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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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實在需要極大的耐性和體力。
幾名刑警分頭展開調查，意想不到的是，居然很快就查出了相關線索。
A刑警到東京都内墨田區龜澤町的有吉醫院查訪時，該醫院的總務科長對他說：“如果是那種擔架，我們醫院的确曾經被偷走一副。
” A刑警神情振奮地問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總務科長看過工作日志後，報出那天的日期。
A刑警得知那天正是濑沼律師從東京車站被押走的前一天，不由得心跳加快了起來。
他旋即趕回項目小組，把那副擔架送到有吉醫院，當時有三名老練的刑警陪同。
“是這副擔架沒錯，我們醫院被偷走的就是這一副。
”總務科長隻看了一眼，當下斷定道。
“怎麼被偷走的？請您詳細說明當時的情況。
”刑警們掏出記事本準備抄錄。
“這副擔架跟其他擔架就倚立在三樓病房入口處的牆邊。
” 總務科長說着，親自帶刑警來到那裡。
這家醫院相當寬敞，外科病房設在三樓，與其他醫院一樣，病房旁邊成了雜物堆放處，那副擔架就靠牆而立。
“擔架就立在這裡，突然有人過來拿，然後扛在肩上擡走了。
”總務科長指着通往醫院後院的出口說道。
“扛在肩上擡走了？”一個刑警反問，“怎麼知道的？有人看見嗎？” “有個看護看到的。
是一名三十出頭、身穿白襯衫黑褲子的男子扛走的。
因為他态度從容，看護以為他是工友。
醫院的員工很多，不見得每個人都認得。
那名男子從後院繞到大門，把擔架擡進在外面等候的出租車，然後就離開了。
” “是那個看護看到的嗎？” “不是，是另一個護士看到的。
她看到那男子的态度很從容，便不覺得奇怪。
過了十天以後，我們清查醫院物品時才發現的。
那副擔架很老舊，所以沒向警察通報失竊。
” 刑警把這些供述記錄下來，并畫了一張草圖，彙報給項目小組。
擔架被偷走的那天，正是濑沼律師從東京車站被押走的前一天，也就是濑沼律師到大崎的田丸利市家裡上香後被綁走的翌日。
顯而易見，綁匪一開始就計劃偷走這副擔架，準備用來搬擡濑沼律師離開東京車站。
“這麼說，司機應該還記得那個擡擔架上車的乘客吧。
你們馬上到市内的出租車行找人！”項目小組的主任下令道。
結果不到兩天就查出來了。
一名年輕司機果真記得那個擡擔架坐車的乘客，立刻出面說道：“我記得那位乘客，是在那天下午兩點左右，從神田三崎町上車的，是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身穿白襯衫。
長相我記不太清楚了。
他坐到龜澤町的有吉醫院，我把車子開到大門口，他叫我等十分鐘，然後下車。
等不到十分鐘，他就扛着一副擔架從病房大樓走出來，再把擔架斜放在駕駛座旁，自己也坐了進來，然後又叫我開回神田。
我還以為他是那裡的醫務人員呢。
到了神田，他叫我在駿河台下停車，他便下了車。
我拿到車費以後，離開前還回頭看了他一下，隻見他把擔架立在地上，雙手扶撐着站在那裡，頂着炎熱的陽光。
看樣子他好像在等其他車子。
後來，我往銀座的方向去了，就沒有再注意他了。
” 從這名司機的證詞來看，那名男子打算在駿河台下換車。
後來，刑警又查訪過幾家出租車行，卻沒有任何司機載過那名偷擔架的乘客。
“看來他沒有換搭出租車，而是坐上自用車的。
”項目小組的主任這樣分析，“他怕坐自用車去醫院，可能會被記下車牌号，所以先坐出租車去，回程時在駿河台下下車，與人約好在那裡換搭自用車。
你們去打聽一下，看那附近有沒有目擊者。
” 然而，經過多方查訪打聽，數十名刑警仍然徒勞無功。
别說沒人看到他坐上自用車，連看到所謂身穿白襯衫、扛着擔架的男子的人都沒有。
這附近車水馬龍，又是商店街，大家都非常忙碌。
線索到此就中斷了。
不過，偵查仍朝其他方向秘密進行。
所謂秘密，就是不讓報紙媒體知道警方的偵查進度。
最近的偵查盡量避開了新聞記者的盯梢。
因為偵查進度若翔實地見諸報端，等于讓嫌犯掌握警方的策略，對警方相當不利。
當然，有時候也可以利用報紙，但多半都是弊多利少，徒增困擾居多。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官方可以用各種理由封殺報紙的消息，現在的局勢不同了。
所謂秘密展開偵查，便是從鑒識在新宿殺死田丸利市那把手槍的子彈着手。
一發子彈射穿死者的腹部，卡在壁龛的柱子上；另一發穿過棉被卡在榻榻米裡面。
因為當時死者是仰躺，子彈是被兇手以槍塞進嘴巴射入的。
經過鑒識，那兩發外殼發亮的銅質子彈，是由美制一九一一型四五口徑的柯爾特式自動手槍所擊發的。
項目小組為此大感震驚，因為這個型号的自動手槍，幾乎是美國駐軍發給士兵的随身武器。
問題是，嫌犯并不是美國士兵，而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
從與美軍的關系來看，首先可以設想的是，與駐軍有關的日籍工作人員，例如傳譯員。
其實，許多品行不良的日籍傳譯員後來淪為了惡棍。
他們朝這個方向縮小範圍偵查，可惜沒找到任何有力線索，這也需要極大的耐性與長期努力。
“美軍士兵專用的手槍外流，不全然是駐軍裡工作的日本人所為。
有些專門陪美軍士兵上床的Only[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專以外國士兵為賣淫對象的妓女。
]和邦邦女郎[語源不詳。
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日本各大城市，向占領軍賣淫的妓女。
一九四七年，在六大城市的妓女約有四萬人。
]要求以手槍代替嫖妓費，再以五千或六千日元的低價，在黑市裡賣給日本人。
” 項目小組認為，那些Only和邦邦女郎大多聚集在立川基地附近，從那裡也許可以找到線索，于是開始朝這個方向下功夫。
事件發生後，項目小組根據子彈鑒識出兇器為四五口徑自動手槍，偵查工作都是憑着極大的耐性長期進行。
不過，立川附近的妓女們，個個口風很緊，她們擔心被卷入風波，被問到這個問題，便像石頭般沉默。
即使她們沒賣過黑槍，平常也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自然不想逞口舌之快，以免惹來事端。
盡管如此，幾個老練的刑警經過不懈的努力終于撬開她們牢如牡蛎般的嘴巴。
好在這些妓女彼此經常發生内讧，刑警們便利用這個機會，唆使她們互相檢舉，許多線索就是從那裡找到的。
一般情況是，美軍士兵以手槍代替嫖妓費交給妓女，妓女再把手槍交給自己的情夫或皮條客，以五六千日元的低價賣給街頭流氓。
那些流氓再以七八千日元的價格賣給專做駐軍物資的黑市掮客，掮客把手槍轉賣給第三者，此時價錢已經漲到一萬日元了。
如此
幾名刑警分頭展開調查，意想不到的是，居然很快就查出了相關線索。
A刑警到東京都内墨田區龜澤町的有吉醫院查訪時，該醫院的總務科長對他說：“如果是那種擔架，我們醫院的确曾經被偷走一副。
” A刑警神情振奮地問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總務科長看過工作日志後，報出那天的日期。
A刑警得知那天正是濑沼律師從東京車站被押走的前一天，不由得心跳加快了起來。
他旋即趕回項目小組，把那副擔架送到有吉醫院，當時有三名老練的刑警陪同。
“是這副擔架沒錯，我們醫院被偷走的就是這一副。
”總務科長隻看了一眼，當下斷定道。
“怎麼被偷走的？請您詳細說明當時的情況。
”刑警們掏出記事本準備抄錄。
“這副擔架跟其他擔架就倚立在三樓病房入口處的牆邊。
” 總務科長說着，親自帶刑警來到那裡。
這家醫院相當寬敞，外科病房設在三樓，與其他醫院一樣，病房旁邊成了雜物堆放處，那副擔架就靠牆而立。
“擔架就立在這裡，突然有人過來拿，然後扛在肩上擡走了。
”總務科長指着通往醫院後院的出口說道。
“扛在肩上擡走了？”一個刑警反問，“怎麼知道的？有人看見嗎？” “有個看護看到的。
是一名三十出頭、身穿白襯衫黑褲子的男子扛走的。
因為他态度從容，看護以為他是工友。
醫院的員工很多，不見得每個人都認得。
那名男子從後院繞到大門，把擔架擡進在外面等候的出租車，然後就離開了。
” “是那個看護看到的嗎？” “不是，是另一個護士看到的。
她看到那男子的态度很從容，便不覺得奇怪。
過了十天以後，我們清查醫院物品時才發現的。
那副擔架很老舊，所以沒向警察通報失竊。
” 刑警把這些供述記錄下來，并畫了一張草圖，彙報給項目小組。
擔架被偷走的那天，正是濑沼律師從東京車站被押走的前一天，也就是濑沼律師到大崎的田丸利市家裡上香後被綁走的翌日。
顯而易見，綁匪一開始就計劃偷走這副擔架，準備用來搬擡濑沼律師離開東京車站。
“這麼說，司機應該還記得那個擡擔架上車的乘客吧。
你們馬上到市内的出租車行找人！”項目小組的主任下令道。
結果不到兩天就查出來了。
一名年輕司機果真記得那個擡擔架坐車的乘客，立刻出面說道：“我記得那位乘客，是在那天下午兩點左右，從神田三崎町上車的，是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身穿白襯衫。
長相我記不太清楚了。
他坐到龜澤町的有吉醫院，我把車子開到大門口，他叫我等十分鐘，然後下車。
等不到十分鐘，他就扛着一副擔架從病房大樓走出來，再把擔架斜放在駕駛座旁，自己也坐了進來，然後又叫我開回神田。
我還以為他是那裡的醫務人員呢。
到了神田，他叫我在駿河台下停車，他便下了車。
我拿到車費以後，離開前還回頭看了他一下，隻見他把擔架立在地上，雙手扶撐着站在那裡，頂着炎熱的陽光。
看樣子他好像在等其他車子。
後來，我往銀座的方向去了，就沒有再注意他了。
” 從這名司機的證詞來看，那名男子打算在駿河台下換車。
後來，刑警又查訪過幾家出租車行，卻沒有任何司機載過那名偷擔架的乘客。
“看來他沒有換搭出租車，而是坐上自用車的。
”項目小組的主任這樣分析，“他怕坐自用車去醫院，可能會被記下車牌号，所以先坐出租車去，回程時在駿河台下下車，與人約好在那裡換搭自用車。
你們去打聽一下，看那附近有沒有目擊者。
” 然而，經過多方查訪打聽，數十名刑警仍然徒勞無功。
别說沒人看到他坐上自用車，連看到所謂身穿白襯衫、扛着擔架的男子的人都沒有。
這附近車水馬龍，又是商店街，大家都非常忙碌。
線索到此就中斷了。
不過，偵查仍朝其他方向秘密進行。
所謂秘密，就是不讓報紙媒體知道警方的偵查進度。
最近的偵查盡量避開了新聞記者的盯梢。
因為偵查進度若翔實地見諸報端，等于讓嫌犯掌握警方的策略，對警方相當不利。
當然，有時候也可以利用報紙，但多半都是弊多利少，徒增困擾居多。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官方可以用各種理由封殺報紙的消息，現在的局勢不同了。
所謂秘密展開偵查，便是從鑒識在新宿殺死田丸利市那把手槍的子彈着手。
一發子彈射穿死者的腹部，卡在壁龛的柱子上；另一發穿過棉被卡在榻榻米裡面。
因為當時死者是仰躺，子彈是被兇手以槍塞進嘴巴射入的。
經過鑒識，那兩發外殼發亮的銅質子彈，是由美制一九一一型四五口徑的柯爾特式自動手槍所擊發的。
項目小組為此大感震驚，因為這個型号的自動手槍，幾乎是美國駐軍發給士兵的随身武器。
問題是，嫌犯并不是美國士兵，而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
從與美軍的關系來看，首先可以設想的是，與駐軍有關的日籍工作人員，例如傳譯員。
其實，許多品行不良的日籍傳譯員後來淪為了惡棍。
他們朝這個方向縮小範圍偵查，可惜沒找到任何有力線索，這也需要極大的耐性與長期努力。
“美軍士兵專用的手槍外流，不全然是駐軍裡工作的日本人所為。
有些專門陪美軍士兵上床的Only[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專以外國士兵為賣淫對象的妓女。
]和邦邦女郎[語源不詳。
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日本各大城市，向占領軍賣淫的妓女。
一九四七年，在六大城市的妓女約有四萬人。
]要求以手槍代替嫖妓費，再以五千或六千日元的低價，在黑市裡賣給日本人。
” 項目小組認為，那些Only和邦邦女郎大多聚集在立川基地附近，從那裡也許可以找到線索，于是開始朝這個方向下功夫。
事件發生後，項目小組根據子彈鑒識出兇器為四五口徑自動手槍，偵查工作都是憑着極大的耐性長期進行。
不過，立川附近的妓女們，個個口風很緊，她們擔心被卷入風波，被問到這個問題，便像石頭般沉默。
即使她們沒賣過黑槍，平常也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自然不想逞口舌之快，以免惹來事端。
盡管如此，幾個老練的刑警經過不懈的努力終于撬開她們牢如牡蛎般的嘴巴。
好在這些妓女彼此經常發生内讧，刑警們便利用這個機會，唆使她們互相檢舉，許多線索就是從那裡找到的。
一般情況是，美軍士兵以手槍代替嫖妓費交給妓女，妓女再把手槍交給自己的情夫或皮條客，以五六千日元的低價賣給街頭流氓。
那些流氓再以七八千日元的價格賣給專做駐軍物資的黑市掮客，掮客把手槍轉賣給第三者，此時價錢已經漲到一萬日元了。
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