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神經症内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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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相反的安慰性話語而引緻積極的安全保障。
即使沒有局外人牽涉其中，也可以通過加強神經症患者的自尊而帶來安全感，因為自責意味着，他有如此敏銳的道德判斷，他為了那些别人忽視的錯誤而責備自己，從而讓他覺得自己真是一個好人。
再者，自責帶給他慰藉，因為自責很少涉及他對自己不滿這一現實問題，因而實際上為他打開了一道暗門，可以讓他相信自己終究不是太糟糕。
在我們進一步讨論自責傾向的功能前，我們必須考慮一下逃避反對的其他方法。
與自責殊途同歸的一種防禦手段是：通過總是表現正确或完美來預防任何批評，因而不給批評留下任何落腳點。
這種防禦手段的所到之處即使有明顯的錯誤，也會因大量理智的詭辯而顯得合情合理，這些詭辯術堪比一個聰明、老練的律師。
這種态度甚至可能使他強迫自己在最無關緊要和微不足道的細節上也做到準确無誤，例如天氣。
在這類人看來，任何細節性的失誤都可能招緻全盤的危險。
這類人往往無法忍受哪怕是最輕微的分歧，甚至隻是情感重點的不同也無法忍受，因為在他看來，些微的不贊同也等同于批評。
這種傾向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所謂的&ldquo假性适應&rdquo。
假性适應見之于某些人，他們盡管患有嚴重的神經症但還是設法在自己心裡&mdash&mdash有時也在周圍人心裡&mdash&mdash維持一種&ldquo正常&rdquo且适應良好的形象。
對于這類神經症患者，我們幾乎能夠毫無偏差地預測，他極度害怕被發現或被反對。
神經症患者可能用來保護自己不被反對的途徑是：在無知、疾病或無助中尋求庇護。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我在德國治療過的一個法國女孩。
我之前提到過這個女孩，她因為被懷疑智力低下而被送到我這裡。
在精神分析的前幾周裡，我自己也懷疑她的心理機能。
盡管她完全能聽懂德語，但她好像聽不懂我說的任何内容。
我試着用更簡單的語言說同樣的事情，但也沒有一點改善。
最終，有兩個因素澄清了這個情況。
她曾夢到我的辦公室像一個監獄，或是像一個檢查身體的醫生的辦公室。
這兩點洩露了她害怕被發現的焦慮，後面這個夢是因為她懼怕任何身體檢查。
另一個啟示性的因素是她意識到的生活中的一件事。
她忘了按法律要求的某個時間遞交護照。
當她最後去見行政官員時，她假裝聽不懂德語，希望以這種方式逃避懲罰&mdash&mdash她笑着跟我叙述這件事。
于是，她意識到自己對我用的也是一樣的策略，并且也是出自同樣的動機。
從這時起，她便證明了自己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女孩。
她在無知和愚蠢之中尋求庇護，以逃避被責備和懲罰的危險。
原則上，任何一個言談舉止像個不負責任、頑皮不認真的小孩的人，都會采取同樣的策略。
有些神經症患者會一直采用這種态度。
或即使他們沒有表現出孩子氣，可能也會拒絕認真對待自己的感受。
這種态度的功能可見于精神分析中。
瀕臨不得不意識到自己攻擊傾向的病人會突然感到手足無措，表現得像個小孩，隻渴望保護和愛。
或者他們可能會夢到發現自己渺小無助，躺在母親的子宮裡或臂彎之中。
如果無助在某個情境下沒有效果或是不适用，疾病可能就派上用場了。
衆所周知，疾病可用于逃避困難。
然而與此同時，它還為神經症患者豎立了一個屏障，不讓他意識到恐懼正使他逃避處理他應處理的問題。
例如，一個與上級處不好的神經症患者，可能會在嚴重消化不良上尋找庇護；每次像這樣訴諸無能所依賴的事實是：這為他的行動提供了一種明顯的障礙，可以說是一個托詞，從而使他擺脫掉對自己懦弱的意識。
[3] 最後一個對抗這類反對的防禦性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是被迫害的感覺。
神經症患者通過感覺被虐待來躲避由于自己利用他人的傾向而招來的責罵；通過痛苦的感到被忽視，來阻止由于占有傾向所招緻的責備；通過覺得别人幫不上忙，來防止他們發現他挫敗他們的傾向。
這種感覺被迫害的策略運用非常頻繁，并且根深蒂固，因為它其實是最有效的防禦方式。
它不僅能使神經症患者可以躲避譴責，同時還能把責任推到别人身上。
現在回到自責态度上，除了保護他對抗反對恐懼和引起安慰，自責的另一個功能是使神經症患者看不到改變的必要性，它事實上是代替了改變。
想要在一個已經成熟的人格上作任何改變，對于每個人來說都非常困難。
但是對神經症患者來說，這個任務更是難上加難，這不僅是因為他很難認識到改變的必要性，還因為焦慮使他的諸多态度成為必需。
因此，他非常害怕必須改變的可能性，并且唯恐認識到改變的必要性。
其中一種逃避這些信息的方式是：暗自相信自己可以通過自責來&ldquo應付&rdquo。
這個過程常常能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
如果一個人後悔做某事或沒有做某事，并由此想要彌補或改變緻此後果的态度，那他不會讓自己沉浸在内疚感之中。
如果他沉浸于内疚感，那說明他畏懼改變這一艱巨任務。
悔不當初的确比改變容易太多。
順帶提一句，使神經症患者對改變的必要性熟視無睹的另一個途徑是使他存在的問題理智化。
有這種傾向的病人能從獲取心理學知識中得到極大的理性滿足感，包括有關于他們的信息，但也僅限于如此。
于是理智化态度被當作一種保護手段來使用，以阻礙他們一切情感的表達，因而也避免他們意識到他們需要改變。
這就好像他們看着自己，然後說：真有趣！ 自責也可能用來躲避指責他人的危險，因為把責任包攬在自己身上顯得更保險。
批評和指責他人的抑制作用加強了自責的傾向，并在神經症中極為重要，因而必須花費很長的篇幅來讨論。
一般來說，這些抑制都有一段發展曆史。
一個小孩若是成長于一個制造恐懼和憎恨、阻礙他自發性自尊的氛圍，就會對他的環境産生強烈的控訴感。
然而，他不僅無法表達這些感受，如果他足夠害怕，甚至還不敢在意識感覺中察覺到它們。
這部分是因為單純害怕懲罰，部分是因為他害怕失去他想要的愛。
這些幼稚反應有一個穩固的現實基礎，因為創造這種環境氛圍的父母由于自身的神經症敏感，幾乎無法接受批評。
然而，由于文化因素，這種父母絕對正确的态度無處不在。
[4]在我們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是基于某種權威的權力的，這種權力總是依賴于
即使沒有局外人牽涉其中，也可以通過加強神經症患者的自尊而帶來安全感，因為自責意味着，他有如此敏銳的道德判斷，他為了那些别人忽視的錯誤而責備自己，從而讓他覺得自己真是一個好人。
再者，自責帶給他慰藉，因為自責很少涉及他對自己不滿這一現實問題，因而實際上為他打開了一道暗門，可以讓他相信自己終究不是太糟糕。
在我們進一步讨論自責傾向的功能前，我們必須考慮一下逃避反對的其他方法。
與自責殊途同歸的一種防禦手段是：通過總是表現正确或完美來預防任何批評，因而不給批評留下任何落腳點。
這種防禦手段的所到之處即使有明顯的錯誤，也會因大量理智的詭辯而顯得合情合理，這些詭辯術堪比一個聰明、老練的律師。
這種态度甚至可能使他強迫自己在最無關緊要和微不足道的細節上也做到準确無誤，例如天氣。
在這類人看來，任何細節性的失誤都可能招緻全盤的危險。
這類人往往無法忍受哪怕是最輕微的分歧，甚至隻是情感重點的不同也無法忍受，因為在他看來，些微的不贊同也等同于批評。
這種傾向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所謂的&ldquo假性适應&rdquo。
假性适應見之于某些人，他們盡管患有嚴重的神經症但還是設法在自己心裡&mdash&mdash有時也在周圍人心裡&mdash&mdash維持一種&ldquo正常&rdquo且适應良好的形象。
對于這類神經症患者，我們幾乎能夠毫無偏差地預測，他極度害怕被發現或被反對。
神經症患者可能用來保護自己不被反對的途徑是：在無知、疾病或無助中尋求庇護。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我在德國治療過的一個法國女孩。
我之前提到過這個女孩，她因為被懷疑智力低下而被送到我這裡。
在精神分析的前幾周裡，我自己也懷疑她的心理機能。
盡管她完全能聽懂德語，但她好像聽不懂我說的任何内容。
我試着用更簡單的語言說同樣的事情，但也沒有一點改善。
最終，有兩個因素澄清了這個情況。
她曾夢到我的辦公室像一個監獄，或是像一個檢查身體的醫生的辦公室。
這兩點洩露了她害怕被發現的焦慮，後面這個夢是因為她懼怕任何身體檢查。
另一個啟示性的因素是她意識到的生活中的一件事。
她忘了按法律要求的某個時間遞交護照。
當她最後去見行政官員時，她假裝聽不懂德語，希望以這種方式逃避懲罰&mdash&mdash她笑着跟我叙述這件事。
于是，她意識到自己對我用的也是一樣的策略，并且也是出自同樣的動機。
從這時起，她便證明了自己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女孩。
她在無知和愚蠢之中尋求庇護，以逃避被責備和懲罰的危險。
原則上，任何一個言談舉止像個不負責任、頑皮不認真的小孩的人，都會采取同樣的策略。
有些神經症患者會一直采用這種态度。
或即使他們沒有表現出孩子氣，可能也會拒絕認真對待自己的感受。
這種态度的功能可見于精神分析中。
瀕臨不得不意識到自己攻擊傾向的病人會突然感到手足無措，表現得像個小孩，隻渴望保護和愛。
或者他們可能會夢到發現自己渺小無助，躺在母親的子宮裡或臂彎之中。
如果無助在某個情境下沒有效果或是不适用，疾病可能就派上用場了。
衆所周知，疾病可用于逃避困難。
然而與此同時，它還為神經症患者豎立了一個屏障，不讓他意識到恐懼正使他逃避處理他應處理的問題。
例如，一個與上級處不好的神經症患者，可能會在嚴重消化不良上尋找庇護；每次像這樣訴諸無能所依賴的事實是：這為他的行動提供了一種明顯的障礙，可以說是一個托詞，從而使他擺脫掉對自己懦弱的意識。
[3] 最後一個對抗這類反對的防禦性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是被迫害的感覺。
神經症患者通過感覺被虐待來躲避由于自己利用他人的傾向而招來的責罵；通過痛苦的感到被忽視，來阻止由于占有傾向所招緻的責備；通過覺得别人幫不上忙，來防止他們發現他挫敗他們的傾向。
這種感覺被迫害的策略運用非常頻繁，并且根深蒂固，因為它其實是最有效的防禦方式。
它不僅能使神經症患者可以躲避譴責，同時還能把責任推到别人身上。
現在回到自責态度上，除了保護他對抗反對恐懼和引起安慰，自責的另一個功能是使神經症患者看不到改變的必要性，它事實上是代替了改變。
想要在一個已經成熟的人格上作任何改變，對于每個人來說都非常困難。
但是對神經症患者來說，這個任務更是難上加難，這不僅是因為他很難認識到改變的必要性，還因為焦慮使他的諸多态度成為必需。
因此，他非常害怕必須改變的可能性，并且唯恐認識到改變的必要性。
其中一種逃避這些信息的方式是：暗自相信自己可以通過自責來&ldquo應付&rdquo。
這個過程常常能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
如果一個人後悔做某事或沒有做某事，并由此想要彌補或改變緻此後果的态度，那他不會讓自己沉浸在内疚感之中。
如果他沉浸于内疚感，那說明他畏懼改變這一艱巨任務。
悔不當初的确比改變容易太多。
順帶提一句，使神經症患者對改變的必要性熟視無睹的另一個途徑是使他存在的問題理智化。
有這種傾向的病人能從獲取心理學知識中得到極大的理性滿足感，包括有關于他們的信息，但也僅限于如此。
于是理智化态度被當作一種保護手段來使用，以阻礙他們一切情感的表達，因而也避免他們意識到他們需要改變。
這就好像他們看着自己，然後說：真有趣！ 自責也可能用來躲避指責他人的危險，因為把責任包攬在自己身上顯得更保險。
批評和指責他人的抑制作用加強了自責的傾向，并在神經症中極為重要，因而必須花費很長的篇幅來讨論。
一般來說，這些抑制都有一段發展曆史。
一個小孩若是成長于一個制造恐懼和憎恨、阻礙他自發性自尊的氛圍，就會對他的環境産生強烈的控訴感。
然而，他不僅無法表達這些感受，如果他足夠害怕，甚至還不敢在意識感覺中察覺到它們。
這部分是因為單純害怕懲罰，部分是因為他害怕失去他想要的愛。
這些幼稚反應有一個穩固的現實基礎，因為創造這種環境氛圍的父母由于自身的神經症敏感，幾乎無法接受批評。
然而，由于文化因素，這種父母絕對正确的态度無處不在。
[4]在我們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是基于某種權威的權力的，這種權力總是依賴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