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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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這種基金是工人自己的勞動産品[29]。
然而，不能因為工資基金說站不住腳，就說所有把供求要素提到首位的工資理論都是站不住腳的。
一般說來，基金說現在是沒有多大威望了，但大多數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勞動力供求是決定一國平均工資的基本因素。
實際上，不論我們怎樣看待勞動力，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勞動力也要同其他商品一樣在市場上出賣。
商品價格受供求規律支配。
而工資怎樣才能不受這個規律支配呢？這個問題很難，需要作周密的分析。
供求規律是建立在假設某種商品的需求決定于該商品價格的基礎上的。
某種商品價格的提高會減少對它的需求，所以隻有價格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供求才能趨于平衡。
如果不是這樣，如果商品需求不決定于商品價格，那麼供求的波動對價格就不會産生影響。
須知，在這種情況下，供求隻有在各種不同的價格水平上才能達到平衡。
在消費品方面可以看到需求對價格的依存關系，盡管由于一種消費品可以用另一種消費品代替，通常采取非常複雜的形式。
相反，在生産資料問題上，這種依存關系的性質就不那麼容易确定了。
由于存在利潤，情況就變得複雜了。
生産資料的價格顯然應當由用它生産出來的最終産品的價格來決定，無論如何不能高于後者的價格。
然而，經驗表明，生産某種産品所必需的全部生産資料總和的價格，通常要比産品的價格低，或多或少低于後者。
這裡所談的價格差别，并不是偶然的或無關重要的現象，而是現行經濟體制的基礎。
它形成資本家的利潤，并且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中樞神經。
總之，抛開這種差别是不行的。
它究竟是怎麼來的呢？對于這個問題，應當由利潤理論來回答。
對我們來說，隻要指出利潤是影響生産資料價格、又使它的含義模糊不清的因素這一點就夠了。
生産資料的價格低于産品價格，究竟應當低到什麼水平呢？一般價格理論對這個問題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因為利潤不屬于價格現象，而是分配現象。
但十分明顯的是，生産資料的價格比産品價格不管低到什麼水平，對生産資料的需求既不會減少，也不會增加。
例如，資本主義經濟的客觀條件使這種價格差别從10%（資本主義利潤以往達到這種的水平）減少到5%。
降低這種利潤率并不能使資本主義生産規模縮小，因為生産中止也就等于資本主義利潤的消失，而資本家哪怕利潤再少，當然是得到一點總比完全沒有好。
對生産資料的需求在其總體上，甚至在一定的限度内，都與生産資料的價格無關：隻要生産資料價格低于産品價格，生産資料的價格無論怎樣提高都不能減少對它的需求。
隻有利潤完全消失，因而産品價格與生産資料價格沒有任何出入，産品生産才會停止，也就是說，對生産資料的需求才會減少[30]。
于是，我們得出一個重要的似乎離奇的結論：在資本主義利潤範圍内，生産資料及其總和的價格，是無法用供求關系來說明的。
因為隻有不同的價格水平的條件下，生産資料的供求才能達到平衡。
現在我們應當進一步弄清楚，這個結論對什麼樣的生産資料是适用的。
如上所述，勞動力與其他生産資料有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不能生産的。
它在勞動市場上的供給，它在數量上的增加，是不受資本家支配的。
而其他的生産資料是在資本主義生産過程中制造出來的。
無論消費品或生産資料都産生于資本主義生産過程。
如果共同的利率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的客觀條件而下降或增長，那麼，這種情況就會在同等程度上反映在消費品和生産資料的生産上。
因此，如果産品的價格和制造産品的生産資料的價格之差發生變化，那麼這種情況也不能改變再生産的生産資料的價格，因為生産這些商品和生産産品時，利率應當是一樣的。
可見，價格的變化應當完全歸結于那種不是生産産品的生産資料即勞動力的價格。
換句話說，再生産的生産資料的價格是受産品價格構成的共同規律支配的。
由于勞動力不是再生産的生産資料，所以勞動力的價格本身包含着不以産品價格為轉移的某種因素，也就是說勞動力的價格在相同的産品價格條件下可高可低，而且，這種變化，如上所述，絲毫不影響對勞動力的需求。
這就是說，生産資料的需求不取決于它的價格，對于勞動力（而不是再生産的生産資料）的價格來說，有着重要的意義。
這一結論是許勒爾教授在詳細研究決定勞動力需求的因素的基礎上得出來的。
他說：&ldquo企業主通常在高工資條件下并不比在低工資條件下占有工人少。
在為資本家規定的勞動力總價值的限度内，工資的高低對從業工人人數不産生任何影響。
如果工資提高超過這個限度，需求就會完全停止，但隻要不出現這種情況，工資的提高不會減少需求，而工資的下降也不會增加需求。
&rdquo[31] 如果勞動力的價格确實同其他商品價格一樣決定于供求，那麼，勞動和資本鬥争的實踐就是毫無意義的了。
我們到處可以看到，工人為創建更為有利的勞動報酬條件而同資本家進行着鬥争。
工人組織力求争取提高工資，而資本家組織卻竭力降低工資。
如果說勞動力價格最終是由供求決定的，那麼，這個鬥争就是毫無意義的了。
須知，工人組織無法減少勞動力的總供應量，正如它無法為勞動力創造新的需求一樣；同樣，資本家組織也無法為勞動力創造新的供應。
為勞動報酬條件而引起的勞動和資本的鬥争，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在目前就是工人罷工。
但是，如果說工資完全取決勞動力的供求關系，那麼，不能改變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這些罷工又有什麼意義呢？ 對此可以表示異議，說什麼現代資本主義卡特爾的實踐表明，不僅可以人為地提高勞動力的價格，也可以人為地提高其他商品的價格。
然而，卡特爾組織和工會在如何看待它們對價格影響的問題上，産生了下述重大分歧。
卡特爾為了自己的利益通過适當調節供應的辦法來調節自己生産的商品：如果說卡特爾能夠提高商品的價格，辦法隻能是相應地減少進入市場的商品供應。
與此相反，工會無須減少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供應就能提高工資。
誠然，罷工的實質就在于勞動力突然從勞動市場外流，然而這隻是暫時的現象，罷工一結束，盡管工人在罷工成功的場合下會得到稍高的工資，勞動市場上勞動力又會回升到原有的數量。
而卡特爾卻做不到這一點，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工資不同于其他商品價格的特殊性質。
事實表明，在勞動力供求關系不變的條件下，由于勞動和資本組織力量不同，工資也可能很不一樣。
我們不妨用具體例子來說明工資和其他生産資料構成條件的區别。
生産皮靴就要有皮革和靴鞋工人一定的勞動消耗。
假定皮革廠廠主組織罷市，要求鞋廠廠主增加制革的工資，也就是說，靴廠廠主不得不用較高價格購買皮革，這時靴廠廠主的利潤就會下降，低于皮革廠廠主的利潤（例如過去靴廠廠主和皮革廠廠主利潤相等）。
但是靴廠廠主和皮革廠廠主都是資本家。
如果一個資本家的利潤比另一個資本家的低，資本就要從獲利較少的一方逐漸流入獲利較多的一方，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就要從靴鞋生産流入皮革生産。
這樣一來，會使皮革價格下降，恢複到原來的正常水平。
看來，皮革生産者是不能靠鞋廠廠主利潤的下降來提高自己商品的價格的。
然而，假如靴廠工人舉行罷工，假如他們提高了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的價格，使靴廠廠主利潤下降，那麼，鞋廠廠主能否像反對提高生産資料&mdash&mdash皮革的價格那樣來反對提高勞動力的價格呢？他能否不生産靴鞋而把自己的資本投入增殖商品&mdash&mdash勞動力的生産呢？顯然不能，因為勞動力是不能在資本主義企業中生産出來的。
如果靴廠廠主為了使自己的利潤不下降，把資本從靴鞋生産中抽出來，投入其他某種商品的生産，那也不能提高利潤，因為擴大後一種商品的生産必定要降低其價格，同時還要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
這樣一來，鞋廠廠主不得不同意降低利潤來提高勞動力的價格。
勞動力價格之所以能夠提高，并不是因為勞動力供應減少，而是因為工人分占了資本家的一部分利潤。
問題在于，各種生産資料的賣者都屬于資本家階級，而資本可以自由地（取決于相對利潤率）從一種生産資料的生産轉入另一種生産資料的生産。
但是，資本家和工人都屬于不同的社會階級，資本家不能生産勞動力，因此，不論怎樣提高工資，資本家也無力增加勞動力的供應，使工資恢複到原有的水平。
勞動力是一種實際上任何其他生産資料都不能代替的生産資料。
當然，在某些領域内勞動力可以被其他生産資料所代替，特别是被機器代替。
然而，這種代替也隻有在一定的時刻和極其有限的規模上才行，而且要或多或少經過一段時間後才能實現。
盡管采用了機器，但對勞動力的一般需求并沒有減少。
不管怎麼說，事實表明，工人對工廠主來說是不能代替的生産資料，工廠主通常無法用解雇大部分工人和用機器代替工人的辦法來對付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
假如機器代替工人為企業主開辟了廣闊的前景，那麼工人為提高工資而進行的鬥争就是無望的了。
實際上，正如經驗所表明的那樣，甚至在比較先進的國家，技術水平的變化也是相當緩慢的，這就防止出現随技術水平的提高而減少勞動力的需求。
但是，在一定的技術水平（對每個個别的時間内，我們有權假設它是一定的）條件下對勞動力的需求量是由社會生産規模決定，而不是由工資高低決定的。
為了使一定數量的生産資料發揮作用，就要有一定數量的工人而不問其工資如何，不然，生産資料就将得不到利用，或得不到充分利用。
一般說來，即使勞動力的價格提高了（當然，在使生産可能進行的一定限度内），對勞動力的需求也不會減少。
例如，工廠主因為工人罷工不得不提高工資，那麼通常也不會使工廠從業工人人數減少，就是說，從業工人人數通常不會發生任何變動，其結果工廠主要付給同樣人數的工人以更高的工資[32]。
過去我們知道，工資的高低根據生産費用的規律是确定不了的。
現在我們看到，供求規律也不是決定工資水平的最終環節。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工資一般不能用一般價格理論來解釋，因為這種理論任何時候都不能解釋為什麼工資隻是工人勞動産品的一部分，而不是産品的全部[33]。
第三種工資理論試圖從另一個方面來探讨工資問題。
勞動力是生産資料；但生産資料的價值卻決定于用生産資料生産的産品。
同樣，勞動力的價值根據工資生産說也應當決定于勞動産品，維塞爾提出了一些巧妙的方法，用這些方法可以從總産品中區分出某一生産要素的比重。
既然在生産過程中可以把勞動、土地和資本用各種不同的方式組合起來，那麼，也可以同樣弄清楚在産品中勞動占多少份額，資本占多少份額和土地占多少份額。
勞動的價值直接取決于産品有多少份額從技術意義上說算是勞動的産品。
維塞爾就是這樣簡單地和似乎徹底地解決了勞動力的勞動價值問題。
然而，不論認為不同生産要素在産品中占有不同份額的理論有多麼重要，但它不僅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工資理論，而且在實質上與後者毫無共同之處。
關鍵在于維塞爾所說的勞動力價值問題，同工人所得工資問題毫無共同之處。
沒有任何經濟根據可以證實維塞爾所持的工資取決于勞動力生産價值的論點。
問題十分清楚，企業主力求盡量少付給勞動力報酬，因為他為什麼和遵循什麼市場規律非得把從在技術上視為勞動産品的那部分産品份額全都付給工人不可呢？從另一方面說，工人力求盡量多地增加工資，但他們并不懂得，有哪些經濟規律阻礙着工人占有在技術上屬于生産資料&mdash&mdash資本的産品。
但是，維塞爾自己也顯然認識到了這一點。
他承認其理論與社會收入的分配問題毫無共同之處，并且還承認實際工資絕沒有與勞動力的生産價值相吻合的趨勢。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從維塞爾學說的角度恰恰可以看得特别分明，工資是不能依據一般價格理論來弄清楚的[34]。
還有一些邊際效用論者表現得較為勇敢，企圖根據他們的價值論提出一套完整的工資理論。
在這方面，在美國學術界享有盛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的分配理論尤其值得注意。
克拉克的學說雖然是維塞爾觀點的發展，但卻有着重大的區别。
克拉克與維塞爾相反，他認為産品按不同生産要素區分的理論是社會收入分配的理論。
克拉克學說不僅有純學術目的，而且有社會政治目的。
他說：&ldquo許多人指責現代社會制度，說它&lsquo剝削勞動&rsquo。
如果這種說法被證實，那麼，每一個正直的人都應當變成社會主義者。
&rdquo[35]克拉克想用自己的分配理論來消除現代社會上的這種責難，并證明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不會發生任何剝削勞動的現象。
在克拉克看來，&ldquo社會收入的分配是受自然規律支配的，這個規律如果能夠順利地發生作用，就會使每一個生産因素獲得它各自創造出來的财富數量&rdquo。
[36]這個結論是作者用下述方法得出來的。
如果其他因素數量不變，每一個别生産因素的數量增加，則這個因素的生産率就會下降。
譬如說，如果在一定面積的土地上投入的勞動越多，單位勞動的生産率就會按一定的規律依次遞減。
但是，這對其他生産因素來說，也同樣如此。
如果生産資料（資本）數量不變，工人人數增加，則工人的生産率就會依次遞減。
同樣，如果工人人數不變，工人開工用的生産資料數量增加，則後面幾個單位的生産資料（資本）的生産率就會依次遞減。
可見，單位生産因素的生産率依次遞減是經濟的普遍規律。
我們假定社會擁有的資本數量不變，而靠這種資本工作的工人人數卻不斷增加，那麼，每一個工人的生産率，如上所述，就會依次遞減。
最後單位勞動的生産率将是最低的。
這樣，假定社會是靜态的，假定勞動和資本的流動充分自由，競争充分自由，那麼，這最後一個單位勞動&mdash&mdash邊際工人的生産率就必須決定該社會平均工資的高低。
工人應當以工資形式得到邊際工人的全部産品，因為，如果工資下降低于邊際産品，那麼，企業主之間的競争定會把工資提高到邊際産品的水平。
然而，假定社會生産規模不變，邊際勞動産品又是怎樣确定的呢？這很簡單。
邊際勞動産品，是指用于生産的勞動數量減少到一個單位時，社會産品則減少到這個單位産品的數量。
邊際工人生産率決定整個勞動的生産率，因為邊際工人全部産品必須要按勞動計算，而勞動和資本結合較好條件下（在工人擁有大量生産資料條件下）所創造的産品，也都或多或少是資本的産品。
這樣一來，如果工人能以工資形式得到邊際工人的全部産品，那麼，他所得到的恰好是工人的全部勞動産品。
必須證明的論題得到了證實：工人從資本家手中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勞動産品，根本談不到資本對勞動的任何剝削。
這就是克拉克的理論。
我們不能不同意克拉克的論點，他認為邊際工人（如果大體上接受他創造的、引起強烈反對的邊際工人這個概念的話）的産品應當在假定工人之間可以充分自由地進行競争的條件下規定所有其他工人的工資，每個工人都可以說是邊際工人，也就是說，他們誰也不能比産量最少的工人多得工資。
同時，
然而，不能因為工資基金說站不住腳，就說所有把供求要素提到首位的工資理論都是站不住腳的。
一般說來，基金說現在是沒有多大威望了，但大多數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勞動力供求是決定一國平均工資的基本因素。
實際上，不論我們怎樣看待勞動力，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勞動力也要同其他商品一樣在市場上出賣。
商品價格受供求規律支配。
而工資怎樣才能不受這個規律支配呢？這個問題很難，需要作周密的分析。
供求規律是建立在假設某種商品的需求決定于該商品價格的基礎上的。
某種商品價格的提高會減少對它的需求，所以隻有價格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供求才能趨于平衡。
如果不是這樣，如果商品需求不決定于商品價格，那麼供求的波動對價格就不會産生影響。
須知，在這種情況下，供求隻有在各種不同的價格水平上才能達到平衡。
在消費品方面可以看到需求對價格的依存關系，盡管由于一種消費品可以用另一種消費品代替，通常采取非常複雜的形式。
相反，在生産資料問題上，這種依存關系的性質就不那麼容易确定了。
由于存在利潤，情況就變得複雜了。
生産資料的價格顯然應當由用它生産出來的最終産品的價格來決定，無論如何不能高于後者的價格。
然而，經驗表明，生産某種産品所必需的全部生産資料總和的價格，通常要比産品的價格低，或多或少低于後者。
這裡所談的價格差别，并不是偶然的或無關重要的現象，而是現行經濟體制的基礎。
它形成資本家的利潤，并且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中樞神經。
總之，抛開這種差别是不行的。
它究竟是怎麼來的呢？對于這個問題，應當由利潤理論來回答。
對我們來說，隻要指出利潤是影響生産資料價格、又使它的含義模糊不清的因素這一點就夠了。
生産資料的價格低于産品價格，究竟應當低到什麼水平呢？一般價格理論對這個問題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因為利潤不屬于價格現象，而是分配現象。
但十分明顯的是，生産資料的價格比産品價格不管低到什麼水平，對生産資料的需求既不會減少，也不會增加。
例如，資本主義經濟的客觀條件使這種價格差别從10%（資本主義利潤以往達到這種的水平）減少到5%。
降低這種利潤率并不能使資本主義生産規模縮小，因為生産中止也就等于資本主義利潤的消失，而資本家哪怕利潤再少，當然是得到一點總比完全沒有好。
對生産資料的需求在其總體上，甚至在一定的限度内，都與生産資料的價格無關：隻要生産資料價格低于産品價格，生産資料的價格無論怎樣提高都不能減少對它的需求。
隻有利潤完全消失，因而産品價格與生産資料價格沒有任何出入，産品生産才會停止，也就是說，對生産資料的需求才會減少[30]。
于是，我們得出一個重要的似乎離奇的結論：在資本主義利潤範圍内，生産資料及其總和的價格，是無法用供求關系來說明的。
因為隻有不同的價格水平的條件下，生産資料的供求才能達到平衡。
現在我們應當進一步弄清楚，這個結論對什麼樣的生産資料是适用的。
如上所述，勞動力與其他生産資料有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不能生産的。
它在勞動市場上的供給，它在數量上的增加，是不受資本家支配的。
而其他的生産資料是在資本主義生産過程中制造出來的。
無論消費品或生産資料都産生于資本主義生産過程。
如果共同的利率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的客觀條件而下降或增長，那麼，這種情況就會在同等程度上反映在消費品和生産資料的生産上。
因此，如果産品的價格和制造産品的生産資料的價格之差發生變化，那麼這種情況也不能改變再生産的生産資料的價格，因為生産這些商品和生産産品時，利率應當是一樣的。
可見，價格的變化應當完全歸結于那種不是生産産品的生産資料即勞動力的價格。
換句話說，再生産的生産資料的價格是受産品價格構成的共同規律支配的。
由于勞動力不是再生産的生産資料，所以勞動力的價格本身包含着不以産品價格為轉移的某種因素，也就是說勞動力的價格在相同的産品價格條件下可高可低，而且，這種變化，如上所述，絲毫不影響對勞動力的需求。
這就是說，生産資料的需求不取決于它的價格，對于勞動力（而不是再生産的生産資料）的價格來說，有着重要的意義。
這一結論是許勒爾教授在詳細研究決定勞動力需求的因素的基礎上得出來的。
他說：&ldquo企業主通常在高工資條件下并不比在低工資條件下占有工人少。
在為資本家規定的勞動力總價值的限度内，工資的高低對從業工人人數不産生任何影響。
如果工資提高超過這個限度，需求就會完全停止，但隻要不出現這種情況，工資的提高不會減少需求，而工資的下降也不會增加需求。
&rdquo[31] 如果勞動力的價格确實同其他商品價格一樣決定于供求，那麼，勞動和資本鬥争的實踐就是毫無意義的了。
我們到處可以看到，工人為創建更為有利的勞動報酬條件而同資本家進行着鬥争。
工人組織力求争取提高工資，而資本家組織卻竭力降低工資。
如果說勞動力價格最終是由供求決定的，那麼，這個鬥争就是毫無意義的了。
須知，工人組織無法減少勞動力的總供應量，正如它無法為勞動力創造新的需求一樣；同樣，資本家組織也無法為勞動力創造新的供應。
為勞動報酬條件而引起的勞動和資本的鬥争，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在目前就是工人罷工。
但是，如果說工資完全取決勞動力的供求關系，那麼，不能改變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這些罷工又有什麼意義呢？ 對此可以表示異議，說什麼現代資本主義卡特爾的實踐表明，不僅可以人為地提高勞動力的價格，也可以人為地提高其他商品的價格。
然而，卡特爾組織和工會在如何看待它們對價格影響的問題上，産生了下述重大分歧。
卡特爾為了自己的利益通過适當調節供應的辦法來調節自己生産的商品：如果說卡特爾能夠提高商品的價格，辦法隻能是相應地減少進入市場的商品供應。
與此相反，工會無須減少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供應就能提高工資。
誠然，罷工的實質就在于勞動力突然從勞動市場外流，然而這隻是暫時的現象，罷工一結束，盡管工人在罷工成功的場合下會得到稍高的工資，勞動市場上勞動力又會回升到原有的數量。
而卡特爾卻做不到這一點，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工資不同于其他商品價格的特殊性質。
事實表明，在勞動力供求關系不變的條件下，由于勞動和資本組織力量不同，工資也可能很不一樣。
我們不妨用具體例子來說明工資和其他生産資料構成條件的區别。
生産皮靴就要有皮革和靴鞋工人一定的勞動消耗。
假定皮革廠廠主組織罷市，要求鞋廠廠主增加制革的工資，也就是說，靴廠廠主不得不用較高價格購買皮革，這時靴廠廠主的利潤就會下降，低于皮革廠廠主的利潤（例如過去靴廠廠主和皮革廠廠主利潤相等）。
但是靴廠廠主和皮革廠廠主都是資本家。
如果一個資本家的利潤比另一個資本家的低，資本就要從獲利較少的一方逐漸流入獲利較多的一方，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就要從靴鞋生産流入皮革生産。
這樣一來，會使皮革價格下降，恢複到原來的正常水平。
看來，皮革生産者是不能靠鞋廠廠主利潤的下降來提高自己商品的價格的。
然而，假如靴廠工人舉行罷工，假如他們提高了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的價格，使靴廠廠主利潤下降，那麼，鞋廠廠主能否像反對提高生産資料&mdash&mdash皮革的價格那樣來反對提高勞動力的價格呢？他能否不生産靴鞋而把自己的資本投入增殖商品&mdash&mdash勞動力的生産呢？顯然不能，因為勞動力是不能在資本主義企業中生産出來的。
如果靴廠廠主為了使自己的利潤不下降，把資本從靴鞋生産中抽出來，投入其他某種商品的生産，那也不能提高利潤，因為擴大後一種商品的生産必定要降低其價格，同時還要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
這樣一來，鞋廠廠主不得不同意降低利潤來提高勞動力的價格。
勞動力價格之所以能夠提高，并不是因為勞動力供應減少，而是因為工人分占了資本家的一部分利潤。
問題在于，各種生産資料的賣者都屬于資本家階級，而資本可以自由地（取決于相對利潤率）從一種生産資料的生産轉入另一種生産資料的生産。
但是，資本家和工人都屬于不同的社會階級，資本家不能生産勞動力，因此，不論怎樣提高工資，資本家也無力增加勞動力的供應，使工資恢複到原有的水平。
勞動力是一種實際上任何其他生産資料都不能代替的生産資料。
當然，在某些領域内勞動力可以被其他生産資料所代替，特别是被機器代替。
然而，這種代替也隻有在一定的時刻和極其有限的規模上才行，而且要或多或少經過一段時間後才能實現。
盡管采用了機器，但對勞動力的一般需求并沒有減少。
不管怎麼說，事實表明，工人對工廠主來說是不能代替的生産資料，工廠主通常無法用解雇大部分工人和用機器代替工人的辦法來對付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
假如機器代替工人為企業主開辟了廣闊的前景，那麼工人為提高工資而進行的鬥争就是無望的了。
實際上，正如經驗所表明的那樣，甚至在比較先進的國家，技術水平的變化也是相當緩慢的，這就防止出現随技術水平的提高而減少勞動力的需求。
但是，在一定的技術水平（對每個個别的時間内，我們有權假設它是一定的）條件下對勞動力的需求量是由社會生産規模決定，而不是由工資高低決定的。
為了使一定數量的生産資料發揮作用，就要有一定數量的工人而不問其工資如何，不然，生産資料就将得不到利用，或得不到充分利用。
一般說來，即使勞動力的價格提高了（當然，在使生産可能進行的一定限度内），對勞動力的需求也不會減少。
例如，工廠主因為工人罷工不得不提高工資，那麼通常也不會使工廠從業工人人數減少，就是說，從業工人人數通常不會發生任何變動，其結果工廠主要付給同樣人數的工人以更高的工資[32]。
過去我們知道，工資的高低根據生産費用的規律是确定不了的。
現在我們看到，供求規律也不是決定工資水平的最終環節。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工資一般不能用一般價格理論來解釋，因為這種理論任何時候都不能解釋為什麼工資隻是工人勞動産品的一部分，而不是産品的全部[33]。
第三種工資理論試圖從另一個方面來探讨工資問題。
勞動力是生産資料；但生産資料的價值卻決定于用生産資料生産的産品。
同樣，勞動力的價值根據工資生産說也應當決定于勞動産品，維塞爾提出了一些巧妙的方法，用這些方法可以從總産品中區分出某一生産要素的比重。
既然在生産過程中可以把勞動、土地和資本用各種不同的方式組合起來，那麼，也可以同樣弄清楚在産品中勞動占多少份額，資本占多少份額和土地占多少份額。
勞動的價值直接取決于産品有多少份額從技術意義上說算是勞動的産品。
維塞爾就是這樣簡單地和似乎徹底地解決了勞動力的勞動價值問題。
然而，不論認為不同生産要素在産品中占有不同份額的理論有多麼重要，但它不僅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工資理論，而且在實質上與後者毫無共同之處。
關鍵在于維塞爾所說的勞動力價值問題，同工人所得工資問題毫無共同之處。
沒有任何經濟根據可以證實維塞爾所持的工資取決于勞動力生産價值的論點。
問題十分清楚，企業主力求盡量少付給勞動力報酬，因為他為什麼和遵循什麼市場規律非得把從在技術上視為勞動産品的那部分産品份額全都付給工人不可呢？從另一方面說，工人力求盡量多地增加工資，但他們并不懂得，有哪些經濟規律阻礙着工人占有在技術上屬于生産資料&mdash&mdash資本的産品。
但是，維塞爾自己也顯然認識到了這一點。
他承認其理論與社會收入的分配問題毫無共同之處，并且還承認實際工資絕沒有與勞動力的生産價值相吻合的趨勢。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從維塞爾學說的角度恰恰可以看得特别分明，工資是不能依據一般價格理論來弄清楚的[34]。
還有一些邊際效用論者表現得較為勇敢，企圖根據他們的價值論提出一套完整的工資理論。
在這方面，在美國學術界享有盛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的分配理論尤其值得注意。
克拉克的學說雖然是維塞爾觀點的發展，但卻有着重大的區别。
克拉克與維塞爾相反，他認為産品按不同生産要素區分的理論是社會收入分配的理論。
克拉克學說不僅有純學術目的，而且有社會政治目的。
他說：&ldquo許多人指責現代社會制度，說它&lsquo剝削勞動&rsquo。
如果這種說法被證實，那麼，每一個正直的人都應當變成社會主義者。
&rdquo[35]克拉克想用自己的分配理論來消除現代社會上的這種責難，并證明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不會發生任何剝削勞動的現象。
在克拉克看來，&ldquo社會收入的分配是受自然規律支配的，這個規律如果能夠順利地發生作用，就會使每一個生産因素獲得它各自創造出來的财富數量&rdquo。
[36]這個結論是作者用下述方法得出來的。
如果其他因素數量不變，每一個别生産因素的數量增加，則這個因素的生産率就會下降。
譬如說，如果在一定面積的土地上投入的勞動越多，單位勞動的生産率就會按一定的規律依次遞減。
但是，這對其他生産因素來說，也同樣如此。
如果生産資料（資本）數量不變，工人人數增加，則工人的生産率就會依次遞減。
同樣，如果工人人數不變，工人開工用的生産資料數量增加，則後面幾個單位的生産資料（資本）的生産率就會依次遞減。
可見，單位生産因素的生産率依次遞減是經濟的普遍規律。
我們假定社會擁有的資本數量不變，而靠這種資本工作的工人人數卻不斷增加，那麼，每一個工人的生産率，如上所述，就會依次遞減。
最後單位勞動的生産率将是最低的。
這樣，假定社會是靜态的，假定勞動和資本的流動充分自由，競争充分自由，那麼，這最後一個單位勞動&mdash&mdash邊際工人的生産率就必須決定該社會平均工資的高低。
工人應當以工資形式得到邊際工人的全部産品，因為，如果工資下降低于邊際産品，那麼，企業主之間的競争定會把工資提高到邊際産品的水平。
然而，假定社會生産規模不變，邊際勞動産品又是怎樣确定的呢？這很簡單。
邊際勞動産品，是指用于生産的勞動數量減少到一個單位時，社會産品則減少到這個單位産品的數量。
邊際工人生産率決定整個勞動的生産率，因為邊際工人全部産品必須要按勞動計算，而勞動和資本結合較好條件下（在工人擁有大量生産資料條件下）所創造的産品，也都或多或少是資本的産品。
這樣一來，如果工人能以工資形式得到邊際工人的全部産品，那麼，他所得到的恰好是工人的全部勞動産品。
必須證明的論題得到了證實：工人從資本家手中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勞動産品，根本談不到資本對勞動的任何剝削。
這就是克拉克的理論。
我們不能不同意克拉克的論點，他認為邊際工人（如果大體上接受他創造的、引起強烈反對的邊際工人這個概念的話）的産品應當在假定工人之間可以充分自由地進行競争的條件下規定所有其他工人的工資，每個工人都可以說是邊際工人，也就是說，他們誰也不能比産量最少的工人多得工資。
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