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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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克斯[312]的溫室，他們無所事事地慵懶度日，手裡捧着一本書，眼裡帶着一種冰冷而幼稚、令人難以接近、既無疑問也無解答、總是稍與人接觸就陷入惶惑的眼神。
在他們中間，我覺得自己多彩一些，隻一點點，介于孩子和成年人之間；我很長時間都這樣想，跟這些養尊處優、深受自我懷疑恐吓的大都市人相比，我對生活、生意和愛情的理解要豐富得多，生動得多，自信得多&hellip&hellip這些人根本就沒&ldquo活着&rdquo&mdash&mdash我這樣暗想&mdash&mdash在躁動不安、從早到晚都将生活視為某種表演的中歐人眼裡，他們不管怎麼說都沒有&ldquo活着&rdquo&hellip&hellip大陸人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夠知道，英國人根本就不&ldquo幼稚&rdquo；東歐用萊萬特[313]人和中歐人的才智和勤奮談生意，進行征服與擴張，但忽略了英國人的博聞和鎮靜。
&ldquo接近他們是不可能的！&rdquo我不止一次地聽到那些到倫敦冒險的中歐人這樣抱怨。
從某種角度看，他們在做生意方面比我們更有經驗，在社會生活中比我們更圓滑更靈活，他們用不可動搖的鎮靜抵禦我們經紀人式的伎倆！我們花上幾個小時介紹，解釋，證明；他們隻是聽着，最後說一個&ldquo不&rdquo字&mdash&mdash然而這個&ldquo不&rdquo字，就像炮聲一樣隆隆回響。
但是如果他們說&ldquo對！&rdquo&mdash&mdash你不要總是一聽就信。
晚上，我去蘇豪區[314]的一家意大利或西班牙餐館吃飯，感覺自己像一個被放逐者。
我對倫敦的記憶是四五個小時漫無目标的散步，每天夜裡我從皮卡迪利大街步行回家，回到我投宿的&ldquo南肯辛頓&rdquo區；這些從夜晚到黎明、穿越沉睡中倫敦的散步，這種不可侵犯的、身為外鄉人的孤獨，在當時對我來說是一種現實的治療手段。
在英國人中做外鄉人，通常都&ldquo不會感覺良好&rdquo；生活無聊，内心孤獨。
那些背負創傷、格外自負或傲慢的人（我肯定就是這種人，現在也是）在這裡能夠找到共鳴，從某種角度講，他們這樣能夠感覺到自己更安全，更隐秘；他們知道，沒有人會用一廂情願的熟絡和大陸式的親密來碰觸他們憂傷的秘密，沒有人會不尊重他們的自負與痛楚&hellip&hellip那些移居倫敦并自我感覺良好的中歐人，也總是逃避家鄉的親情。
英國人相當留意他人的焦慮和底層人的創傷，并懷着同情之心予以體諒&mdash&mdash倫敦是中歐人&ldquo自卑情結&rdquo的真正療養院。
大陸男人在倫敦一方面覺得自己是堕落者和不潔者，同時又覺得自己是受人尊重、享有治外法權、有優越感的外鄉人。
任何地方都不會這樣尊重私生活的治外法權；然而，英國人一旦獲得機會，他們對私生活的踐踏要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無情。
我常去法院旁聽離婚案庭審；四千萬人垂涎躍躍，因為終于有一位内科醫生對妻子不忠，他們終于也可以寫、可以談婚外性生活了&mdash&mdash這位内科醫生是在哪裡遇到情人的？他們幽會過多少次？女仆說了些什麼？用人是怎麼撞見的？他透過鎖眼看到了什麼？&mdash&mdash媒體和民衆全都跪到了鎖眼前，他們終于可以談論性話題了&hellip&hellip我有一位三十六歲的匈牙利朋友，他帶着懷孕的年輕妻子去做檢查，英國醫生鄭重其事地向他們講解避孕工具的存在和使用方法；他當真認為，一個三十六歲的男人從來沒聽說過安全、衛生的避孕工具&hellip&hellip成年了的英國年輕人對性事的無知，遠遠超出中歐人的想象。
但也正因如此，這座城市情色得異乎尋常，讓人窒息，讓人刺激。
&ldquo冒險&rdquo這個詞，隻有在倫敦才能從小說的角度和薄伽丘的寓意上予以理解，而在其他地方，無論之前還是之後我到過的任何地方，都無法跟倫敦相比&hellip&hellip最初那段時間，我對英國人聰明、熱忱的虛僞感到震驚；後來，我學會了他們的技巧，并且快樂地生活在他們當中&hellip&hellip比如在旅店裡，門房懷着充滿道德感的憤怒阻止女士上樓找我，之後告訴我說，&ldquo女士不能進入有床的房間&rdquo；他勸我租下隔壁的客廳，這樣我就可以接待女士來訪，因為&ldquo先生和女士可以一起坐在客廳裡喝茶&rdquo。
我不這樣，又能怎麼辦？每天我都能學到點什麼。
他們真像親英派對我們宣傳的那樣異乎尋常、鐵面無情、令人膽寒地&ldquo正經&rdquo嗎？是的，他們确實很正經，至少在風度和外表上非常正經；然而，在四目相對的私下場合，我有時也驚訝于他們特有的正經。
我生活在倫敦，仿佛是在歐洲學校最高的一個年級裡讀書，而且是讀的一個特别培訓班。
我記得那些在外地度過的英國人的星期天，它讓我理解了英國式的自殺；我記得有一位旅店裡的室友，他每天晚上都身穿燕尾服，手拎一瓶法國紅酒回到旅店房間，坐到壁爐前伸直兩腿，他就這樣坐着，穿着燕尾服，一直坐到午夜，這時他才躺下睡覺。
英國人無聊得就像關在籠中的高貴野獸。
有的時候，我害怕他們。
4 在肯辛頓公園對面那條街上，我度過了一個不同以往的晴朗秋季；我住的那棟樓建于19世紀初，站在晦暗、沉悶的房間裡，可以眺望分外樸素、恬靜的秋日公園，那是倫敦最美的大衆園林。
那是一個多麼豐盛、繁茂、陽光普照的秋季啊，或許在這個島上，半個世紀也隻能遇到一次；英國人真的為之陶醉。
蜜一樣的光線五彩紛呈，使島嶼變得妩媚多姿，異彩飛揚。
透過我房間的窗戶朝公園遠眺，無業者們&mdash&mdash那些工廠主，無聊貴族和來自外地、無所事事的莊園主們&mdash&mdash天一亮就扛着躺椅來到公園的草坪上，在那裡打盹兒曬太陽，在倫敦的中心，卻像隐居鄉下，就像吹笛子的希臘牧羊人在家鄉的橄榄樹下悠閑度日。
在陽光普照的英國，這是唯一的大公園；島民們在這一年的秋季不再争先恐後地趕到國外逃避大霧，倫敦人簡直幸福得遲鈍，他們在光的理想國中悠閑漫步；淡綠色和淡黃色的草坪，肯辛頓公園數百年的橡樹和懸鈴木，還有學生們在公園魚塘周圍燃放的煙花，誘引着那些醉心于季節美景的都市遊客。
在這個秋季，我熟悉了英國人的微笑，最羞澀、真誠、狄更斯式的微笑。
我也被那溫煦的幸福所誘引，就像一隻趨光的秋蠅。
九月末的倫敦陽光普照，我還從來未曾享受過如此靜谧頤和、平心靜氣的幾個星期。
倫敦城香氣彌漫，舒朗宜人。
蘇醒已變成了一件愉悅的事，剛一進入夢鄉就朝清晨微笑，仿佛在期待家庭的喜慶；我醒來的時候，男侍将一份厚厚的《時報》放到我的枕頭旁，并将備好的早餐盤擺在我床前帶轱辘的小桌上，他拉開窗簾，像魔法師一樣張開兩臂，每天早晨，他都懷着盛大的喜悅大聲說：&ldquo多美的秋天啊，先生！&rdquo是啊，這是多麼神奇的秋季！夜裡，園中的樹木仿佛穿上華而不實的古裝；花匠們将氣味撲鼻的敗草和腐葉掃成一堆燒掉，年輕的姑娘們牽着大狗在草地上遛彎，紳士們騎着蹄聲清脆的駿馬在視野的盡頭慢跑&hellip&hellip我的一天就這樣開始，像一篇維多利亞時代的詩體小說。
房間裡飄滿了茶和烤熏肉的味道，在《時報》語句铿锵、擲地有聲的文章裡，以不可動搖的緩慢和連貫性講述着那天在世界上發生了些什麼；房間裡上世紀中葉的笨拙家具在陽光中熠熠發光，汽車和公車帶着輕微的噪聲從窗前呼嘯駛過，因為倫敦總是非常安靜，即使在交通最擁擠的時辰也一樣&hellip&hellip早餐我要吃很長時間，就像舉行一個傳統而神聖的重大儀式；在這座島上，每個地方都像在博物館裡一樣莊重肅穆；人們的私生活，也感覺像擺在陳列櫃裡，必須像參觀展品一樣地觀看，嚴禁碰觸。
我穿過清晨的花園，穿過海德公園，那裡有不少悠閑無事、漂亮而憂傷的女人在喂奇異的飛鳥&mdash&mdash不知怎麼，女人在倫敦總是很憂傷；她們目光茫然，背地裡會喝很多酒&mdash&mdash我去到聖詹姆斯宮對面的小酒鋪，那裡出售倫敦最好的雪梨酒；我坐到門邊一條曆盡百年滄桑的長凳上，手拿酒杯看陽光下在暗棕色的宮殿大門前閑逛的倫敦人，看他們不慌不忙地在兩個目的地、兩種猶豫、兩樁生意之間遊走。
我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裡都未曾見過類似的場景：送貨員也手拿包裹在倫敦城内散步，俨然一位尊貴的紳士在上午出門徒步健身。
倫敦從來不匆忙。
我去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借一本19世紀不怎麼出名的英國散文家的作品；我手捧昆西[315]的《鴉片》坐進競技場般的閱覽室，慢慢飽吸書籍和氛圍裡的毒素，仿佛也在吸食鴉片。
我喜歡在正午時分站在證券交易所的大門口，看頭戴大禮帽、劍橋培養出來的經紀人，他們口袋裡身無分文，腦袋上頂着大禮帽，一上午一上午地談上百萬英鎊的生意；他們獲得無限的信任，因為股票市場從這些英國精英們中間選聘金融城的經紀人或代理人，他們紳士得就像一位剛宣誓就職的軍官，良好的名聲輔助他們縱橫職場&hellip&hellip我去泰晤士河畔，看泊在東印第安碼頭的輪船，它們夜以繼日地将世界的氣息、靈魂和原材料運到倫敦；來自新西蘭、錫蘭、孟買和澳大利亞的輪船在倫敦塔橋下的黃色大霧中疑惑地鳴笛，船長們在卸貨之後聚到查理·布朗酒館喝白蘭地&hellip&hellip我去白教堂[316]買一條狗作為禮物送給一位熟人；正像白教堂小販保證的那樣，這是一條&ldquo飯量不大的狗&rdquo，并沒有蒙人。
夜裡我去&ldquo皇家咖啡館&rdquo，那是倫敦唯一的一家咖啡館，我疲倦地坐在紅色長毛絨面的沙發上，腦子裡裝的都是倫敦，但我還是感到饑渴、憂傷和快樂，既覺得陌生，又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随意任性。
每天夜裡我都想，我不可能忍受這種對當地人生活影響至深的無形曆史恐怖，我不可能忍受在私人家裡跟在街上同樣生效的《雅各布禁令》和《亨利克禁令》，我連他們的自由都不能忍受，不能忍受那種用錢買來的怪誕自由和強大得讓每個大陸人忌妒、感覺有點像緊箍咒和獄規似的法律保障。
我不能夠忍受，至今在房屋前仍豎着梯子；因為都铎王朝的某位國王曾經下令，在倫敦容易發生火災的某些街區，夜裡必須在房屋的牆上架一隻長梯；時間過去了幾百年，可梯子至今還在，人們每天晚上将梯子架在雨水槽旁&hellip&hellip我不能夠忍受，飯館在午夜十二點從餐桌上收走客人還沒喝完的酒杯；在有些飯館裡，客人要提前付飲料錢，因為啤酒是從隔壁店裡買來的，隻有上帝知道這是誰的命令，這是因為什麼&hellip&hellip比如每天要更衣五次，因為每位紳士都有三十套衣服，每種場合專有一套，見國王一套，打高爾夫球一套，騎馬一套，釣魚一套，打獵一套，甚至打鸨鳥也要單有一套；比如上午散步也都戴着大禮帽，即便沒有什麼特别的事，隻是進城買科隆香水或去皮卡迪利大街買鳥食；比如他們活的方式和死的方式，愛的方式和怒的方式，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表白的方式，對這所有的一切，大陸人隻能靠理性理解，用感性永遠不可能理解&hellip&hellip黃昏時分，狂風橫掃整座城市；就在那一刻，我理解了伏爾泰，他在倫敦遇到這樣的日子，在夜風大作時想要自缢&hellip&hellip噢，這些疾風，這些暴雨，這些堆滿一模一樣房屋的街道，這些用彩色粉筆在人行道上畫風景的羞澀乞丐，這些吱呀作響的手搖風琴，還有在暗夜裡吞沒一切的大霧！這些英國俱樂部啊，有的不許女人進，有的不許男人進，還有的地方隻要從話筒裡傳來女性的嗓音，就不會叫俱樂部成員去接電話；在那裡，先生們摘掉了禮帽，表示回到自己家裡，或沉默不語，或大談高爾夫，或迷戀桌球而冷落妻子！這些仆人們啊，他們服侍你的時候，會柔聲細語、仿佛歌唱般地向你&ldquo道謝&rdquo；但是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很傲慢，有優越感，因為他們清楚所有的因果，而你永遠不可能明白這麼多：因為你不是英國人！&hellip&hellip這裡的一切都是這麼&ldquo特别&rdquo，包括信紙和洗手液，包括微笑和粗魯；但是即便如此&ldquo特别&rdquo，還是讓我感到這般熟悉，這般舒服，他們會以這般明智、會心的方式向大陸人微笑！我從倫敦帶走了人類最美麗、最溫柔的微笑記憶。
從那裡我也沒能帶走别的。
在關鍵時刻，隻有在這裡，所有人能毫無顧忌地陳述自己的觀點；隻有在這裡，社會的俗約能讓所有人盡可能地不表達個人觀點。
倫敦是一所特殊學校。
如果你到過那裡，你不會變得更聰明，但你會覺得，在你的生活裡将不會遇到太大的煩惱。
5 阿波尼[317]在日内瓦講&ldquo人性大教堂&rdquo；他的頭要比大廳裡的所有人都高出一截，聲音疲憊而洪亮，上身前傾，伏在鋪着綠色台面呢的講台上，兩隻大手在空中緩慢地揮動。
蒂杜萊斯庫[318]坐在他的對面，裹着貂皮大衣，帶着寒氣逼人的不安，緊張地尖叫；阿波尼的目光越過政敵的頭頂投向虛空，當政敵在休息期間帶着過分的自信向他走來時，他轉過身子，并朝旁邊挪了兩步&hellip&hellip&ldquo先生，我必須把我要講的話講完，因為我意識到自己的年齡&hellip&hellip&rdquo阿波尼低聲說；張伯倫[319]戴着眼鏡、穿着晨禮服一動不動、姿勢僵硬地坐在那兒，出于禮貌地朝他欠欠身，似乎向他表示尊敬；白裡安擺出一副大提琴手的姿态，撚着藝術家的胡須若有所思地沖阿波尼點頭；日本人安德[320]已經做好了鼓掌的準備。
當時在場的那些人物，現在還活着的已經不多了；白裡安和安德已經過世，阿波尼也不在了。
他是人的威信的化身；如果你沒有親眼見到那些世界著名的政要們如何在日内瓦會議上向這位弱小戰敗國的代表緻意的話，你很難确切地知道他是如何為匈牙利的利益據理力争的。
即使他所講的是在長篇政治講演中無可避免的自明之理，他還是那樣地斟詞酌句，那樣地激情洋溢，铿锵自信，像是鐘聲在會堂裡回蕩。
政治上的成功，包括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成功，都跟在地方委員會取得的成功情況相同，人們的直覺感受重于客觀事實。
阿波尼的講演，有時讓人感覺到他說得不對，但是即便如此，那一個時刻仍屬于他；他的話語是那樣擲地有聲，那樣充滿詩意，讓人情不自禁地向他敞開心扉；他的聲音抑揚頓挫，打開了人們的靈魂之燈，他創造出這種成功的發聲術，即便所說的内容有毛病，但聽起來能夠讓人同情。
傳統的講演藝術又在日内瓦複活了。
對專業談判來說，這種&ldquo個性影響&rdquo也是一個重要元素。
後來，阿波尼去溫室散步，張伯倫挽着他的胳膊送他穿過走廊，對他的态度，就像對一位東方大主教或&ldquo家族長&rdquo，或一個即使沒有名銜、沒有官階也是家族裡最重要的人。
有一類歐洲貴族，他們并不靠家譜維系，而是通過品位、風度、生活方式的相同而聚結在一起；在這個歐洲的精英家族裡，阿波尼是一位受人尊敬、威望很高的家族長者。
他在談匈牙利，談家鄉；會堂裡，我屈肘托腮地坐在記者和外交官們中間，對他們來說，阿波尼所講的一切都是會議的&ldquo讨論重點&rdquo；其他的以後會提到日程，比如玻利維亞和希臘問題。
我已經十年沒有回國了。
在巴黎，我每天早晨都買回所有的匈牙利報紙，家鄉人給我寄來國内的新書，偶爾有一兩位熟人來到巴黎，我總是激動地接待他們，随後又許多次失望地離開&hellip&hellip我不知道家鄉發生了什麼。
官方的匈牙利大人物出訪日内瓦或巴黎，舉止總是那麼特别，總帶着那麼一股&ldquo熟悉而陌生&rdquo的味道，擺出一副官架子，居高臨下地跟我們這些旅居國外、窮困潦倒、四海為家的匈牙利作家、記者和藝術家們談話；或許唯有阿波尼例外，他是一位真正的大貴族，在國外，他對每個人都抱以同樣的熱心和人情味；但是我跟其他人，極少有什麼話題好談。
在官員接見的場合，我通常剛聽到第一句話，就興趣全無地沉默不語，躲到一旁。
我感覺家鄉沒有任何變化，還是那類人統治着國家，還是那個族閥主義的等級制度賜恩施惠，發号施令；白裡安晚上坐進日内瓦的&ldquo巴伐利亞啤酒館&rdquo跟記者們閑談，話雖不多，但充滿睿智；而那些匈牙利的官老爺們，必須向他們緻信請求，他們才會跟我們搭一句話。
家鄉的狀況怎麼樣？九百萬匈牙利人過得好嗎？在我可悲的祖國到底發生了什麼？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激憤而憂傷地離開了日内瓦。
我去了蒙特勒[321]，但我的不安并未能緩解。
我感覺到，對我來說有什麼事情已經結束，我必須回國。
這樣的歸期，并不是根據日曆定的。
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原因、理由或需要，能夠解釋這種回國的迫切感。
我也并不能說，在我身上爆發了某種可憐的&ldquo鄉愁&rdquo。
家鄉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事催促我回去。
家裡根本沒有人等我回去。
在巴黎，我有工作，有家，有朋友。
這座城市在我眼裡，已不再是旅遊意義上的名勝古迹，而是沉潛到個人生活的現實之中；我從周圍得到了很多，我結識了不少高層次的人，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舒适、從容、快樂、平和地生活在巴黎。
現在我突然感覺到，我在這裡待夠了，我在這裡再無什麼&ldquo事&rdquo可做。
如果我說，我之所以迫不及待要啟程回家，是因為在我身上突然爆發的薩伯爾奇卡[322]式淚眼歡顔的鄉愁使我萌生出立即回家的急切願望，是出于&ldquo馬群正在霍爾托巴吉[323]的查爾達[324]旁歇晌&rdquo之類文人墨客的多愁善感，那我是在扯謊。
我從來沒見過&ldquo霍爾托巴吉的查爾達&rdquo，也對馬群沒有過研究&hellip&hellip對我來說，我真正的家鄉，現實的家鄉是考紹，還有盧日尼歐、呂切和我不大可能去的貝斯泰爾采巴尼奧。
我每次去多瑙河西岸，或去多瑙河&mdash蒂薩河之間的流域，都會感覺曾在夢裡見到過，有一點陌生。
我的&ldquo家鄉&rd
在他們中間，我覺得自己多彩一些，隻一點點，介于孩子和成年人之間；我很長時間都這樣想，跟這些養尊處優、深受自我懷疑恐吓的大都市人相比，我對生活、生意和愛情的理解要豐富得多，生動得多，自信得多&hellip&hellip這些人根本就沒&ldquo活着&rdquo&mdash&mdash我這樣暗想&mdash&mdash在躁動不安、從早到晚都将生活視為某種表演的中歐人眼裡，他們不管怎麼說都沒有&ldquo活着&rdquo&hellip&hellip大陸人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夠知道，英國人根本就不&ldquo幼稚&rdquo；東歐用萊萬特[313]人和中歐人的才智和勤奮談生意，進行征服與擴張，但忽略了英國人的博聞和鎮靜。
&ldquo接近他們是不可能的！&rdquo我不止一次地聽到那些到倫敦冒險的中歐人這樣抱怨。
從某種角度看，他們在做生意方面比我們更有經驗，在社會生活中比我們更圓滑更靈活，他們用不可動搖的鎮靜抵禦我們經紀人式的伎倆！我們花上幾個小時介紹，解釋，證明；他們隻是聽着，最後說一個&ldquo不&rdquo字&mdash&mdash然而這個&ldquo不&rdquo字，就像炮聲一樣隆隆回響。
但是如果他們說&ldquo對！&rdquo&mdash&mdash你不要總是一聽就信。
晚上，我去蘇豪區[314]的一家意大利或西班牙餐館吃飯，感覺自己像一個被放逐者。
我對倫敦的記憶是四五個小時漫無目标的散步，每天夜裡我從皮卡迪利大街步行回家，回到我投宿的&ldquo南肯辛頓&rdquo區；這些從夜晚到黎明、穿越沉睡中倫敦的散步，這種不可侵犯的、身為外鄉人的孤獨，在當時對我來說是一種現實的治療手段。
在英國人中做外鄉人，通常都&ldquo不會感覺良好&rdquo；生活無聊，内心孤獨。
那些背負創傷、格外自負或傲慢的人（我肯定就是這種人，現在也是）在這裡能夠找到共鳴，從某種角度講，他們這樣能夠感覺到自己更安全，更隐秘；他們知道，沒有人會用一廂情願的熟絡和大陸式的親密來碰觸他們憂傷的秘密，沒有人會不尊重他們的自負與痛楚&hellip&hellip那些移居倫敦并自我感覺良好的中歐人，也總是逃避家鄉的親情。
英國人相當留意他人的焦慮和底層人的創傷，并懷着同情之心予以體諒&mdash&mdash倫敦是中歐人&ldquo自卑情結&rdquo的真正療養院。
大陸男人在倫敦一方面覺得自己是堕落者和不潔者，同時又覺得自己是受人尊重、享有治外法權、有優越感的外鄉人。
任何地方都不會這樣尊重私生活的治外法權；然而，英國人一旦獲得機會，他們對私生活的踐踏要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無情。
我常去法院旁聽離婚案庭審；四千萬人垂涎躍躍，因為終于有一位内科醫生對妻子不忠，他們終于也可以寫、可以談婚外性生活了&mdash&mdash這位内科醫生是在哪裡遇到情人的？他們幽會過多少次？女仆說了些什麼？用人是怎麼撞見的？他透過鎖眼看到了什麼？&mdash&mdash媒體和民衆全都跪到了鎖眼前，他們終于可以談論性話題了&hellip&hellip我有一位三十六歲的匈牙利朋友，他帶着懷孕的年輕妻子去做檢查，英國醫生鄭重其事地向他們講解避孕工具的存在和使用方法；他當真認為，一個三十六歲的男人從來沒聽說過安全、衛生的避孕工具&hellip&hellip成年了的英國年輕人對性事的無知，遠遠超出中歐人的想象。
但也正因如此，這座城市情色得異乎尋常，讓人窒息，讓人刺激。
&ldquo冒險&rdquo這個詞，隻有在倫敦才能從小說的角度和薄伽丘的寓意上予以理解，而在其他地方，無論之前還是之後我到過的任何地方，都無法跟倫敦相比&hellip&hellip最初那段時間，我對英國人聰明、熱忱的虛僞感到震驚；後來，我學會了他們的技巧，并且快樂地生活在他們當中&hellip&hellip比如在旅店裡，門房懷着充滿道德感的憤怒阻止女士上樓找我，之後告訴我說，&ldquo女士不能進入有床的房間&rdquo；他勸我租下隔壁的客廳，這樣我就可以接待女士來訪，因為&ldquo先生和女士可以一起坐在客廳裡喝茶&rdquo。
我不這樣，又能怎麼辦？每天我都能學到點什麼。
他們真像親英派對我們宣傳的那樣異乎尋常、鐵面無情、令人膽寒地&ldquo正經&rdquo嗎？是的，他們确實很正經，至少在風度和外表上非常正經；然而，在四目相對的私下場合，我有時也驚訝于他們特有的正經。
我生活在倫敦，仿佛是在歐洲學校最高的一個年級裡讀書，而且是讀的一個特别培訓班。
我記得那些在外地度過的英國人的星期天，它讓我理解了英國式的自殺；我記得有一位旅店裡的室友，他每天晚上都身穿燕尾服，手拎一瓶法國紅酒回到旅店房間，坐到壁爐前伸直兩腿，他就這樣坐着，穿着燕尾服，一直坐到午夜，這時他才躺下睡覺。
英國人無聊得就像關在籠中的高貴野獸。
有的時候，我害怕他們。
4 在肯辛頓公園對面那條街上，我度過了一個不同以往的晴朗秋季；我住的那棟樓建于19世紀初，站在晦暗、沉悶的房間裡，可以眺望分外樸素、恬靜的秋日公園，那是倫敦最美的大衆園林。
那是一個多麼豐盛、繁茂、陽光普照的秋季啊，或許在這個島上，半個世紀也隻能遇到一次；英國人真的為之陶醉。
蜜一樣的光線五彩紛呈，使島嶼變得妩媚多姿，異彩飛揚。
透過我房間的窗戶朝公園遠眺，無業者們&mdash&mdash那些工廠主，無聊貴族和來自外地、無所事事的莊園主們&mdash&mdash天一亮就扛着躺椅來到公園的草坪上，在那裡打盹兒曬太陽，在倫敦的中心，卻像隐居鄉下，就像吹笛子的希臘牧羊人在家鄉的橄榄樹下悠閑度日。
在陽光普照的英國，這是唯一的大公園；島民們在這一年的秋季不再争先恐後地趕到國外逃避大霧，倫敦人簡直幸福得遲鈍，他們在光的理想國中悠閑漫步；淡綠色和淡黃色的草坪，肯辛頓公園數百年的橡樹和懸鈴木，還有學生們在公園魚塘周圍燃放的煙花，誘引着那些醉心于季節美景的都市遊客。
在這個秋季，我熟悉了英國人的微笑，最羞澀、真誠、狄更斯式的微笑。
我也被那溫煦的幸福所誘引，就像一隻趨光的秋蠅。
九月末的倫敦陽光普照，我還從來未曾享受過如此靜谧頤和、平心靜氣的幾個星期。
倫敦城香氣彌漫，舒朗宜人。
蘇醒已變成了一件愉悅的事，剛一進入夢鄉就朝清晨微笑，仿佛在期待家庭的喜慶；我醒來的時候，男侍将一份厚厚的《時報》放到我的枕頭旁，并将備好的早餐盤擺在我床前帶轱辘的小桌上，他拉開窗簾，像魔法師一樣張開兩臂，每天早晨，他都懷着盛大的喜悅大聲說：&ldquo多美的秋天啊，先生！&rdquo是啊，這是多麼神奇的秋季！夜裡，園中的樹木仿佛穿上華而不實的古裝；花匠們将氣味撲鼻的敗草和腐葉掃成一堆燒掉，年輕的姑娘們牽着大狗在草地上遛彎，紳士們騎着蹄聲清脆的駿馬在視野的盡頭慢跑&hellip&hellip我的一天就這樣開始，像一篇維多利亞時代的詩體小說。
房間裡飄滿了茶和烤熏肉的味道，在《時報》語句铿锵、擲地有聲的文章裡，以不可動搖的緩慢和連貫性講述着那天在世界上發生了些什麼；房間裡上世紀中葉的笨拙家具在陽光中熠熠發光，汽車和公車帶着輕微的噪聲從窗前呼嘯駛過，因為倫敦總是非常安靜，即使在交通最擁擠的時辰也一樣&hellip&hellip早餐我要吃很長時間，就像舉行一個傳統而神聖的重大儀式；在這座島上，每個地方都像在博物館裡一樣莊重肅穆；人們的私生活，也感覺像擺在陳列櫃裡，必須像參觀展品一樣地觀看，嚴禁碰觸。
我穿過清晨的花園，穿過海德公園，那裡有不少悠閑無事、漂亮而憂傷的女人在喂奇異的飛鳥&mdash&mdash不知怎麼，女人在倫敦總是很憂傷；她們目光茫然，背地裡會喝很多酒&mdash&mdash我去到聖詹姆斯宮對面的小酒鋪，那裡出售倫敦最好的雪梨酒；我坐到門邊一條曆盡百年滄桑的長凳上，手拿酒杯看陽光下在暗棕色的宮殿大門前閑逛的倫敦人，看他們不慌不忙地在兩個目的地、兩種猶豫、兩樁生意之間遊走。
我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裡都未曾見過類似的場景：送貨員也手拿包裹在倫敦城内散步，俨然一位尊貴的紳士在上午出門徒步健身。
倫敦從來不匆忙。
我去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借一本19世紀不怎麼出名的英國散文家的作品；我手捧昆西[315]的《鴉片》坐進競技場般的閱覽室，慢慢飽吸書籍和氛圍裡的毒素，仿佛也在吸食鴉片。
我喜歡在正午時分站在證券交易所的大門口，看頭戴大禮帽、劍橋培養出來的經紀人，他們口袋裡身無分文，腦袋上頂着大禮帽，一上午一上午地談上百萬英鎊的生意；他們獲得無限的信任，因為股票市場從這些英國精英們中間選聘金融城的經紀人或代理人，他們紳士得就像一位剛宣誓就職的軍官，良好的名聲輔助他們縱橫職場&hellip&hellip我去泰晤士河畔，看泊在東印第安碼頭的輪船，它們夜以繼日地将世界的氣息、靈魂和原材料運到倫敦；來自新西蘭、錫蘭、孟買和澳大利亞的輪船在倫敦塔橋下的黃色大霧中疑惑地鳴笛，船長們在卸貨之後聚到查理·布朗酒館喝白蘭地&hellip&hellip我去白教堂[316]買一條狗作為禮物送給一位熟人；正像白教堂小販保證的那樣，這是一條&ldquo飯量不大的狗&rdquo，并沒有蒙人。
夜裡我去&ldquo皇家咖啡館&rdquo，那是倫敦唯一的一家咖啡館，我疲倦地坐在紅色長毛絨面的沙發上，腦子裡裝的都是倫敦，但我還是感到饑渴、憂傷和快樂，既覺得陌生，又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随意任性。
每天夜裡我都想，我不可能忍受這種對當地人生活影響至深的無形曆史恐怖，我不可能忍受在私人家裡跟在街上同樣生效的《雅各布禁令》和《亨利克禁令》，我連他們的自由都不能忍受，不能忍受那種用錢買來的怪誕自由和強大得讓每個大陸人忌妒、感覺有點像緊箍咒和獄規似的法律保障。
我不能夠忍受，至今在房屋前仍豎着梯子；因為都铎王朝的某位國王曾經下令，在倫敦容易發生火災的某些街區，夜裡必須在房屋的牆上架一隻長梯；時間過去了幾百年，可梯子至今還在，人們每天晚上将梯子架在雨水槽旁&hellip&hellip我不能夠忍受，飯館在午夜十二點從餐桌上收走客人還沒喝完的酒杯；在有些飯館裡，客人要提前付飲料錢，因為啤酒是從隔壁店裡買來的，隻有上帝知道這是誰的命令，這是因為什麼&hellip&hellip比如每天要更衣五次，因為每位紳士都有三十套衣服，每種場合專有一套，見國王一套，打高爾夫球一套，騎馬一套，釣魚一套，打獵一套，甚至打鸨鳥也要單有一套；比如上午散步也都戴着大禮帽，即便沒有什麼特别的事，隻是進城買科隆香水或去皮卡迪利大街買鳥食；比如他們活的方式和死的方式，愛的方式和怒的方式，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表白的方式，對這所有的一切，大陸人隻能靠理性理解，用感性永遠不可能理解&hellip&hellip黃昏時分，狂風橫掃整座城市；就在那一刻，我理解了伏爾泰，他在倫敦遇到這樣的日子，在夜風大作時想要自缢&hellip&hellip噢，這些疾風，這些暴雨，這些堆滿一模一樣房屋的街道，這些用彩色粉筆在人行道上畫風景的羞澀乞丐，這些吱呀作響的手搖風琴，還有在暗夜裡吞沒一切的大霧！這些英國俱樂部啊，有的不許女人進，有的不許男人進，還有的地方隻要從話筒裡傳來女性的嗓音，就不會叫俱樂部成員去接電話；在那裡，先生們摘掉了禮帽，表示回到自己家裡，或沉默不語，或大談高爾夫，或迷戀桌球而冷落妻子！這些仆人們啊，他們服侍你的時候，會柔聲細語、仿佛歌唱般地向你&ldquo道謝&rdquo；但是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很傲慢，有優越感，因為他們清楚所有的因果，而你永遠不可能明白這麼多：因為你不是英國人！&hellip&hellip這裡的一切都是這麼&ldquo特别&rdquo，包括信紙和洗手液，包括微笑和粗魯；但是即便如此&ldquo特别&rdquo，還是讓我感到這般熟悉，這般舒服，他們會以這般明智、會心的方式向大陸人微笑！我從倫敦帶走了人類最美麗、最溫柔的微笑記憶。
從那裡我也沒能帶走别的。
在關鍵時刻，隻有在這裡，所有人能毫無顧忌地陳述自己的觀點；隻有在這裡，社會的俗約能讓所有人盡可能地不表達個人觀點。
倫敦是一所特殊學校。
如果你到過那裡，你不會變得更聰明，但你會覺得，在你的生活裡将不會遇到太大的煩惱。
5 阿波尼[317]在日内瓦講&ldquo人性大教堂&rdquo；他的頭要比大廳裡的所有人都高出一截，聲音疲憊而洪亮，上身前傾，伏在鋪着綠色台面呢的講台上，兩隻大手在空中緩慢地揮動。
蒂杜萊斯庫[318]坐在他的對面，裹着貂皮大衣，帶着寒氣逼人的不安，緊張地尖叫；阿波尼的目光越過政敵的頭頂投向虛空，當政敵在休息期間帶着過分的自信向他走來時，他轉過身子，并朝旁邊挪了兩步&hellip&hellip&ldquo先生，我必須把我要講的話講完，因為我意識到自己的年齡&hellip&hellip&rdquo阿波尼低聲說；張伯倫[319]戴着眼鏡、穿着晨禮服一動不動、姿勢僵硬地坐在那兒，出于禮貌地朝他欠欠身，似乎向他表示尊敬；白裡安擺出一副大提琴手的姿态，撚着藝術家的胡須若有所思地沖阿波尼點頭；日本人安德[320]已經做好了鼓掌的準備。
當時在場的那些人物，現在還活着的已經不多了；白裡安和安德已經過世，阿波尼也不在了。
他是人的威信的化身；如果你沒有親眼見到那些世界著名的政要們如何在日内瓦會議上向這位弱小戰敗國的代表緻意的話，你很難确切地知道他是如何為匈牙利的利益據理力争的。
即使他所講的是在長篇政治講演中無可避免的自明之理，他還是那樣地斟詞酌句，那樣地激情洋溢，铿锵自信，像是鐘聲在會堂裡回蕩。
政治上的成功，包括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成功，都跟在地方委員會取得的成功情況相同，人們的直覺感受重于客觀事實。
阿波尼的講演，有時讓人感覺到他說得不對，但是即便如此，那一個時刻仍屬于他；他的話語是那樣擲地有聲，那樣充滿詩意，讓人情不自禁地向他敞開心扉；他的聲音抑揚頓挫，打開了人們的靈魂之燈，他創造出這種成功的發聲術，即便所說的内容有毛病，但聽起來能夠讓人同情。
傳統的講演藝術又在日内瓦複活了。
對專業談判來說，這種&ldquo個性影響&rdquo也是一個重要元素。
後來，阿波尼去溫室散步，張伯倫挽着他的胳膊送他穿過走廊，對他的态度，就像對一位東方大主教或&ldquo家族長&rdquo，或一個即使沒有名銜、沒有官階也是家族裡最重要的人。
有一類歐洲貴族，他們并不靠家譜維系，而是通過品位、風度、生活方式的相同而聚結在一起；在這個歐洲的精英家族裡，阿波尼是一位受人尊敬、威望很高的家族長者。
他在談匈牙利，談家鄉；會堂裡，我屈肘托腮地坐在記者和外交官們中間，對他們來說，阿波尼所講的一切都是會議的&ldquo讨論重點&rdquo；其他的以後會提到日程，比如玻利維亞和希臘問題。
我已經十年沒有回國了。
在巴黎，我每天早晨都買回所有的匈牙利報紙，家鄉人給我寄來國内的新書，偶爾有一兩位熟人來到巴黎，我總是激動地接待他們，随後又許多次失望地離開&hellip&hellip我不知道家鄉發生了什麼。
官方的匈牙利大人物出訪日内瓦或巴黎，舉止總是那麼特别，總帶着那麼一股&ldquo熟悉而陌生&rdquo的味道，擺出一副官架子，居高臨下地跟我們這些旅居國外、窮困潦倒、四海為家的匈牙利作家、記者和藝術家們談話；或許唯有阿波尼例外，他是一位真正的大貴族，在國外，他對每個人都抱以同樣的熱心和人情味；但是我跟其他人，極少有什麼話題好談。
在官員接見的場合，我通常剛聽到第一句話，就興趣全無地沉默不語，躲到一旁。
我感覺家鄉沒有任何變化，還是那類人統治着國家，還是那個族閥主義的等級制度賜恩施惠，發号施令；白裡安晚上坐進日内瓦的&ldquo巴伐利亞啤酒館&rdquo跟記者們閑談，話雖不多，但充滿睿智；而那些匈牙利的官老爺們，必須向他們緻信請求，他們才會跟我們搭一句話。
家鄉的狀況怎麼樣？九百萬匈牙利人過得好嗎？在我可悲的祖國到底發生了什麼？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激憤而憂傷地離開了日内瓦。
我去了蒙特勒[321]，但我的不安并未能緩解。
我感覺到，對我來說有什麼事情已經結束，我必須回國。
這樣的歸期，并不是根據日曆定的。
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原因、理由或需要，能夠解釋這種回國的迫切感。
我也并不能說，在我身上爆發了某種可憐的&ldquo鄉愁&rdquo。
家鄉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事催促我回去。
家裡根本沒有人等我回去。
在巴黎，我有工作，有家，有朋友。
這座城市在我眼裡，已不再是旅遊意義上的名勝古迹，而是沉潛到個人生活的現實之中；我從周圍得到了很多，我結識了不少高層次的人，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舒适、從容、快樂、平和地生活在巴黎。
現在我突然感覺到，我在這裡待夠了，我在這裡再無什麼&ldquo事&rdquo可做。
如果我說，我之所以迫不及待要啟程回家，是因為在我身上突然爆發的薩伯爾奇卡[322]式淚眼歡顔的鄉愁使我萌生出立即回家的急切願望，是出于&ldquo馬群正在霍爾托巴吉[323]的查爾達[324]旁歇晌&rdquo之類文人墨客的多愁善感，那我是在扯謊。
我從來沒見過&ldquo霍爾托巴吉的查爾達&rdquo，也對馬群沒有過研究&hellip&hellip對我來說，我真正的家鄉，現實的家鄉是考紹，還有盧日尼歐、呂切和我不大可能去的貝斯泰爾采巴尼奧。
我每次去多瑙河西岸，或去多瑙河&mdash蒂薩河之間的流域，都會感覺曾在夢裡見到過，有一點陌生。
我的&ldquo家鄉&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