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貨币
關燈
小
中
大
家，他決定把所攜帶的貨币全部用于購買這個國家的商品，而這個國家的居民們同樣決定把自己的全部商品出賣給這個商人。
在這種情況下，所出賣的商品一般價格水平，當然要用商人貨币數額除以所出賣的商品額得的商數來确定，并且根據貨币或商品數額的變化而正常地變化。
但是，試問：所設想的這幅情景是否起碼符合國民經濟的實際條件呢？ 為了評價貨币數量理論的意義，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同樣數量的貨币可以購買到比與這些貨币相應的數額更多的東西，因為貨币周轉愈快，同樣數量的貨币愈能買到更多數額的商品。
貨币周轉速度的加快同在增加貨币量的條件下去影響商品價格，在意義上完全是相同的，然而貨币周轉的速度絕非是某種不變值或者變化很小的值。
如果有100盧布要用于購買商品，假如這100盧布這一年内隻周轉一次，所以利用這些貨币額隻能買到100盧布的商品；但是，假如同樣的100盧布在一年内周轉了5次，那麼這些同樣數量的貨币将能買到500盧布的商品，假如同樣數額的貨币周轉了100次，那麼将能買到1萬盧布的商品。
其次，絕非僅用現款來購買商品，還可以用信貸購買商品，況且信貸購買完全同樣地影響商品價格，正如現款購買一樣。
為了确定社會需求的實際數額，我們應當把全部現款購買（包括與國家貨币數量有任何一定比例之外的購買）和全部信貸購買金額加在一起（與國家貨币貯備關系不大的購買）。
另一方面，遠非國家擁有的全部貨币都用于購買商品，因而影響着商品的價格，因為貨币不僅執行交換工具的職能，而且還執行一系列其他的職能，如支付手段，價值保存、價值轉移和信貸手段等職能，也就是說，在執行這些全部職能的情況下，貨币在國民經濟中摻和到一起了，并不直接影響商品價格。
在上述場合下，價值保存職能尤為重要。
當然，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币不是由個人作為寶貝來貯存的，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對固定的巨額貨币貯備（銀行準備金和私人庫存金的形式）産生一種新的貯存需要，以便有可能随時履行自己義務。
因此，在每一個國家，都擁有巨額的金銀，被無益地放置在銀行金庫和私人銀行，完全不進入流通。
顯然，這些沒有進入流通的貨币不能對商品價格産生任何影響。
如果貿易興隆，生産增長，商品價格上漲，市場需要大量的貨币進入周轉，那麼，所需要的貨币數量就要從貨币貯備中取出，貨币貯備則減少。
相反，在貿易衰退的情況下，周轉中貨币數量就減少，而銀行貯備相應地增加。
如果，根據國際交換條件，硬币流入一個國家，而市場的一般條件又不需要在國内周轉中增加貨币，那麼，這就要把新流入國内的硬币貯存到銀行金庫裡，因此，國内硬币數量不調節商品的價格，而是商品價格調節周轉中的硬币數量。
貨币數量理論的基本錯誤是把國内的社會需求同國内貨币數量看成差别不大或者混為一談。
但是前者和後者不存在任何直接的比例關系。
在一定的時期内，國内的購買和出售總額通常超過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貨币額的數倍。
例如，計算如下：英國所擁有的硬币和未含金屬的紙币總額不超過1億5千萬英鎊。
但是，僅僅倫敦票據交易所的周轉額，在1909年就達到了135億2千5百萬英鎊，也就是倫敦信用機構的流轉額僅在一年之内就超過全國擁有的各種貨币總額1百倍。
總之，我們應當堅決反對貨币數量理論，因為該理論所設的&ldquo永恒的同等條件&rdquo，實際上不是同等的，而是十分變化無常的。
[18]一個國家的貨币數量在實際中可以觀察到的三個條件之下，對商品價格的一般水平并不産生有力的影響，因為對商品的需求在貨币儲存量不變的情況下可以經受相當大的波動，而且這方面有最好的論證，那就是商品價格水平的巨大周期性的波動，而且這些波動最近就存在，并且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它與貨币數量有關。
在十九世紀，每個十年，在資本主義周期階段的影響之下（它的實質将在本書結束部分予以闡述），都出現商品價格上漲和下跌的巨波。
在上升周期階段，物價高昂，然後出現危機，物價又急劇下跌。
但是，一個國家的貨币數量不會遇到重大變化。
因為在第一階段，貨币從它早先無益被閑置的全部貯備中進入周轉，另外，信貸購買額卻急劇增加。
在第二階段，周轉中的貨币數量減少，而無益閑置的硬币貯備量卻在增加，同時信貸購買額在減少。
可見，商品價格的一般水平調節周轉中的貨币數量，而不是貨币貯備量調節商品價格的一般水平。
我們知道，在經濟史上有兩個時代，當時文明人類掌握的貴金屬數量大量增加，第一個時代是發現美洲的時代；第二個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發現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礦場的時代。
美洲的發現促使歐洲貴金屬供應條件得到根本改造。
與此同時，随之而來的是所謂價格的偉大革命。
而根據一般的看法，這場革命是由周轉中貨币量的增加直接引起的[19]。
現代人，特别是連讓·博當認為：在十六世紀，價格比前一世紀暴漲了9倍。
後來，又開始說價格上漲了5倍，斯密認為價格上漲了2&mdash3倍。
近來，這個問題的研究者維貝比其前輩擁有相當多數量的事實材料，他得出結論說：&ldquo在十六和十七世紀，阿爾薩斯和法國的商品價格平均提高了約1倍；在英國提高了1.5倍；西班牙和英國可以說一樣，而在意大利，幾乎沒有提高或者提高不大。
&rdquo總之，維貝說道：&ldquo奇怪的是，每一項新的研究成果都不得不承認已出現的貨币猛跌幅度是很小很小的。
&rdquo[20] 可見，十六世紀的&ldquo價格革命&rdquo的範圍遠沒有那些習慣說中世紀商品價格一般水平是穩定的現代人所想象的那樣大。
但是，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西歐許多國家特别是英國商品價格猛漲的事實是不會令人懷疑的。
那麼，究竟是什麼引起商品價格上漲呢？ 維貝本人隻好得出結論說，引起諸如農業生産多數商品價格上漲（即主要是這些農業産品價格上漲，工廠産品價格上漲較低）這一普遍現象的唯一共同的原因，隻能是貴金屬，尤其是白銀生産擴大所緻。
但是，維貝的結論完全基于他不能再指出已出現的價格共同變動的任何其他原因。
其實，完全可以圓滿地闡明十六和十七世紀價格水平上漲的原因，而且不需要像維貝和當代其他研究者那樣依據貨币數量理論。
首先必須丢下下述念頭，說什麼農産品價格在100年期間上漲100%～150％純是一種例外。
我們舉俄國為例說明，俄國在十九世紀，極為重要的農産品價格上漲的比例一直是很高的，在這個期間，我們經曆過比西歐十六和十七世紀更大的價格革命，但是，要闡釋這一革命，未必采用價格數量理論。
按照公衆輿論，俄國物價上漲的原因在于，在這個期間，俄國貨币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而這個過程總是與商品價格上漲同時發生。
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不存在對産品的正常的和固定的貨币需求。
貨币經濟的發展表現在對家庭生産産品的急劇需要激增，而過去這些産品都是在自然經濟的範圍生産和消費的。
産品開始時按較高價格出賣，因而由自然經濟轉化為貨币經濟的過程，正如日常經驗向我們證明的那樣，必然伴随着過去為自身消費而生産的産品價格一般水平的上漲。
例如，我們現在可以經常觀察到在自然經濟的荒涼地帶敷設新鐵路線時出現的這種過程。
結果是，當地生産的各種産品，尤其是農業産品和各種原料的價格普遍提高。
正因如此，十六和十七世紀，在西歐貨币經濟迅猛發展中，才應當看到與這個時代有關的價格革命的基本原因。
當時，在西歐，正在形成已存在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即新的工業形式在發展，貿易蒸蒸日上，農業經濟的條件也在發生變化，有賴于農村的城市也在發展，因而，在這些變化的影響之下，可以看到：在歐洲的極為重要的國家裡，過去長期生活在固定不變的環境裡的人口在增加，也就是說，這一人口增加主要是指城市而言的。
城市的發展與用于農産品貨币需求的增長是同等的。
所有這一切足以闡釋物價不斷上漲的原因。
因此，隻有這種對&ldquo偉大價格革命&rdquo的闡釋才符合事實，而這種事實絕不能被貨币數量理論的追随者們企圖裝入貨币數量理論的框框裡。
例如，首先不容置疑的是，價格的上漲早在大量的美洲白銀流入歐洲之前就開始了（至于談到黃金，則其開采量相對講非常少，并且對價格沒有任何影響）。
早在十六世紀前半葉，價格已經相當大幅度地上漲，而白銀僅在該世紀的下半葉才大量地流入歐洲。
因此，把習慣看法當作偉大價格革命的原因的格爾菲裡赫承認，&ldquo貨币周轉中發生的變化行為&rdquo是1560年以前價格上漲的最為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中世紀，貴金屬是作為寶貝來保存的，而從新時期到來以後，貴金屬就進入流通，而且與此同時，借貸交易也開始發展起來。
[21]但是，正是這一點體現了貨币經濟的發展。
如果說，十六世紀前半葉價格上漲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而不是美洲白銀的流入引起的，那麼為什麼把那個過程的持續說成是貴金屬數量變化所造成的？ 其次，英國表現出的物價上漲最為厲害，應當承認這是非常有特色的。
美洲白銀不是直接流入英國，但是英國新經濟制度的發展過程最為強烈，并且在十六世紀英國曾經曆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
如果十六世紀物價普遍上漲是美洲白銀的流入引起的，那麼，這種情形是可以意料的。
物價上漲開始于該世紀下半葉，反映最強烈的是直接獲取白銀的國家即西班牙。
之後，随着在世界一些國家之間逐步地流傳着西班牙白銀，物價上漲就又席卷了其他國家。
但是，實際給我描繪的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
用維貝的話來說，&ldquo物價上漲的很大一部分（在西班牙）要标在1560年以前的時間&rdquo，[22]即大量白銀剛開始從美洲流入的時候。
當時，西班牙本國政治勢力正處于極盛時期，開發廣闊領土所取得的收入彙集到了西班牙。
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貴族擁有巨大的收入，必然在西班牙造成用于商品的貨币需求增長和物價上漲。
但是，正如維貝認為的那樣，十六世紀物價上漲劇烈的情況發生在英國，況且早在1560年之前，即在西班牙白銀通過貿易流入英國之前就開始了。
[23] 堅持對&ldquo價格偉大革命&rdquo一般闡釋的維貝本人，看來也感到這種闡釋是站不住腳的，他認為：&ldquo當數量理論占優勢的時候，并不感到有必要尋找價格革命的其他原因，因為貨币數量大量增加的情況無疑是存在的。
但是&hellip&hellip愈仔細地研究當時的經濟史，傾向隻認定貨币數量的增加才是這場大規模的和深刻的革命的原因就顯得愈少。
&rdquo[24] 當然，在歐洲經濟史上，貴金屬從美洲的流出并不是無關重要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種流出，那麼，在十六世紀，歐洲随着其貨币經濟的迅猛發展，将會感到現金的嚴重不足，勢必就得發展借貸交易或加速貨币周轉。
貴金屬從美洲的流出是有利于貨币經濟發展的客觀情況，然而僅僅在這一點上起了促使的作用，但是，絕不能成為&ldquo價格偉大革命的最終原因&rdquo。
當貴金屬的開采量突然不增加的時候，即上一世紀後半葉又成為了另一個時代，這時，锎砂礦和澳大利亞礦場，以及後來大量德蘭士瓦金的發現，都提高了世界黃金的開采量，而此後不久，在白金開采的條件下，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
在下列表中，将實際的數據分類如下。
金和銀的年産量（普特）[25] 年份金子銀子 1493&mdash15453954730 1546&mdash164548522715 1646&mdash174579022280 1746&mdash1845120041200 1846&mdash190814600163000 發現美洲遠遠沒有引起像在上一世紀後半葉所發生的那種貴金屬開采條件中發生的轉折。
在1851&mdash1860年的10年期間，黃金的開采量與過去50年間黃金平均開采量，幾乎提高了9倍，但是白銀的開采條件并未發生很大變化。
不足為怪的是，很多持貨币數量理論觀點的經濟學家認為，黃金貶值将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盡管試圖證實這種貶值，而商品價格的實際變化卻截然與其相反，正如英國統計學家索爾貝爾（這方面的傑出權威）所分類的英國平均價格運動證實的那樣。
英國的平均價格 1838&mdash184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931868&mdash187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100 1848&mdash185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891878&mdash188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79 1858&mdash186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991888&mdash189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67 在1838&mdash1847年的10年即锎砂礦發現的10年期間，物價不是上漲，而是下跌。
到19世紀末，物價比黃色金屬開采量猛增時期以前的還要低。
對最近幾年出現的在各種外文資料中可找到其産生原因的生活費高昂，不利用貨币數量理論也完全可以加以充分地闡明（盡管多數經濟學家傾向于利用周轉中的貨币數量的增加來解釋這種漲價）。
李嘉圖的有利于貨币數量理論的主要論據之一是這樣一種見解，即如果一個國家的商品價格不是由貨币數量來調節，那麼在一定的條件下，貨币就要流出這個國家。
例如，假設一個國家的商品輸入超過輸出，因此必須用金屬來支付自己的過剩輸入。
如果這種狀态持續時間較久，那麼該國家最終必然全部失去硬币。
但是，毫無疑問，實際上類似這種情況不會存在。
顯然，存在着某種隐蔽的力量，它能把貨币返回這個國家[26]。
這是什麼力量呢？李嘉圖認為，不是别的，正是一個國家的貨币數量直接影響商品價格一般水平，因為一個國家的貨币剩餘愈少，則其價值愈高，商品價格下跌愈甚。
商品價格的下跌促使土産商品進一步向國外輸出并延遲外國商品向這個國輸入，可見，商品加緊輸出的不能不追随商品的加緊輸入，因而貨币又返回這個國家。
現有的阻礙貨币從一個國家流出的因素是什麼，對這一點不能說一點懷疑也沒有。
相反，取決于自己對外貿易波動的每一個國家，就會周期性地遇到或貨币極端缺乏或貨币過剩的問題，而這些貨币卻分散在取決于對外貿易偶然性的各個國家中。
事實上，我們看到：貨币通常從一個國家向國外每一次大量流出，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貨币又從國外向該國家流回。
也就是說，存在着一種能保障每一個國家在其國内流通中擁有足夠數量的貨币的機制。
但是，這種機制可以不用貨币數量理論就能得到闡釋。
問題在于，貨币通常從一個國家的流出不是别的，而是商品向該國家流入的表現，因為貨币不是白白地流向國外，而是交換商品。
但是，在這個國家的市場上，商品供應的增加就會有降低商品價格的趨勢，這不是因為這個國家的貨币數量減少，而是因為商品供應增加。
由于鼓勵輸出和節制輸入而出現的商品價格下跌，直接造成貴金屬流動方向的變化，并且使貴重金屬開始流回原來流出的國家。
因此，李嘉圖的錯誤在于他在貨币供給範疇内找到了商品價格變化的原因，進而代替了在商品供給範疇尋找這一原因。
[27] 最終，究竟用什麼确定商品價格一般水平的變化？用的是商品價值的變化，用的是對于每一種商品及其總和的供求條件的變化。
貨币的獨立價值則是一個很少變化的恒定數值。
由于貨币的職能的多樣性，商品市場上的貨币供應自動地适應對貨币的需要，這就是穩定性的原因。
當然，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形，貨币金屬的價值由于受自身諸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并引起商品價格一般水平逆向變化。
假如說，采掘黃金的耗費價值下跌到采掘白銀的耗費價值，并且黃金的數量相應地增加，那麼這就不能不影響黃金的價值，進而影響商品價格，價格可能上漲。
黃金開采量的劇增就會擴大從事開采黃金的公民對一切可能的商品的需求。
在開采黃金的地區，商品價格的一般水平就會上漲。
這樣一來，需要加緊從其他地方向這一地區運送商品。
因而，按同心圓來看，提高物價的波浪就逐漸地擴及得越來越遠，遍及世界經濟的大部分。
在發現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時，就出現過類似這種情況，即這些地區的商品價格提高了數倍，其後果是由其他地方向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大量增加輸送商品。
但是，在這些地區增加黃金開采量所造成的對商品的這種新的需求，就全世界對商品的需求來看，其數量是不大的，而且沒有因此對世界市場産生沖擊的影響。
為了根本改變貨币金屬的世界價值，要求大量增加黃金開采量，已達到曆史上空前的程度。
三、鑄币和貨币制度 盡管貨币的産生是自然交換過程的結果，但是它為了自身充分的發展，需要國家政權批準承認該物品為貨币即法定支付手段。
國家的這種批準是以作為法定支付手段的貨币的最本質東西而需要的。
貨币僅僅依賴國家才能取得自己的獨特形式（鑄币形式）。
鑄币是上面印有一定标記的貨币金屬塊，作為
在這種情況下，所出賣的商品一般價格水平，當然要用商人貨币數額除以所出賣的商品額得的商數來确定，并且根據貨币或商品數額的變化而正常地變化。
但是，試問：所設想的這幅情景是否起碼符合國民經濟的實際條件呢？ 為了評價貨币數量理論的意義，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同樣數量的貨币可以購買到比與這些貨币相應的數額更多的東西，因為貨币周轉愈快，同樣數量的貨币愈能買到更多數額的商品。
貨币周轉速度的加快同在增加貨币量的條件下去影響商品價格，在意義上完全是相同的，然而貨币周轉的速度絕非是某種不變值或者變化很小的值。
如果有100盧布要用于購買商品，假如這100盧布這一年内隻周轉一次，所以利用這些貨币額隻能買到100盧布的商品；但是，假如同樣的100盧布在一年内周轉了5次，那麼這些同樣數量的貨币将能買到500盧布的商品，假如同樣數額的貨币周轉了100次，那麼将能買到1萬盧布的商品。
其次，絕非僅用現款來購買商品，還可以用信貸購買商品，況且信貸購買完全同樣地影響商品價格，正如現款購買一樣。
為了确定社會需求的實際數額，我們應當把全部現款購買（包括與國家貨币數量有任何一定比例之外的購買）和全部信貸購買金額加在一起（與國家貨币貯備關系不大的購買）。
另一方面，遠非國家擁有的全部貨币都用于購買商品，因而影響着商品的價格，因為貨币不僅執行交換工具的職能，而且還執行一系列其他的職能，如支付手段，價值保存、價值轉移和信貸手段等職能，也就是說，在執行這些全部職能的情況下，貨币在國民經濟中摻和到一起了，并不直接影響商品價格。
在上述場合下，價值保存職能尤為重要。
當然，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币不是由個人作為寶貝來貯存的，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對固定的巨額貨币貯備（銀行準備金和私人庫存金的形式）産生一種新的貯存需要，以便有可能随時履行自己義務。
因此，在每一個國家，都擁有巨額的金銀，被無益地放置在銀行金庫和私人銀行，完全不進入流通。
顯然，這些沒有進入流通的貨币不能對商品價格産生任何影響。
如果貿易興隆，生産增長，商品價格上漲，市場需要大量的貨币進入周轉，那麼，所需要的貨币數量就要從貨币貯備中取出，貨币貯備則減少。
相反，在貿易衰退的情況下，周轉中貨币數量就減少，而銀行貯備相應地增加。
如果，根據國際交換條件，硬币流入一個國家，而市場的一般條件又不需要在國内周轉中增加貨币，那麼，這就要把新流入國内的硬币貯存到銀行金庫裡，因此，國内硬币數量不調節商品的價格，而是商品價格調節周轉中的硬币數量。
貨币數量理論的基本錯誤是把國内的社會需求同國内貨币數量看成差别不大或者混為一談。
但是前者和後者不存在任何直接的比例關系。
在一定的時期内，國内的購買和出售總額通常超過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貨币額的數倍。
例如，計算如下：英國所擁有的硬币和未含金屬的紙币總額不超過1億5千萬英鎊。
但是，僅僅倫敦票據交易所的周轉額，在1909年就達到了135億2千5百萬英鎊，也就是倫敦信用機構的流轉額僅在一年之内就超過全國擁有的各種貨币總額1百倍。
總之，我們應當堅決反對貨币數量理論，因為該理論所設的&ldquo永恒的同等條件&rdquo，實際上不是同等的，而是十分變化無常的。
[18]一個國家的貨币數量在實際中可以觀察到的三個條件之下，對商品價格的一般水平并不産生有力的影響，因為對商品的需求在貨币儲存量不變的情況下可以經受相當大的波動，而且這方面有最好的論證，那就是商品價格水平的巨大周期性的波動，而且這些波動最近就存在，并且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它與貨币數量有關。
在十九世紀，每個十年，在資本主義周期階段的影響之下（它的實質将在本書結束部分予以闡述），都出現商品價格上漲和下跌的巨波。
在上升周期階段，物價高昂，然後出現危機，物價又急劇下跌。
但是，一個國家的貨币數量不會遇到重大變化。
因為在第一階段，貨币從它早先無益被閑置的全部貯備中進入周轉，另外，信貸購買額卻急劇增加。
在第二階段，周轉中的貨币數量減少，而無益閑置的硬币貯備量卻在增加，同時信貸購買額在減少。
可見，商品價格的一般水平調節周轉中的貨币數量，而不是貨币貯備量調節商品價格的一般水平。
我們知道，在經濟史上有兩個時代，當時文明人類掌握的貴金屬數量大量增加，第一個時代是發現美洲的時代；第二個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發現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礦場的時代。
美洲的發現促使歐洲貴金屬供應條件得到根本改造。
與此同時，随之而來的是所謂價格的偉大革命。
而根據一般的看法，這場革命是由周轉中貨币量的增加直接引起的[19]。
現代人，特别是連讓·博當認為：在十六世紀，價格比前一世紀暴漲了9倍。
後來，又開始說價格上漲了5倍，斯密認為價格上漲了2&mdash3倍。
近來，這個問題的研究者維貝比其前輩擁有相當多數量的事實材料，他得出結論說：&ldquo在十六和十七世紀，阿爾薩斯和法國的商品價格平均提高了約1倍；在英國提高了1.5倍；西班牙和英國可以說一樣，而在意大利，幾乎沒有提高或者提高不大。
&rdquo總之，維貝說道：&ldquo奇怪的是，每一項新的研究成果都不得不承認已出現的貨币猛跌幅度是很小很小的。
&rdquo[20] 可見，十六世紀的&ldquo價格革命&rdquo的範圍遠沒有那些習慣說中世紀商品價格一般水平是穩定的現代人所想象的那樣大。
但是，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西歐許多國家特别是英國商品價格猛漲的事實是不會令人懷疑的。
那麼，究竟是什麼引起商品價格上漲呢？ 維貝本人隻好得出結論說，引起諸如農業生産多數商品價格上漲（即主要是這些農業産品價格上漲，工廠産品價格上漲較低）這一普遍現象的唯一共同的原因，隻能是貴金屬，尤其是白銀生産擴大所緻。
但是，維貝的結論完全基于他不能再指出已出現的價格共同變動的任何其他原因。
其實，完全可以圓滿地闡明十六和十七世紀價格水平上漲的原因，而且不需要像維貝和當代其他研究者那樣依據貨币數量理論。
首先必須丢下下述念頭，說什麼農産品價格在100年期間上漲100%～150％純是一種例外。
我們舉俄國為例說明，俄國在十九世紀，極為重要的農産品價格上漲的比例一直是很高的，在這個期間，我們經曆過比西歐十六和十七世紀更大的價格革命，但是，要闡釋這一革命，未必采用價格數量理論。
按照公衆輿論，俄國物價上漲的原因在于，在這個期間，俄國貨币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而這個過程總是與商品價格上漲同時發生。
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不存在對産品的正常的和固定的貨币需求。
貨币經濟的發展表現在對家庭生産産品的急劇需要激增，而過去這些産品都是在自然經濟的範圍生産和消費的。
産品開始時按較高價格出賣，因而由自然經濟轉化為貨币經濟的過程，正如日常經驗向我們證明的那樣，必然伴随着過去為自身消費而生産的産品價格一般水平的上漲。
例如，我們現在可以經常觀察到在自然經濟的荒涼地帶敷設新鐵路線時出現的這種過程。
結果是，當地生産的各種産品，尤其是農業産品和各種原料的價格普遍提高。
正因如此，十六和十七世紀，在西歐貨币經濟迅猛發展中，才應當看到與這個時代有關的價格革命的基本原因。
當時，在西歐，正在形成已存在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即新的工業形式在發展，貿易蒸蒸日上，農業經濟的條件也在發生變化，有賴于農村的城市也在發展，因而，在這些變化的影響之下，可以看到：在歐洲的極為重要的國家裡，過去長期生活在固定不變的環境裡的人口在增加，也就是說，這一人口增加主要是指城市而言的。
城市的發展與用于農産品貨币需求的增長是同等的。
所有這一切足以闡釋物價不斷上漲的原因。
因此，隻有這種對&ldquo偉大價格革命&rdquo的闡釋才符合事實，而這種事實絕不能被貨币數量理論的追随者們企圖裝入貨币數量理論的框框裡。
例如，首先不容置疑的是，價格的上漲早在大量的美洲白銀流入歐洲之前就開始了（至于談到黃金，則其開采量相對講非常少，并且對價格沒有任何影響）。
早在十六世紀前半葉，價格已經相當大幅度地上漲，而白銀僅在該世紀的下半葉才大量地流入歐洲。
因此，把習慣看法當作偉大價格革命的原因的格爾菲裡赫承認，&ldquo貨币周轉中發生的變化行為&rdquo是1560年以前價格上漲的最為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中世紀，貴金屬是作為寶貝來保存的，而從新時期到來以後，貴金屬就進入流通，而且與此同時，借貸交易也開始發展起來。
[21]但是，正是這一點體現了貨币經濟的發展。
如果說，十六世紀前半葉價格上漲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而不是美洲白銀的流入引起的，那麼為什麼把那個過程的持續說成是貴金屬數量變化所造成的？ 其次，英國表現出的物價上漲最為厲害，應當承認這是非常有特色的。
美洲白銀不是直接流入英國，但是英國新經濟制度的發展過程最為強烈，并且在十六世紀英國曾經曆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
如果十六世紀物價普遍上漲是美洲白銀的流入引起的，那麼，這種情形是可以意料的。
物價上漲開始于該世紀下半葉，反映最強烈的是直接獲取白銀的國家即西班牙。
之後，随着在世界一些國家之間逐步地流傳着西班牙白銀，物價上漲就又席卷了其他國家。
但是，實際給我描繪的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
用維貝的話來說，&ldquo物價上漲的很大一部分（在西班牙）要标在1560年以前的時間&rdquo，[22]即大量白銀剛開始從美洲流入的時候。
當時，西班牙本國政治勢力正處于極盛時期，開發廣闊領土所取得的收入彙集到了西班牙。
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貴族擁有巨大的收入，必然在西班牙造成用于商品的貨币需求增長和物價上漲。
但是，正如維貝認為的那樣，十六世紀物價上漲劇烈的情況發生在英國，況且早在1560年之前，即在西班牙白銀通過貿易流入英國之前就開始了。
[23] 堅持對&ldquo價格偉大革命&rdquo一般闡釋的維貝本人，看來也感到這種闡釋是站不住腳的，他認為：&ldquo當數量理論占優勢的時候，并不感到有必要尋找價格革命的其他原因，因為貨币數量大量增加的情況無疑是存在的。
但是&hellip&hellip愈仔細地研究當時的經濟史，傾向隻認定貨币數量的增加才是這場大規模的和深刻的革命的原因就顯得愈少。
&rdquo[24] 當然，在歐洲經濟史上，貴金屬從美洲的流出并不是無關重要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種流出，那麼，在十六世紀，歐洲随着其貨币經濟的迅猛發展，将會感到現金的嚴重不足，勢必就得發展借貸交易或加速貨币周轉。
貴金屬從美洲的流出是有利于貨币經濟發展的客觀情況，然而僅僅在這一點上起了促使的作用，但是，絕不能成為&ldquo價格偉大革命的最終原因&rdquo。
當貴金屬的開采量突然不增加的時候，即上一世紀後半葉又成為了另一個時代，這時，锎砂礦和澳大利亞礦場，以及後來大量德蘭士瓦金的發現，都提高了世界黃金的開采量，而此後不久，在白金開采的條件下，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
在下列表中，将實際的數據分類如下。
金和銀的年産量（普特）[25] 年份金子銀子 1493&mdash15453954730 1546&mdash164548522715 1646&mdash174579022280 1746&mdash1845120041200 1846&mdash190814600163000 發現美洲遠遠沒有引起像在上一世紀後半葉所發生的那種貴金屬開采條件中發生的轉折。
在1851&mdash1860年的10年期間，黃金的開采量與過去50年間黃金平均開采量，幾乎提高了9倍，但是白銀的開采條件并未發生很大變化。
不足為怪的是，很多持貨币數量理論觀點的經濟學家認為，黃金貶值将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盡管試圖證實這種貶值，而商品價格的實際變化卻截然與其相反，正如英國統計學家索爾貝爾（這方面的傑出權威）所分類的英國平均價格運動證實的那樣。
英國的平均價格 1838&mdash184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931868&mdash187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100 1848&mdash185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891878&mdash188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79 1858&mdash186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991888&mdash1897&hellip&hellip&hellip&hellip67 在1838&mdash1847年的10年即锎砂礦發現的10年期間，物價不是上漲，而是下跌。
到19世紀末，物價比黃色金屬開采量猛增時期以前的還要低。
對最近幾年出現的在各種外文資料中可找到其産生原因的生活費高昂，不利用貨币數量理論也完全可以加以充分地闡明（盡管多數經濟學家傾向于利用周轉中的貨币數量的增加來解釋這種漲價）。
李嘉圖的有利于貨币數量理論的主要論據之一是這樣一種見解，即如果一個國家的商品價格不是由貨币數量來調節，那麼在一定的條件下，貨币就要流出這個國家。
例如，假設一個國家的商品輸入超過輸出，因此必須用金屬來支付自己的過剩輸入。
如果這種狀态持續時間較久，那麼該國家最終必然全部失去硬币。
但是，毫無疑問，實際上類似這種情況不會存在。
顯然，存在着某種隐蔽的力量，它能把貨币返回這個國家[26]。
這是什麼力量呢？李嘉圖認為，不是别的，正是一個國家的貨币數量直接影響商品價格一般水平，因為一個國家的貨币剩餘愈少，則其價值愈高，商品價格下跌愈甚。
商品價格的下跌促使土産商品進一步向國外輸出并延遲外國商品向這個國輸入，可見，商品加緊輸出的不能不追随商品的加緊輸入，因而貨币又返回這個國家。
現有的阻礙貨币從一個國家流出的因素是什麼，對這一點不能說一點懷疑也沒有。
相反，取決于自己對外貿易波動的每一個國家，就會周期性地遇到或貨币極端缺乏或貨币過剩的問題，而這些貨币卻分散在取決于對外貿易偶然性的各個國家中。
事實上，我們看到：貨币通常從一個國家向國外每一次大量流出，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貨币又從國外向該國家流回。
也就是說，存在着一種能保障每一個國家在其國内流通中擁有足夠數量的貨币的機制。
但是，這種機制可以不用貨币數量理論就能得到闡釋。
問題在于，貨币通常從一個國家的流出不是别的，而是商品向該國家流入的表現，因為貨币不是白白地流向國外，而是交換商品。
但是，在這個國家的市場上，商品供應的增加就會有降低商品價格的趨勢，這不是因為這個國家的貨币數量減少，而是因為商品供應增加。
由于鼓勵輸出和節制輸入而出現的商品價格下跌，直接造成貴金屬流動方向的變化，并且使貴重金屬開始流回原來流出的國家。
因此，李嘉圖的錯誤在于他在貨币供給範疇内找到了商品價格變化的原因，進而代替了在商品供給範疇尋找這一原因。
[27] 最終，究竟用什麼确定商品價格一般水平的變化？用的是商品價值的變化，用的是對于每一種商品及其總和的供求條件的變化。
貨币的獨立價值則是一個很少變化的恒定數值。
由于貨币的職能的多樣性，商品市場上的貨币供應自動地适應對貨币的需要，這就是穩定性的原因。
當然，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形，貨币金屬的價值由于受自身諸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并引起商品價格一般水平逆向變化。
假如說，采掘黃金的耗費價值下跌到采掘白銀的耗費價值，并且黃金的數量相應地增加，那麼這就不能不影響黃金的價值，進而影響商品價格，價格可能上漲。
黃金開采量的劇增就會擴大從事開采黃金的公民對一切可能的商品的需求。
在開采黃金的地區，商品價格的一般水平就會上漲。
這樣一來，需要加緊從其他地方向這一地區運送商品。
因而，按同心圓來看，提高物價的波浪就逐漸地擴及得越來越遠，遍及世界經濟的大部分。
在發現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時，就出現過類似這種情況，即這些地區的商品價格提高了數倍，其後果是由其他地方向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大量增加輸送商品。
但是，在這些地區增加黃金開采量所造成的對商品的這種新的需求，就全世界對商品的需求來看，其數量是不大的，而且沒有因此對世界市場産生沖擊的影響。
為了根本改變貨币金屬的世界價值，要求大量增加黃金開采量，已達到曆史上空前的程度。
三、鑄币和貨币制度 盡管貨币的産生是自然交換過程的結果，但是它為了自身充分的發展，需要國家政權批準承認該物品為貨币即法定支付手段。
國家的這種批準是以作為法定支付手段的貨币的最本質東西而需要的。
貨币僅僅依賴國家才能取得自己的獨特形式（鑄币形式）。
鑄币是上面印有一定标記的貨币金屬塊，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