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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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813頁)
55關于商人在想到弱小者的損失時道義上所感受到的痛苦,弗·加姆普先生和霍維茨先生之間的對話是饒有趣味的:這不符合商人的本性。
要麼廢除商人,要麼讓商人保持他所固有的本性(《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Ⅲ卷第2459頁)。
對倫理國民經濟學來說,交易所一般隻執行道德廁所的職能。
它的其他職能,對這種經濟學仍然是隐藏着的。
56見《交易所調查報告》:《委員會報告》第90頁。
57&ldquo小的和非職業的分子,從咖啡交易中隐退了,這種交易處在大的聯合組織的領導之下。
&rdquo(《交易所調查報告》第2065頁)這由經驗中得到說明,這種經驗被行家範·居爾彭概括在下面一句話中:&ldquo如果大資本的力量被調度用于個别商品上,那它就能辦成非常多的事情。
&rdquo一些倫敦的大谷物商是實行期貨交易的反對者,因為期貨交易使商業民主化,把他們的統治地位廢除了(同上,第3542頁)。
58亨·呂施:《德國交易所法之下的柏林的谷物貿易》,載《國民經濟和統計康拉德年鑒》1907年第XXXIII卷第Ⅲ期第1冊第53頁。
59同上書,第87頁。
參見蘭德斯貝格爾關于這種發展的預言:&ldquo具有特點的是,最大的谷物商人不參加期貨交易,他們給自己作保證。
因此,廢除期貨交易必然造成谷物貿易集中在資本力量最強的商号手裡,正像禁止某些種類的有價證券的期貨交易,也同樣必然使證券交易的這一部門落到德國大銀行手裡。
&rdquo(同上書,第45頁) 60《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Ⅲ卷第3373頁以下奧費爾曼的叙述。
611907年10月19日《柏林日報》。
62《關于德國酒精制造業聯盟的德國卡特爾調查對席審理》,酒精銷售中心營業負責人布爾楚特斯基的陳述。
63蘭德斯貝格爾說得很對:&ldquo農業反對期貨交易的鬥争,也可以由重要的經濟事實中得到說明。
與某種其他生産部門相比,農業更多地受制于在時間上和地點上都是既定的生産條件。
即是說,農業中生産費用因素的變化,比在其他經濟部門中要小。
這是與資本在農業中的束縛、土地抵押債務,哪怕隻是在大體相同的程度和效果上使用其他生産部門抵禦不景氣的最重要的武器即生産專業化和生産的暫時伸縮的自然困難聯系在一起的。
一切經濟生活的非人因素即行情變動,在任何其他生産部門裡,都沒有這樣對人的因素即生産費用占壓倒優勢。
而且,幾十年來,行情變動對中歐的農業大多是不利的。
但是,行情變動是以期貨交易為中介的。
不能避開行情變動、在其經濟過程的兩極即買進和賣出都受行情變動侵襲的商業,不得不以一種特殊的職能對行情變動作出反應。
執行這一職能的機關就是期貨交易。
它的任務是使世界的行情變動成為在經濟上可以把握的,并盡可能清楚地把這種行情變動反映出來。
在其最完全的形式上的、擺脫了一切失誤和濫用的期貨交易,必然忠實地反映行情變動。
但是,在這面鏡子裡,農業主要看到對自己不利的行情變動。
要打碎這面鏡子的當然努力,即是由此而來。
&rdquo(蘭德斯貝格爾:《德國農業交易所的改革》,載《國民福利、社會政策和管理雜志》1902年第Ⅺ卷第44頁以下)。
衆所周知,對于有資本的商人和投機家來說,由于利用他國的期貨交易而避開了一國對期貨交易的禁止。
例如棉紡織業主庫富勒爾博士說:&ldquo在差不多承擔了整個中歐棉花進口貿易的不來梅,不存在期貨交易;但是,每一項締約都是建立在期貨交易基礎上的,即建立在利物浦或紐約期貨交易基礎上的。
&rdquo(見《國民經濟、社會政策和管理雜志》第Ⅺ卷第83頁所載《關于奧地利國民經濟學家協會座談報告》)同樣,奧地利對谷物期貨交易的禁止,隻不過造成投機轉移到布達佩斯。
64但是,另一方面,這也表明交易所執行它的所謂時間平衡的職能是多麼不完全。
65因此,當行家西蒙提出下述看法時,是完全正确的(《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1584頁):&ldquo對差額的追求是每一個産業企業的真正創建者。
&rdquo而帝國銀行總裁科赫反駁說:在商業交易中,同差額交易不同,成為基礎的是把一種商品從一個人手裡轉到另一個人手裡的意圖。
這種反駁完全不着邊際,也根本不能為西蒙所理解。
因為兩種交易的區别僅僅在于,這種差額一方是由平均利潤形成的,另一方是由絕對意義上的差額利潤形成的。
資産階級經濟學經常把經濟行為的社會職能同行為的動機混淆起來,把執行這種職能作為行為者的動機加到行為者身上,這自然是行為者所不知道的。
因此,資産階級經濟學根本看不到經濟學的這種特殊問題。
把社會生活必須借以實現的經濟行為的這種職能上的聯系作為整個其他動機的結果揭示出來,由必要的職能本身來理解資本主義生産當事人的動機。
66《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2079頁。
67《交易所調查報告》第2135頁。
下面還舉出谷物和酒的類似例子,例如不能用精餾酒精代替原生酒精供貨。
68&ldquo商業和投機,像原料生産和材料加工工業那樣,是特别的生産種類。
商業是這樣的生産種類,它的任務是從地區上克服經濟财富的自然匮乏。
而投機則在從時間上克服财富匮乏方面有着同樣的作用。
從私有經濟的角度來看,商業利用地區差價,投機利用時間差價。
&rdquo &ldquo根據彙流于交易所的各種情報,包括真實的情報和錯誤的情報,已經發生的事實的情報和尚未發生的事實的情報,交易所得出的看法對價格産生影響。
尚未發生的事實的意義,事先已經被交易所的看法估價過了。
如果交易所的看法以這樣的方式利用低的價格建立未來的儲備,利用高的價格能夠像支配現在的儲備那樣支配未來的儲備,那它便起生産性的作用,否則就不起生産性的作用。
&rdquo(裡夏德·埃倫貝格:《交易所制度》詞條,載《社會科學詞典》第2版。
) 69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3523頁以下。
70關于更詳細的叙述,見《資本論》第3卷第4篇:《商品資本和貨币資本轉化為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币經營資本》。
7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52頁。
72同上書,第359&mdash360頁。
73下列的數式計算有助于說明這一點。
假定生産資本等于1000。
它生産出利潤為200。
商品經營資本占過大的比例為400,貨币經營資本為100。
利潤分配于1500的總資本上;因此,平均利潤率為15%。
在總利潤200中,150歸産業資本家,40歸商業資本家,10歸貨币經營業者。
74因此,期待某發行銀行(例如德意志帝國銀行)自有資本的增加必然導緻利息率的下降,是一種極其幼稚的想法。
75&ldquo當然,銀行制度造成了社會範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産資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隻是形式而已。
&hellip&hellip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把社會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積極發揮作用的資本交給産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支配,以緻這個資本的貸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這個資本的所有者或生産者。
因此,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揚棄了資本的私人性質,它本身,但也僅僅是就它本身來說,已經包含着資本本身的揚棄。
&hellip&hellip &ldquo但是,毫無疑問,在由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向聯合起來勞動的生産方式過渡時,信用制度會作為有力的杠杆發生作用;但是,它僅僅是和生産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機變革相聯系的一個要素。
與此相反,關于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種種幻想所以會被賦予社會主義的意義,是由于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作為它的一個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沒有認識。
隻要生産資料不再轉化為資本&hellip&hellip信用本身就不會再有什麼意義&hellip&hellip另一方面,隻要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繼續存在,生息資本就作為它的一個形式繼續存在,并且事實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礎。
&hellip&hellip&rdquo(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mdash687頁)。
要麼廢除商人,要麼讓商人保持他所固有的本性(《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Ⅲ卷第2459頁)。
對倫理國民經濟學來說,交易所一般隻執行道德廁所的職能。
它的其他職能,對這種經濟學仍然是隐藏着的。
56見《交易所調查報告》:《委員會報告》第90頁。
57&ldquo小的和非職業的分子,從咖啡交易中隐退了,這種交易處在大的聯合組織的領導之下。
&rdquo(《交易所調查報告》第2065頁)這由經驗中得到說明,這種經驗被行家範·居爾彭概括在下面一句話中:&ldquo如果大資本的力量被調度用于個别商品上,那它就能辦成非常多的事情。
&rdquo一些倫敦的大谷物商是實行期貨交易的反對者,因為期貨交易使商業民主化,把他們的統治地位廢除了(同上,第3542頁)。
58亨·呂施:《德國交易所法之下的柏林的谷物貿易》,載《國民經濟和統計康拉德年鑒》1907年第XXXIII卷第Ⅲ期第1冊第53頁。
59同上書,第87頁。
參見蘭德斯貝格爾關于這種發展的預言:&ldquo具有特點的是,最大的谷物商人不參加期貨交易,他們給自己作保證。
因此,廢除期貨交易必然造成谷物貿易集中在資本力量最強的商号手裡,正像禁止某些種類的有價證券的期貨交易,也同樣必然使證券交易的這一部門落到德國大銀行手裡。
&rdquo(同上書,第45頁) 60《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Ⅲ卷第3373頁以下奧費爾曼的叙述。
611907年10月19日《柏林日報》。
62《關于德國酒精制造業聯盟的德國卡特爾調查對席審理》,酒精銷售中心營業負責人布爾楚特斯基的陳述。
63蘭德斯貝格爾說得很對:&ldquo農業反對期貨交易的鬥争,也可以由重要的經濟事實中得到說明。
與某種其他生産部門相比,農業更多地受制于在時間上和地點上都是既定的生産條件。
即是說,農業中生産費用因素的變化,比在其他經濟部門中要小。
這是與資本在農業中的束縛、土地抵押債務,哪怕隻是在大體相同的程度和效果上使用其他生産部門抵禦不景氣的最重要的武器即生産專業化和生産的暫時伸縮的自然困難聯系在一起的。
一切經濟生活的非人因素即行情變動,在任何其他生産部門裡,都沒有這樣對人的因素即生産費用占壓倒優勢。
而且,幾十年來,行情變動對中歐的農業大多是不利的。
但是,行情變動是以期貨交易為中介的。
不能避開行情變動、在其經濟過程的兩極即買進和賣出都受行情變動侵襲的商業,不得不以一種特殊的職能對行情變動作出反應。
執行這一職能的機關就是期貨交易。
它的任務是使世界的行情變動成為在經濟上可以把握的,并盡可能清楚地把這種行情變動反映出來。
在其最完全的形式上的、擺脫了一切失誤和濫用的期貨交易,必然忠實地反映行情變動。
但是,在這面鏡子裡,農業主要看到對自己不利的行情變動。
要打碎這面鏡子的當然努力,即是由此而來。
&rdquo(蘭德斯貝格爾:《德國農業交易所的改革》,載《國民福利、社會政策和管理雜志》1902年第Ⅺ卷第44頁以下)。
衆所周知,對于有資本的商人和投機家來說,由于利用他國的期貨交易而避開了一國對期貨交易的禁止。
例如棉紡織業主庫富勒爾博士說:&ldquo在差不多承擔了整個中歐棉花進口貿易的不來梅,不存在期貨交易;但是,每一項締約都是建立在期貨交易基礎上的,即建立在利物浦或紐約期貨交易基礎上的。
&rdquo(見《國民經濟、社會政策和管理雜志》第Ⅺ卷第83頁所載《關于奧地利國民經濟學家協會座談報告》)同樣,奧地利對谷物期貨交易的禁止,隻不過造成投機轉移到布達佩斯。
64但是,另一方面,這也表明交易所執行它的所謂時間平衡的職能是多麼不完全。
65因此,當行家西蒙提出下述看法時,是完全正确的(《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1584頁):&ldquo對差額的追求是每一個産業企業的真正創建者。
&rdquo而帝國銀行總裁科赫反駁說:在商業交易中,同差額交易不同,成為基礎的是把一種商品從一個人手裡轉到另一個人手裡的意圖。
這種反駁完全不着邊際,也根本不能為西蒙所理解。
因為兩種交易的區别僅僅在于,這種差額一方是由平均利潤形成的,另一方是由絕對意義上的差額利潤形成的。
資産階級經濟學經常把經濟行為的社會職能同行為的動機混淆起來,把執行這種職能作為行為者的動機加到行為者身上,這自然是行為者所不知道的。
因此,資産階級經濟學根本看不到經濟學的這種特殊問題。
把社會生活必須借以實現的經濟行為的這種職能上的聯系作為整個其他動機的結果揭示出來,由必要的職能本身來理解資本主義生産當事人的動機。
66《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2079頁。
67《交易所調查報告》第2135頁。
下面還舉出谷物和酒的類似例子,例如不能用精餾酒精代替原生酒精供貨。
68&ldquo商業和投機,像原料生産和材料加工工業那樣,是特别的生産種類。
商業是這樣的生産種類,它的任務是從地區上克服經濟财富的自然匮乏。
而投機則在從時間上克服财富匮乏方面有着同樣的作用。
從私有經濟的角度來看,商業利用地區差價,投機利用時間差價。
&rdquo &ldquo根據彙流于交易所的各種情報,包括真實的情報和錯誤的情報,已經發生的事實的情報和尚未發生的事實的情報,交易所得出的看法對價格産生影響。
尚未發生的事實的意義,事先已經被交易所的看法估價過了。
如果交易所的看法以這樣的方式利用低的價格建立未來的儲備,利用高的價格能夠像支配現在的儲備那樣支配未來的儲備,那它便起生産性的作用,否則就不起生産性的作用。
&rdquo(裡夏德·埃倫貝格:《交易所制度》詞條,載《社會科學詞典》第2版。
) 69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3523頁以下。
70關于更詳細的叙述,見《資本論》第3卷第4篇:《商品資本和貨币資本轉化為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币經營資本》。
7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52頁。
72同上書,第359&mdash360頁。
73下列的數式計算有助于說明這一點。
假定生産資本等于1000。
它生産出利潤為200。
商品經營資本占過大的比例為400,貨币經營資本為100。
利潤分配于1500的總資本上;因此,平均利潤率為15%。
在總利潤200中,150歸産業資本家,40歸商業資本家,10歸貨币經營業者。
74因此,期待某發行銀行(例如德意志帝國銀行)自有資本的增加必然導緻利息率的下降,是一種極其幼稚的想法。
75&ldquo當然,銀行制度造成了社會範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産資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隻是形式而已。
&hellip&hellip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把社會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積極發揮作用的資本交給産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支配,以緻這個資本的貸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這個資本的所有者或生産者。
因此,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揚棄了資本的私人性質,它本身,但也僅僅是就它本身來說,已經包含着資本本身的揚棄。
&hellip&hellip &ldquo但是,毫無疑問,在由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向聯合起來勞動的生産方式過渡時,信用制度會作為有力的杠杆發生作用;但是,它僅僅是和生産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機變革相聯系的一個要素。
與此相反,關于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種種幻想所以會被賦予社會主義的意義,是由于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作為它的一個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沒有認識。
隻要生産資料不再轉化為資本&hellip&hellip信用本身就不會再有什麼意義&hellip&hellip另一方面,隻要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繼續存在,生息資本就作為它的一個形式繼續存在,并且事實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礎。
&hellip&hellip&rdquo(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mdash6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