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譯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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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是可以容許的。

    &rdquo 阿庇安是事件的叙述者,而不是哲理的史學家。

    他的風格沒有辭藻的修飾;但是在許多修辭整潔的章節中,他的風格是生動而有力,有時是雄辯的。

    有時候他提高到和古代世界最優秀的作家的同樣高超的地位。

    《内戰史》的緒論就是這一類的例子。

    在這裡,導緻革拉古兄弟悲劇的一些事件以莊嚴而整齊的步伐向前發展,後代有許多史學家模仿這種風格,但是沒有人超過他。

    這是古代作家們關于土地問題的争執對于雙方面的意見都加以叙述的唯一記載。

     在阿庇安一系列的著作中,《内戰史》第一卷可能是最有價值的,因為它是連接波裡比阿和西塞羅之間&ldquo交替時代&rdquo的橋梁。

    [31]在價值上僅次于這卷書的是第三次布匿戰争和迦太基毀滅的曆史。

    [32]這是關于這些事件傳到我們手中唯一的詳細記載,它有高度的戲劇性。

    阿庇安這部分曆史著作的來源可能是波裡比阿已經失傳了的著作。

    他在布匿戰争史第132節[33]中引用了波裡比阿的話。

     因為細節上缺乏準确性,[34]阿庇安受到嚴厲的批評。

    根據近代批評的準則,準确性是史學家所必須具備的首要而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是在古代世界不是這樣的。

    與事實一般的符合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古代作家的目的是在寫作一本有興趣的書,或者替他所懷抱的政治理想或道德原理提供一個背景。

    在這方面,阿庇安和他同時代的一般史學家比較起來,既沒有更好些,也沒有更壞些。

    什發茲教授很正确地說,阿庇安在《内戰史》第三卷中,關于安敦尼與元老院鬥争的記載,簡直不是曆史,而是&ldquo曆史小說著作&rdquo,但是他補充說,&ldquo盡管在他的著作中,形象有些歪曲,内容有些虛構,但是大的線索是正确地、深刻地刻畫出來了,他的虛構正是多少使他達到這個目的的。

    &rdquo這個批評可以準确地應用在阿庇安大部分的著作上。

     古代史學家常常讓他們著作中的主要人物發表演說,以提出那些鼓動各民族或各黨派的思想,有時候向人們發表作者的道德教訓。

    修昔底德這樣做了,[35]誠如吉爾柏特·麥累[36]教授所說的,他的榜樣是&ldquo他逝世後兩千年來曆史著作中一個重要的遺産&rdquo。

    阿庇安模仿了這個榜樣。

    以風格而論,他這樣發表的演說詞,是他的著作中最好的部分。

    我們從中感覺到我們正在聽着這位有經驗的辯論家、這個有素養的皇帝法庭的檢察官在說話。

    什發茲教授甚至把三巨頭宣布公敵的命令(《内戰史》第四卷,第8-11節)也歸于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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