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倫敦的流亡自由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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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mdash&mdash教師和推銷員&mdash&mdash小販和跑街&mdash&mdash耍嘴皮子和耍筆杆子&mdash&mdash什麼也沒幹的代理人和整天忙忙碌碌的不勞而獲者&mdash&mdash俄國人&mdash&mdash小偷&mdash&mdash探子
（寫于1856&mdash1857年）
&hellip&hellip談過&ldquo硫磺幫&rdquo（這是德國人自己給馬克思一夥人取的诨号）以後，繼續談底層的渣滓和污泥是很自然的，兩者距離不遠；這些污泥是在歐洲大陸的沖突和動亂中被漂送到不列颠海岸的，它大多聚集在倫敦。
可以想象，革命和反動像間歇性熱病一樣敗壞了歐洲的機體，它們的每次漲潮和退潮，都從大陸挾帶了不少互相對立的因素，丢在英國，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随着波浪沖上海岸，一層層堆積在倫敦的沼澤和窪地中。
他們的精神結構在不斷的結合和再組合中，形成了各種類型，具有各種混亂的觀念和思想，各種抗議和烏托邦幻想，各種憧憬、希望和失望，你可以在萊斯特廣場的每一條小街，每一家酒樓和飯店，每一條偏僻的小胡同中遇到他們。
按照《泰晤士報》的說法，那兒&ldquo住着一些可憐的外國人，他們戴的帽子已經舊得誰也不會再戴，他們的臉上連不該長胡子的地方也生出了胡子，這些窮困潦倒、走投無路的居民蟄伏在這兒，他們使歐洲一切強大的國王提心吊膽，唯獨英國女王不怕他們。
&rdquo是的，那些來自異鄉客地的人們确實坐在那兒的飯店和酒館裡，面前放着摻冷水的、摻熱水的、或者完全不摻水的杜松子酒，盛在大杯子裡的苦啤酒，嘴裡講着更苦的話，他們都在等待着他們已無力參加的革命，指望着永遠不可能收到的親族的接濟。
在他們中間，什麼怪物、什麼奇人我沒有見過啊！在這些酒店裡，這兒坐着一個老派共産主義者，他在博愛的名義下仇恨一切私有主；那兒坐着一個老卡洛斯分子，他曾在愛國的名義下，出于對他既不認識也一無所知的蒙特莫林或唐胡安的忠誠2，開槍打死過自己的親兄弟；這兒坐着一個匈牙利人，正在大談他怎樣率領五個匈牙利革命軍戰士打退一支奧地利騎兵部隊，為了使自己更富于軍人氣概，他把軍裝紐扣從脖子起全都扣得緊緊的，盡管這件軍裝的大小說明它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那兒又坐着一個德國人，他為了解決每天不可缺少的啤酒問題，隻得教音樂，教拉丁文，教一切文學和藝術；這兒坐着一個無神論世界主義者，他可能屬于庫爾-黑森民族或黑森-卡塞爾民族，但不論屬于哪個民族，除了自己的民族，其他民族在他眼裡都是劣等民族；那兒又坐着一個忠于天主教和獨立運動、保持古老傳統的波蘭人，可是他的旁邊卻是一個把獨立運動與反對天主教聯系在一起的意大利人。
這兒既有革命派流亡者，也有保守派流亡者。
其中有的是批發商或公證人，他們與祖國不告而别隻是為了躲避債權人或委托人，他們認為自己也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有的是正直的破産者，他們相信不久就可以償還一切債務，恢複信用，重整旗鼓；坐在他右邊的人卻相信，不用多久，紅色政權就會由&ldquo瑪麗安娜&rdquo3正式宣布成立，坐在左邊的人又深信，奧爾良王族已在克萊蒙4整裝待發，公主們都定制了漂亮的禮服，準備凱旋返回巴黎，參加莊嚴的入城儀式了。
在保守派中還有一種&ldquo犯了罪，但由于審判時缺席，未能最終判刑&rdquo的被告，隻是他們比富于熱烈想象的破産人和公證人激進一些，因為這些人在祖國遭到了重大的不幸，現在便千方百計要把這些普通的不幸說成是政治的不幸。
這種特殊的命名法需要略加說明。
我有個朋友為了開玩笑去找婚姻介紹人。
介紹人向他要了十個法郎，便開始詢問，他要什麼樣的新娘，白皮膚的還是黑皮膚的，多少陪嫁等等。
圓滑的小老頭把這一切記了下來，接着在再三表示歉意之後詢問他的出身，得知他是貴族，便大為高興，然後又再三表示歉意，并聲明保守秘密是他的職業守則，問道： &ldquo您有過什麼不幸嗎？&rdquo &ldquo我是波蘭人，現在流亡在外，也就是沒有祖國，沒有權利，沒有财産。
&rdquo &ldquo最後一點是不利的，但是請問，您是由于什麼原因離開親愛的祖國的？&rdquo &ldquo由于最近的一次起義。
&rdquo（這是在1848年。
） &ldquo這無關緊要，我們并不認為政治上的不幸是不幸，這不如說是好事，它具有吸引力。
但是請問，您能擔保您沒有其他的不幸嗎？&rdquo &ldquo那自然有，例如我的父母都死了。
&rdquo &ldquo哦，不，不是這些&hellip&hellip&rdquo &ldquo那麼您所謂其他的不幸是指什麼呢？&rdquo &ldquo例如，如果您離開親愛的祖國是由于個人的原因，不是政治的原因。
有時由于年輕，不謹慎，學壞樣，大都市的引誘，反正您知道是怎麼回事&hellip&hellip輕率地開了一張期票，胡亂花用不屬于自己的錢，在借據上簽字等等&hellip&hellip&rdquo &ldquo我明白了，明白了，&rdquo霍耶茨基哈哈大笑道，&ldquo我可以向您擔保沒有這種事，我從未為了盜竊或者僞造文件受過審問。
&rdquo &hellip&hellip1855年，一個法國流亡者走訪他的難友，要求大家幫助他出版一部類似巴爾紮克的《魔鬼喜劇》5的長篇巨著，其中既有詩句，也有散文，而且使用了新綴字法和獨創一格的句法。
書中出現的人物有路易-菲力普，耶稣基督，羅伯斯庇爾，比若元帥6，還有上帝本人。
他帶着這個請求，還走訪了舍爾歇7，全世界最正直、最固執的人。
&ldquo您流亡很久了嗎？&rdquo那位黑奴保衛者問。
&ldquo從1847年到現在。
&rdquo &ldquo從1847年到現在？那時您已來到這兒？&rdquo &ldquo我是從布雷斯特來的，當時正服苦役呢。
&rdquo &ldquo這是什麼事件？我完全不記得了。
&rdquo &ldquo不過這件事當然非常有名呢。
當然，這主要是私人事件。
&rdquo &ldquo究竟怎麼回事？&rdquo舍爾歇問，有些不耐煩了。
&ldquo如果您一定要問，那麼我是發動了一次對私有制度的抗議，是我自己發動的。
&rdquo &ldquo因此您&hellip&hellip您被關在布雷斯特？&rdquo &ldquo可不是！隻因為撬鎖偷竊，便按破門盜竊罪給判了七年苦役！&rdquo 舍爾歇像貞潔的蘇珊娜趕走不知自重的老頭子一樣8，用嚴厲的聲音請這個自發的抗議者出去。
那些幸好有過共同的不幸，進行過集體抗議的人，現在被丢在熏黑的小酒店和腌臜的小飯館裡，隻得對着沒有油漆的桌子，喝他們的摻水杜松子酒和苦啤酒，飽嘗人生的痛苦，但他們最大的痛苦還是根本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他們度日如年，但日子還是一天天過去了。
革命毫無指望，依然停留在他們的想象中，可是需要卻是現實的，無情的，腳邊的草料已越吃越少。
所有這夥人大部分是好人，但饑餓卻變得日益嚴重。
他們沒有工作的習慣，思想面對着政治舞台，不可能集中在日常事務上。
他們想抓住一切，然而怨恨、不滿和不耐煩的心情使他們無法堅持到底，結果一切都從他們手中溜走了。
凡是有勞動的毅力和勇氣的人漸漸從污泥中分離出去，向前流走了，但剩下的那些呢？ 何況剩下的還這麼多！法國發布大赦和減免死罪後9已走掉許多人，但在50年代初，我還趕上了流亡的高潮。
德國的流亡者，尤其不是工人出身的，大多生活窮苦，但數量不如法國人多。
受過完整的醫學教育的醫生，盡管對業務比英國那種号稱外科醫生，實際上是理發師的人，高明一百倍，卻無人請教，門可羅雀。
畫師和雕刻師雖然對藝術懷有純潔的柏拉圖式理想，要把自己獻給神聖的事業，但由于缺乏生産物質财富的才能，缺乏持久的、頑強的勞動精神，缺乏準确的嗅覺，在生存競争的浪潮中夭折了。
本來在自己風平浪靜的小城市中，靠德國低廉的生活費用，他們也許可以履行祭司的職責，對理想和信仰保持純潔的崇敬，度過安定、漫長的一生。
在那裡，他們可以被認作天才而活着和死去。
法國的風暴把他們從家鄉的園地中卷走，使他們消失在倫敦生活的汪洋大海中了。
在倫敦，要想不被擠死和壓死，就得不斷工作，賣力工作，有什麼幹什麼，要你幹什麼就幹什麼。
必須竭盡全力，不顧廉恥，用一切手段，玩各種花樣，把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迎合群衆趣味的一切上來。
不論是飾物，刺繡品，阿拉伯花邊，模型，拓本，仿制品，畫像，鏡框，水彩畫，支架，花草，隻要制作得快，制作得及時，又多又好。
哈夫洛克10在印度打了勝仗，消息傳來後剛過一晝夜，朱利安11，那個偉大的朱利安，已把它寫成了交響樂，裡邊盡是非洲的鳥叫聲，大象的腳步聲，印度人的歌唱聲，炮彈的嘯叫聲，以緻倫敦人不僅從報上讀到了戰争的描寫，同時也從交響樂中聽到了戰争的報道。
這支交響樂反複演奏了一個月，為作者赢得了大量金錢。
然而來自萊茵河那邊的夢想家們，卻在追逐金錢和成功的殘忍賽跑中，筋疲力盡地倒在路上了，有的在絕望中放下了手，有的更糟，舉起了手，永遠退出了這場力量懸殊、受盡淩辱的鬥争。
順便談談音樂會；在德國人中，樂師一般說是比較輕松的，倫敦市區和郊區每天需要的樂師數量相當大。
除了劇場、私人音樂課和小市民的簡陋舞會，大型音樂演奏也到處都有：阿蓋爾音樂廳，克萊莫恩娛樂場，卡西諾俱樂部，歌舞咖啡廳，歌女穿緊身衣的歌舞廳，女王劇場，考文特花園，厄克塞特音樂廳，水晶宮12&mdash&mdash總之，上自聖詹姆斯宮，下至每條大街的拐角，都是樂師的用武之地，它們足足可以養活兩三個德國小公國的居民。
這些人白天幻想未來的音樂，幻想羅西尼怎樣匍匐在瓦格納面前13，不用樂器在家裡默誦和研讀《湯豪舍》14的樂譜，晚上便跟着退伍的軍隊鼓手長和手執象牙棒的小醜角，接連演奏四個小時《馬利安》波爾卡舞曲或《花與蝴蝶》雷多瓦舞曲15，這樣，一個窮苦的德國佬一個晚上可以掙兩個到四個半先令，然後在黑夜中冒雨跑進德國人集中的小酒店，與我從前的朋友克勞特和米勒一起喝酒&mdash&mdash這個克勞特六年來一直在塑造一個胸像，但越塑造越不像樣；至于米勒，他還是在寫他那部寫了二十六年還沒有完成的悲劇《厄裡克》，十年前他已給我念過，五年前又念了第二次，要是我沒有與他争吵，也許現在又得向我念第三次了。
我與他是為了烏爾班将軍發生争執的，但關于這事我已在别處講過了&hellip&hellip 德國人想赢得英國人的歡心，但不論他們怎麼做都不能奏效。
有的德國人在老家屋裡到處吸煙，吸了一輩子，吃飯要吸煙，喝茶要吸煙，睡覺和工作時也要吸煙
可以想象，革命和反動像間歇性熱病一樣敗壞了歐洲的機體，它們的每次漲潮和退潮，都從大陸挾帶了不少互相對立的因素，丢在英國，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随着波浪沖上海岸，一層層堆積在倫敦的沼澤和窪地中。
他們的精神結構在不斷的結合和再組合中，形成了各種類型，具有各種混亂的觀念和思想，各種抗議和烏托邦幻想，各種憧憬、希望和失望，你可以在萊斯特廣場的每一條小街，每一家酒樓和飯店，每一條偏僻的小胡同中遇到他們。
按照《泰晤士報》的說法，那兒&ldquo住着一些可憐的外國人，他們戴的帽子已經舊得誰也不會再戴，他們的臉上連不該長胡子的地方也生出了胡子，這些窮困潦倒、走投無路的居民蟄伏在這兒，他們使歐洲一切強大的國王提心吊膽，唯獨英國女王不怕他們。
&rdquo是的，那些來自異鄉客地的人們确實坐在那兒的飯店和酒館裡，面前放着摻冷水的、摻熱水的、或者完全不摻水的杜松子酒，盛在大杯子裡的苦啤酒，嘴裡講着更苦的話，他們都在等待着他們已無力參加的革命，指望着永遠不可能收到的親族的接濟。
在他們中間，什麼怪物、什麼奇人我沒有見過啊！在這些酒店裡，這兒坐着一個老派共産主義者，他在博愛的名義下仇恨一切私有主；那兒坐着一個老卡洛斯分子，他曾在愛國的名義下，出于對他既不認識也一無所知的蒙特莫林或唐胡安的忠誠2，開槍打死過自己的親兄弟；這兒坐着一個匈牙利人，正在大談他怎樣率領五個匈牙利革命軍戰士打退一支奧地利騎兵部隊，為了使自己更富于軍人氣概，他把軍裝紐扣從脖子起全都扣得緊緊的，盡管這件軍裝的大小說明它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那兒又坐着一個德國人，他為了解決每天不可缺少的啤酒問題，隻得教音樂，教拉丁文，教一切文學和藝術；這兒坐着一個無神論世界主義者，他可能屬于庫爾-黑森民族或黑森-卡塞爾民族，但不論屬于哪個民族，除了自己的民族，其他民族在他眼裡都是劣等民族；那兒又坐着一個忠于天主教和獨立運動、保持古老傳統的波蘭人，可是他的旁邊卻是一個把獨立運動與反對天主教聯系在一起的意大利人。
這兒既有革命派流亡者，也有保守派流亡者。
其中有的是批發商或公證人，他們與祖國不告而别隻是為了躲避債權人或委托人，他們認為自己也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有的是正直的破産者，他們相信不久就可以償還一切債務，恢複信用，重整旗鼓；坐在他右邊的人卻相信，不用多久，紅色政權就會由&ldquo瑪麗安娜&rdquo3正式宣布成立，坐在左邊的人又深信，奧爾良王族已在克萊蒙4整裝待發，公主們都定制了漂亮的禮服，準備凱旋返回巴黎，參加莊嚴的入城儀式了。
在保守派中還有一種&ldquo犯了罪，但由于審判時缺席，未能最終判刑&rdquo的被告，隻是他們比富于熱烈想象的破産人和公證人激進一些，因為這些人在祖國遭到了重大的不幸，現在便千方百計要把這些普通的不幸說成是政治的不幸。
這種特殊的命名法需要略加說明。
我有個朋友為了開玩笑去找婚姻介紹人。
介紹人向他要了十個法郎，便開始詢問，他要什麼樣的新娘，白皮膚的還是黑皮膚的，多少陪嫁等等。
圓滑的小老頭把這一切記了下來，接着在再三表示歉意之後詢問他的出身，得知他是貴族，便大為高興，然後又再三表示歉意，并聲明保守秘密是他的職業守則，問道： &ldquo您有過什麼不幸嗎？&rdquo &ldquo我是波蘭人，現在流亡在外，也就是沒有祖國，沒有權利，沒有财産。
&rdquo &ldquo最後一點是不利的，但是請問，您是由于什麼原因離開親愛的祖國的？&rdquo &ldquo由于最近的一次起義。
&rdquo（這是在1848年。
） &ldquo這無關緊要，我們并不認為政治上的不幸是不幸，這不如說是好事，它具有吸引力。
但是請問，您能擔保您沒有其他的不幸嗎？&rdquo &ldquo那自然有，例如我的父母都死了。
&rdquo &ldquo哦，不，不是這些&hellip&hellip&rdquo &ldquo那麼您所謂其他的不幸是指什麼呢？&rdquo &ldquo例如，如果您離開親愛的祖國是由于個人的原因，不是政治的原因。
有時由于年輕，不謹慎，學壞樣，大都市的引誘，反正您知道是怎麼回事&hellip&hellip輕率地開了一張期票，胡亂花用不屬于自己的錢，在借據上簽字等等&hellip&hellip&rdquo &ldquo我明白了，明白了，&rdquo霍耶茨基哈哈大笑道，&ldquo我可以向您擔保沒有這種事，我從未為了盜竊或者僞造文件受過審問。
&rdquo &hellip&hellip1855年，一個法國流亡者走訪他的難友，要求大家幫助他出版一部類似巴爾紮克的《魔鬼喜劇》5的長篇巨著，其中既有詩句，也有散文，而且使用了新綴字法和獨創一格的句法。
書中出現的人物有路易-菲力普，耶稣基督，羅伯斯庇爾，比若元帥6，還有上帝本人。
他帶着這個請求，還走訪了舍爾歇7，全世界最正直、最固執的人。
&ldquo您流亡很久了嗎？&rdquo那位黑奴保衛者問。
&ldquo從1847年到現在。
&rdquo &ldquo從1847年到現在？那時您已來到這兒？&rdquo &ldquo我是從布雷斯特來的，當時正服苦役呢。
&rdquo &ldquo這是什麼事件？我完全不記得了。
&rdquo &ldquo不過這件事當然非常有名呢。
當然，這主要是私人事件。
&rdquo &ldquo究竟怎麼回事？&rdquo舍爾歇問，有些不耐煩了。
&ldquo如果您一定要問，那麼我是發動了一次對私有制度的抗議，是我自己發動的。
&rdquo &ldquo因此您&hellip&hellip您被關在布雷斯特？&rdquo &ldquo可不是！隻因為撬鎖偷竊，便按破門盜竊罪給判了七年苦役！&rdquo 舍爾歇像貞潔的蘇珊娜趕走不知自重的老頭子一樣8，用嚴厲的聲音請這個自發的抗議者出去。
那些幸好有過共同的不幸，進行過集體抗議的人，現在被丢在熏黑的小酒店和腌臜的小飯館裡，隻得對着沒有油漆的桌子，喝他們的摻水杜松子酒和苦啤酒，飽嘗人生的痛苦，但他們最大的痛苦還是根本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他們度日如年，但日子還是一天天過去了。
革命毫無指望，依然停留在他們的想象中，可是需要卻是現實的，無情的，腳邊的草料已越吃越少。
所有這夥人大部分是好人，但饑餓卻變得日益嚴重。
他們沒有工作的習慣，思想面對着政治舞台，不可能集中在日常事務上。
他們想抓住一切，然而怨恨、不滿和不耐煩的心情使他們無法堅持到底，結果一切都從他們手中溜走了。
凡是有勞動的毅力和勇氣的人漸漸從污泥中分離出去，向前流走了，但剩下的那些呢？ 何況剩下的還這麼多！法國發布大赦和減免死罪後9已走掉許多人，但在50年代初，我還趕上了流亡的高潮。
德國的流亡者，尤其不是工人出身的，大多生活窮苦，但數量不如法國人多。
受過完整的醫學教育的醫生，盡管對業務比英國那種号稱外科醫生，實際上是理發師的人，高明一百倍，卻無人請教，門可羅雀。
畫師和雕刻師雖然對藝術懷有純潔的柏拉圖式理想，要把自己獻給神聖的事業，但由于缺乏生産物質财富的才能，缺乏持久的、頑強的勞動精神，缺乏準确的嗅覺，在生存競争的浪潮中夭折了。
本來在自己風平浪靜的小城市中，靠德國低廉的生活費用，他們也許可以履行祭司的職責，對理想和信仰保持純潔的崇敬，度過安定、漫長的一生。
在那裡，他們可以被認作天才而活着和死去。
法國的風暴把他們從家鄉的園地中卷走，使他們消失在倫敦生活的汪洋大海中了。
在倫敦，要想不被擠死和壓死，就得不斷工作，賣力工作，有什麼幹什麼，要你幹什麼就幹什麼。
必須竭盡全力，不顧廉恥，用一切手段，玩各種花樣，把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迎合群衆趣味的一切上來。
不論是飾物，刺繡品，阿拉伯花邊，模型，拓本，仿制品，畫像，鏡框，水彩畫，支架，花草，隻要制作得快，制作得及時，又多又好。
哈夫洛克10在印度打了勝仗，消息傳來後剛過一晝夜，朱利安11，那個偉大的朱利安，已把它寫成了交響樂，裡邊盡是非洲的鳥叫聲，大象的腳步聲，印度人的歌唱聲，炮彈的嘯叫聲，以緻倫敦人不僅從報上讀到了戰争的描寫，同時也從交響樂中聽到了戰争的報道。
這支交響樂反複演奏了一個月，為作者赢得了大量金錢。
然而來自萊茵河那邊的夢想家們，卻在追逐金錢和成功的殘忍賽跑中，筋疲力盡地倒在路上了，有的在絕望中放下了手，有的更糟，舉起了手，永遠退出了這場力量懸殊、受盡淩辱的鬥争。
順便談談音樂會；在德國人中，樂師一般說是比較輕松的，倫敦市區和郊區每天需要的樂師數量相當大。
除了劇場、私人音樂課和小市民的簡陋舞會，大型音樂演奏也到處都有：阿蓋爾音樂廳，克萊莫恩娛樂場，卡西諾俱樂部，歌舞咖啡廳，歌女穿緊身衣的歌舞廳，女王劇場，考文特花園，厄克塞特音樂廳，水晶宮12&mdash&mdash總之，上自聖詹姆斯宮，下至每條大街的拐角，都是樂師的用武之地，它們足足可以養活兩三個德國小公國的居民。
這些人白天幻想未來的音樂，幻想羅西尼怎樣匍匐在瓦格納面前13，不用樂器在家裡默誦和研讀《湯豪舍》14的樂譜，晚上便跟着退伍的軍隊鼓手長和手執象牙棒的小醜角，接連演奏四個小時《馬利安》波爾卡舞曲或《花與蝴蝶》雷多瓦舞曲15，這樣，一個窮苦的德國佬一個晚上可以掙兩個到四個半先令，然後在黑夜中冒雨跑進德國人集中的小酒店，與我從前的朋友克勞特和米勒一起喝酒&mdash&mdash這個克勞特六年來一直在塑造一個胸像，但越塑造越不像樣；至于米勒，他還是在寫他那部寫了二十六年還沒有完成的悲劇《厄裡克》，十年前他已給我念過，五年前又念了第二次，要是我沒有與他争吵，也許現在又得向我念第三次了。
我與他是為了烏爾班将軍發生争執的，但關于這事我已在别處講過了&hellip&hellip 德國人想赢得英國人的歡心，但不論他們怎麼做都不能奏效。
有的德國人在老家屋裡到處吸煙，吸了一輩子，吃飯要吸煙，喝茶要吸煙，睡覺和工作時也要吸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