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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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反對罷工對策的同盟歇業，在罷工最頻繁的高漲時期，自然急劇地增加起來。
但是，由此還駁斥了這樣一種觀點：随着企業家組織的發展，對同盟歇業的攻擊越來越發展，鬥争由于企業家的意願也就越來越經常地推延到蕭條時期。
克斯勒在上引書的第243頁上談到這一點：&ldquo除了對同盟歇業的同情以外，有計劃的同盟歇業經常發生，特别是在最近時期。
筆者所說的有計劃的同盟歇業，是指事先沒有罷工發生而解雇所有工人，以便把由雇主階級提出的帶有一定工資率、一定工作時間、不平等的勞動介紹制度或某些其他一般的和特殊的勞動條件的計劃綱領強加于工人階級。
&hellip&hellip在最近的将來，有計劃的間盟歇業的意義可能還會增加，因為工資率更新的談判失敗以後，雇主聯合會常常比工會更關心盡可能快地強制締結新的工資率協議，哪怕是通過鬥争強制締結也好。
有計劃的同盟歇業有時可以同工會的攻擊性罷工相比拟，有時可以同工會的防禦性的罷工相比拟，但按雇主聯合會的性質來說，在大多數場合與後者相當。
雇主聯合會試圖通過同盟歇業直接使勞動條件惡化的情況是很少的，以後也大概是很少的。
更經常發生的是，為在若幹年中不加改善地重新鑒定工資率協定以及預防可能發生的工資提高等等而實行同盟歇業。
&rdquo 在對這些統計資料進行估價以後，克斯勒得出這樣的結論：&ldquo幾乎所有較大規模的同盟歇業行動，都以雇主階級的勝利(有時是完全的，有時是部分的)而告終&hellip&hellip同盟歇業是工人階級通常無法抗拒的一種武器。
這就是工人領導人盡可能抑制它的隊伍的罷工熱情，并把輕率的罷工制止于萌芽狀态的充足理由。
它也是雇主階級對工會的發展并非不無道理地感到驚恐的原因。
此外，同每次同盟歇業聯系在一起的勝利的雇主階級的巨大代價和損失，必将阻止經常地和在明顯不合理的情況下使用這種尖銳的武器。
雙方都不會想入非非，超越各自的限界。
&rdquo(第263頁) 46&ldquo如果說雇用作為雇傭兵骨幹的職業工賊以便随時根據需要有償地提供給某個企業家支配在美國已經成為一種特殊的職業部門，那麼，在我們的大企業裡則是通過福利機構供養一批工賊的常備軍。
因此，這些福利機構不是表現為促進社會和平的手段，而是引起社會鬥争并加強兩派中的一派的優勢的鬥争手段。
&rdquo(盧約·布倫塔諾，載：《社會政治協會的讨論》，1905年版第115卷第142頁) 47另一方面，工資率協定的締結，加強了工會的力量，使大量以前遠離工會的工人湧向工會。
這種情況使企業家的抵抗增加了。
例如最強大的德國制造商組織，即德國實業家中央聯合會于1905年5月通過了下面的決議：&ldquo德國實業家中央聯合會認為，在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之間締結工資率協定，對德國産業及其卓有成效的發展是非常危險的。
工資率協定既剝奪了單個雇主為企業的正常經營而決定使用自己工人的自由，又使單個工人不可避免地置于工人組織的統治之下。
本中央聯合會确信，工資率協定是德國産業技術和組織發展的嚴重障礙，這一點也已經由英國和美國的經驗完全證實。
&rdquo(引自阿道夫·布勞恩：《工資率協定和德國工會》，1908年斯圖加特版，第47&mdash48頁。
) 48參見《社會政治協會的讨論》(1905年)所載政府委員萊蒂希的演說(第156頁)，以及大學講師啥姆斯博士的演說(第201頁)。
49關于産業同盟也遭到工人階級的一般觀點的指責，阿道夫·布勞恩作了如下論述：&ldquo應該指出的是，企業家開始把下述深遠的意圖同工資率協定聯系起來：消除所有不利的競争，保證較高價格以及剝削消費者公衆。
企業家們不久以前，部分地直到今天，還在對罷工、阻止移民以及工會對勞動市場的影響大發雷霆，而他們現在卻在考慮能否在締結工資率協定時，要求工會組織提供對嚴守所制造的商品的一定最低價格的保證。
因此，除了制約向勞動力支付的工資率外，還應該有一個部分，這個部分規定消費者必須支付的價格比例。
于是，受這種工資率約束的工會組織，在某企業家按比一般價格規定中由企業家組織決定的更為便宜的價格銷售自己的商品時，應該舉行普遍地罷工，或停止勞動介紹。
這樣，工會組織不僅能被迫大大促進和明确地參與決定使一切必需品變貴的趨勢，而且它們由此也變成企業家利益的自覺代表，被輿論指責應對生活費用上漲負責。
當然，也可以考慮這些例外情況：工會的目标不能通過任何其他手段達到，有關的妥協不影響群衆的消費，因此這種妥協看來是可以解釋的。
但是，把這種妥協作為規則，作為締結工資率協定的條件和前提，看來是同工人運動的原則和工會的目的不相容的。
&rdquo(阿道夫·布勞恩《工資率協定和德國工會》第5頁以下。
) 50因此，當瑙曼(《社會政治協會的讨論》，1905年版第187頁)作如下論述時，是把孩子連髒水一塊兒潑掉：&ldquo罷工能夠達到這種正常結束(即工資率協定)的領域，其上限是中等企業。
雖然締結工資率協定的個别嘗試超出了這個界限，但這卻是另一個領域，在那裡，人們可以以古老的方式，按自由主義的藥方向工人推薦罷工，以便能夠由此達到工資率協定。
超過這一範圍，便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在那裡，工資率協定不能僅僅通過罷工而達成。
理由很簡單，因為&lsquo我們兩者當中誰堅持得最久?&rsquo這個原始性的問題，對每一個進行思考的人來說，從一開始就被決定了。
如果我們曾經經曆過礦工的罷工&hellip&hellip那麼，不論是參加者或是未參加者，從一開始就都知道，工人不可能赢得昔日和平談判意義上的勝利，這種罷工本來就屬于一種新的示威罷工。
因為即使我們假定，某一次這樣的罷工一度赢得勝利(一個完全的假定)，那麼，建立武裝抵制這種事件再發生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聯合起來的大産業手上。
不久以前，一個年輕的銀行家當面向我作了簡要的計算：&lsquo如果我們保持一個經常的儲備達某某個月，它在這一時期絕對保護我們免遭任何罷工(指原先意義上的罷工)鬥争中的失敗，這算什麼利息損失。
&rsquo由此可以作出什麼樣的結論?這個結論是：如果工人想從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狀況，他隻能從向其他人民呼籲的觀點來理解罷工。
&rdquo 51&ldquo現代保護關稅制度開始了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這是它的曆史意義)。
為了抑制利潤率的下降這一資本主義運動規律，資本消除了自由競争，組織起來并通過自己的組織占有國家權力使之直接服務于自己剝削的利益。
不僅工人階級，而且整個居民都屈于資本家階級的利潤欲。
社會所支配的一切權力手段都被自覺地結合起來，變成資本對社會的剝削手段。
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直接前提，因為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完全否定；它自覺地把一切現今社會中存在的經濟潛力社會化，但這種結合不是為了社會全體的利益，而是為了以前所未聞的方式提高對整個社會的剝削程度。
但是正是這種情況的明确無誤，使它的繼續存在成為不可能的事了。
這種情況喚起隻有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才能使其成為不可抗拒的無産階級的行動，去反對生産資料的積聚為之帶來意識和行動的積聚的資本家階級的行動。
&rdquo(魯道夫·希法亭：《保護關稅職能的轉變》，載《新時代》第21卷第2期。
) 52見卡爾·考茨基：《通往權力的道路》，特别是最後一章《新的革命時代》。
但是，由此還駁斥了這樣一種觀點：随着企業家組織的發展，對同盟歇業的攻擊越來越發展，鬥争由于企業家的意願也就越來越經常地推延到蕭條時期。
克斯勒在上引書的第243頁上談到這一點：&ldquo除了對同盟歇業的同情以外，有計劃的同盟歇業經常發生，特别是在最近時期。
筆者所說的有計劃的同盟歇業，是指事先沒有罷工發生而解雇所有工人，以便把由雇主階級提出的帶有一定工資率、一定工作時間、不平等的勞動介紹制度或某些其他一般的和特殊的勞動條件的計劃綱領強加于工人階級。
&hellip&hellip在最近的将來，有計劃的間盟歇業的意義可能還會增加，因為工資率更新的談判失敗以後，雇主聯合會常常比工會更關心盡可能快地強制締結新的工資率協議，哪怕是通過鬥争強制締結也好。
有計劃的同盟歇業有時可以同工會的攻擊性罷工相比拟，有時可以同工會的防禦性的罷工相比拟，但按雇主聯合會的性質來說，在大多數場合與後者相當。
雇主聯合會試圖通過同盟歇業直接使勞動條件惡化的情況是很少的，以後也大概是很少的。
更經常發生的是，為在若幹年中不加改善地重新鑒定工資率協定以及預防可能發生的工資提高等等而實行同盟歇業。
&rdquo 在對這些統計資料進行估價以後，克斯勒得出這樣的結論：&ldquo幾乎所有較大規模的同盟歇業行動，都以雇主階級的勝利(有時是完全的，有時是部分的)而告終&hellip&hellip同盟歇業是工人階級通常無法抗拒的一種武器。
這就是工人領導人盡可能抑制它的隊伍的罷工熱情，并把輕率的罷工制止于萌芽狀态的充足理由。
它也是雇主階級對工會的發展并非不無道理地感到驚恐的原因。
此外，同每次同盟歇業聯系在一起的勝利的雇主階級的巨大代價和損失，必将阻止經常地和在明顯不合理的情況下使用這種尖銳的武器。
雙方都不會想入非非，超越各自的限界。
&rdquo(第263頁) 46&ldquo如果說雇用作為雇傭兵骨幹的職業工賊以便随時根據需要有償地提供給某個企業家支配在美國已經成為一種特殊的職業部門，那麼，在我們的大企業裡則是通過福利機構供養一批工賊的常備軍。
因此，這些福利機構不是表現為促進社會和平的手段，而是引起社會鬥争并加強兩派中的一派的優勢的鬥争手段。
&rdquo(盧約·布倫塔諾，載：《社會政治協會的讨論》，1905年版第115卷第142頁) 47另一方面，工資率協定的締結，加強了工會的力量，使大量以前遠離工會的工人湧向工會。
這種情況使企業家的抵抗增加了。
例如最強大的德國制造商組織，即德國實業家中央聯合會于1905年5月通過了下面的決議：&ldquo德國實業家中央聯合會認為，在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之間締結工資率協定，對德國産業及其卓有成效的發展是非常危險的。
工資率協定既剝奪了單個雇主為企業的正常經營而決定使用自己工人的自由，又使單個工人不可避免地置于工人組織的統治之下。
本中央聯合會确信，工資率協定是德國産業技術和組織發展的嚴重障礙，這一點也已經由英國和美國的經驗完全證實。
&rdquo(引自阿道夫·布勞恩：《工資率協定和德國工會》，1908年斯圖加特版，第47&mdash48頁。
) 48參見《社會政治協會的讨論》(1905年)所載政府委員萊蒂希的演說(第156頁)，以及大學講師啥姆斯博士的演說(第201頁)。
49關于産業同盟也遭到工人階級的一般觀點的指責，阿道夫·布勞恩作了如下論述：&ldquo應該指出的是，企業家開始把下述深遠的意圖同工資率協定聯系起來：消除所有不利的競争，保證較高價格以及剝削消費者公衆。
企業家們不久以前，部分地直到今天，還在對罷工、阻止移民以及工會對勞動市場的影響大發雷霆，而他們現在卻在考慮能否在締結工資率協定時，要求工會組織提供對嚴守所制造的商品的一定最低價格的保證。
因此，除了制約向勞動力支付的工資率外，還應該有一個部分，這個部分規定消費者必須支付的價格比例。
于是，受這種工資率約束的工會組織，在某企業家按比一般價格規定中由企業家組織決定的更為便宜的價格銷售自己的商品時，應該舉行普遍地罷工，或停止勞動介紹。
這樣，工會組織不僅能被迫大大促進和明确地參與決定使一切必需品變貴的趨勢，而且它們由此也變成企業家利益的自覺代表，被輿論指責應對生活費用上漲負責。
當然，也可以考慮這些例外情況：工會的目标不能通過任何其他手段達到，有關的妥協不影響群衆的消費，因此這種妥協看來是可以解釋的。
但是，把這種妥協作為規則，作為締結工資率協定的條件和前提，看來是同工人運動的原則和工會的目的不相容的。
&rdquo(阿道夫·布勞恩《工資率協定和德國工會》第5頁以下。
) 50因此，當瑙曼(《社會政治協會的讨論》，1905年版第187頁)作如下論述時，是把孩子連髒水一塊兒潑掉：&ldquo罷工能夠達到這種正常結束(即工資率協定)的領域，其上限是中等企業。
雖然締結工資率協定的個别嘗試超出了這個界限，但這卻是另一個領域，在那裡，人們可以以古老的方式，按自由主義的藥方向工人推薦罷工，以便能夠由此達到工資率協定。
超過這一範圍，便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在那裡，工資率協定不能僅僅通過罷工而達成。
理由很簡單，因為&lsquo我們兩者當中誰堅持得最久?&rsquo這個原始性的問題，對每一個進行思考的人來說，從一開始就被決定了。
如果我們曾經經曆過礦工的罷工&hellip&hellip那麼，不論是參加者或是未參加者，從一開始就都知道，工人不可能赢得昔日和平談判意義上的勝利，這種罷工本來就屬于一種新的示威罷工。
因為即使我們假定，某一次這樣的罷工一度赢得勝利(一個完全的假定)，那麼，建立武裝抵制這種事件再發生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聯合起來的大産業手上。
不久以前，一個年輕的銀行家當面向我作了簡要的計算：&lsquo如果我們保持一個經常的儲備達某某個月，它在這一時期絕對保護我們免遭任何罷工(指原先意義上的罷工)鬥争中的失敗，這算什麼利息損失。
&rsquo由此可以作出什麼樣的結論?這個結論是：如果工人想從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狀況，他隻能從向其他人民呼籲的觀點來理解罷工。
&rdquo 51&ldquo現代保護關稅制度開始了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這是它的曆史意義)。
為了抑制利潤率的下降這一資本主義運動規律，資本消除了自由競争，組織起來并通過自己的組織占有國家權力使之直接服務于自己剝削的利益。
不僅工人階級，而且整個居民都屈于資本家階級的利潤欲。
社會所支配的一切權力手段都被自覺地結合起來，變成資本對社會的剝削手段。
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直接前提，因為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完全否定；它自覺地把一切現今社會中存在的經濟潛力社會化，但這種結合不是為了社會全體的利益，而是為了以前所未聞的方式提高對整個社會的剝削程度。
但是正是這種情況的明确無誤，使它的繼續存在成為不可能的事了。
這種情況喚起隻有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才能使其成為不可抗拒的無産階級的行動，去反對生産資料的積聚為之帶來意識和行動的積聚的資本家階級的行動。
&rdquo(魯道夫·希法亭：《保護關稅職能的轉變》，載《新時代》第21卷第2期。
) 52見卡爾·考茨基：《通往權力的道路》，特别是最後一章《新的革命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