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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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場］各位希望我談談&ldquo學術作為一種志業&rdquo[1]這個題目。
我們國民經濟學者通常有個學究習慣，總是從問題的外緣條件講起，我也預備從俗。
因此，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問題：學術作為一種物質意義下的職業，具有怎樣的面貌？基本言之，這個問題在今天實際問的是：一個決心取在學院裡從事學術工作（Wissenschaft）為職業的研究生，居于怎樣的處境？為了解德國情況的特殊性，通過比較方式，知道一些外國的情形，将是有助益的。
在這方面，美國與德國恰成最鮮明的對比。
就讓我們把焦點放在美國方面。
*** [1] 1918年到1919年之交的冬季，對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就志業問題作輔導，而發表的演講。
&mdash&mdash德注 &ldquoWissenschaft&rdquo（science）一詞，随脈絡不同，譯作&ldquo學術&rdquo&ldquo學問&rdquo&ldquo學術工作&rdquo&ldquo學術研究&rdquo&ldquo科學&rdquo&ldquo知識&rdquo等。
&ldquoBeruf&rdquo（vocation,calling）一詞，則譯作&ldquo志業&rdquo&ldquo使命&rdquo&ldquo職業&rdquo&ldquo去從事某事的召喚&rdquo等。
在德文中，&ldquoBeruf&rdquo是一個很普通的詞，一般用來指我們所謂的職業，不過因為馬丁·路德譯基督教《聖經》時，給這個詞提供了強烈的基督教背景，強調&ldquo奉神所召去從事某事&rdquo，因此它有強烈的價值意涵。
關于&ldquoBeruf&rdquo這個概念的宗教背景，參見周伯戡，《韋伯的&ldquo天職&rdquo觀》，《食貨月刊》，第十三卷11，12期合刊（台北，1984年3月），pp.36&mdash58。
一 ［§2年輕學者學術生涯的外緣條件：德國與美國］大家都知道，在德國，有志獻身學術研究的年輕人，通常都是從&ldquo私講師&rdquo（Privatdozent）[1]的職位做起。
經過與某大學裡的本科專家學者讨論并得到他們同意之後，他提出一本著作，通過教授團所舉行的一場通常屬于形式的面試，然後才具備這所大學的正式教書資格。
接下來，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專長選開一門課。
但是，除了學生的聽講費之外，别無薪水可領。
在美國，學術生涯通常是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開始，即先以&ldquo助理&rdquo（assistant）身份受聘。
這種身份，類似德國自然科學與醫學大型研究機構裡的助理，其中隻有一部分助理可望獲得私講師的正式職位，而且這種機會經常來得很遲。
這種制度上的不同，實際上表示，一般而言，德國學者的事業是建立在金權取向（Plutokratie）的前提上。
事實上，一個身無恒産的年輕學者，要面對學院生涯的這種現實，必須承擔極大的風險。
至少幾年之内，時間長短不定，他必須想辦法維持自己的生活。
在這同時，他對自己将來是否能夠得到一個職位，使生活過得比較像樣，卻毫無把握。
相反，在官僚制度已經建立的美國，年輕人一踏進學術圈，就開始有薪水可領。
當然，他的薪水很微薄，幾乎比不上一個半熟練勞工的收入。
可是，表面上他已經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他有一份固定收入。
不過，通常他也和德國的助理一樣，有被解聘的危險；如果他的表現不符期望，他得經常有這種心理準備，不必奢望同情。
這些期望是什麼呢？很簡單，他必須招徕衆多學生。
類此不幸事件，不會威脅到德國的私講師。
他的情形是一朝在位，沒有人可以請他走路。
當然，他不能提出任何&ldquo要求&rdquo。
但是，基于頗自然的想法，他會期望在工作幾年之後，别人會給予他某種考慮。
在他，這可以說是一種道德權利。
同時，他也預期&mdash&mdash這點常常是很要緊的&mdash&mdash别人在讨論其他私講師的進用問題時，會想到他。
所有條件符合的年輕學者，原則上均應取得教書資格抑或考慮&ldquo教學需要&rdquo，因而讓授課成為在職私講師的專利，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兩難問題；這和學院這門行業的雙重性格有關，我們稍後即會談到。
多半時候，人們會贊同第二項選擇。
但是它也增添了若幹危險，也就是相關的專任教授，無論用心多麼嵚崎磊落，都不免要袒護自己的學生。
我個人的做法，奉行下面這個原則：我要求經我指導完成論文的學生，在另一所大學獲得另一位教授的認可，給予他私講師的位置。
這樣做的結果，我的一位學生，而且是最優秀的學生之一，沒有被别人接受，因為沒有人相信我所說的理由是真的。
德國與美國另一個不同的地方是，在德國，一般情形是私講師開的課比他希望的要少。
照規定，他有權開他研究範圍之内的任何一門課。
但是，此舉若付諸實行，将會被認為是對資深的先生們不恭敬。
因此，&ldquo重頭&rdquo課都留給正教授，私講師則開次要課程。
這種安排的好處是，學者在年輕的時候，有充裕的時間作研究，雖然這不一定出于當事人自願。
美國的情形與此有基本上的差異。
最初幾年，正是助理教授學術生涯中工作負荷超重的時候，隻因為他拿了薪水。
例如，在德文系裡，正教授隻要開一門三小時關于歌德的課就夠了。
可是對一位年輕的助理教授，每周十二節課之中，如果除去德語聽講實習，能夠獲準教一些如烏蘭德（LudwigUhland）之類的作家，他就很高興了。
學校當局決定課程表，而助理教授和德國研究機構裡的助理一樣，得向它屈服。
［§3學術研究機構的&ldquo國家資本主義化&rdquo］最近，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學術的許多領域裡，德國大學也走上美國大學的發展路線。
大型醫學或自然科學的研究機構，本是&ldquo國家資本主義形态&rdquo的企業；如果沒有龐大經費，這些機構即難以維持。
這裡，我們碰到一個一切資本主義企業滋長之後都會造成的情況：&ldquo工人與生産工具的分離。
&rdquo工人，即助理，完全仰賴國家交給他使用的工具；如此一來，他之依賴所屬機構的負責人，就如同工廠工人依賴雇主。
機構負責人誠心地認為機構是&ldquo他的&rdquo機構，用他的方式去管理。
因而助理的位置，經常和&ldquo準無産階級&rdquo或美國大學助理的差事一樣，缺乏保障。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德國大學和德國人的一般生活一樣，正在美國化。
我相信，此一發展終将波及那些研究人員自行擁有工具的學科，這裡工具主要是指個人圖書館。
目前，在我這行裡，研究人員多半仍是這種狀況，如同過去工匠曾經有過的情形。
不過，資本主義化的發展，現在已成為全面的趨勢。
［§4學術生涯中的機運問題］不可否認，就像所有官僚化的資本主義形态企業一樣，這一切的确有它技術層面的優點。
但是，這種新&ldquo精神&rdquo，卻與德國大學傳統的氣氛不同。
無論就外觀還是本質而言，這些大型資本主義企業形态大學的主持者，與一般舊式的教授之間，都有一道鴻溝，心态方面也呈現同樣的對比。
關于後面這個問題，我不拟在此深究。
在本質與外觀兩方面，舊式大學的構成方式都已成為幻影。
唯一不曾消失并且有變本加厲之勢的，乃是機運（Hasard）在大學學術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說，一個私講師，乃至于一名助理，是否有朝一日能夠升成正教授，甚或當上學術機構的主持人，純粹靠運氣。
當然，在這場賭博中，機運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但卻占有非常高的比重。
我幾乎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種行業，機運在其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我尤其有資格說這種話，因為當我相當年輕的時候，純粹靠着一些意外的機運便被聘為正教授，而在這個學科中，一些與我年齡相若的同行的成就，無疑早超過我。
我猜想，因為有這段個人親身經驗，我特别有銳利的目光，看出許多人盡管才氣縱橫，但因時運不濟而不能在這套選拔制度裡，取得他們應得的職位。
機運，而非真才實學，之所以扮演如此重大的角色，不能完全歸咎于人性，甚至我們不能說人性是主要因素。
學術界的選拔過程和其他選拔過程一樣，必然會牽涉到人性因素。
但是，如果把衆多才智平庸之士在大學裡扮演重大角色這個事實，歸罪于學校教授或教育主管個人程度低劣，卻是不公平的。
造成凡才當道的原因，要到人類協作的法則中去找，尤其是好幾組人的協作的法則。
在這裡，這是指負責推薦的教授與教育官員之間的協調合作。
幾個世紀以來選舉教宗的情形與此相似。
教宗選舉的性質與學界選拔人才相同，是同類選拔中最重要的可以控制的例子。
&ldquo衆望看好&rdquo的樞機主教，很少有機會脫穎而出，獲勝的反而往往是那排名第二或第三的。
美國總統大選也是一樣：如果最傑出的一流人才得到黨代表大會提名，那是例外。
多數情況下，都是名列第二、經常是第三的候選人獲得提名，參加最後的大選。
美國人早已發明了一套技術性的社會學名詞，來替候選人分門别類。
以這些例子探讨集體意志進行選拔的法則，将會十分有趣，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的課題。
這些法則同樣适用于德國大學裡的合議制。
我們不應對經常出現的錯誤感到吃驚，而應對所擇得人的次數詫異。
盡管在種種困難之下，這種情形仍然占了相當的比例。
唯有當國會（如在某些國家）或君主（德國到目前為止）&mdash&mdash二者結果相同&mdash&mdash或取得權力的革命者（如德國當前），因政治原因幹預學術界的用人時，我們才能确定有人和的平庸之輩及一心向上爬的人會壟斷賢路。
沒有一位大學教授喜歡回憶任命案中所進行的讨論，因為這種事很少令人感到愉快。
但是，我可以說，我所知道的許多例子，用心都是盡量依據純粹客觀的理由來做決定，沒有一個例外。
［§5學者與教師的難以得兼］除此之外，我們要明白，學術命運的決定主要憑&ldquo機運&rdquo，并非僅隻是因為借集體決定拔擢人才的方式有所不足。
每位受到召喚、有志從事學術工作的年輕人，都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他所肩負的重任具有雙重面貌。
他不僅需要具備學者的資格，同時也必須能夠做一位好老師，而這兩種條件并不一定全然吻合。
一個人可能是十分傑出的學者，同時卻是一位糟糕透頂的老師。
說到這裡，我想起赫爾姆霍茨（HermannvonHelmholtz）與蘭克這些人上課的情形，而他們絕非罕見的例外。
不過，目前的情況已演變成我們的大學，尤其是小的大學，競相招徕學生，這真是極其可笑。
大學城裡的房東，在學生人數突破一千大關時，要舉行慶祝會，到超過兩千時，他們必然興奮得要辦一次火炬遊行。
學費收入會因為相近學科聘請到了有辦法&ldquo吸引大批學生&rdquo的教授，受到可觀的影響，這點我們必須公開承認。
除此之外，學生人數的多寡，乃是一種可以用數字來表示的通過考驗的标志，而學者的素質卻不可測量，碰到勇于創新之士時，更大有争議餘地；這是十分自然的。
結果，幾乎每個人都為學生衆多及因此而帶來的好處而眩惑。
說某某教授是個糟糕的老師，通常無異宣布他學術生命的死刑，即使他是舉世數一數二的學者。
可是他是好老師還是不好的老師，卻要看學生老爺們上他課的人數多寡而定。
事實上，學生是否湧向某位老師，多半&mdash&mdash比一般人認為可能的程度要大&mdash&mdash取決于一些純粹外緣的因素，諸如性情，甚至聲音的抑揚頓挫。
根據我個人算得上相當豐富的經驗，加上平靜的思考，我對那些能夠吸引衆多學生的課程，有很深的懷疑，雖然這類現象也許是不可避免。
民主，隻能在該談民主的場合推行。
至于學術訓練（如我們在德國大學傳統下推展的），是精神貴族的事；對這點，我們無需諱言。
确實，以适當方式呈現學術問題，而使一個未曾學而能學的心靈，對這些問題有所了解，并且&mdash&mdash這在我們看來是唯一重要的&mdash&mdash對這些問題作獨立的思考，或許是教育使命裡最艱巨的一項工作。
但是，這項使命有無達成，并非取決于學生人數之多寡。
再回到我們的主題上，教學這種藝術涉及個人的天賦，并且絕非與學者研究學問的能力相吻合。
與法國相對比，德國在學術上并沒有一群&ldquo不死之士&rdquo[2]的制度。
依照德國的傳統，大學應同時肩負研究與教學兩種責任。
至于一個人是否同時兼備這兩種能力，完全得靠運氣。
［§6學術生涯外緣條件的總結］因此，學術生涯乃是一場瘋狂的冒險。
當年輕學者要我對他們進大學教書做些建議時，我幾乎沒辦法負起鼓勵之責。
如果他是猶太人，我們自然可以說：&ldquo放棄一切希望。
&rdquo[3]但是對其他的人，無論基于感情或良心，我們都必須問這樣一個問題：你真的相信，你能夠年複一年看着平庸之輩一個接一個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亦無創痛嗎？自然，我們得到的回答總是：&ldquo當然，我活着隻是為了我的&lsquo志業&rsquo。
&rdquo然而，我發現隻有少數人能夠忍受這種情形，而不覺得這對他們的内在生命是一種傷害。
關于學者這行的外在條件，所必須說明的，也就是這些了。
*** [1] &ldquo私講師&rdquo是德語國家的大學教職中最低的一級；私講師沒有大學所發的薪水，而是直接向聽課的學生收費以取得收入。
[2] &ldquo不死之士&rdquo（dieUnsterblichen）指法蘭西學院（Académiefrançaise）的四十名院士。
所謂&ldquo不死&rdquo，是指院士死亡之後，随即遞補新院士，永遠維持四十人在位。
院士所從事的唯一工作，便是有保障的終身研究工作。
&mdash&mdash日注 [3] 但丁《神曲》之《地獄篇》第三章；在《神曲》中，進入地獄的門上寫着這句話：&ldquo進入這裡的人，放棄一切希望。
&rdquo參見本書《韋伯的政治關懷》p.52注2。
二 ［§7學術的專業化］我相信諸君實際上希望聽我談一些别的東西，那就是：學術作為精神上的志業。
今天，相對于學術作為一種職業的經營，以學問為生命志業首先受到的限制，就是學問已進入一個空前專業化的時代，并且這種情形将永遠持續下去。
從表象與實質兩方面來說，我們都必須認清，個人唯有通過嚴格的專業化，才能在學術研究的世界裡，獲得那種确實感到達成某種真正完美成果的意識。
與相關領域重疊的研究工作&mdash&mdash我們不時涉及而社會學者必須經常從事的&mdash&mdash都帶有幾分莫可奈何的味道，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至多隻能提供專家一些有用的問題，這些問題是他從專業角度不容易想到的；我們知道，不可避免地，我們自己的工作離完美之境太遠。
唯有憑借嚴格的專業化，學術工作者才有機會在有朝一日充分體認到，他完成了一些可以傳世的成就，但是這種情形一生也許隻有一次。
今天，真正确定并且重要的成就，無不屬于專業性的成就。
任何人如果不能，打個比方，戴起遮眼罩，認定他的靈魂的命運就取決于他能否在這篇草稿的這一段裡做出正确的推測，那麼他還是離學術遠點好。
他對學問将永遠不會有所謂的&ldquo個人體驗&rdquo。
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ldquo陶醉感&rdquo，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ldquo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你來之後數千年歲月在靜默中等待&rdquo的壯志&mdash&mdash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地做此臆測&mdash&mdash你将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那麼你應該去做别的事。
因為凡是不能讓人懷着熱情（Leidenschaft）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
［§8靈感在學術工作中的位置］然而，同樣
我們國民經濟學者通常有個學究習慣，總是從問題的外緣條件講起，我也預備從俗。
因此，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問題：學術作為一種物質意義下的職業，具有怎樣的面貌？基本言之，這個問題在今天實際問的是：一個決心取在學院裡從事學術工作（Wissenschaft）為職業的研究生，居于怎樣的處境？為了解德國情況的特殊性，通過比較方式，知道一些外國的情形，将是有助益的。
在這方面，美國與德國恰成最鮮明的對比。
就讓我們把焦點放在美國方面。
*** [1] 1918年到1919年之交的冬季，對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就志業問題作輔導，而發表的演講。
&mdash&mdash德注 &ldquoWissenschaft&rdquo（science）一詞，随脈絡不同，譯作&ldquo學術&rdquo&ldquo學問&rdquo&ldquo學術工作&rdquo&ldquo學術研究&rdquo&ldquo科學&rdquo&ldquo知識&rdquo等。
&ldquoBeruf&rdquo（vocation,calling）一詞，則譯作&ldquo志業&rdquo&ldquo使命&rdquo&ldquo職業&rdquo&ldquo去從事某事的召喚&rdquo等。
在德文中，&ldquoBeruf&rdquo是一個很普通的詞，一般用來指我們所謂的職業，不過因為馬丁·路德譯基督教《聖經》時，給這個詞提供了強烈的基督教背景，強調&ldquo奉神所召去從事某事&rdquo，因此它有強烈的價值意涵。
關于&ldquoBeruf&rdquo這個概念的宗教背景，參見周伯戡，《韋伯的&ldquo天職&rdquo觀》，《食貨月刊》，第十三卷11，12期合刊（台北，1984年3月），pp.36&mdash58。
一 ［§2年輕學者學術生涯的外緣條件：德國與美國］大家都知道，在德國，有志獻身學術研究的年輕人，通常都是從&ldquo私講師&rdquo（Privatdozent）[1]的職位做起。
經過與某大學裡的本科專家學者讨論并得到他們同意之後，他提出一本著作，通過教授團所舉行的一場通常屬于形式的面試，然後才具備這所大學的正式教書資格。
接下來，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專長選開一門課。
但是，除了學生的聽講費之外，别無薪水可領。
在美國，學術生涯通常是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開始，即先以&ldquo助理&rdquo（assistant）身份受聘。
這種身份，類似德國自然科學與醫學大型研究機構裡的助理，其中隻有一部分助理可望獲得私講師的正式職位，而且這種機會經常來得很遲。
這種制度上的不同，實際上表示，一般而言，德國學者的事業是建立在金權取向（Plutokratie）的前提上。
事實上，一個身無恒産的年輕學者，要面對學院生涯的這種現實，必須承擔極大的風險。
至少幾年之内，時間長短不定，他必須想辦法維持自己的生活。
在這同時，他對自己将來是否能夠得到一個職位，使生活過得比較像樣，卻毫無把握。
相反，在官僚制度已經建立的美國，年輕人一踏進學術圈，就開始有薪水可領。
當然，他的薪水很微薄，幾乎比不上一個半熟練勞工的收入。
可是，表面上他已經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他有一份固定收入。
不過，通常他也和德國的助理一樣，有被解聘的危險；如果他的表現不符期望，他得經常有這種心理準備，不必奢望同情。
這些期望是什麼呢？很簡單，他必須招徕衆多學生。
類此不幸事件，不會威脅到德國的私講師。
他的情形是一朝在位，沒有人可以請他走路。
當然，他不能提出任何&ldquo要求&rdquo。
但是，基于頗自然的想法，他會期望在工作幾年之後，别人會給予他某種考慮。
在他，這可以說是一種道德權利。
同時，他也預期&mdash&mdash這點常常是很要緊的&mdash&mdash别人在讨論其他私講師的進用問題時，會想到他。
所有條件符合的年輕學者，原則上均應取得教書資格抑或考慮&ldquo教學需要&rdquo，因而讓授課成為在職私講師的專利，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兩難問題；這和學院這門行業的雙重性格有關，我們稍後即會談到。
多半時候，人們會贊同第二項選擇。
但是它也增添了若幹危險，也就是相關的專任教授，無論用心多麼嵚崎磊落，都不免要袒護自己的學生。
我個人的做法，奉行下面這個原則：我要求經我指導完成論文的學生，在另一所大學獲得另一位教授的認可，給予他私講師的位置。
這樣做的結果，我的一位學生，而且是最優秀的學生之一，沒有被别人接受，因為沒有人相信我所說的理由是真的。
德國與美國另一個不同的地方是，在德國，一般情形是私講師開的課比他希望的要少。
照規定，他有權開他研究範圍之内的任何一門課。
但是，此舉若付諸實行，将會被認為是對資深的先生們不恭敬。
因此，&ldquo重頭&rdquo課都留給正教授，私講師則開次要課程。
這種安排的好處是，學者在年輕的時候，有充裕的時間作研究，雖然這不一定出于當事人自願。
美國的情形與此有基本上的差異。
最初幾年，正是助理教授學術生涯中工作負荷超重的時候，隻因為他拿了薪水。
例如，在德文系裡，正教授隻要開一門三小時關于歌德的課就夠了。
可是對一位年輕的助理教授，每周十二節課之中，如果除去德語聽講實習，能夠獲準教一些如烏蘭德（LudwigUhland）之類的作家，他就很高興了。
學校當局決定課程表，而助理教授和德國研究機構裡的助理一樣，得向它屈服。
［§3學術研究機構的&ldquo國家資本主義化&rdquo］最近，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學術的許多領域裡，德國大學也走上美國大學的發展路線。
大型醫學或自然科學的研究機構，本是&ldquo國家資本主義形态&rdquo的企業；如果沒有龐大經費，這些機構即難以維持。
這裡，我們碰到一個一切資本主義企業滋長之後都會造成的情況：&ldquo工人與生産工具的分離。
&rdquo工人，即助理，完全仰賴國家交給他使用的工具；如此一來，他之依賴所屬機構的負責人，就如同工廠工人依賴雇主。
機構負責人誠心地認為機構是&ldquo他的&rdquo機構，用他的方式去管理。
因而助理的位置，經常和&ldquo準無産階級&rdquo或美國大學助理的差事一樣，缺乏保障。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德國大學和德國人的一般生活一樣，正在美國化。
我相信，此一發展終将波及那些研究人員自行擁有工具的學科，這裡工具主要是指個人圖書館。
目前，在我這行裡，研究人員多半仍是這種狀況，如同過去工匠曾經有過的情形。
不過，資本主義化的發展，現在已成為全面的趨勢。
［§4學術生涯中的機運問題］不可否認，就像所有官僚化的資本主義形态企業一樣，這一切的确有它技術層面的優點。
但是，這種新&ldquo精神&rdquo，卻與德國大學傳統的氣氛不同。
無論就外觀還是本質而言，這些大型資本主義企業形态大學的主持者，與一般舊式的教授之間，都有一道鴻溝，心态方面也呈現同樣的對比。
關于後面這個問題，我不拟在此深究。
在本質與外觀兩方面，舊式大學的構成方式都已成為幻影。
唯一不曾消失并且有變本加厲之勢的，乃是機運（Hasard）在大學學術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說，一個私講師，乃至于一名助理，是否有朝一日能夠升成正教授，甚或當上學術機構的主持人，純粹靠運氣。
當然，在這場賭博中，機運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但卻占有非常高的比重。
我幾乎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種行業，機運在其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我尤其有資格說這種話，因為當我相當年輕的時候，純粹靠着一些意外的機運便被聘為正教授，而在這個學科中，一些與我年齡相若的同行的成就，無疑早超過我。
我猜想，因為有這段個人親身經驗，我特别有銳利的目光，看出許多人盡管才氣縱橫，但因時運不濟而不能在這套選拔制度裡，取得他們應得的職位。
機運，而非真才實學，之所以扮演如此重大的角色，不能完全歸咎于人性，甚至我們不能說人性是主要因素。
學術界的選拔過程和其他選拔過程一樣，必然會牽涉到人性因素。
但是，如果把衆多才智平庸之士在大學裡扮演重大角色這個事實，歸罪于學校教授或教育主管個人程度低劣，卻是不公平的。
造成凡才當道的原因，要到人類協作的法則中去找，尤其是好幾組人的協作的法則。
在這裡，這是指負責推薦的教授與教育官員之間的協調合作。
幾個世紀以來選舉教宗的情形與此相似。
教宗選舉的性質與學界選拔人才相同，是同類選拔中最重要的可以控制的例子。
&ldquo衆望看好&rdquo的樞機主教，很少有機會脫穎而出，獲勝的反而往往是那排名第二或第三的。
美國總統大選也是一樣：如果最傑出的一流人才得到黨代表大會提名，那是例外。
多數情況下，都是名列第二、經常是第三的候選人獲得提名，參加最後的大選。
美國人早已發明了一套技術性的社會學名詞，來替候選人分門别類。
以這些例子探讨集體意志進行選拔的法則，将會十分有趣，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的課題。
這些法則同樣适用于德國大學裡的合議制。
我們不應對經常出現的錯誤感到吃驚，而應對所擇得人的次數詫異。
盡管在種種困難之下，這種情形仍然占了相當的比例。
唯有當國會（如在某些國家）或君主（德國到目前為止）&mdash&mdash二者結果相同&mdash&mdash或取得權力的革命者（如德國當前），因政治原因幹預學術界的用人時，我們才能确定有人和的平庸之輩及一心向上爬的人會壟斷賢路。
沒有一位大學教授喜歡回憶任命案中所進行的讨論，因為這種事很少令人感到愉快。
但是，我可以說，我所知道的許多例子，用心都是盡量依據純粹客觀的理由來做決定，沒有一個例外。
［§5學者與教師的難以得兼］除此之外，我們要明白，學術命運的決定主要憑&ldquo機運&rdquo，并非僅隻是因為借集體決定拔擢人才的方式有所不足。
每位受到召喚、有志從事學術工作的年輕人，都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他所肩負的重任具有雙重面貌。
他不僅需要具備學者的資格，同時也必須能夠做一位好老師，而這兩種條件并不一定全然吻合。
一個人可能是十分傑出的學者，同時卻是一位糟糕透頂的老師。
說到這裡，我想起赫爾姆霍茨（HermannvonHelmholtz）與蘭克這些人上課的情形，而他們絕非罕見的例外。
不過，目前的情況已演變成我們的大學，尤其是小的大學，競相招徕學生，這真是極其可笑。
大學城裡的房東，在學生人數突破一千大關時，要舉行慶祝會，到超過兩千時，他們必然興奮得要辦一次火炬遊行。
學費收入會因為相近學科聘請到了有辦法&ldquo吸引大批學生&rdquo的教授，受到可觀的影響，這點我們必須公開承認。
除此之外，學生人數的多寡，乃是一種可以用數字來表示的通過考驗的标志，而學者的素質卻不可測量，碰到勇于創新之士時，更大有争議餘地；這是十分自然的。
結果，幾乎每個人都為學生衆多及因此而帶來的好處而眩惑。
說某某教授是個糟糕的老師，通常無異宣布他學術生命的死刑，即使他是舉世數一數二的學者。
可是他是好老師還是不好的老師，卻要看學生老爺們上他課的人數多寡而定。
事實上，學生是否湧向某位老師，多半&mdash&mdash比一般人認為可能的程度要大&mdash&mdash取決于一些純粹外緣的因素，諸如性情，甚至聲音的抑揚頓挫。
根據我個人算得上相當豐富的經驗，加上平靜的思考，我對那些能夠吸引衆多學生的課程，有很深的懷疑，雖然這類現象也許是不可避免。
民主，隻能在該談民主的場合推行。
至于學術訓練（如我們在德國大學傳統下推展的），是精神貴族的事；對這點，我們無需諱言。
确實，以适當方式呈現學術問題，而使一個未曾學而能學的心靈，對這些問題有所了解，并且&mdash&mdash這在我們看來是唯一重要的&mdash&mdash對這些問題作獨立的思考，或許是教育使命裡最艱巨的一項工作。
但是，這項使命有無達成，并非取決于學生人數之多寡。
再回到我們的主題上，教學這種藝術涉及個人的天賦，并且絕非與學者研究學問的能力相吻合。
與法國相對比，德國在學術上并沒有一群&ldquo不死之士&rdquo[2]的制度。
依照德國的傳統，大學應同時肩負研究與教學兩種責任。
至于一個人是否同時兼備這兩種能力，完全得靠運氣。
［§6學術生涯外緣條件的總結］因此，學術生涯乃是一場瘋狂的冒險。
當年輕學者要我對他們進大學教書做些建議時，我幾乎沒辦法負起鼓勵之責。
如果他是猶太人，我們自然可以說：&ldquo放棄一切希望。
&rdquo[3]但是對其他的人，無論基于感情或良心，我們都必須問這樣一個問題：你真的相信，你能夠年複一年看着平庸之輩一個接一個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亦無創痛嗎？自然，我們得到的回答總是：&ldquo當然，我活着隻是為了我的&lsquo志業&rsquo。
&rdquo然而，我發現隻有少數人能夠忍受這種情形，而不覺得這對他們的内在生命是一種傷害。
關于學者這行的外在條件，所必須說明的，也就是這些了。
*** [1] &ldquo私講師&rdquo是德語國家的大學教職中最低的一級；私講師沒有大學所發的薪水，而是直接向聽課的學生收費以取得收入。
[2] &ldquo不死之士&rdquo（dieUnsterblichen）指法蘭西學院（Académiefrançaise）的四十名院士。
所謂&ldquo不死&rdquo，是指院士死亡之後，随即遞補新院士，永遠維持四十人在位。
院士所從事的唯一工作，便是有保障的終身研究工作。
&mdash&mdash日注 [3] 但丁《神曲》之《地獄篇》第三章；在《神曲》中，進入地獄的門上寫着這句話：&ldquo進入這裡的人，放棄一切希望。
&rdquo參見本書《韋伯的政治關懷》p.52注2。
二 ［§7學術的專業化］我相信諸君實際上希望聽我談一些别的東西，那就是：學術作為精神上的志業。
今天，相對于學術作為一種職業的經營，以學問為生命志業首先受到的限制，就是學問已進入一個空前專業化的時代，并且這種情形将永遠持續下去。
從表象與實質兩方面來說，我們都必須認清，個人唯有通過嚴格的專業化，才能在學術研究的世界裡，獲得那種确實感到達成某種真正完美成果的意識。
與相關領域重疊的研究工作&mdash&mdash我們不時涉及而社會學者必須經常從事的&mdash&mdash都帶有幾分莫可奈何的味道，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至多隻能提供專家一些有用的問題，這些問題是他從專業角度不容易想到的；我們知道，不可避免地，我們自己的工作離完美之境太遠。
唯有憑借嚴格的專業化，學術工作者才有機會在有朝一日充分體認到，他完成了一些可以傳世的成就，但是這種情形一生也許隻有一次。
今天，真正确定并且重要的成就，無不屬于專業性的成就。
任何人如果不能，打個比方，戴起遮眼罩，認定他的靈魂的命運就取決于他能否在這篇草稿的這一段裡做出正确的推測，那麼他還是離學術遠點好。
他對學問将永遠不會有所謂的&ldquo個人體驗&rdquo。
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ldquo陶醉感&rdquo，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ldquo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你來之後數千年歲月在靜默中等待&rdquo的壯志&mdash&mdash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地做此臆測&mdash&mdash你将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那麼你應該去做别的事。
因為凡是不能讓人懷着熱情（Leidenschaft）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
［§8靈感在學術工作中的位置］然而，同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