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講 現代國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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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
當這場血腥争奪結束後，英國高級貴族們已經毀滅殆盡，再也無力保衛他們一直行使的權力。
大貴族的聯合再也無法左右王位歸屬。
多铎王朝開始統治，随着亨利七世在1485年登基，政治集中和王權勝利的時代開始了。
在意大利，君主制沒有得到确立，至少沒有在此名義下确立，但這對結果來說關系不大。
正是在15世紀期間，各共和國紛紛覆滅，即使在依然保留共和國名稱的地方，權力也被集中在一兩個家族手中，共和制已經壽終正寝。
在意大利北部，幾乎所有倫巴第共和國都被并入了米蘭公國。
1434年，佛羅倫薩落入梅地奇家族統治下；1464年，熱那亞臣服于米蘭公國。
大部分共和國，無論大小，都讓位于君主家族。
很快，外國君主就提出了對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主權要求，包括北部的米蘭公國和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國。
無論我們觀察歐洲的哪個國家，無論我們研究它的哪一部分曆史，無論是關于國家自身，還是關于其政府或制度，我們到處都看到舊有社會成分和形态處于消失邊緣。
傳統的自由消失了，新的、更加集中、更加正規的權力出現了。
歐洲舊有自由的覆滅令人悲痛，在當時激發了人們最深切的哀傷。
在法國、德國尤其是在意大利，15世紀的愛國者激烈地質疑、絕望地哀歎這場在所有方面都可能帶來專制的革命。
他們的勇氣令人不得不感到欽佩，他們的悲痛令人不得不感到同情，但同時人們必須理解這場革命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還是有益的。
歐洲的原始制度、舊有的封建自由及公共自由在組織社會上已經失敗。
構成社會活力的是安全保障和發展進步。
任何無法在當前保障秩序、在未來取得進步的制度都是錯誤的，都會很快被人抛棄。
古代政治形态、15世紀期間歐洲舊有自由的命運就是這樣。
它們既無法給社會帶來安全保障，也無法帶來進步。
人們隻能從其他原則、其他途徑來尋求安全保障和進步。
這就是我剛才向你們介紹的這些事實的意義。
在同一時期，還出現了另一件在歐洲政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事。
正是在15世紀期間，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聯系開始變得頻繁、正規和持久。
正是在這一時期，這些偉大的聯盟&mdash&mdash和平聯盟或戰争聯盟第一次形成，并在後來帶來了均衡體系。
歐洲的外交誕生于15世紀。
在這個世紀末期，你們能看到歐洲大陸上的各股主要勢力，包括教皇、米蘭公爵、威尼斯人、德國皇帝、西班牙及法國的國王們，在縱橫捭阖、談判聯合、彼此制衡。
當查理七世發動針對那不勒斯王國的遠征時，西班牙、教皇和威尼斯人結成了一個對抗他的龐大聯盟。
幾年過後（1508年），對抗威尼斯人的康布雷同盟形成了。
1511年，直接對抗路易十二的神聖同盟接替了康布雷同盟。
所有這些聯盟都起源于意大利權術，起源于各君主想霸占意大利的欲望，起源于對其中某位君主獨霸意大利從而獲得壓倒性優勢的恐懼。
這種新秩序對君主制的發展特别有利。
一方面，由于國家對外聯系的性質，它們隻能由單個人或少數人來執行，并需要一定的保密。
另一方面，民衆如此缺乏遠見，以至無法理解這種聯盟所能産生的結果；它對于他們沒有任何内在或直接的利益關系；他們對它毫不在意，将此類事務留給中央政府，任其自由裁量。
因此，從誕生之日起，外交就落入了國王們的手中，并且，這種外交事務專屬于國王的觀念、這種國民雖然享有自由，有權投票決定稅收和幹預國家大事，但不應當參與外交事務的觀念，可以說如同一項公認原則、一條普遍準則，幾乎在所有歐洲人的頭腦中紮下了根。
打開英國在16世紀和17世紀的曆史，你們将看到這一觀念發揮了多大威力，在伊麗莎白、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統治期間為英國自由帶來了多少障礙。
往往就是在這一原則的名義下，媾和宣戰、商貿往來和所有外部事務都變成了君主的特權；正是憑借這一原則，絕對權力在與國民權利的對抗中得以保全自己。
國民在争奪這一特權時表現得極度懦弱，這一懦弱使他們付出了昂貴代價，因為從我們現在即将進入的時代即16世紀開始，歐洲的曆史實質上是外交的曆史。
在接近三個世紀期間，外部關系是曆史的重要事實。
國家内部已經走上正軌，至少在歐洲大陸國家内政已經不再引發劇烈動蕩，也不再吸引公衆的注意力。
現在引人注目、充斥史書的是外部關系、戰争、談判和聯盟，因此大部分國家的命運被抛棄給了君主特權和中央政府。
事實上，不這樣做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公衆能成功參與此類事務之前，必須要有文明的巨大進步、智力和政治技巧的巨大發展。
從16世紀到18世紀，人民離這種合格水準還差很遠。
看看17世紀初期詹姆士一世統治下的英國發生了什麼事：他的女婿巴列丁選帝侯(1)、波西米亞的當選國王，喪失了自己的王位，甚至還被剝奪了自己的世襲封地巴列丁奈特(2)。
整個新教世界都在關注他的前途，因此英國對他産生強烈興趣也是很有道理的。
英國民意沸騰，強烈要求詹姆士國王支持他的女婿，為他奪回巴列丁奈特。
議會憤怒地要求開戰，許諾提供戰争所需的一切手段。
詹姆士不願意開戰，他虛與委蛇，嘗試了幾次談判，往德國派出了一些軍隊，然後告訴議會需要90萬英鎊才有可能獲勝。
沒有人說國王的估算有點誇大，事實上看起來也并非如此。
可是議會對這筆費用大感驚恐，開始打退堂鼓，于是它勉強投票批準了7萬英鎊，去幫助一位君主複位，去重新征服一個距離英國九百英裡之外的國家。
公衆在此類事務上就是這樣的無知和無能，他們不了解事實就貿然行動，不肯承擔任何責任。
在那個時候，他們還沒有條件通過正規、有效的方式參與其中。
這就是外交落入中央政府之手的主要原因。
隻有中央政府才有條件&mdash&mdash且不說使外交符合公衆利益，因為很少慮及這一點&mdash&mdash保證外交的連續性和合理性。
你們看到，無論我們從什麼視角考察這一時期的歐洲政治曆史，無論是考察各國内政還是外交關系，無論是研究戰争還是司法或稅收，我們到處都能發現同樣的性質，到處都能看到集中和團結的趨勢，看到共同利益和公共權力的形成和占優。
這是15世紀所進行的秘密工作，這項工作并未在社會中帶來任何非常顯著的結果，或嚴格意義上的革命，但它為這一切鋪平了道路。
下面我将向你們介紹另一種性質的事實，即精神事實，與人的心智及普遍思想發展有關的事實。
在這些事實中我們将看到同樣的現象
當這場血腥争奪結束後，英國高級貴族們已經毀滅殆盡，再也無力保衛他們一直行使的權力。
大貴族的聯合再也無法左右王位歸屬。
多铎王朝開始統治，随着亨利七世在1485年登基，政治集中和王權勝利的時代開始了。
在意大利，君主制沒有得到确立，至少沒有在此名義下确立，但這對結果來說關系不大。
正是在15世紀期間，各共和國紛紛覆滅，即使在依然保留共和國名稱的地方，權力也被集中在一兩個家族手中，共和制已經壽終正寝。
在意大利北部，幾乎所有倫巴第共和國都被并入了米蘭公國。
1434年，佛羅倫薩落入梅地奇家族統治下；1464年，熱那亞臣服于米蘭公國。
大部分共和國，無論大小，都讓位于君主家族。
很快，外國君主就提出了對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主權要求，包括北部的米蘭公國和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國。
無論我們觀察歐洲的哪個國家，無論我們研究它的哪一部分曆史，無論是關于國家自身，還是關于其政府或制度，我們到處都看到舊有社會成分和形态處于消失邊緣。
傳統的自由消失了，新的、更加集中、更加正規的權力出現了。
歐洲舊有自由的覆滅令人悲痛，在當時激發了人們最深切的哀傷。
在法國、德國尤其是在意大利，15世紀的愛國者激烈地質疑、絕望地哀歎這場在所有方面都可能帶來專制的革命。
他們的勇氣令人不得不感到欽佩，他們的悲痛令人不得不感到同情，但同時人們必須理解這場革命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還是有益的。
歐洲的原始制度、舊有的封建自由及公共自由在組織社會上已經失敗。
構成社會活力的是安全保障和發展進步。
任何無法在當前保障秩序、在未來取得進步的制度都是錯誤的，都會很快被人抛棄。
古代政治形态、15世紀期間歐洲舊有自由的命運就是這樣。
它們既無法給社會帶來安全保障，也無法帶來進步。
人們隻能從其他原則、其他途徑來尋求安全保障和進步。
這就是我剛才向你們介紹的這些事實的意義。
在同一時期，還出現了另一件在歐洲政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事。
正是在15世紀期間，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聯系開始變得頻繁、正規和持久。
正是在這一時期，這些偉大的聯盟&mdash&mdash和平聯盟或戰争聯盟第一次形成，并在後來帶來了均衡體系。
歐洲的外交誕生于15世紀。
在這個世紀末期，你們能看到歐洲大陸上的各股主要勢力，包括教皇、米蘭公爵、威尼斯人、德國皇帝、西班牙及法國的國王們，在縱橫捭阖、談判聯合、彼此制衡。
當查理七世發動針對那不勒斯王國的遠征時，西班牙、教皇和威尼斯人結成了一個對抗他的龐大聯盟。
幾年過後（1508年），對抗威尼斯人的康布雷同盟形成了。
1511年，直接對抗路易十二的神聖同盟接替了康布雷同盟。
所有這些聯盟都起源于意大利權術，起源于各君主想霸占意大利的欲望，起源于對其中某位君主獨霸意大利從而獲得壓倒性優勢的恐懼。
這種新秩序對君主制的發展特别有利。
一方面，由于國家對外聯系的性質，它們隻能由單個人或少數人來執行，并需要一定的保密。
另一方面，民衆如此缺乏遠見，以至無法理解這種聯盟所能産生的結果；它對于他們沒有任何内在或直接的利益關系；他們對它毫不在意，将此類事務留給中央政府，任其自由裁量。
因此，從誕生之日起，外交就落入了國王們的手中，并且，這種外交事務專屬于國王的觀念、這種國民雖然享有自由，有權投票決定稅收和幹預國家大事，但不應當參與外交事務的觀念，可以說如同一項公認原則、一條普遍準則，幾乎在所有歐洲人的頭腦中紮下了根。
打開英國在16世紀和17世紀的曆史，你們将看到這一觀念發揮了多大威力，在伊麗莎白、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統治期間為英國自由帶來了多少障礙。
往往就是在這一原則的名義下，媾和宣戰、商貿往來和所有外部事務都變成了君主的特權；正是憑借這一原則，絕對權力在與國民權利的對抗中得以保全自己。
國民在争奪這一特權時表現得極度懦弱，這一懦弱使他們付出了昂貴代價，因為從我們現在即将進入的時代即16世紀開始，歐洲的曆史實質上是外交的曆史。
在接近三個世紀期間，外部關系是曆史的重要事實。
國家内部已經走上正軌，至少在歐洲大陸國家内政已經不再引發劇烈動蕩，也不再吸引公衆的注意力。
現在引人注目、充斥史書的是外部關系、戰争、談判和聯盟，因此大部分國家的命運被抛棄給了君主特權和中央政府。
事實上，不這樣做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公衆能成功參與此類事務之前，必須要有文明的巨大進步、智力和政治技巧的巨大發展。
從16世紀到18世紀，人民離這種合格水準還差很遠。
看看17世紀初期詹姆士一世統治下的英國發生了什麼事：他的女婿巴列丁選帝侯(1)、波西米亞的當選國王，喪失了自己的王位，甚至還被剝奪了自己的世襲封地巴列丁奈特(2)。
整個新教世界都在關注他的前途，因此英國對他産生強烈興趣也是很有道理的。
英國民意沸騰，強烈要求詹姆士國王支持他的女婿，為他奪回巴列丁奈特。
議會憤怒地要求開戰，許諾提供戰争所需的一切手段。
詹姆士不願意開戰，他虛與委蛇，嘗試了幾次談判，往德國派出了一些軍隊，然後告訴議會需要90萬英鎊才有可能獲勝。
沒有人說國王的估算有點誇大，事實上看起來也并非如此。
可是議會對這筆費用大感驚恐，開始打退堂鼓，于是它勉強投票批準了7萬英鎊，去幫助一位君主複位，去重新征服一個距離英國九百英裡之外的國家。
公衆在此類事務上就是這樣的無知和無能，他們不了解事實就貿然行動，不肯承擔任何責任。
在那個時候，他們還沒有條件通過正規、有效的方式參與其中。
這就是外交落入中央政府之手的主要原因。
隻有中央政府才有條件&mdash&mdash且不說使外交符合公衆利益，因為很少慮及這一點&mdash&mdash保證外交的連續性和合理性。
你們看到，無論我們從什麼視角考察這一時期的歐洲政治曆史，無論是考察各國内政還是外交關系，無論是研究戰争還是司法或稅收，我們到處都能發現同樣的性質，到處都能看到集中和團結的趨勢，看到共同利益和公共權力的形成和占優。
這是15世紀所進行的秘密工作，這項工作并未在社會中帶來任何非常顯著的結果，或嚴格意義上的革命，但它為這一切鋪平了道路。
下面我将向你們介紹另一種性質的事實，即精神事實，與人的心智及普遍思想發展有關的事實。
在這些事實中我們将看到同樣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