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本人性的詞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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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了&rdquo[23]。
1932年1月，當本雅明有機會在電台略微透露一點兒他所評論的《書信》之合集的隐秘細節時，他曾說，在這一出版系列之初，有的&ldquo幾乎實在不比一個&rdquo純粹&ldquo突然冒出來的想法更多&rdquo，有的是&mdash&mdash如果人們願意這樣想的話&mdash&mdash&ldquo一種情緒&rdquo[24]。
究竟是什麼給了他對這些舊日文獻的指示，他仍然以何種意圖追尋着它們，這些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從一個文本到另一個文本逐漸領悟出來的。
這聽起來簡直像是說《書信》完全是毫無前提地形成的。
然而無論如何，之後的《德意志人》有它的曆史：尤其像此處尚未提及的1939年的選集《一七八九年的德意志人》（Allemandsdequatre-vingt-neuf）證明的那樣[25]，有一段甚至回溯至深遠的前史，也有一段後史。
令本雅明最終能夠信心十足地着手從事一個廣闊得無法預估的題材的，是十分不同的事物：他在求學期間已經體驗到創造性的沖擊。
沿着書信往來的紅線策劃的主要是選集、書信出版物和生平描繪類的讀物、與朋友們的讨論、關于&ldquo選集&rdquo樣式的綱領性思考、對&ldquo信件&rdquo種類的曆史性的翻新以及特别是&mdash&mdash就像人們可能出于簡單而允許稱呼它的那樣&mdash&mdash&ldquo選集練習曲&rdquo，就是所有先于《德意志人》的短小和大型的選集。
隻要努力一下親自去追查那些在《書信》或者《德意志人》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最不顯眼的痕迹，就首先會遇到曆史學家和哲學家庫爾特·布賴西希（KurtBreysig）的若幹大學課程。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布賴西希在柏林大學上練習課，&ldquo挑選的&rdquo[26]或者&ldquo精選的17、18和19世紀知名德意志人之生活史的文獻、信件與大事記&rdquo[27]在課堂上被閱讀和講解。
在這裡，本雅明更加近距離地接觸到了一份文獻資料，他自己的選集最終也應是從這當中汲取養料：他接觸到了被忽視的、生僻的、令人費解的、被忘卻的和下落不明的文本。
或者，在此用針對這些課程的稍後一次活動上的話來說：他接觸到了&ldquo在經典的高峰之間&rdquo的&ldquo匿名的或者毫不引人注目的&rdquo原始資料[28]，它們&ldquo在書信往來和紀念性演講、日記和編年史中豐富地流淌&rdquo卻&ldquo不大随手可取&rdquo[29]。
此外，本雅明在這些研讨課中學會了對傳統進行逆向梳理。
因為布賴西希的練習課也從他提供的&mdash&mdash包括所有面向軍隊統帥和行軍隊伍的講授課在内的&mdash&mdash其餘課程之&ldquo華麗的粗暴&rdquo[30]中凸顯出來，這些練習課已經通過它們的題材選擇明确地與（好戰的）時代精神交戰。
正如自傳體著述、更小型的出版物、做了筆記計劃好但仍未付諸實施的選集以及本雅明鑽研的與《德意志人》相關的極多文獻所證明的那樣，他終其一生是一位簡直狂熱的信件與書信中生平描繪的閱讀者。
從歌德時代直到他自己的當下、再到羅莎·盧森堡（RosaLuxemburg）的《獄中書簡》（BriefenausdemGefängnis）[31]，他幾乎沒有遺漏一篇這種形式重要的或者至少值得注意的發表物。
在一定意義上，對選集而言，情況也大緻相同。
他早就知道像由晚期納粹理論家威爾·費斯佩爾（WillVesper）主編的套書《德國詩歌八百年之成果》（ErnteausachtJahrhundertendeutscherLyrik）[32]那樣的流行&ldquo文選&rdquo[33]，一如他了解（和評價）不萊梅出版社那些值得稱道的選集&mdash&mdash例如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HugovonHofmannsthal）的四卷本《德語小說家》（DeutscheErzähler）[34]或者他的數次再版的《德語讀本》（DeutschesLesebuch）[35]。
此外，他還間或&mdash&mdash有時十分詳盡且從根本上&mdash&mdash對選集加以評論：那種新型的法國散文[36]、瑞士詩歌[37]和（挪威）教學選集[38]，特别是魯道夫·博爾夏特（RudolfBorchardt）的文集《風景中的德國人》（DerDeutscheinderLandschaft）[39]，對其的評論[40]在私下成功地成為了他自己綱領性的表态。
隻要把本雅明先于《德意志人》的選集中的導言和評論作為連貫的文本來閱讀一遍，就能毫不費力地知曉在挑選、布局和語言塑造方面本雅明無疑最為重要的選集也依據的（幾乎）所有準則。
發掘下落不明之物、被忽視之物和被遺忘之物，練習短小簡潔和&ldquo寫得簡明扼要&rdquo（stiluslaconicus）或者&ldquo表述得簡潔明了&rdquo（laconicedicere）意義上的言簡意赅，反抗一種可疑的教育認識（用對教育素材的&ldquo使用&rdquo來取代對其的純粹積累），使讀者的&ldquo耳朵&rdquo敏感地&ldquo獲取&rdquo很少能聽到或者很久沒有再聽見過的&ldquo聲音&rdquo[41]，在語言和結構的塑造上保持謹慎，确立與當下的聯系以及塑造每個文本所特有的各自決定性的&ldquo姿态&rdquo：這些與其他種種就是選集的一種實體理論的拼圖塊，該理論剩餘的部分從筆記、信函和大綱中，從電台演講《沿着舊書信的痕迹》（AufderSpuralterBriefe）[42]中以及從本雅明的若幹評論中外推出來。
本雅明區分了選集的三種類型：一種是&ldquo精英文學之文獻資料&rdquo，其編排&mdash&mdash&ldquo無論是否坦率地說&rdquo&mdash&mdash根據&ldquo規範&rdquo的準則而進行，并且，假如它們作為妥善構思的整體呈現出來的話，那麼它們會激起特别的興趣。
反之，&ldquo第二種也是較為罕見的種類&rdquo則設定了&ldquo純粹提供信息的目的&rdquo，因此它們的編者大多保持&ldquo匿名&rdquo。
最後，第三種&ldquo最為常見但是（最）令人不快&rdquo的類别代表了&ldquo一種無創造性的觀點與提供信息的觀點之間模糊的交融&rdquo，一位分外之人試圖憑此&ldquo讓他無用的消遣&hellip&hellip在面對讀者時變得有趣&rdquo[43]。
本雅明認為隻有第一種類型是令人稱道且值得效仿的，與此同時他對一些具體的榜樣記憶猶新：尤其是不萊梅出版社的選集。
令他對這些文集印象深刻的，是它們的完整性，這種完整性讓它們踏入了&ldquo與迄今為止已經存在于這種形式中的幾乎所有的一切&rdquo相反的、&ldquo最令人愉快的對立面&rdquo。
當&ldquo平常的選集&rdquo總是帶有&ldquo對原始庫存&hellip&hellip加以掠奪的污點&rdquo時，由于這些選集把搜集的文本&ldquo與一種全新的形象，一種重要意義&rdquo相配合&mdash&mdash&ldquo這種重要意義這時不是抽象意義上的&lsquo曆史性&rsquo，而是舊事物直接的，盡管更為深思熟慮、更為設防牢固的繼續繁榮&rdquo&mdash&mdash因此&ldquo一份顯而易見的幸運&rdquo落在它們上面。
&ldquo原始文獻本身的作用&rdquo在它們中顯現出來，沒有什麼有助于&ldquo它們教育上的抽象概括&rdquo，而且它們吸入的是&ldquo精神&rdquo。
正如本雅明贊同地引用博爾夏特的一段評論，這種類型的文集&ldquo并非客觀&rdquo，不是&ldquo把對象不管時間、不管風格、沒有意願并且歸根結底沒有動機地穿成一串&rdquo。
更确切地說，&ldquo在它們身上，動機與時間、意願與風格&hellip&hellip持續不斷地在默默工作&rdquo。
在這類文集中，事物&ldquo從未&hellip&hellip具體地&rdquo被傳授，&ldquo而是一再隻有事物的形态被形象地傳授，隻有事物在穿過互相關聯不可分割的精神時變化着地感受到
1932年1月，當本雅明有機會在電台略微透露一點兒他所評論的《書信》之合集的隐秘細節時，他曾說，在這一出版系列之初，有的&ldquo幾乎實在不比一個&rdquo純粹&ldquo突然冒出來的想法更多&rdquo，有的是&mdash&mdash如果人們願意這樣想的話&mdash&mdash&ldquo一種情緒&rdquo[24]。
究竟是什麼給了他對這些舊日文獻的指示，他仍然以何種意圖追尋着它們，這些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從一個文本到另一個文本逐漸領悟出來的。
這聽起來簡直像是說《書信》完全是毫無前提地形成的。
然而無論如何，之後的《德意志人》有它的曆史：尤其像此處尚未提及的1939年的選集《一七八九年的德意志人》（Allemandsdequatre-vingt-neuf）證明的那樣[25]，有一段甚至回溯至深遠的前史，也有一段後史。
令本雅明最終能夠信心十足地着手從事一個廣闊得無法預估的題材的，是十分不同的事物：他在求學期間已經體驗到創造性的沖擊。
沿着書信往來的紅線策劃的主要是選集、書信出版物和生平描繪類的讀物、與朋友們的讨論、關于&ldquo選集&rdquo樣式的綱領性思考、對&ldquo信件&rdquo種類的曆史性的翻新以及特别是&mdash&mdash就像人們可能出于簡單而允許稱呼它的那樣&mdash&mdash&ldquo選集練習曲&rdquo，就是所有先于《德意志人》的短小和大型的選集。
隻要努力一下親自去追查那些在《書信》或者《德意志人》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最不顯眼的痕迹，就首先會遇到曆史學家和哲學家庫爾特·布賴西希（KurtBreysig）的若幹大學課程。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布賴西希在柏林大學上練習課，&ldquo挑選的&rdquo[26]或者&ldquo精選的17、18和19世紀知名德意志人之生活史的文獻、信件與大事記&rdquo[27]在課堂上被閱讀和講解。
在這裡，本雅明更加近距離地接觸到了一份文獻資料，他自己的選集最終也應是從這當中汲取養料：他接觸到了被忽視的、生僻的、令人費解的、被忘卻的和下落不明的文本。
或者，在此用針對這些課程的稍後一次活動上的話來說：他接觸到了&ldquo在經典的高峰之間&rdquo的&ldquo匿名的或者毫不引人注目的&rdquo原始資料[28]，它們&ldquo在書信往來和紀念性演講、日記和編年史中豐富地流淌&rdquo卻&ldquo不大随手可取&rdquo[29]。
此外，本雅明在這些研讨課中學會了對傳統進行逆向梳理。
因為布賴西希的練習課也從他提供的&mdash&mdash包括所有面向軍隊統帥和行軍隊伍的講授課在内的&mdash&mdash其餘課程之&ldquo華麗的粗暴&rdquo[30]中凸顯出來，這些練習課已經通過它們的題材選擇明确地與（好戰的）時代精神交戰。
正如自傳體著述、更小型的出版物、做了筆記計劃好但仍未付諸實施的選集以及本雅明鑽研的與《德意志人》相關的極多文獻所證明的那樣，他終其一生是一位簡直狂熱的信件與書信中生平描繪的閱讀者。
從歌德時代直到他自己的當下、再到羅莎·盧森堡（RosaLuxemburg）的《獄中書簡》（BriefenausdemGefängnis）[31]，他幾乎沒有遺漏一篇這種形式重要的或者至少值得注意的發表物。
在一定意義上，對選集而言，情況也大緻相同。
他早就知道像由晚期納粹理論家威爾·費斯佩爾（WillVesper）主編的套書《德國詩歌八百年之成果》（ErnteausachtJahrhundertendeutscherLyrik）[32]那樣的流行&ldquo文選&rdquo[33]，一如他了解（和評價）不萊梅出版社那些值得稱道的選集&mdash&mdash例如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HugovonHofmannsthal）的四卷本《德語小說家》（DeutscheErzähler）[34]或者他的數次再版的《德語讀本》（DeutschesLesebuch）[35]。
此外，他還間或&mdash&mdash有時十分詳盡且從根本上&mdash&mdash對選集加以評論：那種新型的法國散文[36]、瑞士詩歌[37]和（挪威）教學選集[38]，特别是魯道夫·博爾夏特（RudolfBorchardt）的文集《風景中的德國人》（DerDeutscheinderLandschaft）[39]，對其的評論[40]在私下成功地成為了他自己綱領性的表态。
隻要把本雅明先于《德意志人》的選集中的導言和評論作為連貫的文本來閱讀一遍，就能毫不費力地知曉在挑選、布局和語言塑造方面本雅明無疑最為重要的選集也依據的（幾乎）所有準則。
發掘下落不明之物、被忽視之物和被遺忘之物，練習短小簡潔和&ldquo寫得簡明扼要&rdquo（stiluslaconicus）或者&ldquo表述得簡潔明了&rdquo（laconicedicere）意義上的言簡意赅，反抗一種可疑的教育認識（用對教育素材的&ldquo使用&rdquo來取代對其的純粹積累），使讀者的&ldquo耳朵&rdquo敏感地&ldquo獲取&rdquo很少能聽到或者很久沒有再聽見過的&ldquo聲音&rdquo[41]，在語言和結構的塑造上保持謹慎，确立與當下的聯系以及塑造每個文本所特有的各自決定性的&ldquo姿态&rdquo：這些與其他種種就是選集的一種實體理論的拼圖塊，該理論剩餘的部分從筆記、信函和大綱中，從電台演講《沿着舊書信的痕迹》（AufderSpuralterBriefe）[42]中以及從本雅明的若幹評論中外推出來。
本雅明區分了選集的三種類型：一種是&ldquo精英文學之文獻資料&rdquo，其編排&mdash&mdash&ldquo無論是否坦率地說&rdquo&mdash&mdash根據&ldquo規範&rdquo的準則而進行，并且，假如它們作為妥善構思的整體呈現出來的話，那麼它們會激起特别的興趣。
反之，&ldquo第二種也是較為罕見的種類&rdquo則設定了&ldquo純粹提供信息的目的&rdquo，因此它們的編者大多保持&ldquo匿名&rdquo。
最後，第三種&ldquo最為常見但是（最）令人不快&rdquo的類别代表了&ldquo一種無創造性的觀點與提供信息的觀點之間模糊的交融&rdquo，一位分外之人試圖憑此&ldquo讓他無用的消遣&hellip&hellip在面對讀者時變得有趣&rdquo[43]。
本雅明認為隻有第一種類型是令人稱道且值得效仿的，與此同時他對一些具體的榜樣記憶猶新：尤其是不萊梅出版社的選集。
令他對這些文集印象深刻的，是它們的完整性，這種完整性讓它們踏入了&ldquo與迄今為止已經存在于這種形式中的幾乎所有的一切&rdquo相反的、&ldquo最令人愉快的對立面&rdquo。
當&ldquo平常的選集&rdquo總是帶有&ldquo對原始庫存&hellip&hellip加以掠奪的污點&rdquo時，由于這些選集把搜集的文本&ldquo與一種全新的形象，一種重要意義&rdquo相配合&mdash&mdash&ldquo這種重要意義這時不是抽象意義上的&lsquo曆史性&rsquo，而是舊事物直接的，盡管更為深思熟慮、更為設防牢固的繼續繁榮&rdquo&mdash&mdash因此&ldquo一份顯而易見的幸運&rdquo落在它們上面。
&ldquo原始文獻本身的作用&rdquo在它們中顯現出來，沒有什麼有助于&ldquo它們教育上的抽象概括&rdquo，而且它們吸入的是&ldquo精神&rdquo。
正如本雅明贊同地引用博爾夏特的一段評論，這種類型的文集&ldquo并非客觀&rdquo，不是&ldquo把對象不管時間、不管風格、沒有意願并且歸根結底沒有動機地穿成一串&rdquo。
更确切地說，&ldquo在它們身上，動機與時間、意願與風格&hellip&hellip持續不斷地在默默工作&rdquo。
在這類文集中，事物&ldquo從未&hellip&hellip具體地&rdquo被傳授，&ldquo而是一再隻有事物的形态被形象地傳授，隻有事物在穿過互相關聯不可分割的精神時變化着地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