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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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爾特·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記》記錄了其于1926年12月6日至1927年1月底在莫斯科為期兩個月的逗留。
就我對本雅明文獻的了解情況而言，這部《莫斯科日記》是非常獨特的。
毫無争議，這是我們所掌握的關于本雅明的一段重要的生命曆程的絕對最具個性的、徹底且無情坦白的記錄。
本雅明的其他一些保留下來的日記形式的記錄往往是開了個頭沒寫上幾頁就停筆了，沒有哪一種能與此相提并論，甚至包括他于1932年考慮要自殺時所寫的非常個性化的種種訊息。
在此，我們掌握着一份自成一體的、記錄了一段對本雅明而言十分重要的生命曆程的文獻。
這段生命曆程完全未經審查地&mdash&mdash這麼說當然首先指的是：未經本雅明本人的審查&mdash&mdash呈現在我們眼前。
所有迄今為止公之于衆的、尚存的、寫給各類人物的書信，總是有着一種特定的取向，或許甚至可以稱之為傾向，一種對收信人有所顧慮的傾向。
所有這些書信都缺失了那麼一種維度。
這種維度恰恰隻存在于毫無保留的、誠實的自我省思與自我交代當中而且恰恰就在此中敞開自身。
唯獨《莫斯科日記》傳達了一些在其他地方未被明确寫下來的東西。
當然，在這裡或那裡，比如說偶爾在本雅明的一些格言警句式的暗示裡，也有對這些事物的提示，隻是，這樣的提示始終是謹慎的、&ldquo消過毒的&rdquo，是經過了自我審查的。
而在此處，它們卻在其充分、詳盡的原始關聯中顯現了出來。
從本雅明寫自莫斯科的少數幾封留存的書信來看&mdash&mdash其中有一封是給我的；另有一封是給尤拉·拉特（JulaRadt）的&mdash&mdash此種關聯是我們未曾料想到的。
三大要素共同影響了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
首先是他對阿絲雅·拉西斯的激情。
其次是他想進一步考察俄國社會狀況的願望，或許甚至還希望與此建立某種形式的關聯并由此對關于是否加入德國共産黨的問題做出決定。
這個問題，他已經考慮了兩年多。
最後，顯然還要考慮到踏上行程之前業已接受的寫作任務。
這些任務要求本雅明彙報莫斯科的城市面貌及生活，即莫斯科的&ldquo外在形象&rdquo。
順便說一下，一些方面預支的稿費也确實為本雅明在莫斯科的逗留提供了經濟上的保障。
為此，本雅明日後須撰寫與此次行程相關的文章。
1927年年初發表的四篇文章就是直接起因于這樣的約定，尤其是與布貝爾（Buber）商定的發表在雜志《造物》上的長文《莫斯科》。
這篇文章是對《莫斯科日記》中最初的相關記錄所做的、往往是大規模的重寫，其不可置信的精确性令人驚歎，觀察與想象在其中以罕見的強烈程度緊密相連。
日記裡有很大的篇幅生動地描寫了本雅明與文學界和藝術界的主流人士以及一些有分量的幹部交往的嘗試，以期建立一種對其自身而言富有成果的聯系，而最終這些嘗試都失敗了。
本雅明作為德國文學界與精神界派駐俄羅斯的通訊員謀求建立此類穩固關系的意圖失敗了。
與此同時，日記裡，除此之外别無他處，還詳細記錄了本雅明關于是否加入德國共産黨的考慮。
對各種利弊的權衡最終導緻了徹底的放棄。
本雅明認清了界限，他不願意逾越界限。
行程之初，本雅明對自己與莫斯科的文學圈子建立聯系懷抱着樂觀的期待，而其後等待他的莫斯科的現實卻令其大失所望。
期望與失望，兩者差異迥然。
一封迄今尚
就我對本雅明文獻的了解情況而言，這部《莫斯科日記》是非常獨特的。
毫無争議，這是我們所掌握的關于本雅明的一段重要的生命曆程的絕對最具個性的、徹底且無情坦白的記錄。
本雅明的其他一些保留下來的日記形式的記錄往往是開了個頭沒寫上幾頁就停筆了，沒有哪一種能與此相提并論，甚至包括他于1932年考慮要自殺時所寫的非常個性化的種種訊息。
在此，我們掌握着一份自成一體的、記錄了一段對本雅明而言十分重要的生命曆程的文獻。
這段生命曆程完全未經審查地&mdash&mdash這麼說當然首先指的是：未經本雅明本人的審查&mdash&mdash呈現在我們眼前。
所有迄今為止公之于衆的、尚存的、寫給各類人物的書信，總是有着一種特定的取向，或許甚至可以稱之為傾向，一種對收信人有所顧慮的傾向。
所有這些書信都缺失了那麼一種維度。
這種維度恰恰隻存在于毫無保留的、誠實的自我省思與自我交代當中而且恰恰就在此中敞開自身。
唯獨《莫斯科日記》傳達了一些在其他地方未被明确寫下來的東西。
當然，在這裡或那裡，比如說偶爾在本雅明的一些格言警句式的暗示裡，也有對這些事物的提示，隻是，這樣的提示始終是謹慎的、&ldquo消過毒的&rdquo，是經過了自我審查的。
而在此處，它們卻在其充分、詳盡的原始關聯中顯現了出來。
從本雅明寫自莫斯科的少數幾封留存的書信來看&mdash&mdash其中有一封是給我的；另有一封是給尤拉·拉特（JulaRadt）的&mdash&mdash此種關聯是我們未曾料想到的。
三大要素共同影響了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
首先是他對阿絲雅·拉西斯的激情。
其次是他想進一步考察俄國社會狀況的願望，或許甚至還希望與此建立某種形式的關聯并由此對關于是否加入德國共産黨的問題做出決定。
這個問題，他已經考慮了兩年多。
最後，顯然還要考慮到踏上行程之前業已接受的寫作任務。
這些任務要求本雅明彙報莫斯科的城市面貌及生活，即莫斯科的&ldquo外在形象&rdquo。
順便說一下，一些方面預支的稿費也确實為本雅明在莫斯科的逗留提供了經濟上的保障。
為此，本雅明日後須撰寫與此次行程相關的文章。
1927年年初發表的四篇文章就是直接起因于這樣的約定，尤其是與布貝爾（Buber）商定的發表在雜志《造物》上的長文《莫斯科》。
這篇文章是對《莫斯科日記》中最初的相關記錄所做的、往往是大規模的重寫，其不可置信的精确性令人驚歎，觀察與想象在其中以罕見的強烈程度緊密相連。
日記裡有很大的篇幅生動地描寫了本雅明與文學界和藝術界的主流人士以及一些有分量的幹部交往的嘗試，以期建立一種對其自身而言富有成果的聯系，而最終這些嘗試都失敗了。
本雅明作為德國文學界與精神界派駐俄羅斯的通訊員謀求建立此類穩固關系的意圖失敗了。
與此同時，日記裡，除此之外别無他處，還詳細記錄了本雅明關于是否加入德國共産黨的考慮。
對各種利弊的權衡最終導緻了徹底的放棄。
本雅明認清了界限，他不願意逾越界限。
行程之初，本雅明對自己與莫斯科的文學圈子建立聯系懷抱着樂觀的期待，而其後等待他的莫斯科的現實卻令其大失所望。
期望與失望，兩者差異迥然。
一封迄今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