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神經症内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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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經症患者的表現中，内疚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對于一些神經症患者來說，内疚感表現得公開、充分；對于其他神經症患者，則表現得有所隐藏，需要借助行為、态度、思考和行為方式體現出來。
我會先總體描述一下表明内疚感的各種表現。
正如我在上一章提到過的，神經症患者常常把自己的痛苦解釋為他覺得自己不值得任何改善。
這種感覺非常模糊不清，或者隻是關于社會禁忌的想法或行為，如手淫、亂倫的渴望、希望親人死去等。
這類人往往會為最微不足道的情形感到内疚。
如果有人要求見他，他第一反應是預感别人會指責他的所作所為。
如果朋友一段時間沒有到訪或寫信，他會問自己是否冒犯了他們。
如果有任何事出了錯，他會假定是他的錯。
即使是别人明顯錯了，明白無誤地虐待過他，他也仍然會設法怪罪于自己。
如果有任何利益或意見的沖突，他會傾向于盲目地認為别人是對的。
然而，在任何場合中伺機而動的種種潛在的内疚感，與在抑郁狀況下尤為明顯的那些被解釋為無意識内疚感的東西之間隻是程度之差。
後者采用的形式是自責，這種自責常常具有幻想色彩或至少是誇大其詞。
同樣，神經症患者會不斷努力，在自己和别人眼中表現得合情合理，特别是當他還沒有明确意識到這種努力所具有的巨大策略性價值時，最能說明他心裡存在必須中止的毫無緣由的内疚感。
神經症患者對被發現和被反對有着揮之不去的恐懼，這也進一步表明彌散的内疚感的存在。
在他與分析師的談話中，他可能表現得好像是犯人和法官的關系，因而對他來說，很難在精神分析中與分析師合作。
對于有關他的任何解釋，他都會當成是一種責備。
例如，如果分析師向他表明，某種防禦态度背後隐藏着潛在的焦慮，他就會回答：&ldquo我就知道我是個孬種。
&rdquo如果分析師解釋說，他之所以不敢接近他人是因為害怕被拒絕，他就會因此把責任推到自己身上，并解釋說，他這麼做是為了使生活更容易。
對完美的強迫性追求，在極大程度上也是來源于這種避免任何反對的渴望。
最終，如果發生了不利的事情，如失去了一個機遇或發生了一場意外，神經症患者可能真的會感到更輕松，甚至某些神經症症狀也消失了。
對于這種反應的觀察，以及他有時好像會安排或激起不幸這一事實，很容易不小心導出這樣一個假設：神經症患者的内疚感太過強烈，以至于為了避免内疚感而發展出懲罰的需要。
因此，似乎有大量證據表明神經症患者心裡存在極為強烈的内疚感，并且對其整個人格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盡管證據很明顯，但仍然值得提出疑問：神經症患者有意識的内疚感是不是真誠的，帶有有意識内疚感的症狀性态度是否有其他解釋。
有好幾個因素會引起這樣的疑問。
内疚感，就像自卑感一樣，是完全不受歡迎的；神經症患者完全不想擺脫它。
事實上，他執着于自己的内疚感，并極力抵抗任何寬免他罪責的努力。
單單是這種态度就足以表明，就像自卑感一樣，在他對内疚感的執拗背後，必然存在一種具有重要功能的傾向。
并且，另一個因素也應注意到。
感到真心懊悔或恥于某事是令人痛苦的，還要向别人表達這種感受則更令人痛苦；事實上，神經症患者比其他人更克制這麼做，因為他害怕遭人反對。
然而，他卻非常樂意表達我們所謂的内疚感。
再者，自責經常被用來說明神經症患者具有潛在的内疚感，它具有明顯非理性的成分。
不管是特定指向的自責，還是彌散性地感覺不值得任何友善、稱贊和成功，他都傾向于走向某個非理性的極端，從誇大其詞走到純然的幻想。
另外，自責表達的不一定是真心實意的内疚感，這說明在無意識中，神經症患者完全不認為自己受之有愧。
即便他好像正沉浸在内疚感當中，如果有人把他的自責傾向當真，他可能就會大發雷霆。
後面這個觀察可以導出最後一個因素，這個因素是弗洛伊德在讨論憂郁症中的自責時曾指出的[1]：明顯的内疚感與缺乏應有謙卑的内疚感之間的反差。
神經症患者宣告自己沒有價值的同時，會極力要求關心和贊美，還會明顯地不情願接受最輕微的批評。
這種反差顯而易見，例如，一個女人會為每一篇犯罪報道隐隐感覺到罪惡感，甚至會為每個親人逝世感到自責，但當她的妹妹略微委婉地責備她要求太多關心時，她竟然憤怒到暈厥。
但這種反差并不總是那麼明顯，因而它的發生頻率遠比表面上更頻繁。
神經症患者可能會誤把自己的自責态度當作對自己合理的批評态度。
他對于批評的敏感可能被一種信念遮蔽，即他認為自己可以很好地接受批評，隻要這種批評以一種友善或有益的方式提出來。
但這種觀念隻是一個屏障，并且與事實相悖。
即使是明顯善意的建議也可能引起憤怒，因為任何建議都意味着批評他不完美。
因此，如果仔細檢查内疚感，并考察它的真摯性，就會明顯看到那些看似内疚感的東西所表達的要麼是焦慮，要麼是一種對抗焦慮的防禦性措施。
這一點對于正常人也是如此。
在我們的文化中，畏懼神比畏懼人更高尚，或用非宗教的語言來說，出于良知而克制好過出于恐懼被逮到。
許多丈夫假裝出于道德而忠誠，實際上隻是因為害怕自己的妻子。
因為神經症飽含焦慮，所以神經症患者比正常人更容易掩飾内疚感的焦慮。
不像正常人那樣，他不僅害怕那些可能發生的後果，還要預計種種與現實完全不相稱的後果。
這些預期的性質取決于情境。
他可能誇大即将來臨的懲罰、報複、抛棄，或他的恐懼完全是模糊不清的。
但不管其性質是什麼，他的恐懼都出于同一點，這一點可以大緻描述為害怕被反對，或者如果對反對的恐懼是一種信念，那就是害怕被發現。
害怕反對在神經症中非常普遍。
幾乎每一個神經症患者，盡管從表面上看自信滿滿、漠視他人的意見，但都對被反對、被批評、被譴責、被發現等極度恐懼或高度敏感。
正如我已提到過的，這種對反對的恐懼往往被理解為潛在内疚感的指标。
換言之，它被認為是這種内疚感的一個結果。
批判性的觀察結果使我們對這個結論表示懷疑。
在精神分析中，一個病人常常會發現自己很難談論某些經曆或想法，例如，關于死的願望、手淫、亂倫等，因為他對此深感内疚，或更多是因為他相信自己感到内疚。
當他有充分的信心談論這些，并發
對于一些神經症患者來說，内疚感表現得公開、充分；對于其他神經症患者，則表現得有所隐藏，需要借助行為、态度、思考和行為方式體現出來。
我會先總體描述一下表明内疚感的各種表現。
正如我在上一章提到過的，神經症患者常常把自己的痛苦解釋為他覺得自己不值得任何改善。
這種感覺非常模糊不清，或者隻是關于社會禁忌的想法或行為，如手淫、亂倫的渴望、希望親人死去等。
這類人往往會為最微不足道的情形感到内疚。
如果有人要求見他，他第一反應是預感别人會指責他的所作所為。
如果朋友一段時間沒有到訪或寫信，他會問自己是否冒犯了他們。
如果有任何事出了錯，他會假定是他的錯。
即使是别人明顯錯了，明白無誤地虐待過他，他也仍然會設法怪罪于自己。
如果有任何利益或意見的沖突，他會傾向于盲目地認為别人是對的。
然而，在任何場合中伺機而動的種種潛在的内疚感，與在抑郁狀況下尤為明顯的那些被解釋為無意識内疚感的東西之間隻是程度之差。
後者采用的形式是自責，這種自責常常具有幻想色彩或至少是誇大其詞。
同樣，神經症患者會不斷努力，在自己和别人眼中表現得合情合理，特别是當他還沒有明确意識到這種努力所具有的巨大策略性價值時，最能說明他心裡存在必須中止的毫無緣由的内疚感。
神經症患者對被發現和被反對有着揮之不去的恐懼，這也進一步表明彌散的内疚感的存在。
在他與分析師的談話中，他可能表現得好像是犯人和法官的關系，因而對他來說，很難在精神分析中與分析師合作。
對于有關他的任何解釋，他都會當成是一種責備。
例如，如果分析師向他表明，某種防禦态度背後隐藏着潛在的焦慮，他就會回答：&ldquo我就知道我是個孬種。
&rdquo如果分析師解釋說，他之所以不敢接近他人是因為害怕被拒絕，他就會因此把責任推到自己身上，并解釋說，他這麼做是為了使生活更容易。
對完美的強迫性追求，在極大程度上也是來源于這種避免任何反對的渴望。
最終，如果發生了不利的事情，如失去了一個機遇或發生了一場意外，神經症患者可能真的會感到更輕松，甚至某些神經症症狀也消失了。
對于這種反應的觀察，以及他有時好像會安排或激起不幸這一事實，很容易不小心導出這樣一個假設：神經症患者的内疚感太過強烈，以至于為了避免内疚感而發展出懲罰的需要。
因此，似乎有大量證據表明神經症患者心裡存在極為強烈的内疚感，并且對其整個人格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盡管證據很明顯，但仍然值得提出疑問：神經症患者有意識的内疚感是不是真誠的，帶有有意識内疚感的症狀性态度是否有其他解釋。
有好幾個因素會引起這樣的疑問。
内疚感，就像自卑感一樣，是完全不受歡迎的；神經症患者完全不想擺脫它。
事實上，他執着于自己的内疚感，并極力抵抗任何寬免他罪責的努力。
單單是這種态度就足以表明，就像自卑感一樣，在他對内疚感的執拗背後，必然存在一種具有重要功能的傾向。
并且，另一個因素也應注意到。
感到真心懊悔或恥于某事是令人痛苦的，還要向别人表達這種感受則更令人痛苦；事實上，神經症患者比其他人更克制這麼做，因為他害怕遭人反對。
然而，他卻非常樂意表達我們所謂的内疚感。
再者，自責經常被用來說明神經症患者具有潛在的内疚感，它具有明顯非理性的成分。
不管是特定指向的自責，還是彌散性地感覺不值得任何友善、稱贊和成功，他都傾向于走向某個非理性的極端，從誇大其詞走到純然的幻想。
另外，自責表達的不一定是真心實意的内疚感，這說明在無意識中，神經症患者完全不認為自己受之有愧。
即便他好像正沉浸在内疚感當中，如果有人把他的自責傾向當真，他可能就會大發雷霆。
後面這個觀察可以導出最後一個因素，這個因素是弗洛伊德在讨論憂郁症中的自責時曾指出的[1]：明顯的内疚感與缺乏應有謙卑的内疚感之間的反差。
神經症患者宣告自己沒有價值的同時，會極力要求關心和贊美，還會明顯地不情願接受最輕微的批評。
這種反差顯而易見，例如，一個女人會為每一篇犯罪報道隐隐感覺到罪惡感，甚至會為每個親人逝世感到自責，但當她的妹妹略微委婉地責備她要求太多關心時，她竟然憤怒到暈厥。
但這種反差并不總是那麼明顯，因而它的發生頻率遠比表面上更頻繁。
神經症患者可能會誤把自己的自責态度當作對自己合理的批評态度。
他對于批評的敏感可能被一種信念遮蔽，即他認為自己可以很好地接受批評，隻要這種批評以一種友善或有益的方式提出來。
但這種觀念隻是一個屏障，并且與事實相悖。
即使是明顯善意的建議也可能引起憤怒，因為任何建議都意味着批評他不完美。
因此，如果仔細檢查内疚感，并考察它的真摯性，就會明顯看到那些看似内疚感的東西所表達的要麼是焦慮，要麼是一種對抗焦慮的防禦性措施。
這一點對于正常人也是如此。
在我們的文化中，畏懼神比畏懼人更高尚，或用非宗教的語言來說，出于良知而克制好過出于恐懼被逮到。
許多丈夫假裝出于道德而忠誠，實際上隻是因為害怕自己的妻子。
因為神經症飽含焦慮，所以神經症患者比正常人更容易掩飾内疚感的焦慮。
不像正常人那樣，他不僅害怕那些可能發生的後果，還要預計種種與現實完全不相稱的後果。
這些預期的性質取決于情境。
他可能誇大即将來臨的懲罰、報複、抛棄，或他的恐懼完全是模糊不清的。
但不管其性質是什麼，他的恐懼都出于同一點，這一點可以大緻描述為害怕被反對，或者如果對反對的恐懼是一種信念，那就是害怕被發現。
害怕反對在神經症中非常普遍。
幾乎每一個神經症患者，盡管從表面上看自信滿滿、漠視他人的意見，但都對被反對、被批評、被譴責、被發現等極度恐懼或高度敏感。
正如我已提到過的，這種對反對的恐懼往往被理解為潛在内疚感的指标。
換言之，它被認為是這種内疚感的一個結果。
批判性的觀察結果使我們對這個結論表示懷疑。
在精神分析中，一個病人常常會發現自己很難談論某些經曆或想法，例如，關于死的願望、手淫、亂倫等，因為他對此深感内疚，或更多是因為他相信自己感到内疚。
當他有充分的信心談論這些，并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