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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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盡管上面指出它的趨勢限制了它的作用,但并沒有喪失,而是迅速增長,這一點用從事各種貿易業務的人員數字增長情況就可以證實。

    在普魯士,小鋪子和商店的數量變化如下:[44] 小鋪子的數量(以千為單位)每千人中的小鋪子 183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4733 1861&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8244 1895&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20077 關于貿易的經濟作用的擴大,可用德國的下列數據進行評論。

     人員數量(以百萬人為單位)增加的百分比 從事:1882年1895年1907年1882&mdash1907年 農業8.238.299.8820 工業6.398.2811.2626 商業和交通運輸業1.572.333.48121 不管工業人口增長多快,商業人口增長更快。

     參考書目 一般貿易: 累克西斯:《貿易》,載《舍恩貝爾格教程》;《貿易的實質》,2卷,1906年。

     宗德夫勒:《世界貿易的技術》,1889年。

     埃倫貝格:《貿易及其經濟意義,國際義務和各國的關系》,1897年。

     馬塔耶:《大倉庫和零售業務》,1891年。

     胡貝爾:《百貨商店和零售商業》,1899年。

     G.科恩:《貿易和交通國民經濟學》,1898年。

     範·德·博格茨:《貿易和貿易政策》,1900年(有俄譯本)。

     M.索博列夫:《世界貿易史概述》,1899年;《俄國商業地理學》,1900年;《十九世紀後半葉俄國的關稅政策》,1911年。

     交易所: 施特魯克:《交易所》(《國家學說詞典》);《證券交易所》,1881年。

     哈滕貝格爾:《立法與交易所的投機》,1887年。

     小科爾特瓦:《交易所貿易》,第10版,1888年。

     西格夫裡德:《交易所和交易所買賣》,1887年;《西歐和美國的商品交易所》,貿易和工場手工業出版社,1893年。

     斯圖堅斯基:《交易所、投機和賭博》,1892年。

     糧食貿易: 卡斯帕羅夫:《世界糧食市場》,1887年。

     克洛波夫:《關于1887&mdash1920年伏爾加河糧食貿易的考察報告》。

     費奧多羅夫:《俄國港口的糧食貿易》,1888年;《世界糧食貿易概述》。

     D.科恩:《糧食期貨交易》,1894年。

     沃爾科夫:《世界糧食貿易的行情》,1910年。

     對外貿易政策: F.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索姆涅爾:《保護關稅政策》,1893年,譯自英文。

     門捷列夫:《詳解稅率》,1891年。

     波勒:《十字路口上的德國》,1902年。

     艾希利:《稅率問題》,1904年。

     婁:《美國的保護關稅》,1904年。

     濟韋金格:《對外貿易政策》,П.司徒盧威編譯,1908年。

     *** [1]古斯塔夫·科恩:《貿易和交通經濟學》,1898年,第222頁。

     [2]根據戈申資料計算得出,見阿爾貝特·黑塞:《德意志帝國的職業和社會大綱》,載《國民經濟年鑒》,Ⅲ.F.40BandHeft6。

     [3]根據1889年官方資料,俄國行會貿易企業的周轉額在當年達到近70億盧布,非行會貿易企業僅達到5億3千3百萬盧布。

    在行會企業的近70億盧布周轉額中,約有40億盧布是周轉額都超過1百萬盧布的那些企業占有的,即這些巨大貿易企業的周轉額構成了全部貿易企業周轉額的一半以上。

    周轉額低于10萬盧布的行會企業,總計占有2億7千6百萬盧布的周轉額(詳見《1889年攤派稅和三厘利率稅的統計結果》,1892年,貿易企業和手工工場出版社出版)。

    當然,我們的官方統計很不準确,但是它仍然具有一定的意義。

    如果說,上述所引的資料即便誇大了俄國巨額貿易的作用,那麼俄國巨額貿易的優勢是不會引起懷疑的。

    很遺憾,有關俄國貿易按周轉額多少進行貿易分類的最新資料卻沒有。

     [4]對斯密而論,這一點需要有一定的限制。

    例如,斯密認為對英國通航優惠的一套措施克倫威爾&ldquo航海協定&rdquo是&ldquo英國所有的貿易決定中最為賢明的一個決定&rdquo(《國民财富》,比比科夫譯,第2卷,第280頁),而且作為自由貿易的一種破例。

    它的最親密的追随者之一馬爾薩斯曾是糧食關稅的擁護者。

    但是,總的來說,斯密學派是堅持國際貿易完全自由的原則。

     [5]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生産方式是決定整個社會制度及其發展的基本因素。

    根據這一點來看,可以想到,馬克思認為,商業比生産具有次要的意義。

    但是,馬克思在其他場合下說的又完全是另外一種意思。

    他在《資本論》許多地方指出商業條件具有重大的意義。

    例如,他在《資本論》第3卷中說到:&ldquo毫無疑問,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由于地理上的發現而在商業上發生的并迅速促進商人資本發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産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過渡的一個主要因素。

    &rdquo(《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71&mdash372頁)随後,馬克思又在第3卷其他地方說到,&ldquo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以前的階段中,商業支配着産業;在現代社會裡,情況正好相反。

    &rdquo(同上書,第369頁。

    )當然,馬克思的正确不在于當他認為生産比交換具有重大的意義的時候,而在于當他承認這種一般形式的原則性的解答具有不可能性的時候。

    總之,像通常所認為的生産重于交換一樣,斷定交換重于生産也是錯誤的。

    誠然,為了有利于生産占主要地位,可以援引下述見解即産品應當先生産,後進入交換。

    但是,如果這種論據還有某種意義的話,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承認農業占主導地位,并且一般來說,開采工業重于加工工業,因為加工産品之前,首先需要開采産品。

    但是,按一般意見來看,恰恰是工業,而不是農業在現代經濟制度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經濟過程是不能脫節的鍊條,因而也就不能說,在一般的形式中,它的某一部分在任何時候都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6]施穆勒:《國民經濟學綱要》,第2卷,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