須身臨其境。
現在B便體現了這一切，他證明，這些前景不是海市蜃樓，而是實有其事，大船動了，開始航行了。
隻要望一下他那明朗的臉&hellip&hellip便能相信他講的一切&mdash&mdash這樣的臉在俄國已好久沒有看到了&hellip&hellip 俄國人所不習慣的感情折磨着我，我想起了康德在1792年9聽到宣布共和的消息時不禁脫下絲絨睡帽，像虔誠的西面10那樣說道：&ldquo現在我可以安眠了。
&rdquo是的，在漫長的陰雨之夜以後，在黎明中好好睡吧&hellip&hellip你可以充分相信，美好的日子到來了！ 這樣，格拉諾夫斯基死了&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确實，我十三歲起所向往的那一天的早晨11終于到來了&mdash&mdash那時我還是一個穿着厚毛條紋夾克衫的孩子，與另一個&ldquo圖謀不軌的孩子&rdquo（隻是小一歲）一起坐在老家的小屋子裡，坐在大學的課堂上，我們的周圍也是一些熱血沸騰的年輕人，後來又經曆了監獄和流放，經曆了異國的流亡生活，經曆了革命的覆滅和反動的高漲，加上家庭的不幸，終于使我心力交瘁，流落在英國的海岸上，隻剩下了印刷所這個唯一的發言工具。
照耀着麻雀山下的莫斯科的太陽落山了12，帶走了少年時期的誓言&hellip&hellip現在它經過了二十年的漫漫長夜之後又升起了。
現在怎麼能無所事事，安心睡覺&hellip&hellip應該工作！于是我以雙倍的力量投入了工作。
勞動不再毫無收獲，不再沉沒在寂靜的原野中了，從俄國傳來了響亮的歡呼聲和熱烈的支持聲。
《北極星》被争先恐後地閱讀。
俄國人不習慣的耳朵終于适應了自由的言論，迫不及待地聆聽着它英勇頑強的聲音，追随着它直言不諱的勇氣。
1856年春季，奧加遼夫來了；過了一年（1857年7月1日），《警鐘》第一期出版了。
沒有相當近的周期性，就沒有刊物和讀者之間的真正聯系。
書會留下，報刊卻會消失，但書是留在圖書館中，報刊卻是消失在讀者的腦海中，由于不斷的反複，它鞏固了自己的位置，仿佛變成了他本人的思想。
正當讀者開始忘記它的時候，新的一期又來了，那是永遠不怕反複的，它既提示舊的，也補充新的。
确實，《警鐘》的影響在一年中遠遠超過了《北極星》。
在俄國，《警鐘》滿足了對沒有經過書報審查制度摧殘的刊物的需要。
年輕的一代向我們發出了熱情的歡呼，寫來了催人淚下的信&hellip&hellip但是支持我們的不僅是年輕的一代&hellip&hellip &ldquo《警鐘》就是權力。
&rdquo卡特科夫13在倫敦對我說，真有些談虎色變；接着他還告訴我，它便放在羅斯托夫采夫14的桌上，供他在農民問題上作參考&hellip&hellip在此之前，這麼講的還有屠格涅夫，阿克薩科夫，薩馬林，卡韋林15，開明派的将軍們，五等文官中的開明人士，渴望進步的宮廷貴婦人，愛好文學的侍從武官；連博特金16本人（他像向日葵一樣，總是匍匐在一切權力面前）也谄媚地望着《警鐘》，仿佛剛吃了不少巧克力糖&hellip&hellip對全面勝利而言，隻是還缺少一個真正的敵人。
我們是在秘密法庭上，但不用等多久，他便出場了。
1858年還沒過去，我們便收到了奇切林的《控訴書》17，他像不可征服的理論家那麼高傲而冷酷，像大公無私的法官那麼鐵面無情，把我召到被告席上，像比龍一樣在12月中把一桶桶冷水從我頭頂澆下18。
這位官僚制度的聖茹斯特的手法使我驚訝。
而現在&hellip&hellip過了七年19，經曆了米哈伊爾時期20嚴酷的言論和嚴酷的愛國主義之後，奇切林的信顯得隻是和風細雨了。
再說，當時的社會情緒也不一樣，《控訴書》發表之後輿論嘩然，群情憤激，我們反而得為它盡力勸解生氣的朋友們。
我們收到的信、文章和抗議書達幾十件；控訴者本人也收到了他以前的朋友單獨或聯名寫的信，信上充滿了責備之詞，其中一封是我們幾個共同的朋友署名的（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現在跟奇切林已比跟我們更接近），他出于正人君子的作風，親自把這信轉給了我們，它至今仍保存在我們的武器庫中。
在宮廷内，《警鐘》獲得居留權更早。
皇上看了它的文章，命令重新審查科丘别伊槍擊管家的案件21。
皇後為那封向她談她孩子的教育問題的信哭過22；據說禦前大臣布特科夫狂妄自大到了極點，為了表示他什麼也不怕，曾這麼說：&ldquo随你們向誰告狀，哪怕向皇帝告狀，向《警鐘》寫文章，我都不怕。
&rdquo一個軍官沒有得到提升，便一本正經要求我們披露這事，以便引起皇帝的特别關注。
謝普金與格傑奧諾夫的糾紛，我已在别處講過23&mdash&mdash這樣的故事我可以講幾十個&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戈爾恰科夫24看到《警鐘》發表了國務會議秘密讨論農民問題的報告，大吃一驚，他說：&ldquo要不是參加會議的人洩露了機密，誰能談得這麼準确詳盡？&rdquo 國務會議感到不安，一天，&ldquo布特科夫和皇上&rdquo秘密商讨怎麼制服《警鐘》。
大公無私的穆拉維約夫提議收買我；挂安德烈勳章的長頸鹿帕甯25認為不如用官職籠絡我。
戈爾恰科夫在這些&ldquo死魂靈&rdquo中扮演了米茹耶夫26的角色，對我是否會被收買表示懷疑，問帕甯道： &ldquo您打算許他當什麼官呢？&rdquo &ldquo部門副長官。
&rdquo &ldquo他不會來當您的副長官。
&rdquo戈爾恰科夫回答，于是《警鐘》問題隻得聽天由命，讓上帝安排。
可是在上帝的安排下，信件和通訊卻從俄國各個角落雪片似的飛來了。
大家愛寫什麼就寫什麼，有的大發牢騷，有的竭力表示他是個危險分子&hellip&hellip但也有些信是懷着滿腔憤怒寫的，它們大聲疾呼，要揭露日常生活中的醜惡現象。
這樣的信抵得上幾十篇&ldquo習作&rdquo，就像有時一次訪問比所有&ldquo俄國上校&rdquo的訪問更有價值。
一般說來，大部分信可以分成幾類，一類沒有事實，但寫得熱情洋溢，娓娓動人，一類則像上司的鼓勵或首長的訓誡，還有一類則包含着外省的各種重要消息。
這些重要消息通常是用公務員的優美筆法寫的，開頭幾乎總有一段更優美的序言，它充滿了崇高的感情和強烈的谀詞。
&ldquo您給俄國文學，不妨說，也給俄國思想，開創了一個新時期；您第一個從倫敦的講台上公開抨擊騎在我們善良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人們。
是的，我們的人民是善良的，您愛他們是理所當然的。
您不知道，在我們祖國遙遠的地方，多少顆心在對您的愛戴和感激中跳動&hellip&hellip 從炎熱的科爾西達27到冰雪地帶 &hellip&hellip到偏僻的奧卡河，到克利亞濟馬河或某某省。
我們把您看作我們唯一的保護人。
除了您，誰能夠揭露惡魔&mdash&mdash從稱号和地位說來都處于法律之上的惡魔，如我們（稅務局、刑事法庭、皇室地産管理局等等）的長官（名字、父名和姓，官銜）。
這個人沒有受過教育，靠在衙門當差，巴結奉承，從下層爬到了長官的位置，還保持着從前敲詐勒索的粗暴作風，從不拒絕霍萬斯基公爵28簽發的感謝信（像我們這裡的老人常說的）。
這暴君的貪贓枉法在周圍各省已赫赫有名，官吏們像怕地獄一樣怕稅務局，他不僅對我們，對科長也不講情面。
他丢下自己的老婆，特地養了一個寡婦（名字、父名和姓，死去的丈夫的官銜）作誘餌，我們都稱她外省的明娜·伊萬諾夫娜29，因為在稅務局裡，通過她的手什麼事都辦得成。
但願《警鐘》嘹亮的聲音能驚醒這個暴君，使他幡然悔改，離開燈紅酒綠的生活，離開四十歲的希羅底30的懷抱。
如果您肯刊登他的劣迹，我們準備向您提供豐富的材料：在我們這裡，天才的《欽差大臣》的不朽作者所說的&lsquo戴小圓帽的豬&rsquo31是相當多的。
&ldquo又，以您無與倫比的筆調，您可以寫出辛辣的諷刺作品，但是請您别忘了寫那位治安保衛隊的中校隊長，他在12月6日參加貴族
&rdquo &ldquo先生早上從不會客，也&hellip&hellip&rdquo &ldquo明天我就走了。
&rdquo &ldquo請問貴姓，先生&hellip&hellip&rdquo &ldquo你就說一位俄國上校。
&rdquo上校提高了一點聲音。
朱爾覺得非常為難。
我走到樓梯口，從上面問他： &ldquo您有什麼事？&rdquo &ldquo這是您嗎？&rdquo上校問。
&ldquo對，是我。
&rdquo &ldquo先生，請吩咐放我進來。
您的仆人不讓我進屋呢。
&rdquo &ldquo對不起，請進屋吧。
&rdquo 上校有些生氣的臉色消失了，他跟我一起走進書房，突然擺出莊嚴的姿态，對我說道： &ldquo我是某某上校，正好路過倫敦，我認為我有義務來拜訪您。
&rdquo 我頓時覺得好像我成了将軍，指指椅子說道： &ldquo請坐。
&rdquo 上校坐下了。
&ldquo在這兒要耽擱多久？&rdquo &ldquo明天就走。
&rdquo &ldquo到了很久了吧？&rdquo &ldquo整整三天。
&rdquo &ldquo為什麼不多住幾天？&rdquo &ldquo您知道，這兒語言不通不好辦，真是如堕五裡霧中。
我對您仰慕已久，今日得見十分欣慰，也代表許多同志謝謝您。
您出版的東西使我們獲益匪淺：它們包含着許多真理，有時簡直叫人捧腹大笑。
&rdquo &ldquo非常感謝，這是在國外所能得到的唯一獎勵。
您收到很多我們的刊物嗎？&rdquo &ldquo很多&hellip&hellip而且每一期都不知有多少人讀它，簡直把書都讀破了，讀爛了，有的人還愛不釋手，甚至抄錄下來。
有時我們集合在一起，一邊讀一邊評論&hellip&hellip我想，您對一個軍人和真誠的崇拜者講話這麼直率，不會計較吧？&rdquo &ldquo說哪兒的話，我們是決不會反對言論自由的。
&rdquo &ldquo我們中間常常這麼說：您的揭露是十分有益的；您知道，比方說，我們對蘇霍紮涅特能說什麼？對不起，閉上你的嘴巴！還有那個阿德勒貝格呢2？但是您瞧，您離開俄國太久了，您對它已不太清楚，我們總覺得，您對農民問題看得太重要了&hellip&hellip它還不成熟&hellip&hellip&rdquo &ldquo是嗎？&rdquo &ldquo真的&hellip&hellip我與您完全一緻，不錯，他們心眼好，人也好，像上帝一樣，您可以相信這一切，現在許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不能性急，還沒到時間。
&rdquo &ldquo您這麼想？&rdquo &ldquo我這麼想&hellip&hellip要知道我們的農夫懶得不像話&hellip&hellip當然啦，他們都是好小夥子，但是酗酒，懶惰。
一下子解放了，他們就不想幹活，不想種田，非得餓死不可。
&rdquo &ldquo可是您擔心什麼呢？您是上校，誰也不會要您給俄國人民供應糧食&hellip&hellip&rdquo 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反駁中，我講的這句話是上校最沒料到的。
&ldquo這當然，從一方面看&hellip&hellip&rdquo &ldquo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您也不必擔心；難道他們因為給自己播種，不給地主老爺播種，便真的會餓死不成？&rdquo &ldquo請原諒，我認為我有責任說明&hellip&hellip不過我覺得我占用您寶貴的時間太多了&hellip&hellip我得告辭了。
&rdquo &ldquo我非常感謝您的訪問。
&rdquo &ldquo對不起，别送了。
啊，我的馬車呢？府上實在太遠了。
&rdquo &ldquo是的，不太近。
&rdquo 我希望讓這個美好的場面作我們光輝燦爛、繁榮興旺的時期的起點。
類似這樣的場面曾一再出現；不論我住得離倫敦西區多麼遠&mdash&mdash在普特尼、富勒姆等地&hellip&hellip也不論我每天上午怎麼閉門謝客，都沒有用。
我們成了時髦人物。
那時什麼樣的人我們沒有見過！&hellip&hellip現在許多人卻願意不惜代價，要從記憶中&mdash&mdash即使不從自己的記憶中，至少從别人的記憶中，抹去訪問的痕迹&hellip&hellip可是在當時，我再說一遍，我們是時髦人物，在一本旅遊指南中，我居然被列入了普特尼最著名的人物中間。
這是從1857年至1863年，但以前不是這樣。
随着1848年後反動勢力在歐洲的成長和強大，尼古拉的暴虐已不是與日俱增，而是與時俱增了，俄國人開始躲避我，怕與我接近&hellip&hellip何況到了1851年，大家知道，我已正式拒絕返回俄國。
那時旅遊者極少。
有時偶然來一個老朋友，講起一些可怕的、他不能理解的事，談到回國便提心吊膽，臨走時還得東張西望，看看附近有沒有自己的同胞。
在尼斯的時候，阿·伊·薩布羅夫3坐了馬車，帶了一個聽差來看我，這在我眼裡也成了了不起的英勇行為。
1852年我秘密路過法國時，在巴黎會見了幾個俄國人，這是最後一批。
在倫敦，我的家沒有人上門。
過了幾周，幾個月&hellip&hellip 聽不到俄國的語言，看不到俄國人的臉。
4 沒有人寫信給我。
米·謝·謝普金是我在倫敦見到的第一個從家裡來的、多少還算熟悉的朋友。
我已在另一個地方寫過與他的會見。
5他的到達對我說來仿佛是追薦亡人的星期六，我設宴招待他，一起悼念莫斯科的一切，兩人的心情像在參加葬禮。
但真正銜着橄榄枝飛回方舟的鴿子6不是他，而是B醫生7。
他是在尼古拉死後第一個來找我們的俄國人，那時我住在裡士滿的喬姆利洛奇，他總是驚訝不止，為什麼它這麼念，卻要寫成CholmondeleyLodge。
8謝普金帶來的消息是悲觀的，他自己的心情也悶悶不樂。
B卻從早到晚笑個不住，露出了那副雪白的牙齒。
他的消息充滿了希望，正如英國人說的，充滿了&ldquo樂觀精神&rdquo&mdash&mdash自從尼古拉死後，俄國便沉浸在這種樂觀氣氛中，它在彼得堡帝國嚴酷的背景上形成了一條明亮的光帶。
确實，他也帶來了不好的消息：格拉諾夫斯基和奧加遼夫身體不好，但它們都消失在全社會生氣勃勃的明朗畫面中了，他本人便是這畫面的一個寫照。
我貪婪地聽着他講的一切，有時插幾句問話，查詢一下細節&hellip&hellip我不知道他當時是否明白，或者估計到了他那些話對我的重大價值。
三年來的倫敦生活使我厭倦透了。
我拼命工作，可是眼前看不到什麼效果，而且我獨自一人，與任何親切的環境隔絕了。
我和切爾涅茨基一頁一頁地印刷，然後把印好的小冊子和書本一捆捆堆在特魯布南的地下室裡，幾乎看不到把它們運過俄國邊界的任何可能性。
我不能不繼續幹，俄文印刷所是我的生命線，古代日耳曼人遷移時随身攜帶的老家的家徽。
有了它，我便好像生活在俄國的土地上，有了它，我心裡踏實，有了武器。
但是盡管這樣，得不到反應的勞動使我厭倦，我的手放下了。
信心一分鐘一分鐘在減少，它尋找着轉機，但不僅找不到它們，而且聽不到家裡來的一句同情的話。
随着克裡米亞戰争的結束和尼古拉的死，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從一片茫茫無邊的黑暗中出現了新的事物，新的前景，顯示了一種新的動向。
從遠處是很難看清的，必須身臨其境。
現在B便體現了這一切，他證明，這些前景不是海市蜃樓，而是實有其事，大船動了，開始航行了。
隻要望一下他那明朗的臉&hellip&hellip便能相信他講的一切&mdash&mdash這樣的臉在俄國已好久沒有看到了&hellip&hellip 俄國人所不習慣的感情折磨着我，我想起了康德在1792年9聽到宣布共和的消息時不禁脫下絲絨睡帽，像虔誠的西面10那樣說道：&ldquo現在我可以安眠了。
&rdquo是的，在漫長的陰雨之夜以後，在黎明中好好睡吧&hellip&hellip你可以充分相信，美好的日子到來了！ 這樣，格拉諾夫斯基死了&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确實，我十三歲起所向往的那一天的早晨11終于到來了&mdash&mdash那時我還是一個穿着厚毛條紋夾克衫的孩子，與另一個&ldquo圖謀不軌的孩子&rdquo（隻是小一歲）一起坐在老家的小屋子裡，坐在大學的課堂上，我們的周圍也是一些熱血沸騰的年輕人，後來又經曆了監獄和流放，經曆了異國的流亡生活，經曆了革命的覆滅和反動的高漲，加上家庭的不幸，終于使我心力交瘁，流落在英國的海岸上，隻剩下了印刷所這個唯一的發言工具。
照耀着麻雀山下的莫斯科的太陽落山了12，帶走了少年時期的誓言&hellip&hellip現在它經過了二十年的漫漫長夜之後又升起了。
現在怎麼能無所事事，安心睡覺&hellip&hellip應該工作！于是我以雙倍的力量投入了工作。
勞動不再毫無收獲，不再沉沒在寂靜的原野中了，從俄國傳來了響亮的歡呼聲和熱烈的支持聲。
《北極星》被争先恐後地閱讀。
俄國人不習慣的耳朵終于适應了自由的言論，迫不及待地聆聽着它英勇頑強的聲音，追随着它直言不諱的勇氣。
1856年春季，奧加遼夫來了；過了一年（1857年7月1日），《警鐘》第一期出版了。
沒有相當近的周期性，就沒有刊物和讀者之間的真正聯系。
書會留下，報刊卻會消失，但書是留在圖書館中，報刊卻是消失在讀者的腦海中，由于不斷的反複，它鞏固了自己的位置，仿佛變成了他本人的思想。
正當讀者開始忘記它的時候，新的一期又來了，那是永遠不怕反複的，它既提示舊的，也補充新的。
确實，《警鐘》的影響在一年中遠遠超過了《北極星》。
在俄國，《警鐘》滿足了對沒有經過書報審查制度摧殘的刊物的需要。
年輕的一代向我們發出了熱情的歡呼，寫來了催人淚下的信&hellip&hellip但是支持我們的不僅是年輕的一代&hellip&hellip &ldquo《警鐘》就是權力。
&rdquo卡特科夫13在倫敦對我說，真有些談虎色變；接着他還告訴我，它便放在羅斯托夫采夫14的桌上，供他在農民問題上作參考&hellip&hellip在此之前，這麼講的還有屠格涅夫，阿克薩科夫，薩馬林，卡韋林15，開明派的将軍們，五等文官中的開明人士，渴望進步的宮廷貴婦人，愛好文學的侍從武官；連博特金16本人（他像向日葵一樣，總是匍匐在一切權力面前）也谄媚地望着《警鐘》，仿佛剛吃了不少巧克力糖&hellip&hellip對全面勝利而言，隻是還缺少一個真正的敵人。
我們是在秘密法庭上，但不用等多久，他便出場了。
1858年還沒過去，我們便收到了奇切林的《控訴書》17，他像不可征服的理論家那麼高傲而冷酷，像大公無私的法官那麼鐵面無情，把我召到被告席上，像比龍一樣在12月中把一桶桶冷水從我頭頂澆下18。
這位官僚制度的聖茹斯特的手法使我驚訝。
而現在&hellip&hellip過了七年19，經曆了米哈伊爾時期20嚴酷的言論和嚴酷的愛國主義之後，奇切林的信顯得隻是和風細雨了。
再說，當時的社會情緒也不一樣，《控訴書》發表之後輿論嘩然，群情憤激，我們反而得為它盡力勸解生氣的朋友們。
我們收到的信、文章和抗議書達幾十件；控訴者本人也收到了他以前的朋友單獨或聯名寫的信，信上充滿了責備之詞，其中一封是我們幾個共同的朋友署名的（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現在跟奇切林已比跟我們更接近），他出于正人君子的作風，親自把這信轉給了我們，它至今仍保存在我們的武器庫中。
在宮廷内，《警鐘》獲得居留權更早。
皇上看了它的文章，命令重新審查科丘别伊槍擊管家的案件21。
皇後為那封向她談她孩子的教育問題的信哭過22；據說禦前大臣布特科夫狂妄自大到了極點，為了表示他什麼也不怕，曾這麼說：&ldquo随你們向誰告狀，哪怕向皇帝告狀，向《警鐘》寫文章，我都不怕。
&rdquo一個軍官沒有得到提升，便一本正經要求我們披露這事，以便引起皇帝的特别關注。
謝普金與格傑奧諾夫的糾紛，我已在别處講過23&mdash&mdash這樣的故事我可以講幾十個&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戈爾恰科夫24看到《警鐘》發表了國務會議秘密讨論農民問題的報告，大吃一驚，他說：&ldquo要不是參加會議的人洩露了機密，誰能談得這麼準确詳盡？&rdquo 國務會議感到不安，一天，&ldquo布特科夫和皇上&rdquo秘密商讨怎麼制服《警鐘》。
大公無私的穆拉維約夫提議收買我；挂安德烈勳章的長頸鹿帕甯25認為不如用官職籠絡我。
戈爾恰科夫在這些&ldquo死魂靈&rdquo中扮演了米茹耶夫26的角色，對我是否會被收買表示懷疑，問帕甯道： &ldquo您打算許他當什麼官呢？&rdquo &ldquo部門副長官。
&rdquo &ldquo他不會來當您的副長官。
&rdquo戈爾恰科夫回答，于是《警鐘》問題隻得聽天由命，讓上帝安排。
可是在上帝的安排下，信件和通訊卻從俄國各個角落雪片似的飛來了。
大家愛寫什麼就寫什麼，有的大發牢騷，有的竭力表示他是個危險分子&hellip&hellip但也有些信是懷着滿腔憤怒寫的，它們大聲疾呼，要揭露日常生活中的醜惡現象。
這樣的信抵得上幾十篇&ldquo習作&rdquo，就像有時一次訪問比所有&ldquo俄國上校&rdquo的訪問更有價值。
一般說來，大部分信可以分成幾類，一類沒有事實，但寫得熱情洋溢，娓娓動人，一類則像上司的鼓勵或首長的訓誡，還有一類則包含着外省的各種重要消息。
這些重要消息通常是用公務員的優美筆法寫的，開頭幾乎總有一段更優美的序言，它充滿了崇高的感情和強烈的谀詞。
&ldquo您給俄國文學，不妨說，也給俄國思想，開創了一個新時期；您第一個從倫敦的講台上公開抨擊騎在我們善良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人們。
是的，我們的人民是善良的，您愛他們是理所當然的。
您不知道，在我們祖國遙遠的地方，多少顆心在對您的愛戴和感激中跳動&hellip&hellip 從炎熱的科爾西達27到冰雪地帶 &hellip&hellip到偏僻的奧卡河，到克利亞濟馬河或某某省。
我們把您看作我們唯一的保護人。
除了您，誰能夠揭露惡魔&mdash&mdash從稱号和地位說來都處于法律之上的惡魔，如我們（稅務局、刑事法庭、皇室地産管理局等等）的長官（名字、父名和姓，官銜）。
這個人沒有受過教育，靠在衙門當差，巴結奉承，從下層爬到了長官的位置，還保持着從前敲詐勒索的粗暴作風，從不拒絕霍萬斯基公爵28簽發的感謝信（像我們這裡的老人常說的）。
這暴君的貪贓枉法在周圍各省已赫赫有名，官吏們像怕地獄一樣怕稅務局，他不僅對我們，對科長也不講情面。
他丢下自己的老婆，特地養了一個寡婦（名字、父名和姓，死去的丈夫的官銜）作誘餌，我們都稱她外省的明娜·伊萬諾夫娜29，因為在稅務局裡，通過她的手什麼事都辦得成。
但願《警鐘》嘹亮的聲音能驚醒這個暴君，使他幡然悔改，離開燈紅酒綠的生活，離開四十歲的希羅底30的懷抱。
如果您肯刊登他的劣迹，我們準備向您提供豐富的材料：在我們這裡，天才的《欽差大臣》的不朽作者所說的&lsquo戴小圓帽的豬&rsquo31是相當多的。
&ldquo又，以您無與倫比的筆調，您可以寫出辛辣的諷刺作品，但是請您别忘了寫那位治安保衛隊的中校隊長，他在12月6日參加貴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