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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近代歐洲文化之子，在研究世界史時，必然且應當提出如下的問題，即在&mdash&mdash且僅在&mdash&mdash西方世界，曾出現朝着（至少我們認為）具有普遍性意義及價值的方向發展的某些文化現象，這到底該歸諸怎樣的因果關系呢？
隻有在西方，&ldquo科學&rdquo才發展到一個我們今日視為&ldquo普遍有效&rdquo的程度。
其他的文明，特别是印度、中國、巴比倫與埃及，也有經驗的知識、對世界及生命問題的反省、極深奧的哲學及神學智能（雖然隻有基督教&mdash&mdash在大希臘化思想的影響下&mdash&mdash才圓熟地發展出一套系統的神學，至于伊斯蘭教與某些印度的宗派則僅有些許迹象）以及極端精微的學識與觀察。
然而巴比倫的天文學，就像其他文明一樣，缺少了希臘人首次發展出來的數學基礎：質實言之，此一事實更突顯出巴比倫星象學的驚人發展。
印度的幾何學則欠缺理性的&ldquo證明&rdquo&mdash&mdash這又是希臘精神的産物，而這精神也創造出力學與物理學。
印度的自然科學，就經驗觀察的角度而言，确有高度發展，然而并沒有理性的實驗（雖已出現于西洋古代世界，基本上仍為文藝複興的産物）。
同樣的，近代的實驗室并不存在于印度，所以，印度的醫學，盡管在經驗&mdash技術層面有高度發展，但缺乏生物學尤其是生化學的基礎。
至于理性的化學，除了西方外，一概未曾出現于其他文化地區。
中國的史學，雖有高度發展，卻缺乏修昔底德[1]式就事論事的研究方法。
馬基雅維利[2]确有其印度的先行者，但是從亞洲的國家理論中，我們找不到任何類似亞裡士多德的系統分類與理性的概念。
理性的法律學說所必備的嚴謹的法學架構與思考形式，為羅馬法的特色（西方法律亦源自此），卻不見于他處。
盡管印度的彌曼差學派[3]、範圍極廣的法典編纂&mdash&mdash特别是近東，無數印度以及其他地區的律法書&mdash&mdash稍有迹象可尋。
教會法[4]的建構亦僅見之于西方。
同樣的現象亦可見之于藝術。
在曆史上，其他民族對音樂的敏感似乎比我們有更高度的發展，至少是不比我們差。
各種形式的多聲樂存在于世界許多地區；多種樂器的合奏及和聲伴唱，可見之于其他文明。
我們音樂中所具有音符間合理的節拍，其他民族亦曾計算出來并熟用之。
但某些特色則僅見之于西方音樂：例如理性的和聲音樂，亦即基于三度和弦的三重泛音來組織音符的對位法與和音和聲法；自文藝複興以來，我們還有取代間隔休止而以理性形式做和聲诠釋的半音階法與異名同音法；我們的管弦樂，乃是以弦樂四重奏為其核心加上管樂器的整體組織；我們的通奏低音、記譜法（這才使近代音樂的創作、演出以及其持續存在成為可能）；我們的奏鳴曲、交響樂與歌劇（雖然标題音樂、韻詩、和音變化及半音階法原本也作為表現手段而運用于極為不同的各種音樂中）；以及最後，所有演奏這些的必要工具，我們基本的樂器&mdash&mdash管風琴、鋼琴及小提琴。
所有這些，唯獨西方才有。
作為裝飾之用的尖形拱門亦見之于西方古代世界與亞洲各地；據說尖形拱門及十字型拱形圓頂的結構亦曾出現于東方。
但在其他地區，我們找不到像西方中世紀所創造出來的，理性運用哥特式拱形圓頂以分散張力，并利用弓形跨越任何形式的空間；尤其是，哥特式拱形圓頂成為宏偉紀念建築物的結構原則，并延伸成為某種雕刻與繪畫風格的基礎。
同樣的，雖然此一技術基礎來自東方，然而除了西方外，我們從其他地區找不到用以解決半球形圓頂問題的辦法，同時，也見不到那種整體藝術的&ldquo古典的&rdquo理性化&mdash&mdash在繪畫來說，就是通過線與空間的透視法的理性運用&mdash&mdash這是我們在文藝複興時期所産生的。
印刷術的成品曾見之于中國，但隻有在西方，才發展出一種單隻設想成為印刷品，而且也隻有通過印刷才有可能存活的文書，亦即&ldquo刊物&rdquo，尤其是&ldquo報紙&rdquo。
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機構，包括與我們大學或學院表面上極類似者，皆曾見于其他地方（中國與伊斯蘭世界）。
但隻有在西方，才發展出一種理性的、有系統的專業科學研究，亦即由一群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所經營的學術，他們現今已居有一種近乎文化支配的重要地位。
尤其是專業性的官員，他們乃西方近代國家與近代經濟的基石。
盡管此一群體在其他地區亦見萌芽，但對于社會秩序，卻從未構成如其在西方那樣本質必要的角色。
當然，&ldquo官吏&rdquo，包括專業分工的官僚，是極其不同的各種文化中可見的一種古老現象。
但是，沒有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有如近代西方那樣，讓生活上的政治、技術與經濟等基礎條件，也就是我們的整個生存，如此絕對而無可避免地落入受過訓練的專家所構成的官僚組織的羅網下：技術性的、工商業的，尤其是法律上具有專業訓練的國家公務員，成為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常機能的擔綱者。
政治團體與社會團體的身份組織，是很普遍的現象，但隻有在西方，才出現西方意味下的&ldquo王與王國&rdquo[5]那樣的身份國家（Ständestaat）。
同樣的，由定期選舉&ldquo人民代表&rdquo所組成的國會、在野的群衆領袖，以及由政黨領袖擔任&ldquo部會首長&rdquo向國會負責的支配形态，也是西方特有的制度&mdash&mdash固然，為了獲取或影響政治權力而組織&ldquo黨派&rdquo，世界各地亦所在多有。
一般而言，&ldquo國家&rdquo，也就是基本上具有合理制定的&ldquo憲法&rdquo、合理制定的法律以及以合理制定的規則&mdash&mdash&ldquo法規&rdquo&mdash&mdash為取向而由專門官吏來管理的行政等特征的政治機構（Anstalt），盡管他處已有萌芽，但将以上這些決定性的特征作為本質要素而結合為一體來形成這種機構的，僅見于西方。
同樣情形亦可見之于我們近代生活裡決定命運的最關鍵力量：資本主義。
&ldquo營利&rdquo、&ldquo追求利得&rdquo、追求金錢以及盡可能聚集更多的錢财，就其本身而言，與資本主義完全無涉。
這種汲汲營營，無論過去或現在，皆可見之于侍者、醫生、車夫、藝術家、娼妓、貪官、軍人、盜匪、十字軍士兵、賭徒以及乞丐&mdash&mdash或者可以說：不管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苟有客觀機會可以牟利，則此一現象即可見諸&ldquo各式各樣的人士之間&rdquo。
因此，在文化史的初步課程裡，我們就該斷然放棄此種幼稚的（關于資本主義的）概念推斷。
無止境的營利欲并不等同于資本主義，更加不是其&ld
其他的文明，特别是印度、中國、巴比倫與埃及，也有經驗的知識、對世界及生命問題的反省、極深奧的哲學及神學智能（雖然隻有基督教&mdash&mdash在大希臘化思想的影響下&mdash&mdash才圓熟地發展出一套系統的神學，至于伊斯蘭教與某些印度的宗派則僅有些許迹象）以及極端精微的學識與觀察。
然而巴比倫的天文學，就像其他文明一樣，缺少了希臘人首次發展出來的數學基礎：質實言之，此一事實更突顯出巴比倫星象學的驚人發展。
印度的幾何學則欠缺理性的&ldquo證明&rdquo&mdash&mdash這又是希臘精神的産物，而這精神也創造出力學與物理學。
印度的自然科學，就經驗觀察的角度而言，确有高度發展，然而并沒有理性的實驗（雖已出現于西洋古代世界，基本上仍為文藝複興的産物）。
同樣的，近代的實驗室并不存在于印度，所以，印度的醫學，盡管在經驗&mdash技術層面有高度發展，但缺乏生物學尤其是生化學的基礎。
至于理性的化學，除了西方外，一概未曾出現于其他文化地區。
中國的史學，雖有高度發展，卻缺乏修昔底德[1]式就事論事的研究方法。
馬基雅維利[2]确有其印度的先行者，但是從亞洲的國家理論中，我們找不到任何類似亞裡士多德的系統分類與理性的概念。
理性的法律學說所必備的嚴謹的法學架構與思考形式，為羅馬法的特色（西方法律亦源自此），卻不見于他處。
盡管印度的彌曼差學派[3]、範圍極廣的法典編纂&mdash&mdash特别是近東，無數印度以及其他地區的律法書&mdash&mdash稍有迹象可尋。
教會法[4]的建構亦僅見之于西方。
同樣的現象亦可見之于藝術。
在曆史上，其他民族對音樂的敏感似乎比我們有更高度的發展，至少是不比我們差。
各種形式的多聲樂存在于世界許多地區；多種樂器的合奏及和聲伴唱，可見之于其他文明。
我們音樂中所具有音符間合理的節拍，其他民族亦曾計算出來并熟用之。
但某些特色則僅見之于西方音樂：例如理性的和聲音樂，亦即基于三度和弦的三重泛音來組織音符的對位法與和音和聲法；自文藝複興以來，我們還有取代間隔休止而以理性形式做和聲诠釋的半音階法與異名同音法；我們的管弦樂，乃是以弦樂四重奏為其核心加上管樂器的整體組織；我們的通奏低音、記譜法（這才使近代音樂的創作、演出以及其持續存在成為可能）；我們的奏鳴曲、交響樂與歌劇（雖然标題音樂、韻詩、和音變化及半音階法原本也作為表現手段而運用于極為不同的各種音樂中）；以及最後，所有演奏這些的必要工具，我們基本的樂器&mdash&mdash管風琴、鋼琴及小提琴。
所有這些，唯獨西方才有。
作為裝飾之用的尖形拱門亦見之于西方古代世界與亞洲各地；據說尖形拱門及十字型拱形圓頂的結構亦曾出現于東方。
但在其他地區，我們找不到像西方中世紀所創造出來的，理性運用哥特式拱形圓頂以分散張力，并利用弓形跨越任何形式的空間；尤其是，哥特式拱形圓頂成為宏偉紀念建築物的結構原則，并延伸成為某種雕刻與繪畫風格的基礎。
同樣的，雖然此一技術基礎來自東方，然而除了西方外，我們從其他地區找不到用以解決半球形圓頂問題的辦法，同時，也見不到那種整體藝術的&ldquo古典的&rdquo理性化&mdash&mdash在繪畫來說，就是通過線與空間的透視法的理性運用&mdash&mdash這是我們在文藝複興時期所産生的。
印刷術的成品曾見之于中國，但隻有在西方，才發展出一種單隻設想成為印刷品，而且也隻有通過印刷才有可能存活的文書，亦即&ldquo刊物&rdquo，尤其是&ldquo報紙&rdquo。
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機構，包括與我們大學或學院表面上極類似者，皆曾見于其他地方（中國與伊斯蘭世界）。
但隻有在西方，才發展出一種理性的、有系統的專業科學研究，亦即由一群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所經營的學術，他們現今已居有一種近乎文化支配的重要地位。
尤其是專業性的官員，他們乃西方近代國家與近代經濟的基石。
盡管此一群體在其他地區亦見萌芽，但對于社會秩序，卻從未構成如其在西方那樣本質必要的角色。
當然，&ldquo官吏&rdquo，包括專業分工的官僚，是極其不同的各種文化中可見的一種古老現象。
但是，沒有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有如近代西方那樣，讓生活上的政治、技術與經濟等基礎條件，也就是我們的整個生存，如此絕對而無可避免地落入受過訓練的專家所構成的官僚組織的羅網下：技術性的、工商業的，尤其是法律上具有專業訓練的國家公務員，成為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常機能的擔綱者。
政治團體與社會團體的身份組織，是很普遍的現象，但隻有在西方，才出現西方意味下的&ldquo王與王國&rdquo[5]那樣的身份國家（Ständestaat）。
同樣的，由定期選舉&ldquo人民代表&rdquo所組成的國會、在野的群衆領袖，以及由政黨領袖擔任&ldquo部會首長&rdquo向國會負責的支配形态，也是西方特有的制度&mdash&mdash固然，為了獲取或影響政治權力而組織&ldquo黨派&rdquo，世界各地亦所在多有。
一般而言，&ldquo國家&rdquo，也就是基本上具有合理制定的&ldquo憲法&rdquo、合理制定的法律以及以合理制定的規則&mdash&mdash&ldquo法規&rdquo&mdash&mdash為取向而由專門官吏來管理的行政等特征的政治機構（Anstalt），盡管他處已有萌芽，但将以上這些決定性的特征作為本質要素而結合為一體來形成這種機構的，僅見于西方。
同樣情形亦可見之于我們近代生活裡決定命運的最關鍵力量：資本主義。
&ldquo營利&rdquo、&ldquo追求利得&rdquo、追求金錢以及盡可能聚集更多的錢财，就其本身而言，與資本主義完全無涉。
這種汲汲營營，無論過去或現在，皆可見之于侍者、醫生、車夫、藝術家、娼妓、貪官、軍人、盜匪、十字軍士兵、賭徒以及乞丐&mdash&mdash或者可以說：不管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苟有客觀機會可以牟利，則此一現象即可見諸&ldquo各式各樣的人士之間&rdquo。
因此，在文化史的初步課程裡，我們就該斷然放棄此種幼稚的（關于資本主義的）概念推斷。
無止境的營利欲并不等同于資本主義，更加不是其&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