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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斯特林根村彩旗招展，光豔奪目。
我們&mdash&mdash格奧爾格、海因裡希·克羅爾、庫爾特·巴赫和我&mdash&mdash聚集在那裡。
我們提供的陣亡士兵紀念碑即将舉行揭幕儀式。
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上午已經在教堂裡為各自的死者舉行了祭典。
天主教神父在這方面占了優勢，他的教堂大，教堂裝飾得色彩斑斓，有彩色的窗戶、敬神香、雲錦彌撒服裝和穿着紅白服裝的教堂仆役。
新教牧師隻有個小禮拜堂，禮拜堂牆壁平平淡淡，窗戶簡樸無華，現在他站在天主教神父旁，像是他的窮親戚。
天主教神父飾有細網狀大鬥篷，周圍是唱詩班的男童；牧師穿着一件黑袍，而這就是他全部的裝束。
作為廣告部的專家，我必須承認，天主教在這方面是遠遠超過新教的。
它偏向幻想，而不是理智。
它的教士們穿得像土著人部落中施行魔術的醫生一樣。
在外觀方面，天主教禮拜連同其色彩、情緒、敬神香和裝飾習俗，是無法超越的。
新教牧師感覺到這點，他瘦骨嶙峋，戴着一副眼鏡。
天主教神父則紅光滿面，腰圓體胖，一頭華發十分好看。
兩個人都各自盡力為他的死者們效勞。
可惜在陣亡士兵中有兩個猶太人，是牲口販子列維的兒子。
對于他們來說，是不存在什麼精神上的安慰的。
在反對猶太人遷移的态度上，兩個對立的教士以及老兵組織的主任、退役少校沃爾肯施泰因，都是一緻的。
沃爾肯施泰因是個反猶主義者，他堅信不疑，這場戰争是由于猶太人才打輸的。
如果有人問他為什麼，他立刻就把這人當成民族的叛徒。
他甚至反對把兩個列維的名字镌刻在紀念碑上。
他堅持說他們必定是死在離前線很遠的後方。
可是最後他被否決了。
鎮長起了決定性作用。
他的兒子于1918年在韋爾登布呂克後備軍野戰醫院裡患流行性感冒死去，從來沒有上過戰場。
他想讓他作為一位英雄在紀念碑上留個名字，因此他解釋說，死畢竟是死，士兵畢竟是士兵。
就這樣，列維兄弟的名字就占據了紀念碑反面最下面的兩個位置，狗撒起尿來大概還夠得到呢。
沃爾肯施泰因全身穿着帝制時期的制服。
這雖然是被禁止的，但是有誰會反對呢？在停戰以後不久開始的罕見的變化，總是繼續取得進展。
1918年幾乎所有士兵一緻憎恨的戰争，而後來對于那些安然無恙度過戰争的人來說，那已經慢慢成為他們生活中重大的冒險經曆了。
他們又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去，當他們還躺在戰壕裡咒罵戰争時，這種生活對他們來說是個天堂。
現在平平常常的生活又得以恢複，還帶着擔憂和煩惱，因而戰争逐漸從地平線上升起，離去，成為過去，并且不按他們的意志也幾乎沒有他們的參與而變異、美化和改頭換面。
大規模屠殺已成了人們所逃脫的冒險經曆。
絕望已被遺忘，貧困已經不複存在，尚未降臨到某人頭上的死亡，就成了一生中幾乎總要發生的事情：某種抽象的事物，但已經不再是現實了。
隻有當它在近處突然襲擊或伸手去攫取某人時，它才是現實。
老兵組織成員曾受命于沃爾肯施泰因，在紀念碑前列隊行進而過，他們1918年還是和平主義者，可是現在已成了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了。
沃爾肯施泰因已經把對戰争和幾乎每人均有的友誼情感的回憶巧妙地轉變成對戰争的自豪感。
誰不是國家主義者，他就玷污了對陣亡英雄的紀念，這些可憐的、被當成炮灰的陣亡英雄們，他們所有的人都是多麼想活呀。
如果他們還能做到的話，他們多麼想把正站在講壇上講演的沃爾肯施泰因攆下台去！但是他們已經手無寸鐵，他們成了成千上萬個沃爾肯施泰因的财産，這些人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利用他們，把他們隐藏在諸如&ldquo熱愛祖國&rdquo和&ldquo民族感&rdquo的口号下。
什麼熱愛祖國！沃爾肯施泰因所理解的就是重新穿起制服，當個上校，繼續讓人去送死。
他在講壇上大聲吼叫，談到内部的無恥之徒，說什麼有人用刺刀捅自己人後背，談到不可戰勝的德國軍隊，并向我們死難的英雄宣誓，要懷念他們，為他們報仇，重建德國軍隊。
海因裡希·克羅爾聚精會神聽着，每句話他都相信。
那頭在腰窩裡戳着一根長矛的獅子的雕塑人庫爾特·巴赫，也被邀請來了，他夢幻般地凝望被蒙起來的紀念碑。
格奧爾格一味抽着他的雪茄煙。
我穿着借來的上流社會的短西裝，心裡想甯可待在家裡，同格爾達在她那葡萄藤蔓纏繞的房間裡睡覺，聽着舊城酒家拙劣的管弦樂隊奏起暹羅衛隊檢閱進行曲。
沃爾肯施泰因用三聲&ldquo烏拉&rdquo結束講話。
樂隊奏起歌頌好友的歌曲。
合唱隊分兩部唱着這支歌。
我們大家跟着唱起來。
那是一首持中間立場的歌，沒有政治和複仇的内容，純粹是哀悼一位死去的朋友。
教士們走到前面。
紀念碑揭幕了。
庫爾特·巴赫那頭咆哮的獅子在頂部蹲着。
四隻青銅飛鷹停在台階上。
紀念碑的面闆是用黑花崗岩做成的，其他的碑石呈四方形。
這是一座非常昂貴的紀念碑，我們期待着今天下午付款。
這件事人家已經答應我們了，因而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如若
我們&mdash&mdash格奧爾格、海因裡希·克羅爾、庫爾特·巴赫和我&mdash&mdash聚集在那裡。
我們提供的陣亡士兵紀念碑即将舉行揭幕儀式。
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上午已經在教堂裡為各自的死者舉行了祭典。
天主教神父在這方面占了優勢，他的教堂大，教堂裝飾得色彩斑斓，有彩色的窗戶、敬神香、雲錦彌撒服裝和穿着紅白服裝的教堂仆役。
新教牧師隻有個小禮拜堂，禮拜堂牆壁平平淡淡，窗戶簡樸無華，現在他站在天主教神父旁，像是他的窮親戚。
天主教神父飾有細網狀大鬥篷，周圍是唱詩班的男童；牧師穿着一件黑袍，而這就是他全部的裝束。
作為廣告部的專家，我必須承認，天主教在這方面是遠遠超過新教的。
它偏向幻想，而不是理智。
它的教士們穿得像土著人部落中施行魔術的醫生一樣。
在外觀方面，天主教禮拜連同其色彩、情緒、敬神香和裝飾習俗，是無法超越的。
新教牧師感覺到這點，他瘦骨嶙峋，戴着一副眼鏡。
天主教神父則紅光滿面，腰圓體胖，一頭華發十分好看。
兩個人都各自盡力為他的死者們效勞。
可惜在陣亡士兵中有兩個猶太人，是牲口販子列維的兒子。
對于他們來說，是不存在什麼精神上的安慰的。
在反對猶太人遷移的态度上，兩個對立的教士以及老兵組織的主任、退役少校沃爾肯施泰因，都是一緻的。
沃爾肯施泰因是個反猶主義者，他堅信不疑，這場戰争是由于猶太人才打輸的。
如果有人問他為什麼，他立刻就把這人當成民族的叛徒。
他甚至反對把兩個列維的名字镌刻在紀念碑上。
他堅持說他們必定是死在離前線很遠的後方。
可是最後他被否決了。
鎮長起了決定性作用。
他的兒子于1918年在韋爾登布呂克後備軍野戰醫院裡患流行性感冒死去，從來沒有上過戰場。
他想讓他作為一位英雄在紀念碑上留個名字，因此他解釋說，死畢竟是死，士兵畢竟是士兵。
就這樣，列維兄弟的名字就占據了紀念碑反面最下面的兩個位置，狗撒起尿來大概還夠得到呢。
沃爾肯施泰因全身穿着帝制時期的制服。
這雖然是被禁止的，但是有誰會反對呢？在停戰以後不久開始的罕見的變化，總是繼續取得進展。
1918年幾乎所有士兵一緻憎恨的戰争，而後來對于那些安然無恙度過戰争的人來說，那已經慢慢成為他們生活中重大的冒險經曆了。
他們又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去，當他們還躺在戰壕裡咒罵戰争時，這種生活對他們來說是個天堂。
現在平平常常的生活又得以恢複，還帶着擔憂和煩惱，因而戰争逐漸從地平線上升起，離去，成為過去，并且不按他們的意志也幾乎沒有他們的參與而變異、美化和改頭換面。
大規模屠殺已成了人們所逃脫的冒險經曆。
絕望已被遺忘，貧困已經不複存在，尚未降臨到某人頭上的死亡，就成了一生中幾乎總要發生的事情：某種抽象的事物，但已經不再是現實了。
隻有當它在近處突然襲擊或伸手去攫取某人時，它才是現實。
老兵組織成員曾受命于沃爾肯施泰因，在紀念碑前列隊行進而過，他們1918年還是和平主義者，可是現在已成了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了。
沃爾肯施泰因已經把對戰争和幾乎每人均有的友誼情感的回憶巧妙地轉變成對戰争的自豪感。
誰不是國家主義者，他就玷污了對陣亡英雄的紀念，這些可憐的、被當成炮灰的陣亡英雄們，他們所有的人都是多麼想活呀。
如果他們還能做到的話，他們多麼想把正站在講壇上講演的沃爾肯施泰因攆下台去！但是他們已經手無寸鐵，他們成了成千上萬個沃爾肯施泰因的财産，這些人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利用他們，把他們隐藏在諸如&ldquo熱愛祖國&rdquo和&ldquo民族感&rdquo的口号下。
什麼熱愛祖國！沃爾肯施泰因所理解的就是重新穿起制服，當個上校，繼續讓人去送死。
他在講壇上大聲吼叫，談到内部的無恥之徒，說什麼有人用刺刀捅自己人後背，談到不可戰勝的德國軍隊，并向我們死難的英雄宣誓，要懷念他們，為他們報仇，重建德國軍隊。
海因裡希·克羅爾聚精會神聽着，每句話他都相信。
那頭在腰窩裡戳着一根長矛的獅子的雕塑人庫爾特·巴赫，也被邀請來了，他夢幻般地凝望被蒙起來的紀念碑。
格奧爾格一味抽着他的雪茄煙。
我穿着借來的上流社會的短西裝，心裡想甯可待在家裡，同格爾達在她那葡萄藤蔓纏繞的房間裡睡覺，聽着舊城酒家拙劣的管弦樂隊奏起暹羅衛隊檢閱進行曲。
沃爾肯施泰因用三聲&ldquo烏拉&rdquo結束講話。
樂隊奏起歌頌好友的歌曲。
合唱隊分兩部唱着這支歌。
我們大家跟着唱起來。
那是一首持中間立場的歌，沒有政治和複仇的内容，純粹是哀悼一位死去的朋友。
教士們走到前面。
紀念碑揭幕了。
庫爾特·巴赫那頭咆哮的獅子在頂部蹲着。
四隻青銅飛鷹停在台階上。
紀念碑的面闆是用黑花崗岩做成的，其他的碑石呈四方形。
這是一座非常昂貴的紀念碑，我們期待着今天下午付款。
這件事人家已經答應我們了，因而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如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