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路斯提烏斯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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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史學有這麼一個特點：傳世的曆史作品的作者，他們的身世大都不甚清楚。
李維和塔西佗就是突出的例子。
撒路斯提烏斯的情況稍好一些，但他的生平事迹也十分模糊。
後人讀其書，想了解其生平，也隻能把其他作品裡提到他的片言隻語連綴起來，看一個輪廓而已。
這些史料散見于狄奧·卡西烏斯（DioCassius）、塔西佗、奧路斯·蓋利烏斯（AulusGellius）、蘇埃托尼烏斯（Suetonius）、耶洛尼姆斯（Hieronymus，通稱聖·吉羅姆St．Jerome）以及阿斯科尼烏斯（Asconius）給西塞羅的演說所作的注釋、塞爾維烏斯（Servius）給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Aeneas）所作的注釋。
本來阿斯科尼烏斯有一篇《撒路斯提烏斯生平》（VitaSallustii）[1]，可惜失傳了。
生平點滴 蓋烏斯·撒路斯提烏斯·克裡斯普斯（GaiusSallustiusCrispus）公元前86年[2]即我國漢昭帝始元元年，生于羅馬東北約90公裡的小城鎮阿米特爾努姆（Amiternum）。
城鎮位于意大利大岩壁（GranSassod&rsquoItalia）之下，是薩賓人聚居之區。
薩賓人可以說是羅馬人與之最早打交道的一個部族，雖然羅馬傳說中羅慕路斯國王時代誘騙薩賓婦女做妻子的故事未必可信，但薩賓人很早便和羅馬人融合，而且他們的文化後來成為羅馬文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薩賓人是一個文化落後但是愛好自由的山區部族，自古以來便過着遷徙不定的牧民生活。
他們的村落分布在山頂、山坡或山腳下，但築城而居的情況極為少見。
和薩賓人屬于同一個部族集團的薩谟奈人則特别骁勇善戰。
據史書（李維、狄奧尼西烏斯）的記載，從王政時期開始直到公元前449年，羅馬人和薩賓人之間不斷發生沖突。
公元前449年，羅馬人對薩賓人取得了一次巨大的勝利[3]，這之後因史無明文，我們對薩賓人的活動不得其詳。
而我們在李維的《羅馬史》提要（11）裡再看到瑪爾庫斯·庫裡烏斯·丹塔圖斯（MarcusCuriusDentatus）征服薩賓人的記載，那已是公元前290年的事情了。
薩賓人被征服後，一部分人被變賣為奴隸，他們的一部分土地被沒收，而其餘的薩賓人則成了沒有選舉權的公民（civessinesuffragio）[4]。
薩賓人成為有充分公民權的公民是公元前268年的事情了。
這時實際上他們已經和羅馬人融合為一體了。
薩賓人又因其落後而保有濃厚的宗教氣氛。
羅馬人吸收了他們很多宗教儀式。
從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可以看到，當時預言者還幾乎是清一色的薩賓人。
了解薩賓人被征服、被融合的這個背景，可以理解為什麼從這一地區的騎士等級的平民家族出身的撒路斯提烏斯始終對羅馬的新舊權貴抱着十分敵視的态度。
當然，這一地區也産生過另一些在羅馬曆史上有過影響的人物，比如離阿米特爾努姆不遠的列阿特（Reate）就産生過瓦羅和後來的皇帝韋伯芗（Vespasianus）這樣一些大人物。
阿米特爾努姆、列阿特和努爾西亞（Nursia）是薩賓人地區的主要城市。
騎士等級家庭出身的子弟隻要經濟條件允許，一般是要送到羅馬來受教育的。
西塞羅兄弟（瑪爾庫斯和克溫圖斯）是這樣，撒路斯提烏斯當然也不例外。
條件更好的還可以東渡到希臘和小亞細亞去從名師，到羅馬來講學的希臘名師也不少。
西塞羅時期在羅馬頗負盛名的希臘著名學者路奇烏斯·阿泰烏斯·普萊特克斯塔圖斯·腓洛洛古斯（LuciusAteiusPraetextatusPhilologus）也是撒路斯提烏斯的老師；而據蘇埃托尼烏斯[5]，他曾把全部羅馬史的提要提供給撒路斯提烏斯。
羅馬這裡固然有學習的方便，但共和末期羅馬侈靡放蕩的風習對青年人是很不利的。
歸在西塞羅名下的《對撒路斯提烏斯·克裡斯普斯的抨擊》（以下簡稱《抨擊》，［M．TulliiCiceronis］inSallustiumCrispumOratio）現在在學術界已被一緻确認為2世紀的修辭學習作，但其中反映的問題，比如撒路斯提烏斯當他父親在世時便賣掉他父親的房産，未必沒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因為當時去古未遠，可以看到我們已看不到的資料）。
而證之以後來他因品德問題被開除出元老院這一情況，那麼年輕時的撒路斯提烏斯有此等行徑，便不是捕風捉影之談了。
但是我們不可忘記，除了極個别的人之外，當時羅馬青年幾乎都有道德敗壞（用我們今天的标準來看）的記錄，它和成年人的貪贓枉法可以說是同樣普遍。
在政治鬥争中以這方面的事情作為攻擊的借口，可以說是俯拾即是，不必過于認真對待。
羅馬人的&ldquo仕途&rdquo（cursushonorum）一般是從财務官（quaestor）開始的，财務官從蘇拉時期起定額增加到20人，顧名思義，應當是負責财政方面的事務，但實際上除管理國庫（aerarium）之外，還有不少财務官充當統帥在外的助手，不僅管理财務，也負責軍事指揮的責任，例如在對朱古達作戰期間，蘇拉便是以财務官的身份隸屬于馬略的部下，并分掌他的部分作戰指揮權。
由于财務官是仕途的開始，所以照例由青年人擔任。
撒路斯提烏斯自己說：&ldquo當我個人還十分年輕的時候，起初我也像其他許多人那樣投身于政治活動&hellip&hellip&rdquo[6]但是他在哪一年擔任财務官&mdash&mdash從《抨擊》的記述來看[7]，他擔任過财務官是沒有問題的&mdash&mdash法譯本譯者J．羅曼定為公元前59年，英譯本譯者羅爾夫說無法确定。
蘇聯的羅馬文學專家格拉巴裡&mdash帕錫克則定為公元前54年。
我還沒有找到羅曼和格拉巴裡&mdash帕錫克所提出的年代的依據，也可能是根據擔任财務官的法定年齡（30歲）推算出來的，所以隻好都羅列在這裡，供進一步的探索。
不過這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隻要知道他在年輕時擔任過财務官就夠了。
公元前52年他因自己的騎士等級的出身而出任保民官。
在這一年我們看到了他的有記載的第一個政治活動。
這就是：在這一年的1月18日，深受民衆歡迎的克勞狄烏斯在群毆中被殺死之後，撒路斯提烏斯和自己的同僚克溫圖斯·龐培（QuintusPompeius）與提圖斯·穆納提烏斯（TitusMunatius）一道持反對西塞羅和殺害克勞狄烏斯的米洛的立場。
克勞狄烏斯在公元前64年本來是極力反對喀提林的活動的，應當說是站在西塞羅的一面，不想兩年後，卻卷入了一場醜聞之中。
原來在公元前62年12月，在當時擔任最高司祭的優利烏斯·恺撒宅中舉行紀念古意大利豐饒女神（BonaDea）的節日時，這個克勞狄烏斯竟化裝成婦女混到這隻許婦女參加的活動中去。
其原因隻是作為恺撒的妻子龐培娅（Pompeia）的情夫，他想借機混進去幽會罷了。
這一駭人聽聞的渎神行為引起的軒然大波自然使克勞狄烏斯受到了指控，但是在一切都可以出賣的羅馬，他仍然能用錢打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偏偏西塞羅提出了克勞狄烏斯那天确實在場的證據，使他大失面子[8]。
克勞狄烏斯這方面也千方百計為此向西塞羅進行報複。
公元前59年即恺撒任執政官的一年，克勞狄烏斯迂回作戰，先是借恺撒的力量&mdash&mdash恺撒竟容忍自己妻子的情夫，可見這是當時羅馬的風氣&mdash&mdash使自己轉入平民等級，然後當選為公元前58年度的保民官。
繼而他用讨好民衆的辦法在取消了埃利烏斯和富菲烏斯法（LegesAeliaetFufia）[9]之後又通過了一項法律，法律規定不經審判處死羅馬公民的任何人的行為都是非法的。
這樣，西塞羅在對付喀提林的陰謀時處死羅馬公民的做法便舊事重提，受到了制裁。
西塞羅為此隻好亡命而離開羅馬，克勞狄烏斯除了趕走西塞羅之外。
還和龐培作對，而從恺撒（在克拉蘇的一派裡）和龐培兩種勢力抗衡的背景上看，克勞狄烏斯顯然是受到恺撒的支持的。
一般史書說撒路斯提烏斯從公元前49年便站到了恺撒一面，其實他們的關系還要早得多。
另一方面，米洛則是站在龐培，因而也就是西塞羅一面的。
米洛和克勞狄烏斯的鬥争在恺撒和龐培的較量中表現為直接的、明火執仗的格鬥，它在幾年當中把羅馬攪得烏煙瘴氣。
西塞羅被迫亡命後，米洛極力活動使西塞羅返回羅馬。
此人後來（公元前48年）因勾結瑪爾庫斯·凱利烏斯·茹福斯（MarcusCaeliusRufus）進行反恺撒的活動而被殺。
據蘇埃托尼烏斯的記述[10]，撒路斯提烏斯由于批評了龐培而受到龐培的一名被釋奴隸的還擊，這個名叫列奈烏斯（Lenaeus）的被釋奴隸在一篇措辭尖銳的諷刺文中對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公元前50年撒路斯提烏斯由于監察官阿皮烏斯·克勞狄烏斯·普爾凱爾（AppiusClaudiusPulcher）的活動而被開除出元老院。
克勞狄烏斯·普爾凱爾是個有名的龐培派。
公元前54年任執政官之後，他到奇利奇亞去任長官，公元前50年回來任監察官。
他設法把恺撒派撒路斯提烏斯趕出元老院是順理成章的事，而要從生活上找一些醜聞作借口并不困難，這也是當時羅馬政治鬥争的慣用手法。
至于這是怎樣一件醜聞，有的曆史學家把它同奧路斯·蓋利烏斯（AulusGellius）根據瓦羅的材料提供的一件事聯系起來[11]。
原來撒路斯提烏斯在和米洛的妻子、獨裁官蘇拉的女兒法烏斯塔（Fausta）私通時，當場被米洛堵住，結果不僅挨了一頓鞭子，還狠狠地被懲罰一番。
但是我們知道，瓦羅也是一個衆所周知的龐培派，他的話的可信性是大可懷疑的。
不過，撒路斯提烏斯在《喀提林陰謀》（第3章）裡所說的幹了不光彩的事情雲雲可能就包括上面的那件。
因為衆所周知的事情一定要想回避或隐瞞是很不明智的做法。
公元前49年羅馬成了恺撒的一統天下，也正是撒路斯提烏斯感到日子好過的時候。
恺撒一下子把财務官從20人增加到40人，撒路斯提烏斯于是再度成了财務官，同時也就成了元老院的一員。
龐培東渡時兩位執政官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朗圖路斯·克茹斯（LuciusCorneliusLentulusCrus）和蓋烏斯·克勞狄烏斯·瑪爾凱路斯（CaiusClaudiusMarcellus）以及大部分元老也一道逃走了。
恺撒正好把自己的人，甚至他的老兵和被釋奴隸都補充進元老院，元老院一下子擴充到900人。
反正這時的元老院已不同于過去，它已是恺撒個人的囊中之物，即使不說它是個點綴，頂多也不過是個咨詢機構而已。
撒路斯提烏斯雖然後來在著述方面有所成就，但在軍事方面是個不高明的指揮官，這是違反古羅馬人的傳統的。
公元前48年他在伊利裡庫姆（Illyricum）統率着恺撒的一個軍團，卻敗在屋大維和司克裡波尼烏斯·利波（ScriboniusLibo）（賽克斯圖斯·龐培的嶽父）的手下[12]。
公元前47年，撒路斯提烏斯任行政長官，也有人認為他擔任這一職務是在公元前46年，但無論哪一年擔任都取決于恺撒的&ldquo任命&rdquo，實際上區别不大。
此時駐坎佩尼亞的軍團奉調去西西裡，但是傳達這項命令給軍團的普布利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PubliusCorneliusSulla）&mdash&mdash獨裁者蘇拉的侄子，曾參加喀提林的陰謀，現在是恺撒的副帥。
他在公元前65年擔任過執政官&mdash&mdash受到了士兵的淩辱。
軍團士兵對于不能得到土地和應有的賞賜，不能得到合法的退役顯然極為不滿，因而不聽從調動的命令。
撒路斯提烏斯繼而被派去處理此事，不但未能成功，反而自己差點也送了性命。
事實上已經有奉派到那裡去的兩位元老死在軍團士兵的手裡了。
問題是軍團士兵（第十軍團）到羅馬後由恺撒親自出面才解決的[13]。
但是在第二年即公元前46年年初，恺撒在阿非利加戰争中正處于焦急等待支援的困境時，撒路斯提烏斯登上了和小叙爾提斯相對的凱爾奇那島（Circina），并把敵人在那裡的大批糧食及時地運到茹斯皮那附近恺撒的營地裡[14]。
他的這一行動對于恺撒之取得最後勝利起了很大作用。
所以為了酬謝他的服務，恺撒任命他擔任新成立的新阿非利加行省（AfricaNova）的長官[15]。
我們知道，共和國時期的羅馬高級官吏都是沒有薪金的，大緻相當于薪金概念的拉丁詞salarium（來自sal這個詞，sal意為鹽，象征生活中最必需之物，今天英語的salary即來自這個詞）是到帝國時期才有的。
官員一般靠什麼生活，我們沒有十分具體的材料，但到行省一次出任長官所得便可一生享用不盡則是千真萬确的事實。
平時人們以服務的酬勞的方式所得的也會遠遠超過後來法定的收入。
否則人們就不會這樣熱衷于競選高級官吏了。
秦奇烏斯法（LexCincia）禁止人們在辯護方面收費，可見這以前是要花錢的，法律後來雖禁止取酬，但變相的酬謝可能費用更高。
恺撒在公元前61年去遠西班牙任長官（行政長官銜）之前在羅馬因生活揮霍和搞政治活動負下了天文數字的債，赴任前若不是克拉蘇的幫忙幾乎不能脫身，但一任歸來不但還清了債，而且成了大富豪，成了很多人的債主。
最清廉的如西塞羅，一任奇利奇亞（在小亞細亞）那樣一個窮苦地方的長官，僅分内所得用今天（90年代）的購買力加以計算至少也有上千萬元人民币，更不用說富裕的行省了。
行省居民雖然可以到羅馬元老院控訴長官貪贓枉法，但十之八九隻是走個過場而已（有派别鬥争背景者除外），行省居民是不會得到補償的。
羅馬競選官職，舉辦各種讨好民衆的活動，豢養為自己奔走的門客，都要個人出錢，若非權貴出身或有權貴撐腰，一般人是絕對應付不了的，這一點和現代美國競選總統要有财團支持有點相似。
所以羅馬的社會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往往造成了許多負債累累的人，成為社會上的一個不安定因素。
了解這一點，才可以了解為什麼喀提林如此不顧一切地要競選執政官。
說穿了也不過是為了将來外放時搜括财富，以便還債和供他繼續揮霍而已。
撒路斯提烏斯這一任長官果然使他立刻成了巨富，因此可見此公盡管一直在進行着要人們蔑視财富的說教，但他自己依然是一位搜括的能手。
當然，這也怪不得他，這已成了羅馬當時的一種風氣。
搜括手段的殘酷當然會使他因勒索（extorsio）的罪名受到追究，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恺撒隻需打一個招呼他就可以過關了。
據《抨擊》的不十分可靠的說法[16]，撒路斯提烏斯為此曾賄賂了恺撒120萬謝斯特爾提烏斯[17]。
對于此事，一則事實的真僞尚難确定，隻能姑妄聽之。
但按情理推度，擁有獨裁權力并且一貫慷慨大度的恺撒絕不會把區區這樣一點錢放到眼裡。
以這樣一點點錢視為恺撒和撒路斯提烏斯之間達成的一筆交易，隻能是作者的一種可憐的想象，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撒路斯提烏斯的财富多到何等程度，從他在恺撒死後買下了他的别墅和置辦了一所聞名于後世的所謂撒路斯提烏斯園（HortiSallustiani）可以看出。
撒路斯提烏斯園在羅馬北端科利努斯門附近，和路庫路斯園鄰接，位于今天的平西歐山（MontePincio）之上，再向西就是著名的瑪爾斯廣場了。
這個地方後來成了尼祿、韋伯芗、涅爾瓦和奧勒略的皇家園林。
作為平民派，撒路斯提烏斯的政治生涯可以說是和恺撒相終始的。
撒路斯提烏斯在恺撒的庇護下是個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他又看透了也恨透了羅馬共和國末期元老權貴當權的社會，如果相信他寫給恺撒的信和他對恺撒的演說的話[18]，那麼他的恢複古羅馬傳統美德的理想的确是寄希望于雄才大略的恺撒身上，恺撒一死，他的理想随之破滅，從此退出政治舞台，生活在回憶和想象之中，不再參與後來的政治鬥争，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他的卒年一般定為公元前35年，那已經是羅馬帝國的前夜了。
此外，據耶洛尼姆斯的記述[19]，撒路斯提烏斯娶了西塞羅的離婚的妻子特倫提娅（Terentia）。
特倫提娅和西塞羅在公元前46年離婚，西塞羅已經60歲，這時他雖然得到恺撒的諒解返回意大利，但過的卻是寄人籬下抑郁寡歡的日子。
特倫提娅這時離開他等于是雪上加霜，對他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特倫提娅的生年史無明文，假定他們相差10歲，而她離婚後立即再嫁或在公元45年再嫁，她也至少比撒路斯提烏斯大10歲。
富家出身的特倫提娅一直苦于西塞羅經濟方面的拮據[20]，這很可能是他們夫妻不和的原因之一，因此成為暴發戶的撒路斯提烏斯會對她有較大的吸引力，就沒有什麼奇怪了。
撒路斯提烏斯退出政治活動以後的日子并不是無所事事，悠遊林下。
他拿起了筆從事著述，而最後這10年的著述活動反而使他不朽，成為羅馬的著名曆史學家和文學家。
撒路斯提烏斯在文字修養方面是有準備的，這一點從他的成果得到證明。
在這将近10年中間，他寫了兩部專題的曆史，一部通史，但完整地保存下來的隻有《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争》，片斷保存下來的是他最後的力作《曆史》。
此外還有給恺撒的演說和書信各一篇也保存下來，但這是在公元前44年以前寫的。
如果給這些作品系年的話，那麼情況大緻是這樣： 《對晚年的恺撒發表的演說。
論共和國》（ADCAESAREM，SENEMDEREPUBLICAORATIO）寫于公元前50年之前，也就是在恺撒與龐培對峙時期；《給晚年的恺撒的信。
論共和國》（ADCAESAREMSENEMDEREPUBLICAEPISTULA）寫于公元前46年即恺撒基本上戰敗了龐培和龐培派的軍隊之後；《喀提林陰謀》（BellumCatilinae直譯是《喀提林戰争》）發表于公元前43年左右；《朱古達戰争》（BellumIugurthinum）發表于公元前41年左右。
似乎在《喀提林陰謀》問世後不久作者即着手寫作此書。
《曆史》（Historiae）記述從公元前78年到公元前67年大約12年間的事情，它們完全是作者親自經曆過的；西森納的《曆史》寫到蘇拉之死即公元前78年，此書可以視為它的一個續篇；但此書大部分已經失傳，完整保存下來的有四篇演說，即《執政官雷比達對羅馬人民的演說》（OratioLepidicos．adpopulumRomanum），演說發表于公元前78年，是抨擊蘇拉的統治的；《腓力普斯在元老院的演說》（OratioPhilippiinsenatu），這是貴族派領袖路奇烏斯·瑪爾奇烏斯·腓力普斯對前一演說的反駁，因為雷比達要求連任執政官并恢複保民官的權利；《蓋烏斯·科塔對羅馬人民的演說》（OratioC．CottaeadpopulumRomanum科塔是公元前75年度執政官，鑒于民衆在這一年對權貴的攻擊日益激烈，科塔于是穿上表示不祥之兆的喪服對民衆發表了這篇演說進行安撫，以免群衆的情緒激化成為内亂）；《保民官馬凱爾對民衆發表的演說》（OratioMacriTR．PL．adplebem），公元前73年在權貴和民衆進行的鬥争中，保民官蓋烏斯·李奇尼烏斯·瑪凱爾用這篇演說攻擊權貴的統治。
完整保存下來的還有兩封書信，即《格涅烏斯·龐培給元老院的信》（EpistulaCn．Pompeiadsenatum，賽爾托裡烏斯在公元前75年秋天利用遊擊戰術切斷了龐培的糧食供應，所以龐培寫信給元老院要求金錢、物資的支援）；《米特拉達特斯的信》（EpistulaMithridatis，公元前69年被路庫路斯打敗的米特拉達特斯寫信給帕提亞國王阿爾撒凱斯，希望同他結盟共同抗擊羅馬人）。
這些演說和書信是因其文字精彩而被後世的修辭學家選入他們的教本，得以保存下來的。
此外還有為後世作家征引過的一些片斷保存下來。
在它們的整理工作方面，德·布羅斯（DeBrosse）、克裡茨（Kritz）、狄奇（Dietsch）和茂倫布萊舍爾（Maurenbrecher）都作出了可觀的成績。
撒路斯提烏斯這部壓卷之作，可能是在較早的時期便已開始準備了，說不定是和《喀提林陰謀》與《朱古達戰争》交叉進行的。
就篇幅而論，其寫作不大可能在《朱古達戰争》發表之後。
可以認為前兩種專題曆史隻是後來的《曆史》的一種試筆，因為就文筆而論，《曆史》的文字顯然更完美，更成熟些。
曆史學家撒路斯提烏斯 撒路斯提烏斯少年時在羅馬從名師學習；青年時開始從政，也像當時一般羅馬青年那樣，幹正經事也幹荒唐事；發生戰争時就随軍出征，吃得了各種各樣的苦頭，退下來又能拿起筆來寫文章，這就是共和時期中上層羅馬人的寫照。
從《高盧戰記》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恺撒那樣出身高貴的人，也絕不是弱不禁風的貴公子，而能夠進行艱苦卓絕的鬥争。
年輕時文靜得像個女孩子似的屋大維（奧古斯都），一旦随舅祖父恺撒踏上征途，那就無論什麼苦也經受得住，從而得到恺撒的賞識，認為他夠得上羅馬人的标準。
要想養尊處優，克拉蘇應當算是滿有條件的了，但是他仍然渴望建功立業，揮師東征，雖然最後戰死在外面，卻不愧是古羅馬人。
恺撒對撒路斯提烏斯無疑是賞識的，撒路斯提烏斯當然也極力報效，你看他自公元前49年之後，為了恺撒的事業幾乎是馬不停蹄，東西南北四處奔走出現在各個關鍵的場合，那勞苦是不言而喻的。
特别是奇爾奇那島的戰鬥，更要冒很大的風險。
可見以文筆見稱的羅馬史家同時又是艱苦備嘗的鬥士，這和帝國時代專作皇帝侍從的文學之士是大不相同的。
撒路斯提烏斯從政治生活中退下來之後為什麼要寫曆史？他在羅馬史學中占什麼地位，要了解這一點，就得先回顧一下撒路斯提烏斯以前羅馬史學的情況。
羅馬建城初期文字本身還很簡陋，處于剛剛形成的過程之中，當然談不上什麼史書。
不過大司祭出于宗教方面的需要，逐年把同宗教有關的事項記載下來，而紀年則是以執政官的名字或其他高級官吏的名字作為标志的，這就是所謂編年大事記（Annales）。
據說從公元前5世紀以來的編年大事記已毀于公元前390年高盧人的入侵。
後來在格拉古兄弟時期，大司祭普布利烏斯·穆奇烏斯·司凱沃拉（PubliusMuciusScaevola）補充整理了80卷的《大編年大事記》（Annalesmaximi）（已佚）。
但這些記錄都是零碎的，無系統性，至多隻有史料的價值，不是真正的曆史。
生于公元前270年左右的拉丁詩人格涅烏斯·奈維烏斯（GnaeusNaevius）和号稱&ldquo羅馬詩歌之父&rdquo的克溫圖斯·恩尼烏斯（QuintusEnnius，前239年&mdash前169年）雖都曾用詩體的文字記述羅馬的曆史，但他們都是把它作為詩歌（文藝）作品來寫作的。
當然，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部分曆史的實際。
這些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史詩，它們可以為曆史學家提供原始的史料，但它們本身還不是曆史。
有人因為詩人用曆史題材寫作便把他們說成是羅馬最早的曆史學家，這顯然是不妥當的。
還有一些作家如克溫圖斯·法比烏斯（QuintusFabius，公元前254年&mdash？）、路奇烏斯·琴奇烏斯·阿利門圖斯（LuciusCinciusAlimentus，活動時期和法比烏斯大略相當）、奧路斯·波斯圖米烏斯·阿爾比努斯（AulusPostumiusAlbinus，公元前151年度執政官）和蓋烏斯·阿奇利烏斯〔GaiusAcilius，曾為公元前155年參加雅典哲學家使團的卡爾涅阿德斯（Carneades）作過翻譯〕，他們都用希臘語撰寫過羅馬古代的曆史，但是它們的讀者對象更多是被羅馬征服的希臘人，是一種為羅馬的統治辯護，宣揚羅馬聲威的政治宣傳品，而且由于作者所受的都是希臘教育，所以撰史時使用的也是那種偏重于講故事的希臘化手法，這種作品不能被承認為真正的曆史作品，因而不能把它們歸入羅馬史學的體系之中。
瑪爾庫斯·波爾奇烏斯·加圖（MarcusPorciusCato，前234年&mdash前149年）即曆史上所說的大加圖或監察官加圖是羅馬的第一位用拉丁散文撰寫羅馬曆史的人。
他是一位正統的、保守的羅馬人，對羅馬文化中的希臘影響一向深惡痛絕，而甯肯保持羅馬粗犷質樸的特色。
在文化方面，重要的是他制定了散文的拉丁語；羅馬人對希臘取得的勝利使他不能容忍羅馬人繼續用希臘語寫作。
他寫了一部7卷的《羅馬曆史源流》（Origines），時間從意大利和羅馬的早期曆史一直到他當代。
他的作品不是古老的編年體而是分成若幹題目來叙述的，文字雖然樸拙，但是已經有了真正史書的規模，隻是在取材方面，除了羅馬的有關文獻之外，仍然不能不借重于希臘人的作品。
可惜全書已失傳，隻有片斷保存下來。
在大加圖的影響下，用拉丁散文撰史的他的同時代人還可以舉出路奇烏斯·卡西烏斯·赫米那（LuciusCassiusHemina）和格涅烏斯·蓋利烏斯（GnaeusGellius）。
這兩位老編年體作家也都系統地記述了從早期到他們當時的羅馬曆史，這些作品本身雖然沒有傳下來，其内容卻部分地保留在後來的曆史作品裡。
以上就是撒路斯提烏斯撰史時我們所能了解到的羅馬史學情況。
如果他也想寫一部從古代以來的通史的話&mdash&mdash他的老師阿泰烏斯·腓洛洛古斯已經為他提供了一份提綱&mdash&mdash那麼他所能依據的拉丁文獻實在有限，而隻能照抄希臘語作品裡提供給他的大量&ldquo演義&rdquo。
對于通曉希臘語的撒路斯提烏斯來說，這方面的材料當時不但很多，而且是很容易獲得的。
且不說這些材料大都沒有什麼依據，那些為貴族樹碑立傳的東西肯定是不合平民派撒路斯提烏斯的口味的。
而且從他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到，他不是為撰史而撰史，而是要通過這一活動施展他另一方面的抱負，盡管他說他已經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動。
如何通過撰史表現自己的信念以及他對撰史的看法，他在《喀提林陰謀》的開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ldquo&hellip&hellip我們的全部力量既在于精神，也在于肉體。
我們使精神發号施令，肉體則俯首聽命。
精神是我們和諸神共有的，肉體則是我們和禽獸所共有的。
因此我認為我們應當用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用肉體的暴力去尋求榮譽，這樣我們才可以使自己盡可能長久地名垂後世（重點引者所加，下同），因為我們享受的一生是短促的。
要知道，從财富和美貌得來的聲名是轉瞬即逝的和脆弱的。
而隻有崇高的德行才是光榮的和不朽的财富。
&rdquo[21] &ldquo&hellip&hellip為國家幹一番事業當然是光榮的，而以語言文字服務于國家也不是一件壞事；在和平時期與戰争時期人們都可以使自己成名。
不僅是建功立業的人，就是記述别人的功業的人往往也受到我們的稱許。
就我個人而論，雖然我十分清楚，撰寫曆史的人和創造曆史的人絕不可能取得同樣的榮譽，但是我仍認為撰寫曆史是極為困難的一件事。
這首先是因為他的文筆必須配得上他所記述的事情；其次是因為，倘若你對别人的缺點進行批評，大多數人就會認為這樣做是出于惡意和嫉妒。
此外，如果你記述了傑出人物的豐功偉績，則人們隻有在他們認為你所說的事情他們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時候，才願意相信你，一旦超過這個限度，則他們便認為你的話即使不是荒謬的，也是憑空捏造的了。
&rdquo[22] 但是要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又不緻被人指為荒誕無稽，那麼就以記述自己親曆的事情為好，而自己這時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來實現自己的志願： &ldquo&hellip&hellip在經曆了許多困難和危險之後，我的心情歸于平靜并且我已決心從此再也不參與政治生活&hellip&hellip我決心回到我過去向往的志願上來，而不祥的野心曾使我偏離這一志願；我決心撰述羅馬人民的曆史，把我認為值得後人追憶的那些事情挑選出來，筆之于書。
而我之所以對這一工作抱有信心，是因為這時我個人已經不再有所希求，不再有所恐懼，不再有派系的偏見。
&rdquo[23] 由于他本人受過希臘教育，接觸過希臘的史書，對比之下，羅馬人在撰史方面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像他所說： &ldquo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實是相當偉大而又光榮的，盡管如此，它們實際上也不是像傳聞中描寫的那樣出色。
但是由于雅典産生過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mdash&mdash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業便被認為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
這樣看來，成就事業的人們的功績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隻不過是有偉大的作家能夠用頌揚的文字對事業本身加以擡高而已。
但是羅馬人民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有利之處，因為他們中間最有才能的人們總是從事于實際的事務，他們總是要在身體力行的情況下使用他們的頭腦；最優秀的公民重視行動而不喜空談，他認為他自己的英勇行動應當受到别人的稱贊，而不應由他本人來記述别人的英勇行動。
&rdquo[24]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當時已有的大量用希臘語寫的有關羅馬曆史的著作隻起一種宣傳作用，根本不能同希臘本身的偉大曆史作品相提并論。
那裡面的不少捏造和模仿的劣品，根本不能當作曆史來對待。
至于早期詩體拉丁語的有關神話曆史傳說的記述，也還太原始、太簡陋、大零碎，難以列入史書之林。
難怪撒路斯提烏斯會發出羅馬無史書的慨歎了。
幾百年前的史料既然大半毀于高盧之劫，而抄錄那些編造的故事又于心有所不安，撒路斯提烏斯隻能從身邊的曆史來着墨。
喀提林的陰謀是他親眼目睹的，裡面的不少當事人是他的朋友；朱古達的戰争雖然早一些，但是他可以得到不少有關資料，許多親曆此事的老一輩人還有在世的，更何況他在北非擔任過長官，熟知那裡的風土人情，所以寫起來也更覺親切。
《曆史》各卷的内容也有不少是他親曆的（前78年到前66年），得心應手當不在話下。
至于撒路斯提烏斯為什麼先從記述喀提林的事件着手，據他自己說，&ldquo這是特别值得追憶的一個事件，因為那罪行和由此而産生的危險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性質&rdquo[25]。
他寫作這篇專題的曆史著作時不但可以依據他可以看到的大量文獻（如元老院的命令，西塞羅已發表的演說等等），還可以向有關人員查詢，比如有關克拉蘇是否參加了陰謀的問題，他就直接向克拉蘇本人打聽過。
所以說，盡管他的作品仍然存在着許多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的說來，無論作為曆史，還是作為文章，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都是備受後代重視的重要文獻。
作為用散文寫作的曆史學家，撒路斯提烏斯直接的源流應當說是老加圖。
觀點不用說了，就是文字也有明顯的繼承關系，乃至攻擊他的人竟說他抄襲監察官加圖的作品[26]。
比如拉奈烏斯就說他是&ldquo古人、特别是加圖的語言的一個無知的抄襲者&rdquo[27]。
但關于他在史學中的地位，羅曼卻說：&ldquo&hellip&hellip當撒路斯提烏斯不得不放棄一切政治活動的時候（即公元前45年），他決心從事撰述；這時羅馬還沒有一位曆史學家配得上這個名稱。
&rdquo[28]這實際是把他說成是羅馬的第一位真正的曆史學家了。
另一方面，撒路斯提烏斯受希臘曆史著作，特别是修昔底德著作的影響也是無可懷疑的。
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要談到。
關于喀提林陰謀 下面我們就簡略介紹一下喀提林陰謀這一事件本身。
喀提林的陰謀是在共和國末期羅馬表面上繁榮而内部動蕩不安，即将發生巨大變革的前夕發生的。
這時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關系呈現錯綜複雜的局面。
代表保守力量的元老院和勢力急速擴大的龐培，龐培和克拉蘇，龐培和後來異軍突起的恺撒，克拉蘇與恺撒同元老院貴族乃至民主派，都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矛盾關系。
所以出現了這樣的現象：貴族出身的恺撒成了民主派，騎士等級出身的西塞羅卻持正統的保守立場。
喀提林的陰謀就是這種錯綜複雜形勢的一個爆發點。
路奇烏斯·塞爾吉烏斯·喀提林（LuciusSergiusCatilina）公元前108年出生在一個有廣泛上層聯系，但是破落的貴族之家。
他在不久前的内戰裡站在蘇拉一面，是一位賣力的打手。
蘇拉獨裁進行大屠殺大沒收（公敵宣告）時，喀提林又是他的一個急先鋒，這期間他當然撈到了不少的油水，但總的說來沒有受到蘇拉的重用。
他什麼時候開始從政，史無明文，但公元前68年他已經是行政長官了；公元前67年他從阿非利加長官任上返回羅馬後曾因勒索罪而被控于法庭，因此在公元前66年提出競選公元前65年度的執政官時，他的訴訟問題因尚未了結而被取消了競選資格。
由于羅馬當時外放者幾乎無人不貪贓枉法，因而行省長官回來後被控乃是常見的情況，對這一問題本來是可松可緊的，偏偏主持此事的執政官沃爾卡奇烏斯·圖利烏斯（VolcaciusTullius）對此毫無寬假之意，就和對待另兩名候選人普布利烏斯·奧特洛尼烏斯·帕伊圖斯（PubliusAutroniusPaetus）和普布利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PubliusCorneliusSulla）（獨裁官蘇拉的侄子）一樣。
後兩個人也是在當選之後因發現有行賄行為而按照公元前67年的卡爾普爾尼烏斯法（LexCalpurnia）被取消了執政官職位和元老資格的。
這一點隻反映出派别鬥争的激烈而并不說明這個&ldquo可以出售的&rdquo羅馬在政治上已經有了執法嚴明的迹象。
但使他們極為惱火的卻是，就在不久之前，公元前67年度的執政官、兩個保守派蓋烏斯·卡爾普爾尼烏斯·皮索（CaiusCalpurniusPiso）和瑪爾庫斯·阿奇利烏斯·格拉布裡歐（MarcusAciliusGlabrio）正是通過明目張膽的行賄而&ldquo當選&rdquo的。
其實這些當選的執政官幾乎都是權門子弟，高級官吏的職位照例是由他們包辦了的。
這些人就像在《朱古達戰争》裡馬略的演說中所描寫的那樣： &ldquo我個人就知道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在當選為執政官之後才開始首次誦讀我們祖先的曆史和希臘人的軍事論文&hellip&hellip &ldquo他們的祖先把他們所能留給後人的東西全留給了他們&mdash&mdash财富、胸像、關于他們自身的光榮的回憶；但是他們卻沒有給後人留下品德，而且他們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隻有品德是不能像禮品那樣授受的。
&ldquo&hellip&hellip他們那些人間最無恥的人用他們的罪行玷污了他們自己之後，竟還要奪取有道德的人們應得的報償！&rdquo[29] 但這些權貴之間相互鬥得也是十分兇狠的。
兩位落選的執政官竟想組織暴徒，讓他們在通過補充選舉當選的執政官路奇烏斯·奧列利烏斯·科塔（LuciusAureliusCotta）和路奇烏斯·曼利烏斯·托爾克瓦圖斯（LuciusManliusTorquatus）元旦就職并同元老院成員見面（在朱庇特神殿）時殺死他們，并奪取他們的棍束（執政官的權力标記）。
他們的氣焰極為嚣張，奧特洛尼烏斯本來就是個好惹是生非的人，負了一身債的喀提林更是幹起壞事來百無禁忌，所以新任的執政官在元老院的關照下作了相應的防範。
即使按照撒路斯提烏斯在《喀提林陰謀》裡的說法，[30]這一暴力行動後來延期到元老院開會的2月5日，但終歸還是失敗了。
曆史上這所謂的第一次喀提林的陰謀，其主角其實并不是喀提林，喀提林隻是一個參加者，是蘇拉出錢拉來的一名打手。
其餘的參加者我估計也都是那些破了産的貴族子弟。
我甚至懷疑這甚至算不上陰謀，而是一種表示不滿的武裝威脅，隻是想給新執政官一點顔色看看而已，因為不可能有這樣明目張膽的&ldquo陰謀&rdquo。
在奧特洛尼烏斯·帕伊圖斯為行賄事受到審判時，他便有了利用自己的劍奴沖散法庭的打算。
這時的選舉沒有一次不是刀光劍影、殺氣騰騰的，受到政敵的武裝威脅和人身
李維和塔西佗就是突出的例子。
撒路斯提烏斯的情況稍好一些，但他的生平事迹也十分模糊。
後人讀其書，想了解其生平，也隻能把其他作品裡提到他的片言隻語連綴起來，看一個輪廓而已。
這些史料散見于狄奧·卡西烏斯（DioCassius）、塔西佗、奧路斯·蓋利烏斯（AulusGellius）、蘇埃托尼烏斯（Suetonius）、耶洛尼姆斯（Hieronymus，通稱聖·吉羅姆St．Jerome）以及阿斯科尼烏斯（Asconius）給西塞羅的演說所作的注釋、塞爾維烏斯（Servius）給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Aeneas）所作的注釋。
本來阿斯科尼烏斯有一篇《撒路斯提烏斯生平》（VitaSallustii）[1]，可惜失傳了。
生平點滴 蓋烏斯·撒路斯提烏斯·克裡斯普斯（GaiusSallustiusCrispus）公元前86年[2]即我國漢昭帝始元元年，生于羅馬東北約90公裡的小城鎮阿米特爾努姆（Amiternum）。
城鎮位于意大利大岩壁（GranSassod&rsquoItalia）之下，是薩賓人聚居之區。
薩賓人可以說是羅馬人與之最早打交道的一個部族，雖然羅馬傳說中羅慕路斯國王時代誘騙薩賓婦女做妻子的故事未必可信，但薩賓人很早便和羅馬人融合，而且他們的文化後來成為羅馬文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薩賓人是一個文化落後但是愛好自由的山區部族，自古以來便過着遷徙不定的牧民生活。
他們的村落分布在山頂、山坡或山腳下，但築城而居的情況極為少見。
和薩賓人屬于同一個部族集團的薩谟奈人則特别骁勇善戰。
據史書（李維、狄奧尼西烏斯）的記載，從王政時期開始直到公元前449年，羅馬人和薩賓人之間不斷發生沖突。
公元前449年，羅馬人對薩賓人取得了一次巨大的勝利[3]，這之後因史無明文，我們對薩賓人的活動不得其詳。
而我們在李維的《羅馬史》提要（11）裡再看到瑪爾庫斯·庫裡烏斯·丹塔圖斯（MarcusCuriusDentatus）征服薩賓人的記載，那已是公元前290年的事情了。
薩賓人被征服後，一部分人被變賣為奴隸，他們的一部分土地被沒收，而其餘的薩賓人則成了沒有選舉權的公民（civessinesuffragio）[4]。
薩賓人成為有充分公民權的公民是公元前268年的事情了。
這時實際上他們已經和羅馬人融合為一體了。
薩賓人又因其落後而保有濃厚的宗教氣氛。
羅馬人吸收了他們很多宗教儀式。
從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可以看到，當時預言者還幾乎是清一色的薩賓人。
了解薩賓人被征服、被融合的這個背景，可以理解為什麼從這一地區的騎士等級的平民家族出身的撒路斯提烏斯始終對羅馬的新舊權貴抱着十分敵視的态度。
當然，這一地區也産生過另一些在羅馬曆史上有過影響的人物，比如離阿米特爾努姆不遠的列阿特（Reate）就産生過瓦羅和後來的皇帝韋伯芗（Vespasianus）這樣一些大人物。
阿米特爾努姆、列阿特和努爾西亞（Nursia）是薩賓人地區的主要城市。
騎士等級家庭出身的子弟隻要經濟條件允許，一般是要送到羅馬來受教育的。
西塞羅兄弟（瑪爾庫斯和克溫圖斯）是這樣，撒路斯提烏斯當然也不例外。
條件更好的還可以東渡到希臘和小亞細亞去從名師，到羅馬來講學的希臘名師也不少。
西塞羅時期在羅馬頗負盛名的希臘著名學者路奇烏斯·阿泰烏斯·普萊特克斯塔圖斯·腓洛洛古斯（LuciusAteiusPraetextatusPhilologus）也是撒路斯提烏斯的老師；而據蘇埃托尼烏斯[5]，他曾把全部羅馬史的提要提供給撒路斯提烏斯。
羅馬這裡固然有學習的方便，但共和末期羅馬侈靡放蕩的風習對青年人是很不利的。
歸在西塞羅名下的《對撒路斯提烏斯·克裡斯普斯的抨擊》（以下簡稱《抨擊》，［M．TulliiCiceronis］inSallustiumCrispumOratio）現在在學術界已被一緻确認為2世紀的修辭學習作，但其中反映的問題，比如撒路斯提烏斯當他父親在世時便賣掉他父親的房産，未必沒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因為當時去古未遠，可以看到我們已看不到的資料）。
而證之以後來他因品德問題被開除出元老院這一情況，那麼年輕時的撒路斯提烏斯有此等行徑，便不是捕風捉影之談了。
但是我們不可忘記，除了極個别的人之外，當時羅馬青年幾乎都有道德敗壞（用我們今天的标準來看）的記錄，它和成年人的貪贓枉法可以說是同樣普遍。
在政治鬥争中以這方面的事情作為攻擊的借口，可以說是俯拾即是，不必過于認真對待。
羅馬人的&ldquo仕途&rdquo（cursushonorum）一般是從财務官（quaestor）開始的，财務官從蘇拉時期起定額增加到20人，顧名思義，應當是負責财政方面的事務，但實際上除管理國庫（aerarium）之外，還有不少财務官充當統帥在外的助手，不僅管理财務，也負責軍事指揮的責任，例如在對朱古達作戰期間，蘇拉便是以财務官的身份隸屬于馬略的部下，并分掌他的部分作戰指揮權。
由于财務官是仕途的開始，所以照例由青年人擔任。
撒路斯提烏斯自己說：&ldquo當我個人還十分年輕的時候，起初我也像其他許多人那樣投身于政治活動&hellip&hellip&rdquo[6]但是他在哪一年擔任财務官&mdash&mdash從《抨擊》的記述來看[7]，他擔任過财務官是沒有問題的&mdash&mdash法譯本譯者J．羅曼定為公元前59年，英譯本譯者羅爾夫說無法确定。
蘇聯的羅馬文學專家格拉巴裡&mdash帕錫克則定為公元前54年。
我還沒有找到羅曼和格拉巴裡&mdash帕錫克所提出的年代的依據，也可能是根據擔任财務官的法定年齡（30歲）推算出來的，所以隻好都羅列在這裡，供進一步的探索。
不過這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隻要知道他在年輕時擔任過财務官就夠了。
公元前52年他因自己的騎士等級的出身而出任保民官。
在這一年我們看到了他的有記載的第一個政治活動。
這就是：在這一年的1月18日，深受民衆歡迎的克勞狄烏斯在群毆中被殺死之後，撒路斯提烏斯和自己的同僚克溫圖斯·龐培（QuintusPompeius）與提圖斯·穆納提烏斯（TitusMunatius）一道持反對西塞羅和殺害克勞狄烏斯的米洛的立場。
克勞狄烏斯在公元前64年本來是極力反對喀提林的活動的，應當說是站在西塞羅的一面，不想兩年後，卻卷入了一場醜聞之中。
原來在公元前62年12月，在當時擔任最高司祭的優利烏斯·恺撒宅中舉行紀念古意大利豐饒女神（BonaDea）的節日時，這個克勞狄烏斯竟化裝成婦女混到這隻許婦女參加的活動中去。
其原因隻是作為恺撒的妻子龐培娅（Pompeia）的情夫，他想借機混進去幽會罷了。
這一駭人聽聞的渎神行為引起的軒然大波自然使克勞狄烏斯受到了指控，但是在一切都可以出賣的羅馬，他仍然能用錢打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偏偏西塞羅提出了克勞狄烏斯那天确實在場的證據，使他大失面子[8]。
克勞狄烏斯這方面也千方百計為此向西塞羅進行報複。
公元前59年即恺撒任執政官的一年，克勞狄烏斯迂回作戰，先是借恺撒的力量&mdash&mdash恺撒竟容忍自己妻子的情夫，可見這是當時羅馬的風氣&mdash&mdash使自己轉入平民等級，然後當選為公元前58年度的保民官。
繼而他用讨好民衆的辦法在取消了埃利烏斯和富菲烏斯法（LegesAeliaetFufia）[9]之後又通過了一項法律，法律規定不經審判處死羅馬公民的任何人的行為都是非法的。
這樣，西塞羅在對付喀提林的陰謀時處死羅馬公民的做法便舊事重提，受到了制裁。
西塞羅為此隻好亡命而離開羅馬，克勞狄烏斯除了趕走西塞羅之外。
還和龐培作對，而從恺撒（在克拉蘇的一派裡）和龐培兩種勢力抗衡的背景上看，克勞狄烏斯顯然是受到恺撒的支持的。
一般史書說撒路斯提烏斯從公元前49年便站到了恺撒一面，其實他們的關系還要早得多。
另一方面，米洛則是站在龐培，因而也就是西塞羅一面的。
米洛和克勞狄烏斯的鬥争在恺撒和龐培的較量中表現為直接的、明火執仗的格鬥，它在幾年當中把羅馬攪得烏煙瘴氣。
西塞羅被迫亡命後，米洛極力活動使西塞羅返回羅馬。
此人後來（公元前48年）因勾結瑪爾庫斯·凱利烏斯·茹福斯（MarcusCaeliusRufus）進行反恺撒的活動而被殺。
據蘇埃托尼烏斯的記述[10]，撒路斯提烏斯由于批評了龐培而受到龐培的一名被釋奴隸的還擊，這個名叫列奈烏斯（Lenaeus）的被釋奴隸在一篇措辭尖銳的諷刺文中對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公元前50年撒路斯提烏斯由于監察官阿皮烏斯·克勞狄烏斯·普爾凱爾（AppiusClaudiusPulcher）的活動而被開除出元老院。
克勞狄烏斯·普爾凱爾是個有名的龐培派。
公元前54年任執政官之後，他到奇利奇亞去任長官，公元前50年回來任監察官。
他設法把恺撒派撒路斯提烏斯趕出元老院是順理成章的事，而要從生活上找一些醜聞作借口并不困難，這也是當時羅馬政治鬥争的慣用手法。
至于這是怎樣一件醜聞，有的曆史學家把它同奧路斯·蓋利烏斯（AulusGellius）根據瓦羅的材料提供的一件事聯系起來[11]。
原來撒路斯提烏斯在和米洛的妻子、獨裁官蘇拉的女兒法烏斯塔（Fausta）私通時，當場被米洛堵住，結果不僅挨了一頓鞭子，還狠狠地被懲罰一番。
但是我們知道，瓦羅也是一個衆所周知的龐培派，他的話的可信性是大可懷疑的。
不過，撒路斯提烏斯在《喀提林陰謀》（第3章）裡所說的幹了不光彩的事情雲雲可能就包括上面的那件。
因為衆所周知的事情一定要想回避或隐瞞是很不明智的做法。
公元前49年羅馬成了恺撒的一統天下，也正是撒路斯提烏斯感到日子好過的時候。
恺撒一下子把财務官從20人增加到40人，撒路斯提烏斯于是再度成了财務官，同時也就成了元老院的一員。
龐培東渡時兩位執政官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朗圖路斯·克茹斯（LuciusCorneliusLentulusCrus）和蓋烏斯·克勞狄烏斯·瑪爾凱路斯（CaiusClaudiusMarcellus）以及大部分元老也一道逃走了。
恺撒正好把自己的人，甚至他的老兵和被釋奴隸都補充進元老院，元老院一下子擴充到900人。
反正這時的元老院已不同于過去，它已是恺撒個人的囊中之物，即使不說它是個點綴，頂多也不過是個咨詢機構而已。
撒路斯提烏斯雖然後來在著述方面有所成就，但在軍事方面是個不高明的指揮官，這是違反古羅馬人的傳統的。
公元前48年他在伊利裡庫姆（Illyricum）統率着恺撒的一個軍團，卻敗在屋大維和司克裡波尼烏斯·利波（ScriboniusLibo）（賽克斯圖斯·龐培的嶽父）的手下[12]。
公元前47年，撒路斯提烏斯任行政長官，也有人認為他擔任這一職務是在公元前46年，但無論哪一年擔任都取決于恺撒的&ldquo任命&rdquo，實際上區别不大。
此時駐坎佩尼亞的軍團奉調去西西裡，但是傳達這項命令給軍團的普布利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PubliusCorneliusSulla）&mdash&mdash獨裁者蘇拉的侄子，曾參加喀提林的陰謀，現在是恺撒的副帥。
他在公元前65年擔任過執政官&mdash&mdash受到了士兵的淩辱。
軍團士兵對于不能得到土地和應有的賞賜，不能得到合法的退役顯然極為不滿，因而不聽從調動的命令。
撒路斯提烏斯繼而被派去處理此事，不但未能成功，反而自己差點也送了性命。
事實上已經有奉派到那裡去的兩位元老死在軍團士兵的手裡了。
問題是軍團士兵（第十軍團）到羅馬後由恺撒親自出面才解決的[13]。
但是在第二年即公元前46年年初，恺撒在阿非利加戰争中正處于焦急等待支援的困境時，撒路斯提烏斯登上了和小叙爾提斯相對的凱爾奇那島（Circina），并把敵人在那裡的大批糧食及時地運到茹斯皮那附近恺撒的營地裡[14]。
他的這一行動對于恺撒之取得最後勝利起了很大作用。
所以為了酬謝他的服務，恺撒任命他擔任新成立的新阿非利加行省（AfricaNova）的長官[15]。
我們知道，共和國時期的羅馬高級官吏都是沒有薪金的，大緻相當于薪金概念的拉丁詞salarium（來自sal這個詞，sal意為鹽，象征生活中最必需之物，今天英語的salary即來自這個詞）是到帝國時期才有的。
官員一般靠什麼生活，我們沒有十分具體的材料，但到行省一次出任長官所得便可一生享用不盡則是千真萬确的事實。
平時人們以服務的酬勞的方式所得的也會遠遠超過後來法定的收入。
否則人們就不會這樣熱衷于競選高級官吏了。
秦奇烏斯法（LexCincia）禁止人們在辯護方面收費，可見這以前是要花錢的，法律後來雖禁止取酬，但變相的酬謝可能費用更高。
恺撒在公元前61年去遠西班牙任長官（行政長官銜）之前在羅馬因生活揮霍和搞政治活動負下了天文數字的債，赴任前若不是克拉蘇的幫忙幾乎不能脫身，但一任歸來不但還清了債，而且成了大富豪，成了很多人的債主。
最清廉的如西塞羅，一任奇利奇亞（在小亞細亞）那樣一個窮苦地方的長官，僅分内所得用今天（90年代）的購買力加以計算至少也有上千萬元人民币，更不用說富裕的行省了。
行省居民雖然可以到羅馬元老院控訴長官貪贓枉法，但十之八九隻是走個過場而已（有派别鬥争背景者除外），行省居民是不會得到補償的。
羅馬競選官職，舉辦各種讨好民衆的活動，豢養為自己奔走的門客，都要個人出錢，若非權貴出身或有權貴撐腰，一般人是絕對應付不了的，這一點和現代美國競選總統要有财團支持有點相似。
所以羅馬的社會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往往造成了許多負債累累的人，成為社會上的一個不安定因素。
了解這一點，才可以了解為什麼喀提林如此不顧一切地要競選執政官。
說穿了也不過是為了将來外放時搜括财富，以便還債和供他繼續揮霍而已。
撒路斯提烏斯這一任長官果然使他立刻成了巨富，因此可見此公盡管一直在進行着要人們蔑視财富的說教，但他自己依然是一位搜括的能手。
當然，這也怪不得他，這已成了羅馬當時的一種風氣。
搜括手段的殘酷當然會使他因勒索（extorsio）的罪名受到追究，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恺撒隻需打一個招呼他就可以過關了。
據《抨擊》的不十分可靠的說法[16]，撒路斯提烏斯為此曾賄賂了恺撒120萬謝斯特爾提烏斯[17]。
對于此事，一則事實的真僞尚難确定，隻能姑妄聽之。
但按情理推度，擁有獨裁權力并且一貫慷慨大度的恺撒絕不會把區區這樣一點錢放到眼裡。
以這樣一點點錢視為恺撒和撒路斯提烏斯之間達成的一筆交易，隻能是作者的一種可憐的想象，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撒路斯提烏斯的财富多到何等程度，從他在恺撒死後買下了他的别墅和置辦了一所聞名于後世的所謂撒路斯提烏斯園（HortiSallustiani）可以看出。
撒路斯提烏斯園在羅馬北端科利努斯門附近，和路庫路斯園鄰接，位于今天的平西歐山（MontePincio）之上，再向西就是著名的瑪爾斯廣場了。
這個地方後來成了尼祿、韋伯芗、涅爾瓦和奧勒略的皇家園林。
作為平民派，撒路斯提烏斯的政治生涯可以說是和恺撒相終始的。
撒路斯提烏斯在恺撒的庇護下是個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他又看透了也恨透了羅馬共和國末期元老權貴當權的社會，如果相信他寫給恺撒的信和他對恺撒的演說的話[18]，那麼他的恢複古羅馬傳統美德的理想的确是寄希望于雄才大略的恺撒身上，恺撒一死，他的理想随之破滅，從此退出政治舞台，生活在回憶和想象之中，不再參與後來的政治鬥争，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他的卒年一般定為公元前35年，那已經是羅馬帝國的前夜了。
此外，據耶洛尼姆斯的記述[19]，撒路斯提烏斯娶了西塞羅的離婚的妻子特倫提娅（Terentia）。
特倫提娅和西塞羅在公元前46年離婚，西塞羅已經60歲，這時他雖然得到恺撒的諒解返回意大利，但過的卻是寄人籬下抑郁寡歡的日子。
特倫提娅這時離開他等于是雪上加霜，對他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特倫提娅的生年史無明文，假定他們相差10歲，而她離婚後立即再嫁或在公元45年再嫁，她也至少比撒路斯提烏斯大10歲。
富家出身的特倫提娅一直苦于西塞羅經濟方面的拮據[20]，這很可能是他們夫妻不和的原因之一，因此成為暴發戶的撒路斯提烏斯會對她有較大的吸引力，就沒有什麼奇怪了。
撒路斯提烏斯退出政治活動以後的日子并不是無所事事，悠遊林下。
他拿起了筆從事著述，而最後這10年的著述活動反而使他不朽，成為羅馬的著名曆史學家和文學家。
撒路斯提烏斯在文字修養方面是有準備的，這一點從他的成果得到證明。
在這将近10年中間，他寫了兩部專題的曆史，一部通史，但完整地保存下來的隻有《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争》，片斷保存下來的是他最後的力作《曆史》。
此外還有給恺撒的演說和書信各一篇也保存下來，但這是在公元前44年以前寫的。
如果給這些作品系年的話，那麼情況大緻是這樣： 《對晚年的恺撒發表的演說。
論共和國》（ADCAESAREM，SENEMDEREPUBLICAORATIO）寫于公元前50年之前，也就是在恺撒與龐培對峙時期；《給晚年的恺撒的信。
論共和國》（ADCAESAREMSENEMDEREPUBLICAEPISTULA）寫于公元前46年即恺撒基本上戰敗了龐培和龐培派的軍隊之後；《喀提林陰謀》（BellumCatilinae直譯是《喀提林戰争》）發表于公元前43年左右；《朱古達戰争》（BellumIugurthinum）發表于公元前41年左右。
似乎在《喀提林陰謀》問世後不久作者即着手寫作此書。
《曆史》（Historiae）記述從公元前78年到公元前67年大約12年間的事情，它們完全是作者親自經曆過的；西森納的《曆史》寫到蘇拉之死即公元前78年，此書可以視為它的一個續篇；但此書大部分已經失傳，完整保存下來的有四篇演說，即《執政官雷比達對羅馬人民的演說》（OratioLepidicos．adpopulumRomanum），演說發表于公元前78年，是抨擊蘇拉的統治的；《腓力普斯在元老院的演說》（OratioPhilippiinsenatu），這是貴族派領袖路奇烏斯·瑪爾奇烏斯·腓力普斯對前一演說的反駁，因為雷比達要求連任執政官并恢複保民官的權利；《蓋烏斯·科塔對羅馬人民的演說》（OratioC．CottaeadpopulumRomanum科塔是公元前75年度執政官，鑒于民衆在這一年對權貴的攻擊日益激烈，科塔于是穿上表示不祥之兆的喪服對民衆發表了這篇演說進行安撫，以免群衆的情緒激化成為内亂）；《保民官馬凱爾對民衆發表的演說》（OratioMacriTR．PL．adplebem），公元前73年在權貴和民衆進行的鬥争中，保民官蓋烏斯·李奇尼烏斯·瑪凱爾用這篇演說攻擊權貴的統治。
完整保存下來的還有兩封書信，即《格涅烏斯·龐培給元老院的信》（EpistulaCn．Pompeiadsenatum，賽爾托裡烏斯在公元前75年秋天利用遊擊戰術切斷了龐培的糧食供應，所以龐培寫信給元老院要求金錢、物資的支援）；《米特拉達特斯的信》（EpistulaMithridatis，公元前69年被路庫路斯打敗的米特拉達特斯寫信給帕提亞國王阿爾撒凱斯，希望同他結盟共同抗擊羅馬人）。
這些演說和書信是因其文字精彩而被後世的修辭學家選入他們的教本，得以保存下來的。
此外還有為後世作家征引過的一些片斷保存下來。
在它們的整理工作方面，德·布羅斯（DeBrosse）、克裡茨（Kritz）、狄奇（Dietsch）和茂倫布萊舍爾（Maurenbrecher）都作出了可觀的成績。
撒路斯提烏斯這部壓卷之作，可能是在較早的時期便已開始準備了，說不定是和《喀提林陰謀》與《朱古達戰争》交叉進行的。
就篇幅而論，其寫作不大可能在《朱古達戰争》發表之後。
可以認為前兩種專題曆史隻是後來的《曆史》的一種試筆，因為就文筆而論，《曆史》的文字顯然更完美，更成熟些。
曆史學家撒路斯提烏斯 撒路斯提烏斯少年時在羅馬從名師學習；青年時開始從政，也像當時一般羅馬青年那樣，幹正經事也幹荒唐事；發生戰争時就随軍出征，吃得了各種各樣的苦頭，退下來又能拿起筆來寫文章，這就是共和時期中上層羅馬人的寫照。
從《高盧戰記》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恺撒那樣出身高貴的人，也絕不是弱不禁風的貴公子，而能夠進行艱苦卓絕的鬥争。
年輕時文靜得像個女孩子似的屋大維（奧古斯都），一旦随舅祖父恺撒踏上征途，那就無論什麼苦也經受得住，從而得到恺撒的賞識，認為他夠得上羅馬人的标準。
要想養尊處優，克拉蘇應當算是滿有條件的了，但是他仍然渴望建功立業，揮師東征，雖然最後戰死在外面，卻不愧是古羅馬人。
恺撒對撒路斯提烏斯無疑是賞識的，撒路斯提烏斯當然也極力報效，你看他自公元前49年之後，為了恺撒的事業幾乎是馬不停蹄，東西南北四處奔走出現在各個關鍵的場合，那勞苦是不言而喻的。
特别是奇爾奇那島的戰鬥，更要冒很大的風險。
可見以文筆見稱的羅馬史家同時又是艱苦備嘗的鬥士，這和帝國時代專作皇帝侍從的文學之士是大不相同的。
撒路斯提烏斯從政治生活中退下來之後為什麼要寫曆史？他在羅馬史學中占什麼地位，要了解這一點，就得先回顧一下撒路斯提烏斯以前羅馬史學的情況。
羅馬建城初期文字本身還很簡陋，處于剛剛形成的過程之中，當然談不上什麼史書。
不過大司祭出于宗教方面的需要，逐年把同宗教有關的事項記載下來，而紀年則是以執政官的名字或其他高級官吏的名字作為标志的，這就是所謂編年大事記（Annales）。
據說從公元前5世紀以來的編年大事記已毀于公元前390年高盧人的入侵。
後來在格拉古兄弟時期，大司祭普布利烏斯·穆奇烏斯·司凱沃拉（PubliusMuciusScaevola）補充整理了80卷的《大編年大事記》（Annalesmaximi）（已佚）。
但這些記錄都是零碎的，無系統性，至多隻有史料的價值，不是真正的曆史。
生于公元前270年左右的拉丁詩人格涅烏斯·奈維烏斯（GnaeusNaevius）和号稱&ldquo羅馬詩歌之父&rdquo的克溫圖斯·恩尼烏斯（QuintusEnnius，前239年&mdash前169年）雖都曾用詩體的文字記述羅馬的曆史，但他們都是把它作為詩歌（文藝）作品來寫作的。
當然，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部分曆史的實際。
這些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史詩，它們可以為曆史學家提供原始的史料，但它們本身還不是曆史。
有人因為詩人用曆史題材寫作便把他們說成是羅馬最早的曆史學家，這顯然是不妥當的。
還有一些作家如克溫圖斯·法比烏斯（QuintusFabius，公元前254年&mdash？）、路奇烏斯·琴奇烏斯·阿利門圖斯（LuciusCinciusAlimentus，活動時期和法比烏斯大略相當）、奧路斯·波斯圖米烏斯·阿爾比努斯（AulusPostumiusAlbinus，公元前151年度執政官）和蓋烏斯·阿奇利烏斯〔GaiusAcilius，曾為公元前155年參加雅典哲學家使團的卡爾涅阿德斯（Carneades）作過翻譯〕，他們都用希臘語撰寫過羅馬古代的曆史，但是它們的讀者對象更多是被羅馬征服的希臘人，是一種為羅馬的統治辯護，宣揚羅馬聲威的政治宣傳品，而且由于作者所受的都是希臘教育，所以撰史時使用的也是那種偏重于講故事的希臘化手法，這種作品不能被承認為真正的曆史作品，因而不能把它們歸入羅馬史學的體系之中。
瑪爾庫斯·波爾奇烏斯·加圖（MarcusPorciusCato，前234年&mdash前149年）即曆史上所說的大加圖或監察官加圖是羅馬的第一位用拉丁散文撰寫羅馬曆史的人。
他是一位正統的、保守的羅馬人，對羅馬文化中的希臘影響一向深惡痛絕，而甯肯保持羅馬粗犷質樸的特色。
在文化方面，重要的是他制定了散文的拉丁語；羅馬人對希臘取得的勝利使他不能容忍羅馬人繼續用希臘語寫作。
他寫了一部7卷的《羅馬曆史源流》（Origines），時間從意大利和羅馬的早期曆史一直到他當代。
他的作品不是古老的編年體而是分成若幹題目來叙述的，文字雖然樸拙，但是已經有了真正史書的規模，隻是在取材方面，除了羅馬的有關文獻之外，仍然不能不借重于希臘人的作品。
可惜全書已失傳，隻有片斷保存下來。
在大加圖的影響下，用拉丁散文撰史的他的同時代人還可以舉出路奇烏斯·卡西烏斯·赫米那（LuciusCassiusHemina）和格涅烏斯·蓋利烏斯（GnaeusGellius）。
這兩位老編年體作家也都系統地記述了從早期到他們當時的羅馬曆史，這些作品本身雖然沒有傳下來，其内容卻部分地保留在後來的曆史作品裡。
以上就是撒路斯提烏斯撰史時我們所能了解到的羅馬史學情況。
如果他也想寫一部從古代以來的通史的話&mdash&mdash他的老師阿泰烏斯·腓洛洛古斯已經為他提供了一份提綱&mdash&mdash那麼他所能依據的拉丁文獻實在有限，而隻能照抄希臘語作品裡提供給他的大量&ldquo演義&rdquo。
對于通曉希臘語的撒路斯提烏斯來說，這方面的材料當時不但很多，而且是很容易獲得的。
且不說這些材料大都沒有什麼依據，那些為貴族樹碑立傳的東西肯定是不合平民派撒路斯提烏斯的口味的。
而且從他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到，他不是為撰史而撰史，而是要通過這一活動施展他另一方面的抱負，盡管他說他已經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動。
如何通過撰史表現自己的信念以及他對撰史的看法，他在《喀提林陰謀》的開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ldquo&hellip&hellip我們的全部力量既在于精神，也在于肉體。
我們使精神發号施令，肉體則俯首聽命。
精神是我們和諸神共有的，肉體則是我們和禽獸所共有的。
因此我認為我們應當用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用肉體的暴力去尋求榮譽，這樣我們才可以使自己盡可能長久地名垂後世（重點引者所加，下同），因為我們享受的一生是短促的。
要知道，從财富和美貌得來的聲名是轉瞬即逝的和脆弱的。
而隻有崇高的德行才是光榮的和不朽的财富。
&rdquo[21] &ldquo&hellip&hellip為國家幹一番事業當然是光榮的，而以語言文字服務于國家也不是一件壞事；在和平時期與戰争時期人們都可以使自己成名。
不僅是建功立業的人，就是記述别人的功業的人往往也受到我們的稱許。
就我個人而論，雖然我十分清楚，撰寫曆史的人和創造曆史的人絕不可能取得同樣的榮譽，但是我仍認為撰寫曆史是極為困難的一件事。
這首先是因為他的文筆必須配得上他所記述的事情；其次是因為，倘若你對别人的缺點進行批評，大多數人就會認為這樣做是出于惡意和嫉妒。
此外，如果你記述了傑出人物的豐功偉績，則人們隻有在他們認為你所說的事情他們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時候，才願意相信你，一旦超過這個限度，則他們便認為你的話即使不是荒謬的，也是憑空捏造的了。
&rdquo[22] 但是要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又不緻被人指為荒誕無稽，那麼就以記述自己親曆的事情為好，而自己這時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來實現自己的志願： &ldquo&hellip&hellip在經曆了許多困難和危險之後，我的心情歸于平靜并且我已決心從此再也不參與政治生活&hellip&hellip我決心回到我過去向往的志願上來，而不祥的野心曾使我偏離這一志願；我決心撰述羅馬人民的曆史，把我認為值得後人追憶的那些事情挑選出來，筆之于書。
而我之所以對這一工作抱有信心，是因為這時我個人已經不再有所希求，不再有所恐懼，不再有派系的偏見。
&rdquo[23] 由于他本人受過希臘教育，接觸過希臘的史書，對比之下，羅馬人在撰史方面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像他所說： &ldquo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實是相當偉大而又光榮的，盡管如此，它們實際上也不是像傳聞中描寫的那樣出色。
但是由于雅典産生過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mdash&mdash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業便被認為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
這樣看來，成就事業的人們的功績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隻不過是有偉大的作家能夠用頌揚的文字對事業本身加以擡高而已。
但是羅馬人民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有利之處，因為他們中間最有才能的人們總是從事于實際的事務，他們總是要在身體力行的情況下使用他們的頭腦；最優秀的公民重視行動而不喜空談，他認為他自己的英勇行動應當受到别人的稱贊，而不應由他本人來記述别人的英勇行動。
&rdquo[24]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當時已有的大量用希臘語寫的有關羅馬曆史的著作隻起一種宣傳作用，根本不能同希臘本身的偉大曆史作品相提并論。
那裡面的不少捏造和模仿的劣品，根本不能當作曆史來對待。
至于早期詩體拉丁語的有關神話曆史傳說的記述，也還太原始、太簡陋、大零碎，難以列入史書之林。
難怪撒路斯提烏斯會發出羅馬無史書的慨歎了。
幾百年前的史料既然大半毀于高盧之劫，而抄錄那些編造的故事又于心有所不安，撒路斯提烏斯隻能從身邊的曆史來着墨。
喀提林的陰謀是他親眼目睹的，裡面的不少當事人是他的朋友；朱古達的戰争雖然早一些，但是他可以得到不少有關資料，許多親曆此事的老一輩人還有在世的，更何況他在北非擔任過長官，熟知那裡的風土人情，所以寫起來也更覺親切。
《曆史》各卷的内容也有不少是他親曆的（前78年到前66年），得心應手當不在話下。
至于撒路斯提烏斯為什麼先從記述喀提林的事件着手，據他自己說，&ldquo這是特别值得追憶的一個事件，因為那罪行和由此而産生的危險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性質&rdquo[25]。
他寫作這篇專題的曆史著作時不但可以依據他可以看到的大量文獻（如元老院的命令，西塞羅已發表的演說等等），還可以向有關人員查詢，比如有關克拉蘇是否參加了陰謀的問題，他就直接向克拉蘇本人打聽過。
所以說，盡管他的作品仍然存在着許多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的說來，無論作為曆史，還是作為文章，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都是備受後代重視的重要文獻。
作為用散文寫作的曆史學家，撒路斯提烏斯直接的源流應當說是老加圖。
觀點不用說了，就是文字也有明顯的繼承關系，乃至攻擊他的人竟說他抄襲監察官加圖的作品[26]。
比如拉奈烏斯就說他是&ldquo古人、特别是加圖的語言的一個無知的抄襲者&rdquo[27]。
但關于他在史學中的地位，羅曼卻說：&ldquo&hellip&hellip當撒路斯提烏斯不得不放棄一切政治活動的時候（即公元前45年），他決心從事撰述；這時羅馬還沒有一位曆史學家配得上這個名稱。
&rdquo[28]這實際是把他說成是羅馬的第一位真正的曆史學家了。
另一方面，撒路斯提烏斯受希臘曆史著作，特别是修昔底德著作的影響也是無可懷疑的。
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要談到。
關于喀提林陰謀 下面我們就簡略介紹一下喀提林陰謀這一事件本身。
喀提林的陰謀是在共和國末期羅馬表面上繁榮而内部動蕩不安，即将發生巨大變革的前夕發生的。
這時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關系呈現錯綜複雜的局面。
代表保守力量的元老院和勢力急速擴大的龐培，龐培和克拉蘇，龐培和後來異軍突起的恺撒，克拉蘇與恺撒同元老院貴族乃至民主派，都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矛盾關系。
所以出現了這樣的現象：貴族出身的恺撒成了民主派，騎士等級出身的西塞羅卻持正統的保守立場。
喀提林的陰謀就是這種錯綜複雜形勢的一個爆發點。
路奇烏斯·塞爾吉烏斯·喀提林（LuciusSergiusCatilina）公元前108年出生在一個有廣泛上層聯系，但是破落的貴族之家。
他在不久前的内戰裡站在蘇拉一面，是一位賣力的打手。
蘇拉獨裁進行大屠殺大沒收（公敵宣告）時，喀提林又是他的一個急先鋒，這期間他當然撈到了不少的油水，但總的說來沒有受到蘇拉的重用。
他什麼時候開始從政，史無明文，但公元前68年他已經是行政長官了；公元前67年他從阿非利加長官任上返回羅馬後曾因勒索罪而被控于法庭，因此在公元前66年提出競選公元前65年度的執政官時，他的訴訟問題因尚未了結而被取消了競選資格。
由于羅馬當時外放者幾乎無人不貪贓枉法，因而行省長官回來後被控乃是常見的情況，對這一問題本來是可松可緊的，偏偏主持此事的執政官沃爾卡奇烏斯·圖利烏斯（VolcaciusTullius）對此毫無寬假之意，就和對待另兩名候選人普布利烏斯·奧特洛尼烏斯·帕伊圖斯（PubliusAutroniusPaetus）和普布利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PubliusCorneliusSulla）（獨裁官蘇拉的侄子）一樣。
後兩個人也是在當選之後因發現有行賄行為而按照公元前67年的卡爾普爾尼烏斯法（LexCalpurnia）被取消了執政官職位和元老資格的。
這一點隻反映出派别鬥争的激烈而并不說明這個&ldquo可以出售的&rdquo羅馬在政治上已經有了執法嚴明的迹象。
但使他們極為惱火的卻是，就在不久之前，公元前67年度的執政官、兩個保守派蓋烏斯·卡爾普爾尼烏斯·皮索（CaiusCalpurniusPiso）和瑪爾庫斯·阿奇利烏斯·格拉布裡歐（MarcusAciliusGlabrio）正是通過明目張膽的行賄而&ldquo當選&rdquo的。
其實這些當選的執政官幾乎都是權門子弟，高級官吏的職位照例是由他們包辦了的。
這些人就像在《朱古達戰争》裡馬略的演說中所描寫的那樣： &ldquo我個人就知道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在當選為執政官之後才開始首次誦讀我們祖先的曆史和希臘人的軍事論文&hellip&hellip &ldquo他們的祖先把他們所能留給後人的東西全留給了他們&mdash&mdash财富、胸像、關于他們自身的光榮的回憶；但是他們卻沒有給後人留下品德，而且他們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隻有品德是不能像禮品那樣授受的。
&ldquo&hellip&hellip他們那些人間最無恥的人用他們的罪行玷污了他們自己之後，竟還要奪取有道德的人們應得的報償！&rdquo[29] 但這些權貴之間相互鬥得也是十分兇狠的。
兩位落選的執政官竟想組織暴徒，讓他們在通過補充選舉當選的執政官路奇烏斯·奧列利烏斯·科塔（LuciusAureliusCotta）和路奇烏斯·曼利烏斯·托爾克瓦圖斯（LuciusManliusTorquatus）元旦就職并同元老院成員見面（在朱庇特神殿）時殺死他們，并奪取他們的棍束（執政官的權力标記）。
他們的氣焰極為嚣張，奧特洛尼烏斯本來就是個好惹是生非的人，負了一身債的喀提林更是幹起壞事來百無禁忌，所以新任的執政官在元老院的關照下作了相應的防範。
即使按照撒路斯提烏斯在《喀提林陰謀》裡的說法，[30]這一暴力行動後來延期到元老院開會的2月5日，但終歸還是失敗了。
曆史上這所謂的第一次喀提林的陰謀，其主角其實并不是喀提林，喀提林隻是一個參加者，是蘇拉出錢拉來的一名打手。
其餘的參加者我估計也都是那些破了産的貴族子弟。
我甚至懷疑這甚至算不上陰謀，而是一種表示不滿的武裝威脅，隻是想給新執政官一點顔色看看而已，因為不可能有這樣明目張膽的&ldquo陰謀&rdquo。
在奧特洛尼烏斯·帕伊圖斯為行賄事受到審判時，他便有了利用自己的劍奴沖散法庭的打算。
這時的選舉沒有一次不是刀光劍影、殺氣騰騰的，受到政敵的武裝威脅和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