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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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戴花環的人，在後來的十年裡，在青春時代&mdash&mdash可能是唯一真正不羁、歡快的青春時代&mdash&mdash缺少田園牧歌情調的痛苦歲月裡，&ldquo陌生女人&rdquo那頂繁複、雜亂的花環纏繞到我的生活中。
在我腦海裡，女人張開臂膀擁抱我的記憶時常閃現，我至今記得梅斯屠夫的妻子古銅色的瘦胳膊既強硬又膽怯的用力摟抱。
我就像一位途經此地的統治者，允許她圍着我伺候，并且愛我。
在很短一段時間裡，在我們相識的最初階段，她也并沒向我索求什麼。
但是，在我搬到那裡的第二個月，她和她的丈夫懷着某種印第安人的憤怒，在我的背後發起攻擊。
這種憤怒含帶了陌生、另類和永遠的不忠。
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向我索要一把衣服刷的錢，在那之前，我對衣服刷的價格一無所知。
在我的萊比錫房東眼裡，我的儀表可能有些令人不安。
他們用淡漠的眼神不無反感地觀察我，包括我的衣服、我跟薩克森人略有不同的發式、我惹人疑惑的生活方式。
出于城市小市民心态，他們心懷嫉恨地接受了這個沒精打采、言行放縱的年輕人。
我出沒在一個狹窄的小圈子裡，大學，幾家咖啡館，還有一個匈牙利年輕女演員的&ldquo藝術家沙龍&rdquo，那裡聚集了許多容貌美麗、内心細膩的姑娘，仿佛在祭拜&ldquo地靈&rdquo。
想來，她們在現實生活中也跟在劇院舞台上一樣扮演露露[153]&mdash&mdash懷疑一切，對一切感到陌生。
我随身帶了好幾套西裝來到德國，每件衣服都是天鵝絨領，裡面配一件黑襯衫&hellip&hellip萊比錫的母親們，抱着孩子站在窗口盯着我看。
在我動身之前，父親給了我三個月的生活費，可是我在第一個星期，就把這筆可觀的費用花掉了大半，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麼花的，都花在了哪兒。
&mdash&mdash我想，我買了英國香煙、書和咖啡&hellip&hellip品嘗薩克森烹饪的美味佳肴；在最初幾個星期，我主要靠黑咖啡和大學隔壁的費爾斯咖啡館賣的一種名叫&ldquo年輪&rdquo的糕點度日。
接下來的三個月我生活窘迫，處境變得越來越戲劇化，冬天，我開始節食。
最先，我賣掉各種天鵝絨領衣服，總共賣了二十多件。
第二年我是這樣過的：東遊西蕩，四處流浪，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從飯店到租賃房；每天隻穿一件西裝，這件破了我會扔掉，然後再做一件新的。
由于&ldquo貧困交加&rdquo，我到新教傳教士辦的&ldquo救濟站&rdquo蹭飯吃。
一位臉色陰沉的大胡子男人弓腰站在湯鍋前，這個人我以前從來沒見過。
萊比錫，除了心胸狹窄、愛喝蘋果酒和淡啤酒的小市民外，還是充滿了異國情調。
大集市上不僅商品成堆，人也成堆。
新教傳教士們津津有味地品嘗在他們看來既可怕又奇怪的大鍋裡做的海魚、煮土豆等特色小吃&hellip&hellip他們不明白我為什麼愛吃味道過重的傳統薩克森餐。
戰後，新教傳教士從過去的德國殖民地被趕走，由于他們沒有幾個信徒，所以他們每天午餐後都向我傳教&mdash&mdash就像藝術家出于職業習慣，即使在火車上也忘不了背台詞，仿佛他們擔心所有萊比錫人都皈依了上帝，自己會忘掉傳教的方法和本領。
午餐後，新教徒們喝着淡淡的咖啡，點上一支煙味刺鼻的&ldquo進口雪茄&rdquo坐在救濟站的會客室内，鏡子上方懸挂着一面織錦，上面繡着這樣的話：&ldquo假如在不幸的命運中你感到絕望，請想一下奧古斯特國王的話：學會不抱怨地忍耐。
&rdquo傳教士們朗讀《聖經》，然後提問，架勢活像一頭野獸。
我聽了他們幾星期的布道，後來不再去了。
我還不如吃罐頭維生，當時罐頭在德國很流行，我整天吃廉價的、密封在鐵皮盒内的牛肉，喝燕麥湯。
4 我在萊比錫都做了些什麼？家裡人隻知道我在大學用德語讀書，準備成為一名記者。
事實上我在幻想，在做夢。
那時我很年輕，隻有年輕人才做夢。
我那代人并不渴望&ldquo出人頭地&rdquo。
我們真正渴望的隻是夢幻，在我們生活裡缺少不真實、不可證的童話元素&hellip&hellip我在學校後面的墨丘利[154]咖啡館裡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是萊比錫最古老的咖啡館，好比一份&ldquo無所不知的世界新聞報&rdquo，上面有成百上千條新聞，每天我都會激動不已地閱讀其中的絕大部分内容；仿佛我在預習課文，背誦那天在世界上都發生了什麼。
我吸着冒着鴉片甜香的煙縷、令人飄飄欲仙的英國香煙，做着夢，看着窗外的萊比錫街巷，那麼平常，又那麼陌生，如同沙漠中的一片橄榄樹或棕榈樹林。
無限低調，又格外考究，一支英國香煙就完全滿足了我的想象；但是，假如有哪位演員或哪出戲劇我不喜歡，我會在演出中間逃離劇院；我從來不進電影院。
我能在雨裡走幾個小時，總是暗自演繹，我坐在萊比錫火車站&mdash&mdash&ldquo歐洲最大的火車站&rdquo&mdash&mdash的一條長椅上，等待那些跟我沒有任何關系、我對他們也不抱任何期待的陌生人。
後來我在國外，再也不曾像我年輕時代剛出國時那樣放任自流。
我沒想從任何人身上獲得任何東西，不管是好是壞，我都不曾期待；我對一切都心懷感激，哪怕是一抹微笑，一個聲調；在那些年裡，我還極度善良。
也許，當時我是一位詩人。
我最喜歡讀的還是詩歌。
我在衣兜裡揣着那些早已蹤迹全無地消失在文學翰漠裡的詩人的詩集。
誰還會記得阿爾伯特·艾林斯坦[155]？這個名字聽起來是那樣的古老，那古老的聲音就像是一個在時間與距離中迷途的原始人發出的。
我記得他寫過一本小說集《圖布奇》，那本書我随身揣了好幾個星期；小說并沒什麼特殊&ldquo意義&rdquo或&ldquo史詩性内容&rdquo，但在這位維也納詩人所寫下的字裡行間和所描繪的幻境背後，都回響着清越不安的樂音；我對音樂心懷感恩。
我一連幾個星期都坐在墨丘利咖啡館内翻譯艾林斯坦的某篇詩作，不管我的譯文是好是壞。
在德國，幾乎沒有人知道弗朗茨·卡夫卡。
我至今記得艾爾莎·拉斯凱爾&mdash舒爾勒[156]清新淡雅的水彩畫，就像在某次夢境裡看到的希臘風景。
那時候，捷克詩人布列茲納[157]的詩歌剛被翻譯成德語，由因賽爾出版社最新推出，在那之前，讀者們尚不知道世界上存在這樣一位詩人。
有一位名叫庫爾特·黑奈克的德國年輕人，我很長時間都以為他是一位大詩人。
也許他在當時，在某個瞬間，确實曾是位大詩人。
奧古斯特·斯特拉姆[158]寫了許多未來主義的德國垃圾；當時我很喜歡他。
威爾費爾[159]的聲音已經相當響亮，他的第一部小說已經出版。
戈特弗裡德·貝恩[160]、西奧多·道布萊爾[161]、勒内·希克利[162]和阿爾弗雷德·德布林[163]等都在為新雜志撰稿。
德國出版社正怯懦不安地從庸俗讀物和戰争宣傳品中複活。
在這些詩人中，隻有一兩個名字留了下來，或許隻有威爾費爾和卡夫卡的作品從當代的潮流與審判中幸存下來。
卡夫卡對我的影響尤其巨大。
在這個根本不能用公衆标準進行衡量、隻用歐洲文學的真正标準衡量價值的狹窄圈子裡，這位年輕的捷克&mdash德國作家的作品已經被劃歸為經典作品，他在四十一歲那年病逝，死後隻留下殘章斷句。
卡夫卡是我自己為自己發現的作家，就像夢遊者發現了筆直的路。
在一家書店裡，我從數以千計的圖書中抽出一本名為《變形記》的小冊子開始閱讀，我當即知道：是的，卡夫卡既不是德國人，也不是捷克人，他是一位最偉大的作家，這一點我不可能搞錯，不可能誤解。
對于一位年輕作家來說，找到自己成長需要的榜樣，憑的是神奇的本能。
我從來沒有&ldquo模仿&rdquo過卡夫卡；但我現在已經很清楚，是他的幾篇文字、他對事物的洞察及其觀點照亮了我内心幽暗的區域。
很難為文學的&ldquo影響力&rdquo下定義，很難與在作家身上啟動了文學思考過程的那些人坦誠相對。
不僅是生活，文學也充滿了神秘的親屬。
在我的生活中，這種情況屢次發生：我遇到一個人，我覺得這個人似曾相識（那種熟悉感來自複雜、痛苦和某種未能實現的久遠約會），讓我不得不帶情入戲。
有的時候我與人相遇（很少遇到女性，通常是男性，因為可愛的女人都會讓我感到有一點&ldquo熟悉&rdquo，讓我想起從前那個已被我不忠地淡忘的伊娃），這些人讓我無法回避，我們是親屬，有些事我們必須要談，當面談，一對一地談！這種相逢有時也發生在文學中。
一個熟悉的靈魂發出令人無法抗拒的呼喚，将自己袒露給别的人。
卡夫卡的世界和他的聲音，對我來說非常陌生；盡管我知道這位作家的&ldquo影響力&rdquo從未在我的文字上有所體現，但是他讓我内心的能量獲得了釋放；我一下子作為另一個人進行觀察，用另一種方式進行分析，與此同時，不僅喚醒了他的力量，還使他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并感到驚恐不安。
害怕的人才會叫喊。
正因如此，我在驚恐中迅速開始寫作。
我寫詩歌，在那個萊比錫的秋季，我寫了整整一本詩集&mdash&mdash後來由一家外地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人類的聲音》。
&ldquo人&rdquo，遭受淩辱的人文，在德國的新文學裡就像一出節目，就像雜耍戲院裡的海豹。
詩集中有一首取了一個這樣的标題：《人類的曙光》。
有位一度徹底沉默、銷聲匿迹的德國年輕詩人萊昂哈德·弗朗克出了一本新書，标題是《這是個好人》。
這類标題本身就足夠時髦，出版社和讀者都滿心共鳴地接受詩人。
詩人們聚焦于&ldquo人性&rdquo，就像其他的藝術形式那樣，發掘出過去從未觸及的題材領域。
一切全都付諸紙上。
人性也從未像那五年裡被那般放肆、無禮地羞辱過，一下子成了文學商品。
我跟一位荷蘭裔的年輕人坐在墨丘利咖啡館裡，他的名字很長很美很迷人&mdash&mdash阿德裡安·馮·登·布洛肯·尤尼爾。
我們共同創辦了一份名為《安狄米恩[164]》的文學刊物。
這本雜志隻出了一期，其經費就花光了阿德裡安從他父親那裡繼承到的全部遺産，大約六百馬克。
我從來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用宙斯的那位并不幸福的兒子命名我們的雜志。
關于安狄米恩的傳說我們隻知道這個，他妻子隻能在他的夢裡永不厭倦地親吻他，并遭受衆神懲罰，懷了多得離奇的女兒。
很可能是因為我們喜歡這個希臘名字的旋律感。
那本雜志隻發表詩歌，大部分詩歌是阿德裡安寫的。
即使在偏愛神秘傳說的萊比錫，我們也應該揣測到，我們的雜志不會吸引太大的讀者群。
不管怎樣，對我來說創辦這本雜志的成效是，改善了我在異國他鄉的孤獨境遇：從那之後，有越來越多滿懷期待、鐘愛詩歌的外國年輕人聚集在墨丘利咖啡館。
誰都跟我沒什麼關系。
我是一位年輕詩人，孤獨而好奇，那個時候，我是一個面色蒼白的瘦削男孩，前額垂下一绺頭發，就像舊版畫上刻畫的那種面無血色的病弱詩人。
5 萊比錫是這座精緻的薩克森小城與粗粝、冷酷的異邦情調不同尋常的化合物；難怪馬伊·卡洛伊曾住在這裡，再不願離開，他在一棟被雨水洗刷成深褐色、建造于世紀末的分離派風格的房子裡寫出了《阿爾巴尼亞山民的秘密》。
我即使生活在彭巴斯大草原[165]，也不會比住在萊比錫更加危險。
每逢遇到大集市，我盡量不跨出墨丘利咖啡館的門檻，因為我和阿德裡安都極其蔑視世俗生活中的采購場景。
要維持符合詩人身份的、真正虛無缥缈的生活方式，說來說去還是需要錢。
我對錢的态度格外特别，我從來不曾懼怕過它。
從天性上講，我是一個吝啬鬼，而且一直都是，我是那種謹慎小心的尋歡作樂者。
我從來不為可能遇到的生活煩惱憂心忡忡，既不擔心會餓死，也不怕需要什麼而沒能力獲得。
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我對錢所抱的這種君王般的傲慢态度到底從何而來。
我的生活條件從出生到現在，都沒發生過太大的改變。
沒有哪個月我曾徹底擺脫過金錢上的困窘，但我從來沒有因為沒錢而苦惱得失眠，隻要我手頭上一有錢，就會随手亂花，轉眼之間花個幹淨；但是與此同時，我記下所有的日常開銷，連小費都記，我随手記下自己的全部犯罪記錄，就像一位自命不凡的賬房先生，每天都認真地記賬。
在萊比錫，我那點可憐的生活費，是由父親每三個月一次地轉賬到一家聲譽良好的私家銀行，銀行的名字叫&ldquo科納特、納霍德與庫恩&rdquo；這些古老的德國私人銀行，通常坐落在狹小、低調的僻靜地方，那些見識不多的公務員即使站到漆色剝脫的舊寫字台前，也不會發現其中的奧秘：它們的金融網絡遍布世界，業務之多根本不次于我們家鄉的那些大理石宮殿，甚至更加生意興隆。
很快，我跟這家銀行建立了友情。
他們可以不按&ldquo銀行的常規&rdquo付給我錢；當然，我父親随後會補付那些賬。
他們預支給我錢，是因為我還年輕，我是個人生地不熟的學生，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的錢過一段時間就可以收回來，他們出于傳統而相信這點；他們知道，這是一位地地道道、市民階層的年輕人，他到國外念大學，花光了一個月的生活費，剛到10号就囊中羞澀，連一枚銅闆也沒有了。
因此，德國市民家庭會借錢給離家求學的外國男孩，這些小小的幫助會加強私人銀行與好幾代市民階層的密切關系。
這些男孩慢慢長大，父親們會償還兒子們留學期間的欠款，男孩們搖身變成律師、醫生、商人、工廠主，即使出于仁慈之心，他們也會通過那些曾在學生時代在某種程度上幫助過他們的銀行做生意&hellip&hellip這種情況相當普遍。
萊比錫的私人銀行以某種家長制、家族化的處理手段，幫助外國市民階層的年輕人随機地解決&ldquo月供&rdquo難題。
這一點也不是開玩笑，後來我在德國外地城市發電報給萊比錫的金融機構，擡頭稱：&ldquo親愛的銀行&hellip&hellip&rdquo親愛的銀行總能有求必應地寄給我兩百馬克，有時還會在彙款單上附一封信。
我在萊比錫另一個要錢的來源，是規模龐大的布羅克豪斯公司[166]。
當時，這家财大氣粗的大公司能向國外彙款。
有一位考紹書商跟布羅克豪斯公司有着十多年的業務聯系，他給公司老闆寫過一封信，告訴他我住在萊比錫，假如我遇到麻煩，他們能否給我一筆不大的救助款，稍後結算，如數還清。
對于這些曆史悠久的德國大公司來說，通過這種家庭性質的業務委托幫助外國客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沒有什麼稀奇的。
它曾是這個階層最大的家族，至少看上去如此，而且家族超越了民族。
老布羅克豪斯對我非常熱情，給我寄錢，請我到他家做客，經常跟我聊蒂薩河，送給我幾本他自鳴得意的出版物。
那是一家龐大的企業，印刷廠和出版社連為一體。
《百科全書》一度将公司的業務範疇拓展到廣闊無邊，全世界人都談論它，并跟老先生建立業務聯系；公司規模越來越大，跟埃森[167]的貝德凱爾公司旗鼓相當。
老布羅克豪斯對我的态度格外友善。
我要講給他聽：我在大學裡學習什麼，新聞學院的課上都教一些什麼，我在劇院裡看過什麼劇目，我喜歡讀哪類書，我認為什麼是新德國文學。
他睿智而強悍，屬于鐵血首相[168]的那代人，屬于強大、榮耀、堅韌德國的&ldquo橡木一代&rdquo；他是一位肩膀很寬、品德高尚、目光清澈的老人。
有時候，他留我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跟我促膝交談；他對匈牙利人抱着真誠的同情心。
正是這一類德國人在那個時代&mdash&mdash在俾斯麥時代&mdash&mdash建立了第一帝國，建立了強大富有、讓全世界人向往的德國。
我覺得，我去布羅克豪斯公司實習并不是一件多難的事。
那時候，我居然還會想着找工作！我對世界和自我均感好奇。
我對&ldquo具體細節&rdquo并不太感興趣&hellip&hellip 但是，無論老布羅克豪斯，還是親愛的銀行的善心，都無法把我從沒錢的窘迫中解救出來；我三天兩頭身無分文，徘徊在萊比錫街頭，就像馬伊·卡洛伊小說裡描寫的在沙漠中迷途、饑渴難耐的主人公。
當時我并不知道，我的生活技術根本是錯的，由于&ldquo長期&rdquo泡在咖啡館裡，我在那裡花的錢比最為奢侈的、我能夠擔負得起的娛樂要多得多。
我的錢都給了咖啡館；我的住處沒有供暖，因為我把供暖費花在了去咖啡館取暖。
我不是去新教救濟站蹭飯，就是從書籍、罐頭中攝取養分，因為我把本該正經吃飯的錢都花在了咖啡館。
我付小費，存衣服，買報紙，給看廁所的婦人錢&mdash&mdash我把許多錢花在泡咖啡館上，那筆錢足能養活多口人的德國家庭。
我有一個偏執症，隻要見到報紙、雜志就會買下，将口袋塞得滿滿的。
我還買外國出版的外文報，比如瑞典或荷蘭報紙，盡管上面印的單詞我一個都不認識。
我買那些連出版商都不指望有人買、令人絕望的文學雜志，比方說，《安狄米恩》那類。
在我的外套口袋裡，總揣滿了名聲不佳、毫無價值的新聞産品。
每天早上，我都坐在咖啡館裡，閱讀這些印刷品。
那架勢好像要幹出點什麼。
我對世界上的不可理喻之事，對混亂無序感興趣；沒有人遵守任何遊戲規則&hellip&hellip報紙教我們的就是這些。
可是，我的錢越來越少。
親愛的銀行和布羅克豪斯大叔，終歸也隻是出于禮貌地借給我為數有限的一點點錢。
有一天，我在墨丘利咖啡館裡下定決心，要從事某種&ldquo職業&rdquo。
6 漢斯·雷曼[169]是一位薩克森幽默家的名字，那年秋天，他在萊比錫創辦了一份名為《龍》的周刊。
這本《龍》鞭撻了薩克森人生活傳統在當地的表現，譏諷了地方陋俗，特别是小市民心态。
想來，在萊比錫這座有上百萬人口的城市中，在火車站、市政府大樓、屠宰場和民族英雄紀念碑處，在這個曾經&ldquo最大的&rdquo、不管怎麼說也曾是德國&ldquo王宮&rdquo所在地，在這個哮喘性的、令人窒息的小城市裡，無時無地不打着小市民的烙印。
《龍》中寫了薩克森人吃什麼，薩克森人覺得什麼很幽默，薩克森人喜歡或讨厭什麼樣的方言，哪種薩克森人是最讓人尴尬、最各色的薩克森人。
可以想象，這本雜志惹人關注，薩克森人對這種無情的剖析并不太高興。
雷曼自己也是薩克森人，他對自己的家族非常了解。
周刊不報道當地醜聞，始終保持嚴肅、堅定的批評态度。
有一天，我寫了一篇小雜文，描述一個人在萊比錫感到怎樣的陌生。
我将寫好的文字塞進一個信封，寄給了雷曼。
這是我寫的第一篇德語文章。
我盲目自信地用外語寫作；後來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詫，是一種怎樣的不自知之明和無恥的勇氣慫恿了我，居然敢用一種我雖然能說能懂但從不曾寫過的艱澀外語寫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假如有人問我，我今天也不清楚某些德語名詞為什麼要用&ldquon&rdquo做中性詞尾&mdash&mdash當時我也回答不出這樣的問題，但我抱着夜遊神的自信使用動詞和名詞，調換&ldquoals&rdquo和
在我腦海裡，女人張開臂膀擁抱我的記憶時常閃現，我至今記得梅斯屠夫的妻子古銅色的瘦胳膊既強硬又膽怯的用力摟抱。
我就像一位途經此地的統治者，允許她圍着我伺候，并且愛我。
在很短一段時間裡，在我們相識的最初階段，她也并沒向我索求什麼。
但是，在我搬到那裡的第二個月，她和她的丈夫懷着某種印第安人的憤怒，在我的背後發起攻擊。
這種憤怒含帶了陌生、另類和永遠的不忠。
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向我索要一把衣服刷的錢，在那之前，我對衣服刷的價格一無所知。
在我的萊比錫房東眼裡，我的儀表可能有些令人不安。
他們用淡漠的眼神不無反感地觀察我，包括我的衣服、我跟薩克森人略有不同的發式、我惹人疑惑的生活方式。
出于城市小市民心态，他們心懷嫉恨地接受了這個沒精打采、言行放縱的年輕人。
我出沒在一個狹窄的小圈子裡，大學，幾家咖啡館，還有一個匈牙利年輕女演員的&ldquo藝術家沙龍&rdquo，那裡聚集了許多容貌美麗、内心細膩的姑娘，仿佛在祭拜&ldquo地靈&rdquo。
想來，她們在現實生活中也跟在劇院舞台上一樣扮演露露[153]&mdash&mdash懷疑一切，對一切感到陌生。
我随身帶了好幾套西裝來到德國，每件衣服都是天鵝絨領，裡面配一件黑襯衫&hellip&hellip萊比錫的母親們，抱着孩子站在窗口盯着我看。
在我動身之前，父親給了我三個月的生活費，可是我在第一個星期，就把這筆可觀的費用花掉了大半，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麼花的，都花在了哪兒。
&mdash&mdash我想，我買了英國香煙、書和咖啡&hellip&hellip品嘗薩克森烹饪的美味佳肴；在最初幾個星期，我主要靠黑咖啡和大學隔壁的費爾斯咖啡館賣的一種名叫&ldquo年輪&rdquo的糕點度日。
接下來的三個月我生活窘迫，處境變得越來越戲劇化，冬天，我開始節食。
最先，我賣掉各種天鵝絨領衣服，總共賣了二十多件。
第二年我是這樣過的：東遊西蕩，四處流浪，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從飯店到租賃房；每天隻穿一件西裝，這件破了我會扔掉，然後再做一件新的。
由于&ldquo貧困交加&rdquo，我到新教傳教士辦的&ldquo救濟站&rdquo蹭飯吃。
一位臉色陰沉的大胡子男人弓腰站在湯鍋前，這個人我以前從來沒見過。
萊比錫，除了心胸狹窄、愛喝蘋果酒和淡啤酒的小市民外，還是充滿了異國情調。
大集市上不僅商品成堆，人也成堆。
新教傳教士們津津有味地品嘗在他們看來既可怕又奇怪的大鍋裡做的海魚、煮土豆等特色小吃&hellip&hellip他們不明白我為什麼愛吃味道過重的傳統薩克森餐。
戰後，新教傳教士從過去的德國殖民地被趕走，由于他們沒有幾個信徒，所以他們每天午餐後都向我傳教&mdash&mdash就像藝術家出于職業習慣，即使在火車上也忘不了背台詞，仿佛他們擔心所有萊比錫人都皈依了上帝，自己會忘掉傳教的方法和本領。
午餐後，新教徒們喝着淡淡的咖啡，點上一支煙味刺鼻的&ldquo進口雪茄&rdquo坐在救濟站的會客室内，鏡子上方懸挂着一面織錦，上面繡着這樣的話：&ldquo假如在不幸的命運中你感到絕望，請想一下奧古斯特國王的話：學會不抱怨地忍耐。
&rdquo傳教士們朗讀《聖經》，然後提問，架勢活像一頭野獸。
我聽了他們幾星期的布道，後來不再去了。
我還不如吃罐頭維生，當時罐頭在德國很流行，我整天吃廉價的、密封在鐵皮盒内的牛肉，喝燕麥湯。
4 我在萊比錫都做了些什麼？家裡人隻知道我在大學用德語讀書，準備成為一名記者。
事實上我在幻想，在做夢。
那時我很年輕，隻有年輕人才做夢。
我那代人并不渴望&ldquo出人頭地&rdquo。
我們真正渴望的隻是夢幻，在我們生活裡缺少不真實、不可證的童話元素&hellip&hellip我在學校後面的墨丘利[154]咖啡館裡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是萊比錫最古老的咖啡館，好比一份&ldquo無所不知的世界新聞報&rdquo，上面有成百上千條新聞，每天我都會激動不已地閱讀其中的絕大部分内容；仿佛我在預習課文，背誦那天在世界上都發生了什麼。
我吸着冒着鴉片甜香的煙縷、令人飄飄欲仙的英國香煙，做着夢，看着窗外的萊比錫街巷，那麼平常，又那麼陌生，如同沙漠中的一片橄榄樹或棕榈樹林。
無限低調，又格外考究，一支英國香煙就完全滿足了我的想象；但是，假如有哪位演員或哪出戲劇我不喜歡，我會在演出中間逃離劇院；我從來不進電影院。
我能在雨裡走幾個小時，總是暗自演繹，我坐在萊比錫火車站&mdash&mdash&ldquo歐洲最大的火車站&rdquo&mdash&mdash的一條長椅上，等待那些跟我沒有任何關系、我對他們也不抱任何期待的陌生人。
後來我在國外，再也不曾像我年輕時代剛出國時那樣放任自流。
我沒想從任何人身上獲得任何東西，不管是好是壞，我都不曾期待；我對一切都心懷感激，哪怕是一抹微笑，一個聲調；在那些年裡，我還極度善良。
也許，當時我是一位詩人。
我最喜歡讀的還是詩歌。
我在衣兜裡揣着那些早已蹤迹全無地消失在文學翰漠裡的詩人的詩集。
誰還會記得阿爾伯特·艾林斯坦[155]？這個名字聽起來是那樣的古老，那古老的聲音就像是一個在時間與距離中迷途的原始人發出的。
我記得他寫過一本小說集《圖布奇》，那本書我随身揣了好幾個星期；小說并沒什麼特殊&ldquo意義&rdquo或&ldquo史詩性内容&rdquo，但在這位維也納詩人所寫下的字裡行間和所描繪的幻境背後，都回響着清越不安的樂音；我對音樂心懷感恩。
我一連幾個星期都坐在墨丘利咖啡館内翻譯艾林斯坦的某篇詩作，不管我的譯文是好是壞。
在德國，幾乎沒有人知道弗朗茨·卡夫卡。
我至今記得艾爾莎·拉斯凱爾&mdash舒爾勒[156]清新淡雅的水彩畫，就像在某次夢境裡看到的希臘風景。
那時候，捷克詩人布列茲納[157]的詩歌剛被翻譯成德語，由因賽爾出版社最新推出，在那之前，讀者們尚不知道世界上存在這樣一位詩人。
有一位名叫庫爾特·黑奈克的德國年輕人，我很長時間都以為他是一位大詩人。
也許他在當時，在某個瞬間，确實曾是位大詩人。
奧古斯特·斯特拉姆[158]寫了許多未來主義的德國垃圾；當時我很喜歡他。
威爾費爾[159]的聲音已經相當響亮，他的第一部小說已經出版。
戈特弗裡德·貝恩[160]、西奧多·道布萊爾[161]、勒内·希克利[162]和阿爾弗雷德·德布林[163]等都在為新雜志撰稿。
德國出版社正怯懦不安地從庸俗讀物和戰争宣傳品中複活。
在這些詩人中，隻有一兩個名字留了下來，或許隻有威爾費爾和卡夫卡的作品從當代的潮流與審判中幸存下來。
卡夫卡對我的影響尤其巨大。
在這個根本不能用公衆标準進行衡量、隻用歐洲文學的真正标準衡量價值的狹窄圈子裡，這位年輕的捷克&mdash德國作家的作品已經被劃歸為經典作品，他在四十一歲那年病逝，死後隻留下殘章斷句。
卡夫卡是我自己為自己發現的作家，就像夢遊者發現了筆直的路。
在一家書店裡，我從數以千計的圖書中抽出一本名為《變形記》的小冊子開始閱讀，我當即知道：是的，卡夫卡既不是德國人，也不是捷克人，他是一位最偉大的作家，這一點我不可能搞錯，不可能誤解。
對于一位年輕作家來說，找到自己成長需要的榜樣，憑的是神奇的本能。
我從來沒有&ldquo模仿&rdquo過卡夫卡；但我現在已經很清楚，是他的幾篇文字、他對事物的洞察及其觀點照亮了我内心幽暗的區域。
很難為文學的&ldquo影響力&rdquo下定義，很難與在作家身上啟動了文學思考過程的那些人坦誠相對。
不僅是生活，文學也充滿了神秘的親屬。
在我的生活中，這種情況屢次發生：我遇到一個人，我覺得這個人似曾相識（那種熟悉感來自複雜、痛苦和某種未能實現的久遠約會），讓我不得不帶情入戲。
有的時候我與人相遇（很少遇到女性，通常是男性，因為可愛的女人都會讓我感到有一點&ldquo熟悉&rdquo，讓我想起從前那個已被我不忠地淡忘的伊娃），這些人讓我無法回避，我們是親屬，有些事我們必須要談，當面談，一對一地談！這種相逢有時也發生在文學中。
一個熟悉的靈魂發出令人無法抗拒的呼喚，将自己袒露給别的人。
卡夫卡的世界和他的聲音，對我來說非常陌生；盡管我知道這位作家的&ldquo影響力&rdquo從未在我的文字上有所體現，但是他讓我内心的能量獲得了釋放；我一下子作為另一個人進行觀察，用另一種方式進行分析，與此同時，不僅喚醒了他的力量，還使他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并感到驚恐不安。
害怕的人才會叫喊。
正因如此，我在驚恐中迅速開始寫作。
我寫詩歌，在那個萊比錫的秋季，我寫了整整一本詩集&mdash&mdash後來由一家外地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人類的聲音》。
&ldquo人&rdquo，遭受淩辱的人文，在德國的新文學裡就像一出節目，就像雜耍戲院裡的海豹。
詩集中有一首取了一個這樣的标題：《人類的曙光》。
有位一度徹底沉默、銷聲匿迹的德國年輕詩人萊昂哈德·弗朗克出了一本新書，标題是《這是個好人》。
這類标題本身就足夠時髦，出版社和讀者都滿心共鳴地接受詩人。
詩人們聚焦于&ldquo人性&rdquo，就像其他的藝術形式那樣，發掘出過去從未觸及的題材領域。
一切全都付諸紙上。
人性也從未像那五年裡被那般放肆、無禮地羞辱過，一下子成了文學商品。
我跟一位荷蘭裔的年輕人坐在墨丘利咖啡館裡，他的名字很長很美很迷人&mdash&mdash阿德裡安·馮·登·布洛肯·尤尼爾。
我們共同創辦了一份名為《安狄米恩[164]》的文學刊物。
這本雜志隻出了一期，其經費就花光了阿德裡安從他父親那裡繼承到的全部遺産，大約六百馬克。
我從來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用宙斯的那位并不幸福的兒子命名我們的雜志。
關于安狄米恩的傳說我們隻知道這個，他妻子隻能在他的夢裡永不厭倦地親吻他，并遭受衆神懲罰，懷了多得離奇的女兒。
很可能是因為我們喜歡這個希臘名字的旋律感。
那本雜志隻發表詩歌，大部分詩歌是阿德裡安寫的。
即使在偏愛神秘傳說的萊比錫，我們也應該揣測到，我們的雜志不會吸引太大的讀者群。
不管怎樣，對我來說創辦這本雜志的成效是，改善了我在異國他鄉的孤獨境遇：從那之後，有越來越多滿懷期待、鐘愛詩歌的外國年輕人聚集在墨丘利咖啡館。
誰都跟我沒什麼關系。
我是一位年輕詩人，孤獨而好奇，那個時候，我是一個面色蒼白的瘦削男孩，前額垂下一绺頭發，就像舊版畫上刻畫的那種面無血色的病弱詩人。
5 萊比錫是這座精緻的薩克森小城與粗粝、冷酷的異邦情調不同尋常的化合物；難怪馬伊·卡洛伊曾住在這裡，再不願離開，他在一棟被雨水洗刷成深褐色、建造于世紀末的分離派風格的房子裡寫出了《阿爾巴尼亞山民的秘密》。
我即使生活在彭巴斯大草原[165]，也不會比住在萊比錫更加危險。
每逢遇到大集市，我盡量不跨出墨丘利咖啡館的門檻，因為我和阿德裡安都極其蔑視世俗生活中的采購場景。
要維持符合詩人身份的、真正虛無缥缈的生活方式，說來說去還是需要錢。
我對錢的态度格外特别，我從來不曾懼怕過它。
從天性上講，我是一個吝啬鬼，而且一直都是，我是那種謹慎小心的尋歡作樂者。
我從來不為可能遇到的生活煩惱憂心忡忡，既不擔心會餓死，也不怕需要什麼而沒能力獲得。
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我對錢所抱的這種君王般的傲慢态度到底從何而來。
我的生活條件從出生到現在，都沒發生過太大的改變。
沒有哪個月我曾徹底擺脫過金錢上的困窘，但我從來沒有因為沒錢而苦惱得失眠，隻要我手頭上一有錢，就會随手亂花，轉眼之間花個幹淨；但是與此同時，我記下所有的日常開銷，連小費都記，我随手記下自己的全部犯罪記錄，就像一位自命不凡的賬房先生，每天都認真地記賬。
在萊比錫，我那點可憐的生活費，是由父親每三個月一次地轉賬到一家聲譽良好的私家銀行，銀行的名字叫&ldquo科納特、納霍德與庫恩&rdquo；這些古老的德國私人銀行，通常坐落在狹小、低調的僻靜地方，那些見識不多的公務員即使站到漆色剝脫的舊寫字台前，也不會發現其中的奧秘：它們的金融網絡遍布世界，業務之多根本不次于我們家鄉的那些大理石宮殿，甚至更加生意興隆。
很快，我跟這家銀行建立了友情。
他們可以不按&ldquo銀行的常規&rdquo付給我錢；當然，我父親随後會補付那些賬。
他們預支給我錢，是因為我還年輕，我是個人生地不熟的學生，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的錢過一段時間就可以收回來，他們出于傳統而相信這點；他們知道，這是一位地地道道、市民階層的年輕人，他到國外念大學，花光了一個月的生活費，剛到10号就囊中羞澀，連一枚銅闆也沒有了。
因此，德國市民家庭會借錢給離家求學的外國男孩，這些小小的幫助會加強私人銀行與好幾代市民階層的密切關系。
這些男孩慢慢長大，父親們會償還兒子們留學期間的欠款，男孩們搖身變成律師、醫生、商人、工廠主，即使出于仁慈之心，他們也會通過那些曾在學生時代在某種程度上幫助過他們的銀行做生意&hellip&hellip這種情況相當普遍。
萊比錫的私人銀行以某種家長制、家族化的處理手段，幫助外國市民階層的年輕人随機地解決&ldquo月供&rdquo難題。
這一點也不是開玩笑，後來我在德國外地城市發電報給萊比錫的金融機構，擡頭稱：&ldquo親愛的銀行&hellip&hellip&rdquo親愛的銀行總能有求必應地寄給我兩百馬克，有時還會在彙款單上附一封信。
我在萊比錫另一個要錢的來源，是規模龐大的布羅克豪斯公司[166]。
當時，這家财大氣粗的大公司能向國外彙款。
有一位考紹書商跟布羅克豪斯公司有着十多年的業務聯系，他給公司老闆寫過一封信，告訴他我住在萊比錫，假如我遇到麻煩，他們能否給我一筆不大的救助款，稍後結算，如數還清。
對于這些曆史悠久的德國大公司來說，通過這種家庭性質的業務委托幫助外國客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沒有什麼稀奇的。
它曾是這個階層最大的家族，至少看上去如此，而且家族超越了民族。
老布羅克豪斯對我非常熱情，給我寄錢，請我到他家做客，經常跟我聊蒂薩河，送給我幾本他自鳴得意的出版物。
那是一家龐大的企業，印刷廠和出版社連為一體。
《百科全書》一度将公司的業務範疇拓展到廣闊無邊，全世界人都談論它，并跟老先生建立業務聯系；公司規模越來越大，跟埃森[167]的貝德凱爾公司旗鼓相當。
老布羅克豪斯對我的态度格外友善。
我要講給他聽：我在大學裡學習什麼，新聞學院的課上都教一些什麼，我在劇院裡看過什麼劇目，我喜歡讀哪類書，我認為什麼是新德國文學。
他睿智而強悍，屬于鐵血首相[168]的那代人，屬于強大、榮耀、堅韌德國的&ldquo橡木一代&rdquo；他是一位肩膀很寬、品德高尚、目光清澈的老人。
有時候，他留我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跟我促膝交談；他對匈牙利人抱着真誠的同情心。
正是這一類德國人在那個時代&mdash&mdash在俾斯麥時代&mdash&mdash建立了第一帝國，建立了強大富有、讓全世界人向往的德國。
我覺得，我去布羅克豪斯公司實習并不是一件多難的事。
那時候，我居然還會想着找工作！我對世界和自我均感好奇。
我對&ldquo具體細節&rdquo并不太感興趣&hellip&hellip 但是，無論老布羅克豪斯，還是親愛的銀行的善心，都無法把我從沒錢的窘迫中解救出來；我三天兩頭身無分文，徘徊在萊比錫街頭，就像馬伊·卡洛伊小說裡描寫的在沙漠中迷途、饑渴難耐的主人公。
當時我并不知道，我的生活技術根本是錯的，由于&ldquo長期&rdquo泡在咖啡館裡，我在那裡花的錢比最為奢侈的、我能夠擔負得起的娛樂要多得多。
我的錢都給了咖啡館；我的住處沒有供暖，因為我把供暖費花在了去咖啡館取暖。
我不是去新教救濟站蹭飯，就是從書籍、罐頭中攝取養分，因為我把本該正經吃飯的錢都花在了咖啡館。
我付小費，存衣服，買報紙，給看廁所的婦人錢&mdash&mdash我把許多錢花在泡咖啡館上，那筆錢足能養活多口人的德國家庭。
我有一個偏執症，隻要見到報紙、雜志就會買下，将口袋塞得滿滿的。
我還買外國出版的外文報，比如瑞典或荷蘭報紙，盡管上面印的單詞我一個都不認識。
我買那些連出版商都不指望有人買、令人絕望的文學雜志，比方說，《安狄米恩》那類。
在我的外套口袋裡，總揣滿了名聲不佳、毫無價值的新聞産品。
每天早上，我都坐在咖啡館裡，閱讀這些印刷品。
那架勢好像要幹出點什麼。
我對世界上的不可理喻之事，對混亂無序感興趣；沒有人遵守任何遊戲規則&hellip&hellip報紙教我們的就是這些。
可是，我的錢越來越少。
親愛的銀行和布羅克豪斯大叔，終歸也隻是出于禮貌地借給我為數有限的一點點錢。
有一天，我在墨丘利咖啡館裡下定決心，要從事某種&ldquo職業&rdquo。
6 漢斯·雷曼[169]是一位薩克森幽默家的名字，那年秋天，他在萊比錫創辦了一份名為《龍》的周刊。
這本《龍》鞭撻了薩克森人生活傳統在當地的表現，譏諷了地方陋俗，特别是小市民心态。
想來，在萊比錫這座有上百萬人口的城市中，在火車站、市政府大樓、屠宰場和民族英雄紀念碑處，在這個曾經&ldquo最大的&rdquo、不管怎麼說也曾是德國&ldquo王宮&rdquo所在地，在這個哮喘性的、令人窒息的小城市裡，無時無地不打着小市民的烙印。
《龍》中寫了薩克森人吃什麼，薩克森人覺得什麼很幽默，薩克森人喜歡或讨厭什麼樣的方言，哪種薩克森人是最讓人尴尬、最各色的薩克森人。
可以想象，這本雜志惹人關注，薩克森人對這種無情的剖析并不太高興。
雷曼自己也是薩克森人，他對自己的家族非常了解。
周刊不報道當地醜聞，始終保持嚴肅、堅定的批評态度。
有一天，我寫了一篇小雜文，描述一個人在萊比錫感到怎樣的陌生。
我将寫好的文字塞進一個信封，寄給了雷曼。
這是我寫的第一篇德語文章。
我盲目自信地用外語寫作；後來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詫，是一種怎樣的不自知之明和無恥的勇氣慫恿了我，居然敢用一種我雖然能說能懂但從不曾寫過的艱澀外語寫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假如有人問我，我今天也不清楚某些德語名詞為什麼要用&ldquon&rdquo做中性詞尾&mdash&mdash當時我也回答不出這樣的問題，但我抱着夜遊神的自信使用動詞和名詞，調換&ldquoals&rdquo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