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奧爾格·福斯特爾 緻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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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當1792年法國人進駐美因茨時，格奧爾格·福斯特爾是當地選帝侯圖書館的管理員。
[1]他當時三十多歲。
在他身後是一段豐富多彩的人生：他在少年時就跟随他的父親參加了1772～1775年庫克（Cook）[2]的環球航行，也是在少年時就通過翻譯工作和臨時工作感受到了生存鬥争的艱辛。
接下來，在奔波在外的漫長歲月裡，福斯特爾就像比格爾（Bürger）、荷爾德林（Hölderlin）或者倫茨（Lenz）這些人一樣深刻地認識了他所處時代德意志知識分子的困苦。
[3]但是他的困境不是随便哪個小官邸裡的家庭教師的困境，他的舞台是在歐洲，因此他命中注定幾乎是唯一一位從根本上去理解歐羅巴對現狀之答複&mdash&mdash這一答複由這些現狀所推動&mdash&mdash的德國人。
他以美因茨城代表的身份在1793年去了巴黎，并在德國人重新奪回美因茨而且将他驅逐從而阻斷了他的回國之路後，在巴黎待到了1794年1月去世。
人們有時從他在巴黎寫的信件中挑選段落編輯出版。
但是，如此所為收效甚微。
因為，不僅這些信作為一組在德國書信文學中幾乎找不到同類的信函系列是一個統一體，而且幾乎每封單獨的信件都是一個整體，從起首語到落款都是源源不斷的、來自一種直至生命邊緣之完滿體驗的傾吐。
在當時，像福斯特爾那樣的人很難領會革命自由為何物以及它如何深深地依賴于貧困，沒有人像他那樣表述：&ldquo我再也沒有家鄉、沒有祖國、沒有親朋好友，所有之前眷戀着我的一切，為了接受别的關系都棄我而去。
而當我思及過去并且還自認為與此相關時，這純粹就是我的選擇和我的想象力，而非局勢的強迫。
我命運中美好幸福的轉變能夠給予我很多；糟糕的那些無法從我這裡奪走一切，除了當我無力再支付郵資時，奪走我寫這些信的樂趣。
&rdquo[4] 巴黎，1793年4月8日 我的愛人，為了給你寫信，我不再等待你新的來信。
但願我知道，你是心平氣和的。
我對有可能降臨在我身上的一切完全從容不迫、保持鎮靜。
首先，因為美因茨被封鎖了，為此并非所有一切都丢失了。
隻是，如果我永遠無法再看到我在那裡擁有的一切中的一張紙，那麼它們就不應當擾亂我。
這次失敗最初令人痛苦的印象已經過去了，在我通過屈斯蒂納（Custine）[5] 福斯特爾 J.H.W.蒂施柏恩（J.H.W.Tischbein）繪 有了舉措去盡可能地解救任何能夠被解救之物後，我現在不再想它。
倘若我隻是忠于我自己，那麼我确實想要為你們如此努力工作，從而使得不久之後一切都能得到彌補。
然而，我微薄的财産價值不多于300卡洛林（Carolin）[6]，因為那些我花費在紙張、圖畫和書籍上的錢，我完全不想去計算。
我身處這個地球上的小地方，在這裡，有點兒勞動的良好意願與能力的人不必為面包而擔心。
我的兩位同來的代表已經在此更加感到身體不适。
在此期間我們還是拿到了餐費，直到我們以另一種方式得到照料。
長久以來我已經試圖讓自己習慣于日複一日地生活，并且不再試圖去醞釀樂觀的希望；我覺得這在哲學上是真實的，并且正在其中取得進步。
我也相信，如果我們在此不錯過任何使我們得以脫身和保障我們處境安全的事物，那麼這就是我們還能夠始終帶着風度且獨立地保有的唯一之物。
一切在遠處看上去與人們在更近距離下觀察到的不同。
在此，我心裡不禁格外想到這句老生常談。
我依然堅定地眷戀着我的原則，隻是我覺得隻有極少數的人忠于它們。
盲目且狂熱的憤怒、瘋狂的黨派信仰以及迅速的沸騰就是一切，這絕不會得到理智而平和的結果。
一方面，我發現了沒有勇氣和力量的洞見與天賦；另一方面，我發現了一種物理能，它由無知所引導，隻在那些症結必須真正被擊碎之處才有所裨益。
人們往往應該解開這個結，但是卻擊碎了它。
一切都處在極端中。
我當然并不認為敵人會獲得成功，但是如果必須始終徹底反抗的話，民族最終也會變得疲憊不堪。
這取決于，誰忍受得最持久。
如果法國現在不貫徹它的意圖，那麼歐洲的專制就不得不變得完全令人無法忍受，這一想法總是令我如此憤慨，以至于我能夠不隔離于所有對道德、法律和正義的信仰之外去看待它，并且比起有可能看到那個希望的破滅，我甯願對所有這一切都不抱希望。
鎮靜的頭腦在這裡是少數，或者他們隐藏了起來。
民族是&mdash&mdash它過去始終是&mdash&mdash輕率且多變的，缺乏穩固性、缺乏溫情、缺乏愛、缺乏真理：隻不過是大腦和幻想，沒有心靈和知覺。
它用這一切完成創舉，因為正是這種令人戰栗的狂熱給了他們（法國人）永遠的騷動和所有高尚倡議的光亮，但是那裡存在的隻是觀念的狂熱而非對問題的感覺。
我還沒有去過劇院，因為我太晚去用餐，以至于難得能這樣做；這
[1]他當時三十多歲。
在他身後是一段豐富多彩的人生：他在少年時就跟随他的父親參加了1772～1775年庫克（Cook）[2]的環球航行，也是在少年時就通過翻譯工作和臨時工作感受到了生存鬥争的艱辛。
接下來，在奔波在外的漫長歲月裡，福斯特爾就像比格爾（Bürger）、荷爾德林（Hölderlin）或者倫茨（Lenz）這些人一樣深刻地認識了他所處時代德意志知識分子的困苦。
[3]但是他的困境不是随便哪個小官邸裡的家庭教師的困境，他的舞台是在歐洲，因此他命中注定幾乎是唯一一位從根本上去理解歐羅巴對現狀之答複&mdash&mdash這一答複由這些現狀所推動&mdash&mdash的德國人。
他以美因茨城代表的身份在1793年去了巴黎，并在德國人重新奪回美因茨而且将他驅逐從而阻斷了他的回國之路後，在巴黎待到了1794年1月去世。
人們有時從他在巴黎寫的信件中挑選段落編輯出版。
但是，如此所為收效甚微。
因為，不僅這些信作為一組在德國書信文學中幾乎找不到同類的信函系列是一個統一體，而且幾乎每封單獨的信件都是一個整體，從起首語到落款都是源源不斷的、來自一種直至生命邊緣之完滿體驗的傾吐。
在當時，像福斯特爾那樣的人很難領會革命自由為何物以及它如何深深地依賴于貧困，沒有人像他那樣表述：&ldquo我再也沒有家鄉、沒有祖國、沒有親朋好友，所有之前眷戀着我的一切，為了接受别的關系都棄我而去。
而當我思及過去并且還自認為與此相關時，這純粹就是我的選擇和我的想象力，而非局勢的強迫。
我命運中美好幸福的轉變能夠給予我很多；糟糕的那些無法從我這裡奪走一切，除了當我無力再支付郵資時，奪走我寫這些信的樂趣。
&rdquo[4] 巴黎，1793年4月8日 我的愛人，為了給你寫信，我不再等待你新的來信。
但願我知道，你是心平氣和的。
我對有可能降臨在我身上的一切完全從容不迫、保持鎮靜。
首先，因為美因茨被封鎖了，為此并非所有一切都丢失了。
隻是，如果我永遠無法再看到我在那裡擁有的一切中的一張紙，那麼它們就不應當擾亂我。
這次失敗最初令人痛苦的印象已經過去了，在我通過屈斯蒂納（Custine）[5] 福斯特爾 J.H.W.蒂施柏恩（J.H.W.Tischbein）繪 有了舉措去盡可能地解救任何能夠被解救之物後，我現在不再想它。
倘若我隻是忠于我自己，那麼我确實想要為你們如此努力工作，從而使得不久之後一切都能得到彌補。
然而，我微薄的财産價值不多于300卡洛林（Carolin）[6]，因為那些我花費在紙張、圖畫和書籍上的錢，我完全不想去計算。
我身處這個地球上的小地方，在這裡，有點兒勞動的良好意願與能力的人不必為面包而擔心。
我的兩位同來的代表已經在此更加感到身體不适。
在此期間我們還是拿到了餐費，直到我們以另一種方式得到照料。
長久以來我已經試圖讓自己習慣于日複一日地生活，并且不再試圖去醞釀樂觀的希望；我覺得這在哲學上是真實的，并且正在其中取得進步。
我也相信，如果我們在此不錯過任何使我們得以脫身和保障我們處境安全的事物，那麼這就是我們還能夠始終帶着風度且獨立地保有的唯一之物。
一切在遠處看上去與人們在更近距離下觀察到的不同。
在此，我心裡不禁格外想到這句老生常談。
我依然堅定地眷戀着我的原則，隻是我覺得隻有極少數的人忠于它們。
盲目且狂熱的憤怒、瘋狂的黨派信仰以及迅速的沸騰就是一切，這絕不會得到理智而平和的結果。
一方面，我發現了沒有勇氣和力量的洞見與天賦；另一方面，我發現了一種物理能，它由無知所引導，隻在那些症結必須真正被擊碎之處才有所裨益。
人們往往應該解開這個結，但是卻擊碎了它。
一切都處在極端中。
我當然并不認為敵人會獲得成功，但是如果必須始終徹底反抗的話，民族最終也會變得疲憊不堪。
這取決于，誰忍受得最持久。
如果法國現在不貫徹它的意圖，那麼歐洲的專制就不得不變得完全令人無法忍受，這一想法總是令我如此憤慨，以至于我能夠不隔離于所有對道德、法律和正義的信仰之外去看待它，并且比起有可能看到那個希望的破滅，我甯願對所有這一切都不抱希望。
鎮靜的頭腦在這裡是少數，或者他們隐藏了起來。
民族是&mdash&mdash它過去始終是&mdash&mdash輕率且多變的，缺乏穩固性、缺乏溫情、缺乏愛、缺乏真理：隻不過是大腦和幻想，沒有心靈和知覺。
它用這一切完成創舉，因為正是這種令人戰栗的狂熱給了他們（法國人）永遠的騷動和所有高尚倡議的光亮，但是那裡存在的隻是觀念的狂熱而非對問題的感覺。
我還沒有去過劇院，因為我太晚去用餐，以至于難得能這樣做；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