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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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結婚，說到至少一起旅行一次。
阿絲雅說，沒有哪個城市像柏林那樣令她難以割舍，這是否與我有關？我們一起坐雪橇去拉赫林家。
特韋爾斯卡娅大街的雪已不多，雪橇駛不快。
因此，倒不如走旁邊的小街巷。
雪橇走了一條我不認識的路，我們經過一家浴室，看到了莫斯科偏僻、神秘的一角。
阿絲雅給我講了俄羅斯浴室的情況。
我原本就已知道它們其實就是賣淫場所，就像中世紀德國的浴室一樣。
我給她講了馬賽的情況。
我們十點不到就到了拉赫林家，無客來訪。
這是一個美好、安甯的夜晚。
拉赫林事無巨細地講了檔案館裡的情況。
其中講到他們在沙皇家族部分成員的通信中發現了加密的色情内容，露骨至極，難以描述。
我們就此讨論這些内容該不該發表。
我意識到賴希所做的聰明的評價确乎真理：他将拉赫林和瑪尼娅歸于共産黨裡的&ldquo道德&rdquo一派，這些人總是保持中間的立場，從來就看不到有真正的&ldquo政治&rdquo立場的可能性。
我緊挨着阿絲雅坐在那張大沙發上。
有牛奶甜羹和茶。
十一點三刻左右我離開了。
夜裡的天氣也出奇地暖和。
1月29日 這天幾乎事事都不順利。
上午十一點左右我到了巴塞基那裡，沒料到他居然已經醒了，正在工作。
不過，我照樣還是免不了要等。
這回是因為他的郵件不知道放哪兒了，等到找到時已經耽誤了至少半個小時。
接着還要等他打完字，期間他像平常一樣給我看了一些最新的社論的手稿。
總而言之，離境手續原本就很麻煩，再加上這樣的辦理方式就更費事了。
這幾天來我得出了結論，格内丁讓我在莫斯科将行李報關簡直是個馊主意。
他的建議使我深陷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與刁難之中，想到他時，那條往日出行的座右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令我深有感觸：決不要把不請自說的人的建議當回事。
當然還要補充說明一個實際經驗，即你既然已經（和我一樣）把自己的事情托付于人，你就得嚴格按照人家的建議辦事。
可是，就在我離境前的最後那個關鍵的日子，巴塞基卻把我撂下不管了，緻使我費了好一番周折才于2月1日，就在我離境的幾個小時前，和他給我安排的仆從一起辦妥了行李的托運。
這天上午幾乎一事無成。
我們去民警機關取了我的護照和出境簽證。
我直到後來才想起這天是周六，海關不可能在一點以後還辦公，但為時已晚。
當我們最終到達&ldquo人民外交委員會&rdquo時，時間已過兩點。
因為我們沿着彼得羅夫卡大街一路悠然地走着，接着還去了波修瓦大劇院的行政大樓，通過巴塞基的介紹他們答應給我周日的芭蕾舞票，最後還去了趟國家銀行。
當我們兩點半左右終于到達卡蘭切夫斯卡娅廣場時，被告知海關官員們剛剛離開。
我和巴塞基一起坐上了一輛小汽車，讓司機在一個公交車站把我放下，我要坐車去拉赫林家。
我們約好了兩點半由我去接她，和她一起去列甯山。
她和阿絲雅在家。
我弄到了芭蕾舞票的消息并沒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樣令阿絲雅感到開心。
她說，要能弄到周一的票才好。
周一大劇院将上演《欽差大臣》。
上午辦事不順利使我既疲憊又惱火，我懶得理睬她。
這期間，拉赫林邀請我散步回來後在她家吃飯。
我答應了，并确認了阿絲雅到時候也還在。
可是，這次散步的情況是這樣的：在住所附近，我們眼看着一輛電車從眼皮子底下經過。
我們便朝着革命廣場的方向走去&mdash&mdash也許拉赫林是想去那裡等車，因為那裡的線路要多一些。
可我不知道。
走幾步路我倒不覺得累，隻是與她交談起來很費勁，稀裡糊塗，似懂非懂，充滿了誤解。
當她問我是否敢跳上一輛正從我們身邊經過的有軌電車時，我疲憊無力地回答說&ldquo好吧&rdquo。
這其實是我的錯，是我讓她注意那輛車的，否則，她肯定沒看到。
她踏上了車廂的平台，車子随即就加快了速度，我就在她旁邊追着車子跑了幾步，卻沒有跳上去。
她沖着我喊道：&ldquo我在那裡等您！&rdquo我于是慢慢地穿過紅場，朝着廣場中央的有軌電車站走去。
她肯定隻在那裡等了我一會兒工夫，因為等我到那裡時她已不在了。
事後才知道，她其實就在附近四下裡找我。
當時，我就站在那裡，搞不明白她可能會在什麼地方。
最後，我把她沖着我喊的話理解成她會在有軌電車的終點站等我，于是，我登上了那條線路的下一班車，坐了大概半個小時，線路相當直，穿過位于莫斯科河對岸的城區，直到終點站。
也許，我在内心深處是有意要獨自出行的。
事實情況是：與拉赫林一起出行，不管她要帶我去什麼地方，我都可能會覺得沒那麼惬意，會很累。
而此刻，我迫不得已且幾乎漫無目的地穿行于這座城市的一個全然陌生的區域，倒感到十分愉快。
直到現在我才發現莫斯科的一些郊區與那不勒斯的港口街巷是多麼相似。
我還看到了龐大的莫斯科無線電發射塔，其形狀與我在别處見過的都不同。
在有軌電車途經的公路右側不時出現幾座莊園，左側則是些堆棧和小屋，其餘大都是空闊的田野。
莫斯科所具有的鄉村氣息在這些郊外的馬路上突然毫無掩飾地、清楚而絕對地湧現出來。
或許也沒有哪個城市會像莫斯科這樣有着如村野般沒有定形的，仿佛始終被消解在惡劣的天氣、融化的冰雪或雨水裡的開闊的場地了。
就在這麼一片不屬于城區卻也算不上鄉村的曠野，道路止于一家小客棧門前。
拉赫林當然不在那裡。
我即刻坐車返回，隻剩下回家的力氣了，就沒有應邀去她那裡吃飯。
我沒吃午飯，隻吃了幾塊華夫餅。
我剛到家，拉赫林就打來電話。
我毫無理由地對她惡聲惡氣，采取着守勢，因此，當聽到她言語友善、忍讓時，我倍感驚喜、舒坦。
從她的話裡我首先明白了她不想在阿絲雅面前讓這件事顯得過于可笑。
不過，我還是拒絕了立刻去她那裡吃飯的請求。
我太累了。
我們約定，我七點再去。
最令我感到驚喜的是那裡隻有我、阿絲雅和她三個人。
我已記不清我們談了些什麼，隻能回想起我離開時&mdash&mdash拉赫林先走出了房門&mdash&mdash，阿絲雅給了我一個飛吻。
接着，我想在阿爾巴特廣場找家飯店吃點熱的東西，卻是白費勁。
我要的是湯，人家卻給我上了兩小片奶酪。
1月30日 我現補記一些關于莫斯科的情況，這是我回到柏林後才領悟到的（我在柏林自2月5日起陸續把這些日記寫完，從1月29日記起）。
對來自莫斯科的人來說，柏林是座死城。
街上的行人個個形單影隻，人人都與他人保持着極遠的距離，孤零零地置身于寬闊的大街上。
此外：當我從動物園火車站乘車去格魯納瓦爾特區時，我發現那個我所必經的地區像是被擦過、被刷過了似的，顯得過于幹淨、過于舒适。
城市及其居民的形象也是人們精神狀況的寫照：我看待這一切時所獲得的新眼光，是俄國之行的最不容置疑的成果。
盡管我對俄國的了解還是少之又少，但我所學到的是，憑着對俄國情況的有意識的了解來觀察和評價歐洲。
這是一個明智的歐洲人在俄國的首要任務。
因此，從另一方面來看，對外國來訪者而言，在俄國的逗留就是一塊精确的試金石。
每個人都被迫選擇并準确表明他的立場。
總的來說，在俄羅斯的經曆越偏狹、越私人化且與俄國的社會生活越不合拍的話，就越容易産生各種草率的理論。
誰若是深入地去了解俄國的情況，就不會立刻感到觸及了抽象的概念，相反，抽象的概念卻很容易進入歐洲人的腦海。
&mdash&mdash在我于莫斯科逗留的最後幾天，我覺得街上似乎又多了些出售彩紙工藝品的蒙古商販。
我看到一名男子&mdash&mdash不是蒙古人，是個俄國人&mdash&mdash除了賣籃子還賣蠟光紙做的小籠子，籠子裡關着紙做的小鳥。
不過，我也看到了一隻真正的白色鹦鹉：在米亞斯尼茨卡娅大街，它蹲在一隻籃子上，一個女人在籃子裡放了白色的棉麻織物，正在向路人兜售。
&mdash&mdash我還在别處的街頭看到過賣兒童秋千的。
那種常在大城市裡傳播令人難以抗拒之憂傷的鐘聲，在莫斯科幾乎聽不見。
這一點也是我回來後才意識到并學着去愛那鐘聲的。
&mdash&mdash我到達亞洛斯拉夫斯基火車站時，阿絲雅已經在那裡了。
我遲到了，因為周日早上沒有巴士，我隻得等了一刻鐘的有軌電車。
已經沒有時間吃早飯了。
白天，至少上午，是在心情抑郁中度過的。
直到從療養院回來的路上我才好好享受了一番乘坐雪橇的快樂。
天氣很暖和，太陽在我們背後。
當我把手放在阿絲雅的背上時，甚至能感覺到陽光的溫暖。
給我們駕雪橇的車夫是常給賴希駕雪橇的那人的兒子。
這一次我得知，沿途經過的那些迷人的小房子并非别墅，而是富裕的農家。
一路上阿絲雅非常開心，正因此，到達目的地後，她很是依依不舍。
溫暖的陽光下，孩子們在屋外融化的雪地裡玩耍，達佳不在他們中間。
他們去屋裡喊她。
達佳的臉上淚痕未幹，她穿着破舊的鞋襪，幾乎光着腳走下石階來到大廳。
原來，她沒有收到寄給她的一包襪子，而且，在過去的十四天裡，根本沒有人照料過她。
阿絲雅情緒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也沒法去和醫生交涉，盡管她有此打算。
她幾乎由始至終都挨着達佳坐在大廳裡的一張木椅子上，絕望地為她縫補着鞋襪。
不過，她後來又責怪自己去補那鞋子。
那雙便鞋已破舊不堪，無法為孩子保暖。
她擔心，他們還會讓達佳穿上這雙破鞋子，而不讓她穿像樣的鞋子或氈靴走路。
我們原本打算和達佳一起坐雪橇去轉悠五分鐘，卻沒能去成。
其他來探望的人都已走了很久，我們是最後的兩個。
阿絲雅還坐在那裡縫着，有人來喊達佳去吃飯。
我們離開了；阿絲雅絕望至極。
我們到達火車站時，一列火車剛開走沒幾分鐘，我們不得不等了幾乎整整一個小時。
我們就玩了好久&ldquo坐哪裡&rdquo的遊戲。
阿絲雅堅持要坐在一個我根本無法落座的地方。
待到她最後讓步時，我卻又固執起來，堅持待在選定的位置不動。
我們點了雞蛋、火腿，還要了茶。
返回途中，我談起了伊列什的劇作讓我想到的一個戲劇素材：将革命時期運送物資的故事（比如說給囚犯的給養）搬上舞台。
下了火車，我們坐雪橇去賴希那裡。
他已搬入新的住所。
阿絲雅也于次日搬了進去。
我們在樓上待了很久，等着吃飯。
賴希又向我問起了那篇關于人文主義的文章，我對他解釋說，在我看來，人們應該特别注意一點，即文人與學者這兩個原先統一的類型&mdash&mdash至少被統一為學者這一身份&mdash&mdash的分道揚镳恰與資産階級獲得真正的勝利而文人的地位日益下降的事實同時發生。
可以确定的是：在革命的準備時期，在那些最有影響力的文人身上，學者與詩人的身份至少是各占一半。
的确，學者的身份甚至有可能占得比重更大。
我開始覺得背疼了起來。
我在莫斯科的最後幾天，不斷地受到背疼的侵擾。
終于等來了飯菜，是女鄰居送來的。
非常可口。
飯後，我和阿絲雅離開了，我們先各自回去，約好晚上看芭蕾時碰頭。
從一個醉鬼身邊走過，他倒在大街上，抽着煙。
我把阿絲雅送上電車，然後自己坐車回旅館。
在旅館房裡，我看到了戲票。
晚上有斯特拉文斯基的《木偶的命運》和《精靈》&mdash&mdash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作曲家的芭蕾舞劇，還有裡姆斯基-柯薩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
我很早就到了，在大廳裡等着阿絲雅，想到這是我在莫斯科能與她單獨說說話的最後一晚，我隻希望能與她早早地坐進劇場，長久地等待幕布的開啟。
阿絲雅來晚了，不過我們尚能及時找到位子落座。
我倆身後坐着幾個德國人。
在我們一排有一對日本夫婦帶着兩個女兒，小姑娘們的頭發黑得發亮，梳着日本式的發辮。
我們坐在距離舞台的第七排。
在第二部芭蕾舞劇中，著名的、現已上了年紀的芭蕾舞女演員蓋爾澤登上了舞台，阿絲雅在奧廖爾時就認識她。
《精靈》是一部相當可笑的芭蕾舞劇，卻很能體現這家劇院慣有的風格。
這也許是尼古拉一世時期的作品。
觀看時所獲得的娛樂像極了遊行隊伍給人帶來的消遣。
最後是裡姆斯基-柯薩科夫的芭蕾舞劇，造作至極，一陣風似的就演完了。
有兩次休息的時間。
第一次休息時我和阿絲雅分開了，想去劇院門口拿一張節目單。
返回時我看到她正和一個男人站在牆邊說話。
當我後來聽阿絲雅說那人就是克諾林時，我惶恐地對自己說，我那麼盯着他看真是太不要臉了。
他總是執意稱阿絲雅為&ldquo你&rdquo，弄得阿絲雅沒辦法，隻得也以&ldquo你&rdquo相稱。
他問阿絲雅是不是一個人來的劇院，阿絲雅告訴他不是，她是和柏林的一位記者一起來的。
她曾經向他提起過我。
這晚，阿絲雅穿着新裙子，是用我送她的布料做的。
她肩上圍着黃色的披肩，是我從羅馬帶到裡加去送給她的那條。
她的臉上部分由于天生部分由于生病以及這天所受的刺激而呈現出一種黃色，沒有一點兒血色。
所以，她的整個外表是由三種十分接近的色調構成的。
看完演出後，我隻剩下與她商量第二天晚上該如何安排的時間了。
假如我真的要去特洛伊察郊遊的話，我肯定一整天都不在，因此，就隻剩下晚上的時間。
而她不想出門，因為她打算第三天一早再坐車去看達佳。
于是，我們說定，晚上我一定去找她。
就連這也是在匆忙中商定的。
還在說話的時候，阿絲雅就想跳上一輛電車，不過又放棄了。
我們站在劇院廣場上的人潮裡。
對她的不滿與對她的愛意在我的内心如疾風般劇烈地翻騰。
最後，我倆互道再見，她已站上了電車的平台，我則留在原地，猶豫着是否該随她跳上車去。
1月31日 30号我預訂了返程的車票，由此，我已不可更改地定于2月1日離境。
不過，最後必須要将行李報關。
于是，我按照約定于七點三刻到了巴塞基家，以便能與他及時到達海關，并且還能趕上十點鐘的火車。
事實上，火車要到十點半才開。
不過，我們沒能及時了解情況，因此，沒能充分利用這多出來的半個小時。
不過，幸虧有這半個小時的時間，我們最終才得以去特洛伊察郊遊。
因為，要是火車真的是十點鐘發車的話，我們壓根兒就趕不上。
辦理海關手續非常拖沓，真是折磨人，而且當天還沒辦完。
我當然還得付車錢。
這整個兒就是白忙活一場，因為人家根本沒在意那些玩具，我想，邊境上的情況肯定也與這裡差不多。
那名仆從也一起去了海關，他要在那裡取我的護照，随即還要坐車去波蘭領館取我的簽證。
總之：我們不僅趕上了那趟火車，而且還在車廂裡等了二十分鐘才開車。
不過，我不無氣惱地對自己說，我們本可以利用這段時間把報關手續辦完的。
不過，因為巴塞基已經怒不可遏了，我隻好不露聲色。
一路上枯燥乏味。
我忘了帶些東西來讀，睡了一段時間。
兩小時後我們到達了。
我還沒提想在那裡買些玩具。
我怕他失去耐心。
可這時我發現，我們一開始經過的就是一個玩具倉庫。
我連忙開了口，卻沒法說動他馬上和我一起到倉庫裡去。
我們的眼前是一個龐大的堡壘似的修道院建築群，地勢略高。
這一景象遠比我所估計的要宏偉得多。
其用于城市自衛的封閉性可能會令人想起阿西西的寺院，而我最先想到的卻是達豪，很奇怪。
在達豪，教堂坐落在高山上，俨然聳立于城市之巅的王冠，就像此地連綿的房屋中央聳立着一座大教堂的情形一樣。
這天的街頭一片死寂：修道院山腳下那一字排開的許多裁縫店、鐘表店、面包房和鞋匠鋪都關着門。
這裡也正是冬日裡最美好、最溫暖的天氣，隻是看不到太陽。
看到了那個玩具倉庫，我就想在這裡買些新的玩具，這成了我的首要願望，以至于我都沒有耐心好好參觀那些修道院裡的珍藏。
我和我自己所痛恨的那種遊客成了一個德性。
相形之下，我們的導遊倒是非常熱情。
他就是這座由修道院演變而來的博物館的館長。
我的急不可耐自然還有其他原因。
大多數的房間裡冰冷刺骨，我很可能就是在這一個小時的參觀過程中着了涼，患了重感冒，及至回到柏林，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博物館各個房間的玻璃匣裡珍藏着一件件珍貴的織物、金銀器皿、手稿和祈禱用品。
一位仆從走在我們前面，為我們揭去蒙在玻璃匣上的罩布。
最終，這些無窮無盡的珍寶叫人看得簡直有些麻木了，它們甚至挑起了參觀者的一種殘忍的心理。
此外，這些寶貝的真正的藝術價值往往隻有非常專業的内行才能識辨得出。
巴塞基卻是意猶未盡，他想飽覽&ldquo一切&rdquo，要把能看的一網打盡。
他甚至讓人帶他去了墓室，玻璃棺椁裡躺着修道院的創建人聖謝爾蓋的骸骨。
我無法一一列舉所看到的一切，哪怕隻是不完整地說出部分。
魯布洛夫的那幅名畫依牆而立，此畫已然成了這座修道院的标志。
後來，我們在參觀大教堂時就看到原先懸挂這幅聖像的地方現在已經空了。
為了使聖像得到更好的保存，它被人從那裡移走了。
大教堂的壁畫正遭受着嚴重的威脅。
由于沒有使用中央供暖設施，到了春天，牆壁就會突然升溫，于是，就形成了裂縫，濕氣就從裂縫裡滲透進來。
在一個壁櫃裡，我看到了一件巨大的、鍍了金的金屬外罩，周身鑲嵌着不計其數的寶石，這是後來有人捐贈給魯布洛夫的聖像的。
外罩上，天使們的身體唯一沒有被裝飾的是那些沒有衣物遮蔽的地方，即臉和手。
其餘部位都鍍了一層厚厚的金箔。
把模闆罩在畫面上時，天使的脖子和手臂看上去就像被壓進了沉重的鐵鍊，有點兒像戴着枷鎖受刑的中國犯人。
我們的參觀結束于導遊的房間。
這位老者結過婚，因為他把房裡牆上挂着的妻女的畫像指給我們看了。
現在，他獨自居住在這間寬敞、明亮的僧侶房内，與外界并非全然隔絕，因為有許多外國人會來參觀這座修道院。
一張小桌子上放着一包剛剛拆開的學術書籍，是從英國寄來的。
這裡也需要在留言簿上簽名。
看來，這一習俗在俄國的資産階級中間保持的時間比這裡還要長，至少，倘若我能由此得出結論的話，在希克家他也給我遞上了這麼一本簿子要求我簽名。
&mdash&mdash修道院本身的建築雄偉壯觀，遠勝于裡面所有的一切。
踏上這片四周為防禦設施所包圍的開闊的場地前，我們在修道院的大門口停下了腳步。
大門的左、右兩側各有一塊青銅闆，上面銘刻着該修道院曆史上的重大事件。
庭院中央聳立着一座洛可可風格的粉黃色教堂，周遭圍着些低矮的老房子，鮑裡斯·戈杜諾夫的陵寝就在其中。
與這座教堂相比，那些長排的生産與生活用房顯得更簡樸、更美觀，它們呈矩形布局，分布在這片開闊的大場地的四周。
其中，最漂亮的要數那幢彩色的大齋堂。
透過齋堂裡的窗戶往外看，既能看到這空曠的廣場，又能看到一個個豎井以及牆間的條條通道，好一座堡壘狀的石牆迷宮。
這裡曾經還有過一條地下通道。
在一次圍困中，兩位僧侶為了拯救修道院，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把地下通道炸毀了。
我們在一家位于修道院入口處斜對面的餐館吃了飯，要了開胃小菜、伏特加、湯和肉。
幾間大餐室裡都是人，有地道的俄羅斯鄉下人，還有從小城市來的人&mdash&mdash不久前剛剛宣布謝爾蓋耶夫成為一個市。
我們正吃着飯，來了一個商販，賣的是鐵絲框架。
那些框架能瞬時從一個燈罩變成一個盤子或水果籃，易如反掌。
巴塞基認為這是克羅地亞人玩兒的手藝，而當我看到這種難看的把戲時，我覺得心裡湧起了一個非常久遠的記憶。
我小時候，我父親肯定在某個避暑地（也許是在弗羅伊登施塔特？）買過類似的玩意兒。
吃飯的時候，巴塞基從侍者那裡打聽到了玩具商人的地址，我們随即就出發了。
可是，我們還沒走上十分鐘，巴塞基去問了一下路，得到的簡短答複令我們不得不往回走，正巧旁邊有一架空雪橇駛過，我們就坐了上去。
飯後走路讓我感到很累，我就懶得去問到底為什麼要返回。
看樣子，能确定的隻有一點，那就是我們最有可能在火車站附近的倉庫裡實現我的願望。
那兩間倉庫彼此緊挨着。
第一間裡放着木頭玩具。
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們把燈打開了，因為天色已暗。
正如我所料想的那樣，一個堆滿了木頭玩具的倉庫不可能向我展現多少新鮮的玩意兒。
我買了幾樣，與其說是我自願的，倒不如說是巴塞基慫恿的。
不過，我現在卻很高興這麼做了。
我們在這裡也浪費了時間，我不得不等了好久，他們才去附近把一張十盧布的錢換開來。
之後，我就不安地期待着去看那個紙玩具倉庫。
我擔心那裡也許已經關門了。
情況并非如此。
隻是，當我們興高采烈地到了那裡時，屋子裡面已經很黑了，而倉庫裡面卻沒有任何照明。
我們隻得憑着運氣站在架子上摸來摸去。
我不時擦亮一根火柴。
就這樣，我到手了一些非常漂亮的東西。
要不是這樣的話，我興許就得不到這些東西，因為我們當然沒法讓那人明白我要找的是什麼。
當我倆最終坐上雪橇時，每人手裡都有兩個大包裹&mdash&mdash除此之外，巴塞基還有一大堆從修道院買來的小冊子，他要弄些材料來寫篇文章。
火車站的餐廳裡燈光昏暗，我們又要了茶和小點以打發漫長的等待時間。
我很累，開始覺得有些不舒服。
這不免令我憂懼起來，因為我想到我在莫斯科還有很多事情要辦。
返程途中的情景很有意思。
車廂裡點着一盞燈，半路上燈裡的蠟燭被人偷了。
離我們的座位不遠有一個鐵皮爐子。
大塊大塊的木頭胡亂地躺在長椅下面。
不時會有一名工作人員走到一張座位旁，掀起座位，從敞開着的類似箱子的容器裡拿接下來要用的燃料。
八點鐘我們到了莫斯科。
這是我在莫斯科的最後一晚，巴塞基叫了一輛小汽車。
我讓司機在我住的旅館門口停一下，我得先把買來的玩具放下，還得急急忙忙地把一小時後要帶給賴希的手稿拿上。
在巴塞基家，向他的仆從交代了很長時間，我說好十一點半左右去接他。
随即，我坐上電車去賴希家，所幸猜對了該在哪一站下車，比預期的時間早到了。
我其實很想坐雪橇去，卻不可能：因為我既不知道賴希家所在的那條街的名字，也沒有在地圖上找到他家旁邊的那個廣場。
阿絲雅已經睡下了。
她說，她等了我好久，已不再指望我會來了。
要不然，她很想和我馬上出門，帶我去看一家她偶然走進的下等酒吧，就在附近。
不遠處還有一家浴室。
她是在走錯了路的情況下才發現這些地方的，她好不容易穿過了一個個院落和一條條小巷才找回家。
賴希也在房裡，他漸漸留起了胡子。
我實在累極了，阿絲雅又像往常那樣問一些神經兮兮的問題（比如她的小海綿什麼的），我明确向她強調我很累，态度也就變得粗暴起來。
好在這樣的情況很快就過去了。
我盡可能簡潔地說了說我去郊遊的情況。
接着就是委托我回柏林後要辦的事：給各種各樣的熟人打電話。
賴希後來出去了，留下我和阿絲雅單獨待了一會兒，他去聽廣播裡轉播的、在大劇院上演的《欽差大臣》，由契诃夫主演。
第二天早晨，阿絲雅要坐車去看達佳，我料想在我離開前肯定見不到她了。
我吻了她。
賴希進來後，阿絲雅就去隔壁房間聽廣播。
我沒有再待很久。
不過，我離開前還給他們看了我從修道院帶回來的明信片。
2月1日 早晨，我又去了一次常去的那家甜品店，點了咖啡，還吃了一個酥皮餡兒餅。
然後去了玩具博物館。
我預訂的照片沒有全部弄好。
對此，我并不介意，因為這麼一來，我就能得到一百盧布的退款（我預付了照片的錢），而此刻我正急需用錢。
我沒有在玩具博物館待很久，而是急忙坐車去了卡梅涅娃學院，去和尼曼博士告别，又從那裡坐雪橇去巴塞基家，再和他的仆從一起去了售票處，接着坐出租汽車去海關。
在那裡又得重新辦理各種手續，難以描述。
在一個收費窗口前，我等了二十分鐘。
裡面正在數着千元的鈔票。
整幢房子裡沒人願意換五盧布的鈔票。
我的箱子裡不僅裝着漂亮的玩具，而且還有我的全部手稿，因此，我務必得讓箱子也能上得了那趟我已買了車票的火車。
由于到了邊境處就得把箱子交出去，我就必須要在箱子到達邊境的時候在場。
終于辦成了。
不過，我又一次有了這樣的體會：人們的骨子裡還是奴性十足。
面對海關官員的種種刁難與冷淡，那位仆從簡直束手無策。
當我給了他一張十盧布的鈔票把他打發了之後，我松了一口氣。
緊張的情緒甚至又喚醒了我的背疼。
我很高興能有幾個小時的清淨。
我慢慢地沿着廣場上成排的售貨亭溜達着，又買了一包克裡米亞香煙，袋子是紅色的。
然後，在亞洛斯拉夫斯基火車站的餐廳裡點了一份午餐。
我還剩下足夠的錢，能給朵拉發一封電報，再給阿絲雅買一副多米諾骨牌。
我全神貫注地走着在這座城市的最後的這些路程，它們令我感到愉悅。
因為此刻，比起我在此地逗留的大多數時間，我能讓自己走更多的路。
将近三點，我又回到了旅館。
那個&ldquo瑞士人&rdquo告訴我，有位女士來過，她留下話說還會再來。
我走進房間，又馬上去樓上的賬房結賬。
我下樓時才發現寫字台上有一張阿絲雅留下的條子。
她在上面寫道：她等了我很久，還沒吃過東西，現在隔壁的餐館。
她要我去找她。
我急忙來到大街上，看見她正朝我迎面走來。
她隻吃了一塊肉，還餓着。
把她帶到我房裡去之前，我又跑到廣場上去給她買了橙子和甜點。
匆忙中我把房門鑰匙帶走了，阿絲雅就坐在前廳裡。
我問道：&ldquo你為什麼不進去？鑰匙插在門上呢！&rdquo她回答說：&ldquo沒有啊。
&rdquo我發現，她的微笑中流露出了難得的友善。
這一次，達佳的情況不錯。
阿絲雅同那位女醫生進行了一次嚴肅且富于成效的談話。
此刻，她躺在我房裡的床上，雖然疲倦，感覺卻很好。
我一會兒坐到她身邊；一會兒又坐到桌旁，給她在一個個信封上寫上我的地址；一會兒又走到箱子跟前，把我在前一天買的東西和玩具拿出來給她看。
她很感興趣。
然而，在此期間&mdash&mdash并非無緣無故，興許也是因為我太累了&mdash&mdash我感到眼淚快要奪眶而出了。
我們還商量了一些事情：我能否給她寫信之類。
我請她給我做一個放煙草的荷包，請她給我寫信。
最後，還隻剩下幾分鐘的時間了，我的聲音開始顫抖，阿絲雅發覺我在哭。
最後，她說：&ldquo别哭，否則我最後肯定也會哭，而我要是哭起來，就不會像你那麼快地停下來。
&rdquo我們緊緊相擁。
接着去樓上的櫃台，沒什麼事要辦（我不想等那位戴毛帽的蘇聯大兵）。
打掃房間的女服務員來了，我沒給小費就溜走了，提着箱子走出了旅館大門，阿絲雅跟在我身後，胳膊底下夾着賴希的大衣。
我馬上讓她叫了一架雪橇。
我正打算坐上去并且再次與她道過别時，我又讓她和我一起坐一程，直到特韋爾斯卡娅大街的拐角。
她在那裡下去了，雪橇已徐徐啟動，我再次當街拉過她的手貼在我的唇邊。
她久久地站着，揮着手。
我也從雪橇上向她揮着手。
她似乎轉身走了，我再也看不到她。
我懷抱着大箱子，流着淚，穿過暮色中的街道向火車站駛去。
阿絲雅說，沒有哪個城市像柏林那樣令她難以割舍，這是否與我有關？我們一起坐雪橇去拉赫林家。
特韋爾斯卡娅大街的雪已不多，雪橇駛不快。
因此，倒不如走旁邊的小街巷。
雪橇走了一條我不認識的路，我們經過一家浴室，看到了莫斯科偏僻、神秘的一角。
阿絲雅給我講了俄羅斯浴室的情況。
我原本就已知道它們其實就是賣淫場所，就像中世紀德國的浴室一樣。
我給她講了馬賽的情況。
我們十點不到就到了拉赫林家，無客來訪。
這是一個美好、安甯的夜晚。
拉赫林事無巨細地講了檔案館裡的情況。
其中講到他們在沙皇家族部分成員的通信中發現了加密的色情内容，露骨至極，難以描述。
我們就此讨論這些内容該不該發表。
我意識到賴希所做的聰明的評價确乎真理：他将拉赫林和瑪尼娅歸于共産黨裡的&ldquo道德&rdquo一派，這些人總是保持中間的立場，從來就看不到有真正的&ldquo政治&rdquo立場的可能性。
我緊挨着阿絲雅坐在那張大沙發上。
有牛奶甜羹和茶。
十一點三刻左右我離開了。
夜裡的天氣也出奇地暖和。
1月29日 這天幾乎事事都不順利。
上午十一點左右我到了巴塞基那裡，沒料到他居然已經醒了，正在工作。
不過，我照樣還是免不了要等。
這回是因為他的郵件不知道放哪兒了，等到找到時已經耽誤了至少半個小時。
接着還要等他打完字，期間他像平常一樣給我看了一些最新的社論的手稿。
總而言之，離境手續原本就很麻煩，再加上這樣的辦理方式就更費事了。
這幾天來我得出了結論，格内丁讓我在莫斯科将行李報關簡直是個馊主意。
他的建議使我深陷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與刁難之中，想到他時，那條往日出行的座右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令我深有感觸：決不要把不請自說的人的建議當回事。
當然還要補充說明一個實際經驗，即你既然已經（和我一樣）把自己的事情托付于人，你就得嚴格按照人家的建議辦事。
可是，就在我離境前的最後那個關鍵的日子，巴塞基卻把我撂下不管了，緻使我費了好一番周折才于2月1日，就在我離境的幾個小時前，和他給我安排的仆從一起辦妥了行李的托運。
這天上午幾乎一事無成。
我們去民警機關取了我的護照和出境簽證。
我直到後來才想起這天是周六，海關不可能在一點以後還辦公，但為時已晚。
當我們最終到達&ldquo人民外交委員會&rdquo時，時間已過兩點。
因為我們沿着彼得羅夫卡大街一路悠然地走着，接着還去了波修瓦大劇院的行政大樓，通過巴塞基的介紹他們答應給我周日的芭蕾舞票，最後還去了趟國家銀行。
當我們兩點半左右終于到達卡蘭切夫斯卡娅廣場時，被告知海關官員們剛剛離開。
我和巴塞基一起坐上了一輛小汽車，讓司機在一個公交車站把我放下，我要坐車去拉赫林家。
我們約好了兩點半由我去接她，和她一起去列甯山。
她和阿絲雅在家。
我弄到了芭蕾舞票的消息并沒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樣令阿絲雅感到開心。
她說，要能弄到周一的票才好。
周一大劇院将上演《欽差大臣》。
上午辦事不順利使我既疲憊又惱火，我懶得理睬她。
這期間，拉赫林邀請我散步回來後在她家吃飯。
我答應了，并确認了阿絲雅到時候也還在。
可是，這次散步的情況是這樣的：在住所附近，我們眼看着一輛電車從眼皮子底下經過。
我們便朝着革命廣場的方向走去&mdash&mdash也許拉赫林是想去那裡等車，因為那裡的線路要多一些。
可我不知道。
走幾步路我倒不覺得累，隻是與她交談起來很費勁，稀裡糊塗，似懂非懂，充滿了誤解。
當她問我是否敢跳上一輛正從我們身邊經過的有軌電車時，我疲憊無力地回答說&ldquo好吧&rdquo。
這其實是我的錯，是我讓她注意那輛車的，否則，她肯定沒看到。
她踏上了車廂的平台，車子随即就加快了速度，我就在她旁邊追着車子跑了幾步，卻沒有跳上去。
她沖着我喊道：&ldquo我在那裡等您！&rdquo我于是慢慢地穿過紅場，朝着廣場中央的有軌電車站走去。
她肯定隻在那裡等了我一會兒工夫，因為等我到那裡時她已不在了。
事後才知道，她其實就在附近四下裡找我。
當時，我就站在那裡，搞不明白她可能會在什麼地方。
最後，我把她沖着我喊的話理解成她會在有軌電車的終點站等我，于是，我登上了那條線路的下一班車，坐了大概半個小時，線路相當直，穿過位于莫斯科河對岸的城區，直到終點站。
也許，我在内心深處是有意要獨自出行的。
事實情況是：與拉赫林一起出行，不管她要帶我去什麼地方，我都可能會覺得沒那麼惬意，會很累。
而此刻，我迫不得已且幾乎漫無目的地穿行于這座城市的一個全然陌生的區域，倒感到十分愉快。
直到現在我才發現莫斯科的一些郊區與那不勒斯的港口街巷是多麼相似。
我還看到了龐大的莫斯科無線電發射塔，其形狀與我在别處見過的都不同。
在有軌電車途經的公路右側不時出現幾座莊園，左側則是些堆棧和小屋，其餘大都是空闊的田野。
莫斯科所具有的鄉村氣息在這些郊外的馬路上突然毫無掩飾地、清楚而絕對地湧現出來。
或許也沒有哪個城市會像莫斯科這樣有着如村野般沒有定形的，仿佛始終被消解在惡劣的天氣、融化的冰雪或雨水裡的開闊的場地了。
就在這麼一片不屬于城區卻也算不上鄉村的曠野，道路止于一家小客棧門前。
拉赫林當然不在那裡。
我即刻坐車返回，隻剩下回家的力氣了，就沒有應邀去她那裡吃飯。
我沒吃午飯，隻吃了幾塊華夫餅。
我剛到家，拉赫林就打來電話。
我毫無理由地對她惡聲惡氣，采取着守勢，因此，當聽到她言語友善、忍讓時，我倍感驚喜、舒坦。
從她的話裡我首先明白了她不想在阿絲雅面前讓這件事顯得過于可笑。
不過，我還是拒絕了立刻去她那裡吃飯的請求。
我太累了。
我們約定，我七點再去。
最令我感到驚喜的是那裡隻有我、阿絲雅和她三個人。
我已記不清我們談了些什麼，隻能回想起我離開時&mdash&mdash拉赫林先走出了房門&mdash&mdash，阿絲雅給了我一個飛吻。
接着，我想在阿爾巴特廣場找家飯店吃點熱的東西，卻是白費勁。
我要的是湯，人家卻給我上了兩小片奶酪。
1月30日 我現補記一些關于莫斯科的情況，這是我回到柏林後才領悟到的（我在柏林自2月5日起陸續把這些日記寫完，從1月29日記起）。
對來自莫斯科的人來說，柏林是座死城。
街上的行人個個形單影隻，人人都與他人保持着極遠的距離，孤零零地置身于寬闊的大街上。
此外：當我從動物園火車站乘車去格魯納瓦爾特區時，我發現那個我所必經的地區像是被擦過、被刷過了似的，顯得過于幹淨、過于舒适。
城市及其居民的形象也是人們精神狀況的寫照：我看待這一切時所獲得的新眼光，是俄國之行的最不容置疑的成果。
盡管我對俄國的了解還是少之又少，但我所學到的是，憑着對俄國情況的有意識的了解來觀察和評價歐洲。
這是一個明智的歐洲人在俄國的首要任務。
因此，從另一方面來看，對外國來訪者而言，在俄國的逗留就是一塊精确的試金石。
每個人都被迫選擇并準确表明他的立場。
總的來說，在俄羅斯的經曆越偏狹、越私人化且與俄國的社會生活越不合拍的話，就越容易産生各種草率的理論。
誰若是深入地去了解俄國的情況，就不會立刻感到觸及了抽象的概念，相反，抽象的概念卻很容易進入歐洲人的腦海。
&mdash&mdash在我于莫斯科逗留的最後幾天，我覺得街上似乎又多了些出售彩紙工藝品的蒙古商販。
我看到一名男子&mdash&mdash不是蒙古人，是個俄國人&mdash&mdash除了賣籃子還賣蠟光紙做的小籠子，籠子裡關着紙做的小鳥。
不過，我也看到了一隻真正的白色鹦鹉：在米亞斯尼茨卡娅大街，它蹲在一隻籃子上，一個女人在籃子裡放了白色的棉麻織物，正在向路人兜售。
&mdash&mdash我還在别處的街頭看到過賣兒童秋千的。
那種常在大城市裡傳播令人難以抗拒之憂傷的鐘聲，在莫斯科幾乎聽不見。
這一點也是我回來後才意識到并學着去愛那鐘聲的。
&mdash&mdash我到達亞洛斯拉夫斯基火車站時，阿絲雅已經在那裡了。
我遲到了，因為周日早上沒有巴士，我隻得等了一刻鐘的有軌電車。
已經沒有時間吃早飯了。
白天，至少上午，是在心情抑郁中度過的。
直到從療養院回來的路上我才好好享受了一番乘坐雪橇的快樂。
天氣很暖和，太陽在我們背後。
當我把手放在阿絲雅的背上時，甚至能感覺到陽光的溫暖。
給我們駕雪橇的車夫是常給賴希駕雪橇的那人的兒子。
這一次我得知，沿途經過的那些迷人的小房子并非别墅，而是富裕的農家。
一路上阿絲雅非常開心，正因此，到達目的地後，她很是依依不舍。
溫暖的陽光下，孩子們在屋外融化的雪地裡玩耍，達佳不在他們中間。
他們去屋裡喊她。
達佳的臉上淚痕未幹，她穿着破舊的鞋襪，幾乎光着腳走下石階來到大廳。
原來，她沒有收到寄給她的一包襪子，而且，在過去的十四天裡，根本沒有人照料過她。
阿絲雅情緒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也沒法去和醫生交涉，盡管她有此打算。
她幾乎由始至終都挨着達佳坐在大廳裡的一張木椅子上，絕望地為她縫補着鞋襪。
不過，她後來又責怪自己去補那鞋子。
那雙便鞋已破舊不堪，無法為孩子保暖。
她擔心，他們還會讓達佳穿上這雙破鞋子，而不讓她穿像樣的鞋子或氈靴走路。
我們原本打算和達佳一起坐雪橇去轉悠五分鐘，卻沒能去成。
其他來探望的人都已走了很久，我們是最後的兩個。
阿絲雅還坐在那裡縫着，有人來喊達佳去吃飯。
我們離開了；阿絲雅絕望至極。
我們到達火車站時，一列火車剛開走沒幾分鐘，我們不得不等了幾乎整整一個小時。
我們就玩了好久&ldquo坐哪裡&rdquo的遊戲。
阿絲雅堅持要坐在一個我根本無法落座的地方。
待到她最後讓步時，我卻又固執起來，堅持待在選定的位置不動。
我們點了雞蛋、火腿，還要了茶。
返回途中，我談起了伊列什的劇作讓我想到的一個戲劇素材：将革命時期運送物資的故事（比如說給囚犯的給養）搬上舞台。
下了火車，我們坐雪橇去賴希那裡。
他已搬入新的住所。
阿絲雅也于次日搬了進去。
我們在樓上待了很久，等着吃飯。
賴希又向我問起了那篇關于人文主義的文章，我對他解釋說，在我看來，人們應該特别注意一點，即文人與學者這兩個原先統一的類型&mdash&mdash至少被統一為學者這一身份&mdash&mdash的分道揚镳恰與資産階級獲得真正的勝利而文人的地位日益下降的事實同時發生。
可以确定的是：在革命的準備時期，在那些最有影響力的文人身上，學者與詩人的身份至少是各占一半。
的确，學者的身份甚至有可能占得比重更大。
我開始覺得背疼了起來。
我在莫斯科的最後幾天，不斷地受到背疼的侵擾。
終于等來了飯菜，是女鄰居送來的。
非常可口。
飯後，我和阿絲雅離開了，我們先各自回去，約好晚上看芭蕾時碰頭。
從一個醉鬼身邊走過，他倒在大街上，抽着煙。
我把阿絲雅送上電車，然後自己坐車回旅館。
在旅館房裡，我看到了戲票。
晚上有斯特拉文斯基的《木偶的命運》和《精靈》&mdash&mdash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作曲家的芭蕾舞劇，還有裡姆斯基-柯薩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
我很早就到了，在大廳裡等着阿絲雅，想到這是我在莫斯科能與她單獨說說話的最後一晚，我隻希望能與她早早地坐進劇場，長久地等待幕布的開啟。
阿絲雅來晚了，不過我們尚能及時找到位子落座。
我倆身後坐着幾個德國人。
在我們一排有一對日本夫婦帶着兩個女兒，小姑娘們的頭發黑得發亮，梳着日本式的發辮。
我們坐在距離舞台的第七排。
在第二部芭蕾舞劇中，著名的、現已上了年紀的芭蕾舞女演員蓋爾澤登上了舞台，阿絲雅在奧廖爾時就認識她。
《精靈》是一部相當可笑的芭蕾舞劇，卻很能體現這家劇院慣有的風格。
這也許是尼古拉一世時期的作品。
觀看時所獲得的娛樂像極了遊行隊伍給人帶來的消遣。
最後是裡姆斯基-柯薩科夫的芭蕾舞劇，造作至極，一陣風似的就演完了。
有兩次休息的時間。
第一次休息時我和阿絲雅分開了，想去劇院門口拿一張節目單。
返回時我看到她正和一個男人站在牆邊說話。
當我後來聽阿絲雅說那人就是克諾林時，我惶恐地對自己說，我那麼盯着他看真是太不要臉了。
他總是執意稱阿絲雅為&ldquo你&rdquo，弄得阿絲雅沒辦法，隻得也以&ldquo你&rdquo相稱。
他問阿絲雅是不是一個人來的劇院，阿絲雅告訴他不是，她是和柏林的一位記者一起來的。
她曾經向他提起過我。
這晚，阿絲雅穿着新裙子，是用我送她的布料做的。
她肩上圍着黃色的披肩，是我從羅馬帶到裡加去送給她的那條。
她的臉上部分由于天生部分由于生病以及這天所受的刺激而呈現出一種黃色，沒有一點兒血色。
所以，她的整個外表是由三種十分接近的色調構成的。
看完演出後，我隻剩下與她商量第二天晚上該如何安排的時間了。
假如我真的要去特洛伊察郊遊的話，我肯定一整天都不在，因此，就隻剩下晚上的時間。
而她不想出門，因為她打算第三天一早再坐車去看達佳。
于是，我們說定，晚上我一定去找她。
就連這也是在匆忙中商定的。
還在說話的時候，阿絲雅就想跳上一輛電車，不過又放棄了。
我們站在劇院廣場上的人潮裡。
對她的不滿與對她的愛意在我的内心如疾風般劇烈地翻騰。
最後，我倆互道再見，她已站上了電車的平台，我則留在原地，猶豫着是否該随她跳上車去。
1月31日 30号我預訂了返程的車票，由此，我已不可更改地定于2月1日離境。
不過，最後必須要将行李報關。
于是，我按照約定于七點三刻到了巴塞基家，以便能與他及時到達海關，并且還能趕上十點鐘的火車。
事實上，火車要到十點半才開。
不過，我們沒能及時了解情況，因此，沒能充分利用這多出來的半個小時。
不過，幸虧有這半個小時的時間，我們最終才得以去特洛伊察郊遊。
因為，要是火車真的是十點鐘發車的話，我們壓根兒就趕不上。
辦理海關手續非常拖沓，真是折磨人，而且當天還沒辦完。
我當然還得付車錢。
這整個兒就是白忙活一場，因為人家根本沒在意那些玩具，我想，邊境上的情況肯定也與這裡差不多。
那名仆從也一起去了海關，他要在那裡取我的護照，随即還要坐車去波蘭領館取我的簽證。
總之：我們不僅趕上了那趟火車，而且還在車廂裡等了二十分鐘才開車。
不過，我不無氣惱地對自己說，我們本可以利用這段時間把報關手續辦完的。
不過，因為巴塞基已經怒不可遏了，我隻好不露聲色。
一路上枯燥乏味。
我忘了帶些東西來讀，睡了一段時間。
兩小時後我們到達了。
我還沒提想在那裡買些玩具。
我怕他失去耐心。
可這時我發現，我們一開始經過的就是一個玩具倉庫。
我連忙開了口，卻沒法說動他馬上和我一起到倉庫裡去。
我們的眼前是一個龐大的堡壘似的修道院建築群，地勢略高。
這一景象遠比我所估計的要宏偉得多。
其用于城市自衛的封閉性可能會令人想起阿西西的寺院，而我最先想到的卻是達豪，很奇怪。
在達豪，教堂坐落在高山上，俨然聳立于城市之巅的王冠，就像此地連綿的房屋中央聳立着一座大教堂的情形一樣。
這天的街頭一片死寂：修道院山腳下那一字排開的許多裁縫店、鐘表店、面包房和鞋匠鋪都關着門。
這裡也正是冬日裡最美好、最溫暖的天氣，隻是看不到太陽。
看到了那個玩具倉庫，我就想在這裡買些新的玩具，這成了我的首要願望，以至于我都沒有耐心好好參觀那些修道院裡的珍藏。
我和我自己所痛恨的那種遊客成了一個德性。
相形之下，我們的導遊倒是非常熱情。
他就是這座由修道院演變而來的博物館的館長。
我的急不可耐自然還有其他原因。
大多數的房間裡冰冷刺骨，我很可能就是在這一個小時的參觀過程中着了涼，患了重感冒，及至回到柏林，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博物館各個房間的玻璃匣裡珍藏着一件件珍貴的織物、金銀器皿、手稿和祈禱用品。
一位仆從走在我們前面，為我們揭去蒙在玻璃匣上的罩布。
最終，這些無窮無盡的珍寶叫人看得簡直有些麻木了，它們甚至挑起了參觀者的一種殘忍的心理。
此外，這些寶貝的真正的藝術價值往往隻有非常專業的内行才能識辨得出。
巴塞基卻是意猶未盡，他想飽覽&ldquo一切&rdquo，要把能看的一網打盡。
他甚至讓人帶他去了墓室，玻璃棺椁裡躺着修道院的創建人聖謝爾蓋的骸骨。
我無法一一列舉所看到的一切，哪怕隻是不完整地說出部分。
魯布洛夫的那幅名畫依牆而立，此畫已然成了這座修道院的标志。
後來，我們在參觀大教堂時就看到原先懸挂這幅聖像的地方現在已經空了。
為了使聖像得到更好的保存，它被人從那裡移走了。
大教堂的壁畫正遭受着嚴重的威脅。
由于沒有使用中央供暖設施，到了春天，牆壁就會突然升溫，于是，就形成了裂縫，濕氣就從裂縫裡滲透進來。
在一個壁櫃裡，我看到了一件巨大的、鍍了金的金屬外罩，周身鑲嵌着不計其數的寶石，這是後來有人捐贈給魯布洛夫的聖像的。
外罩上，天使們的身體唯一沒有被裝飾的是那些沒有衣物遮蔽的地方，即臉和手。
其餘部位都鍍了一層厚厚的金箔。
把模闆罩在畫面上時，天使的脖子和手臂看上去就像被壓進了沉重的鐵鍊，有點兒像戴着枷鎖受刑的中國犯人。
我們的參觀結束于導遊的房間。
這位老者結過婚，因為他把房裡牆上挂着的妻女的畫像指給我們看了。
現在，他獨自居住在這間寬敞、明亮的僧侶房内，與外界并非全然隔絕，因為有許多外國人會來參觀這座修道院。
一張小桌子上放着一包剛剛拆開的學術書籍，是從英國寄來的。
這裡也需要在留言簿上簽名。
看來，這一習俗在俄國的資産階級中間保持的時間比這裡還要長，至少，倘若我能由此得出結論的話，在希克家他也給我遞上了這麼一本簿子要求我簽名。
&mdash&mdash修道院本身的建築雄偉壯觀，遠勝于裡面所有的一切。
踏上這片四周為防禦設施所包圍的開闊的場地前，我們在修道院的大門口停下了腳步。
大門的左、右兩側各有一塊青銅闆，上面銘刻着該修道院曆史上的重大事件。
庭院中央聳立着一座洛可可風格的粉黃色教堂，周遭圍着些低矮的老房子，鮑裡斯·戈杜諾夫的陵寝就在其中。
與這座教堂相比，那些長排的生産與生活用房顯得更簡樸、更美觀，它們呈矩形布局，分布在這片開闊的大場地的四周。
其中，最漂亮的要數那幢彩色的大齋堂。
透過齋堂裡的窗戶往外看，既能看到這空曠的廣場，又能看到一個個豎井以及牆間的條條通道，好一座堡壘狀的石牆迷宮。
這裡曾經還有過一條地下通道。
在一次圍困中，兩位僧侶為了拯救修道院，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把地下通道炸毀了。
我們在一家位于修道院入口處斜對面的餐館吃了飯，要了開胃小菜、伏特加、湯和肉。
幾間大餐室裡都是人，有地道的俄羅斯鄉下人，還有從小城市來的人&mdash&mdash不久前剛剛宣布謝爾蓋耶夫成為一個市。
我們正吃着飯，來了一個商販，賣的是鐵絲框架。
那些框架能瞬時從一個燈罩變成一個盤子或水果籃，易如反掌。
巴塞基認為這是克羅地亞人玩兒的手藝，而當我看到這種難看的把戲時，我覺得心裡湧起了一個非常久遠的記憶。
我小時候，我父親肯定在某個避暑地（也許是在弗羅伊登施塔特？）買過類似的玩意兒。
吃飯的時候，巴塞基從侍者那裡打聽到了玩具商人的地址，我們随即就出發了。
可是，我們還沒走上十分鐘，巴塞基去問了一下路，得到的簡短答複令我們不得不往回走，正巧旁邊有一架空雪橇駛過，我們就坐了上去。
飯後走路讓我感到很累，我就懶得去問到底為什麼要返回。
看樣子，能确定的隻有一點，那就是我們最有可能在火車站附近的倉庫裡實現我的願望。
那兩間倉庫彼此緊挨着。
第一間裡放着木頭玩具。
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們把燈打開了，因為天色已暗。
正如我所料想的那樣，一個堆滿了木頭玩具的倉庫不可能向我展現多少新鮮的玩意兒。
我買了幾樣，與其說是我自願的，倒不如說是巴塞基慫恿的。
不過，我現在卻很高興這麼做了。
我們在這裡也浪費了時間，我不得不等了好久，他們才去附近把一張十盧布的錢換開來。
之後，我就不安地期待着去看那個紙玩具倉庫。
我擔心那裡也許已經關門了。
情況并非如此。
隻是，當我們興高采烈地到了那裡時，屋子裡面已經很黑了，而倉庫裡面卻沒有任何照明。
我們隻得憑着運氣站在架子上摸來摸去。
我不時擦亮一根火柴。
就這樣，我到手了一些非常漂亮的東西。
要不是這樣的話，我興許就得不到這些東西，因為我們當然沒法讓那人明白我要找的是什麼。
當我倆最終坐上雪橇時，每人手裡都有兩個大包裹&mdash&mdash除此之外，巴塞基還有一大堆從修道院買來的小冊子，他要弄些材料來寫篇文章。
火車站的餐廳裡燈光昏暗，我們又要了茶和小點以打發漫長的等待時間。
我很累，開始覺得有些不舒服。
這不免令我憂懼起來，因為我想到我在莫斯科還有很多事情要辦。
返程途中的情景很有意思。
車廂裡點着一盞燈，半路上燈裡的蠟燭被人偷了。
離我們的座位不遠有一個鐵皮爐子。
大塊大塊的木頭胡亂地躺在長椅下面。
不時會有一名工作人員走到一張座位旁，掀起座位，從敞開着的類似箱子的容器裡拿接下來要用的燃料。
八點鐘我們到了莫斯科。
這是我在莫斯科的最後一晚，巴塞基叫了一輛小汽車。
我讓司機在我住的旅館門口停一下，我得先把買來的玩具放下，還得急急忙忙地把一小時後要帶給賴希的手稿拿上。
在巴塞基家，向他的仆從交代了很長時間，我說好十一點半左右去接他。
随即，我坐上電車去賴希家，所幸猜對了該在哪一站下車，比預期的時間早到了。
我其實很想坐雪橇去，卻不可能：因為我既不知道賴希家所在的那條街的名字，也沒有在地圖上找到他家旁邊的那個廣場。
阿絲雅已經睡下了。
她說，她等了我好久，已不再指望我會來了。
要不然，她很想和我馬上出門，帶我去看一家她偶然走進的下等酒吧，就在附近。
不遠處還有一家浴室。
她是在走錯了路的情況下才發現這些地方的，她好不容易穿過了一個個院落和一條條小巷才找回家。
賴希也在房裡，他漸漸留起了胡子。
我實在累極了，阿絲雅又像往常那樣問一些神經兮兮的問題（比如她的小海綿什麼的），我明确向她強調我很累，态度也就變得粗暴起來。
好在這樣的情況很快就過去了。
我盡可能簡潔地說了說我去郊遊的情況。
接着就是委托我回柏林後要辦的事：給各種各樣的熟人打電話。
賴希後來出去了，留下我和阿絲雅單獨待了一會兒，他去聽廣播裡轉播的、在大劇院上演的《欽差大臣》，由契诃夫主演。
第二天早晨，阿絲雅要坐車去看達佳，我料想在我離開前肯定見不到她了。
我吻了她。
賴希進來後，阿絲雅就去隔壁房間聽廣播。
我沒有再待很久。
不過，我離開前還給他們看了我從修道院帶回來的明信片。
2月1日 早晨，我又去了一次常去的那家甜品店，點了咖啡，還吃了一個酥皮餡兒餅。
然後去了玩具博物館。
我預訂的照片沒有全部弄好。
對此，我并不介意，因為這麼一來，我就能得到一百盧布的退款（我預付了照片的錢），而此刻我正急需用錢。
我沒有在玩具博物館待很久，而是急忙坐車去了卡梅涅娃學院，去和尼曼博士告别，又從那裡坐雪橇去巴塞基家，再和他的仆從一起去了售票處，接着坐出租汽車去海關。
在那裡又得重新辦理各種手續，難以描述。
在一個收費窗口前，我等了二十分鐘。
裡面正在數着千元的鈔票。
整幢房子裡沒人願意換五盧布的鈔票。
我的箱子裡不僅裝着漂亮的玩具，而且還有我的全部手稿，因此，我務必得讓箱子也能上得了那趟我已買了車票的火車。
由于到了邊境處就得把箱子交出去，我就必須要在箱子到達邊境的時候在場。
終于辦成了。
不過，我又一次有了這樣的體會：人們的骨子裡還是奴性十足。
面對海關官員的種種刁難與冷淡，那位仆從簡直束手無策。
當我給了他一張十盧布的鈔票把他打發了之後，我松了一口氣。
緊張的情緒甚至又喚醒了我的背疼。
我很高興能有幾個小時的清淨。
我慢慢地沿着廣場上成排的售貨亭溜達着，又買了一包克裡米亞香煙，袋子是紅色的。
然後，在亞洛斯拉夫斯基火車站的餐廳裡點了一份午餐。
我還剩下足夠的錢，能給朵拉發一封電報，再給阿絲雅買一副多米諾骨牌。
我全神貫注地走着在這座城市的最後的這些路程，它們令我感到愉悅。
因為此刻，比起我在此地逗留的大多數時間，我能讓自己走更多的路。
将近三點，我又回到了旅館。
那個&ldquo瑞士人&rdquo告訴我，有位女士來過，她留下話說還會再來。
我走進房間，又馬上去樓上的賬房結賬。
我下樓時才發現寫字台上有一張阿絲雅留下的條子。
她在上面寫道：她等了我很久，還沒吃過東西，現在隔壁的餐館。
她要我去找她。
我急忙來到大街上，看見她正朝我迎面走來。
她隻吃了一塊肉，還餓着。
把她帶到我房裡去之前，我又跑到廣場上去給她買了橙子和甜點。
匆忙中我把房門鑰匙帶走了，阿絲雅就坐在前廳裡。
我問道：&ldquo你為什麼不進去？鑰匙插在門上呢！&rdquo她回答說：&ldquo沒有啊。
&rdquo我發現，她的微笑中流露出了難得的友善。
這一次，達佳的情況不錯。
阿絲雅同那位女醫生進行了一次嚴肅且富于成效的談話。
此刻，她躺在我房裡的床上，雖然疲倦，感覺卻很好。
我一會兒坐到她身邊；一會兒又坐到桌旁，給她在一個個信封上寫上我的地址；一會兒又走到箱子跟前，把我在前一天買的東西和玩具拿出來給她看。
她很感興趣。
然而，在此期間&mdash&mdash并非無緣無故，興許也是因為我太累了&mdash&mdash我感到眼淚快要奪眶而出了。
我們還商量了一些事情：我能否給她寫信之類。
我請她給我做一個放煙草的荷包，請她給我寫信。
最後，還隻剩下幾分鐘的時間了，我的聲音開始顫抖，阿絲雅發覺我在哭。
最後，她說：&ldquo别哭，否則我最後肯定也會哭，而我要是哭起來，就不會像你那麼快地停下來。
&rdquo我們緊緊相擁。
接着去樓上的櫃台，沒什麼事要辦（我不想等那位戴毛帽的蘇聯大兵）。
打掃房間的女服務員來了，我沒給小費就溜走了，提着箱子走出了旅館大門，阿絲雅跟在我身後，胳膊底下夾着賴希的大衣。
我馬上讓她叫了一架雪橇。
我正打算坐上去并且再次與她道過别時，我又讓她和我一起坐一程，直到特韋爾斯卡娅大街的拐角。
她在那裡下去了，雪橇已徐徐啟動，我再次當街拉過她的手貼在我的唇邊。
她久久地站着，揮着手。
我也從雪橇上向她揮着手。
她似乎轉身走了，我再也看不到她。
我懷抱着大箱子，流着淚，穿過暮色中的街道向火車站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