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組織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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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指出，通往噩夢般的&ldquo美麗新世界&rdquo，路程最短也最寬廣的一條路，就是人口的過剩和人口數量的不斷增長（目前是28億，到世紀之交是55億[1]），于是，絕大多數人不得不在無政府主義和極權統治之間做一個選擇。
但是迫使人類走向極權主義的原因，不僅僅是持續增加的人口對資源的壓力&mdash&mdash這種生物學上盲目的擴張是自由的敵人，還包括因為科技進步而壯大起來的諸多極其強大的力量&mdash&mdash我們對此甚至還沾沾自喜呢。
自然，需要補充的是，對這些進步我們有理由感到自豪，因它們皆源于人類的天才、勤奮、理智、想象、忘我，一言以蔽之，乃是人類道德與智力優勝的碩果，對此，我們隻有敬意。
但萬物難逃此理：有所得必有所失。
取得這些令人崇敬的、驚奇的成就，人類亦必須付出代價。
确實如此，可舉去年流行的洗衣機[2]為例，人們還在為它付出代價：每一期的分期付款都比前一期要高。
諸多曆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皆有妙文，深切關注因科技的進步，西方人已經付出和即将付出的種種代價。
比如，他們指出，在政治力量和經濟日益集中的社會裡，是基本不能指望民主生根發芽的，但是科技的進步恰恰導緻了權力的集中。
當機器大生産越來越高效，機器也就越來越複雜、昂貴，對資源有限的工廠主來說，他們很難采用此種生産方式；此外，機器大生産必須有龐大的物流系統做支撐，而龐大的物流系統運轉起來困難重重，隻有那些實力最為雄厚的生産商才能順利解決這些困難。
在機器大生産和龐大的物流系統主宰的世界裡，小人物們缺乏營運資本，在與大人物們的競争中，處于絕對劣勢，于是，他們不僅虧本，而且最終會丢掉獨立生産者的資格&mdash&mdash小魚終于被大魚貪婪地吞噬了。
随着小人物們銷聲匿迹，越來越多的經濟力量被越來越少的一群人掌控。
其中，在獨裁體制下，一個個财團通過推動科技進步和打壓小本經營者來日益壯大，其背後的控制者其實就是國家，也就是說，是一小撮黨派領袖、他們的跟班、政客以及文職官員在發号施令。
在資本主義民主社會裡，比如在美國，控制财團的人&mdash&mdash按賴特·米爾斯教授[3]的說法&mdash&mdash就是權力精英。
這些權力精英直接雇傭幾百萬勞動者，遍布于工廠、寫字樓、商店；又通過借貸使更多的人購買商品從而控制他們；再通過控制大衆傳媒，事實上影響了每個人的思想、情感和行為。
套用溫斯頓·丘吉爾的一句話：&ldquo從未見過如此之少的人以如此之手段操縱如此之多的人。
&rdquo如今，我們已然遠離當年傑斐遜[4]對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的理想，他以為，真正自由的社會理應由一個個自治的政治單元組成，由下而上自成體系：&ldquo由社區的基本共和體制，到郡縣的共和體制，到各州的共和體制，直到整個聯邦的共和體制，共同組成層級清晰的權力機構。
&rdquo 可我們已經看到，現代科技導緻政治、經濟力量的集中，也導緻社會被大财團和大政府所控制。
在極權國家中這種控制是無情的，而在民主國家中這種控制尚算得彬彬有禮，人們倒是不知不覺。
但是社會永遠都是由單個個體組成的，隻有當一個社會鼓勵個人發展其潛能，并幫助個人過上幸福、富有創造力的生活時，我們才會說這個社會運轉良好。
但是近年來的科技進步對個人又産生了怎樣的影響呢？一位哲學家兼精神病學家&mdash&mdash埃裡希·弗羅姆博士[5]給出了如下答案：今日的西方社會，雖然物質、智力、政治皆有所發展，卻不斷損害人心靈的健康，這一趨勢，削弱了個體内在的安全感、幸福感、理性和愛的能力，使人成為機器，這機器因人為的故障，心理疾病日益增多，被工作驅動陷入瘋狂，不停掩飾挫敗感，還裝出所謂的快樂。
&ldquo心理疾病日益增多&rdquo可以在各種神經官能症[6]中得到體現，這些症狀既常見又令人沮喪。
但弗羅姆博士說了，&ldquo我們千萬不要誤把精神健康定義成預防精神病症狀。
症狀并非我們的敵人，相反是我們的朋友，症狀存在之處，意味着存在沖突，沖突的存在，則意味着生命的力量仍在為其完整和幸福做抗争。
&rdquo反倒是在那些最正常的人群中隐伏着真正無藥可治的精神疾病患者。
&ldquo許多人看上去很正常，這是因為
但是迫使人類走向極權主義的原因，不僅僅是持續增加的人口對資源的壓力&mdash&mdash這種生物學上盲目的擴張是自由的敵人，還包括因為科技進步而壯大起來的諸多極其強大的力量&mdash&mdash我們對此甚至還沾沾自喜呢。
自然，需要補充的是，對這些進步我們有理由感到自豪，因它們皆源于人類的天才、勤奮、理智、想象、忘我，一言以蔽之，乃是人類道德與智力優勝的碩果，對此，我們隻有敬意。
但萬物難逃此理：有所得必有所失。
取得這些令人崇敬的、驚奇的成就，人類亦必須付出代價。
确實如此，可舉去年流行的洗衣機[2]為例，人們還在為它付出代價：每一期的分期付款都比前一期要高。
諸多曆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皆有妙文，深切關注因科技的進步，西方人已經付出和即将付出的種種代價。
比如，他們指出，在政治力量和經濟日益集中的社會裡，是基本不能指望民主生根發芽的，但是科技的進步恰恰導緻了權力的集中。
當機器大生産越來越高效，機器也就越來越複雜、昂貴，對資源有限的工廠主來說，他們很難采用此種生産方式；此外，機器大生産必須有龐大的物流系統做支撐，而龐大的物流系統運轉起來困難重重，隻有那些實力最為雄厚的生産商才能順利解決這些困難。
在機器大生産和龐大的物流系統主宰的世界裡，小人物們缺乏營運資本，在與大人物們的競争中，處于絕對劣勢，于是，他們不僅虧本，而且最終會丢掉獨立生産者的資格&mdash&mdash小魚終于被大魚貪婪地吞噬了。
随着小人物們銷聲匿迹，越來越多的經濟力量被越來越少的一群人掌控。
其中，在獨裁體制下，一個個财團通過推動科技進步和打壓小本經營者來日益壯大，其背後的控制者其實就是國家，也就是說，是一小撮黨派領袖、他們的跟班、政客以及文職官員在發号施令。
在資本主義民主社會裡，比如在美國，控制财團的人&mdash&mdash按賴特·米爾斯教授[3]的說法&mdash&mdash就是權力精英。
這些權力精英直接雇傭幾百萬勞動者，遍布于工廠、寫字樓、商店；又通過借貸使更多的人購買商品從而控制他們；再通過控制大衆傳媒，事實上影響了每個人的思想、情感和行為。
套用溫斯頓·丘吉爾的一句話：&ldquo從未見過如此之少的人以如此之手段操縱如此之多的人。
&rdquo如今，我們已然遠離當年傑斐遜[4]對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的理想，他以為，真正自由的社會理應由一個個自治的政治單元組成，由下而上自成體系：&ldquo由社區的基本共和體制，到郡縣的共和體制，到各州的共和體制，直到整個聯邦的共和體制，共同組成層級清晰的權力機構。
&rdquo 可我們已經看到，現代科技導緻政治、經濟力量的集中，也導緻社會被大财團和大政府所控制。
在極權國家中這種控制是無情的，而在民主國家中這種控制尚算得彬彬有禮，人們倒是不知不覺。
但是社會永遠都是由單個個體組成的，隻有當一個社會鼓勵個人發展其潛能，并幫助個人過上幸福、富有創造力的生活時，我們才會說這個社會運轉良好。
但是近年來的科技進步對個人又産生了怎樣的影響呢？一位哲學家兼精神病學家&mdash&mdash埃裡希·弗羅姆博士[5]給出了如下答案：今日的西方社會，雖然物質、智力、政治皆有所發展，卻不斷損害人心靈的健康，這一趨勢，削弱了個體内在的安全感、幸福感、理性和愛的能力，使人成為機器，這機器因人為的故障，心理疾病日益增多，被工作驅動陷入瘋狂，不停掩飾挫敗感，還裝出所謂的快樂。
&ldquo心理疾病日益增多&rdquo可以在各種神經官能症[6]中得到體現，這些症狀既常見又令人沮喪。
但弗羅姆博士說了，&ldquo我們千萬不要誤把精神健康定義成預防精神病症狀。
症狀并非我們的敵人，相反是我們的朋友，症狀存在之處，意味着存在沖突，沖突的存在，則意味着生命的力量仍在為其完整和幸福做抗争。
&rdquo反倒是在那些最正常的人群中隐伏着真正無藥可治的精神疾病患者。
&ldquo許多人看上去很正常，這是因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