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獲得愛的途徑和對于拒絕的敏感
關燈
小
中
大
表現出明顯的損傷；他會暗示或坦言，他的狀況惡化都是分析師的錯，因此他特别要求分析師的注意。
這個例子可能很容易轉化為日常生活的經曆。
正如這些例子所表明的，這類神經症患者甘願付出痛苦的代價，即使是極度痛苦，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表達譴責，并在渾然不知的狀态下提出要求，從而可以繼續維持他們的公正感。
當一個人利用威脅的策略去獲得愛，不是威脅要傷害自己，就是威脅要傷害别人。
他會用某種铤而走險的行為施加威脅，如敗壞名聲、對他人或自己施以暴行。
自殺威脅，或企圖自殺，就是種常見的例子。
我有一個病人，通過這種威脅得到了兩任丈夫。
第一個男人略有避而不見的迹象，她就在最擁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跳下河去；第二個男人看起來不願意和她結婚，她就在确定能被發現的時間打開了瓦斯。
她的明顯意圖是表明沒有這個男人她就活不下去。
由于神經症患者發出威脅的目的是讓他的要求得到默許，所以一旦他有希望達到目的，就不會繼續威脅下去。
如果他失去了這個希望，他就會在絕望和報複的驅動之下繼續發出威脅。
第九章 性在愛的神經症需要中的作用 愛的神經症需要常常也會采取性迷戀的形式，或是對性滿足欲求不滿。
有鑒于此，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愛的神經症需要的全部表現是否受性生活不滿所促進，對愛、交流、欣賞和支持的渴望是否更多是受不滿足的&ldquo力比多&rdquo所驅使，而非安全感的需要。
弗洛伊德可能傾向于那樣看待這個問題。
他曾經注意到，許多神經症患者渴望依附于他人，并且很容易依附于他人；他把這種态度描述為起源于不滿足的&ldquo力比多&rdquo。
然而，這個觀念是基于某種前提的。
它預先假定，所有不帶性色彩的行為表現&mdash&mdash如希望得到建議、贊同或支持，都是被衰減或&ldquo升華&rdquo的性需要的表達方式。
它還預先假定衷情是性驅力的一種被壓抑或&ldquo升華&rdquo的表達方式。
這些前提都未經證實。
對愛的感覺和衷情的表達與性之間的關聯，有時并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緊密。
人類學家和曆史學家告訴我們，個體的愛是文化的産物。
布裡福特[1]提出，性與殘暴的聯系比衷情更緊密，雖然他的說法并不是十分具有說服力。
然而，通過我們文化中的觀察可以知道，性的存在離不開愛或衷情，并且這種愛或衷情也離不開性的感覺。
例如，并沒有證據表明，母親與孩子之間的衷情是性的本質。
我們所能觀察到的隻是性元素可能出現了，這也是弗洛伊德的發現。
我們可以觀察到衷情與性之間的許多聯系：衷情也許是性感覺的先行者；一個隻意識到衷情的人也可能有性渴望；性渴望可能激發或逐漸變成衷情。
衷情與性之間的這種轉化，明确指明了二者的密切關系，不過最好謹慎一點，最好假設存在着兩種不同類别的感覺，它們可能同時發生，也可能相互傳遞或彼此替換。
再者，如果我們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假設，認為不滿足的&ldquo力比多&rdquo是尋求愛的驅動力，那麼我們就根本不能理解，為何從生理角度看，有些人的性生活是完全得到滿足的，我們卻同樣能在他們身上發現對愛的渴望以及所有并發症&mdash&mdash占有欲、無條件的愛、感覺不到被需要等。
然而，由于這種案例無疑是存在的，結論就必然是：不滿足的&ldquo力比多&rdquo不能解釋這些案例中的現象，而這些現象的原因在性領域之外。
[2] 最後，如果愛的神經症需要僅僅是一種性現象，那麼我們就不知該如何理解其中所涉及的各種問題，例如占有欲、無條件的愛、被拒絕感。
人們确實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還詳細描述過了，例如嫉妒被追溯到手足之争或&ldquo俄狄浦斯情結&rdquo，無條件的愛被追溯到口腔性欲，占有欲被解釋為肛門期性欲，等等。
但還沒意識到的是，前面章節所描述的所有态度和行為反應其實是連在一起的，它們是一個總體結構中的組成部分。
如果不把焦慮視為愛的需要背後的驅動力，我們就沒法弄清需要在增加或減少時所具備的精确條件。
在分析過程中，通過弗洛伊德的自由聯想法，有可能準确觀察到焦慮與愛的需要之間的關系，尤其是注意病人愛的需要的起伏變化。
在彼此合作的建設性工作階段之後，病人可能突然改變自己的行為，并對分析師的時間提出要求，或渴望與分析師做朋友，或盲目地贊美分析師，或是變得十分嫉妒、有占有欲、對&ldquo隻是一個病人&rdquo敏感。
同時，焦慮也會增加，要麼表現在夢中，要麼表現為匆忙感，要麼表現在生理症狀上，如腹瀉或頻繁的小便沖動。
病人并沒有發現自己焦慮，或發現焦慮是由于自己越來越依附于分析師。
如果分析師發現了這個關聯，并把它告訴病人，他們就會同時發現，還沒觸及突發的迷戀問題就已經激起了病人的焦慮。
例如，他可能會把分析師的解釋視為一種不公平的譴責，或是一種羞辱。
這一系列反應就像這樣：問題出現，讨論激起了對分析師的強烈敵意；病人開始憎恨分析師，幻想自己奄奄一息；他很快壓抑住自己的敵對性沖動，變得驚恐萬分，為了安全需要，他緊抓住分析師；當這些反應得以解決，敵意、焦慮以及随之增長的對愛的需要，統統變得不再重要。
不斷增強的愛的需要太容易表現為焦慮，以至于我們可能自然而然地把它作為一種警報，表示一些焦慮快要顯露出來以及他需要安全感。
這裡所描述的這個過程，全然不局限于精神分析。
同樣，相同的行為反應也會發生在個人人際關系中。
例如，在婚姻關系中，一個丈夫可能強迫性地依附于他的妻子，他滿懷嫉妒與占有欲，把他的妻子理想化，贊
這個例子可能很容易轉化為日常生活的經曆。
正如這些例子所表明的，這類神經症患者甘願付出痛苦的代價，即使是極度痛苦，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表達譴責，并在渾然不知的狀态下提出要求，從而可以繼續維持他們的公正感。
當一個人利用威脅的策略去獲得愛，不是威脅要傷害自己，就是威脅要傷害别人。
他會用某種铤而走險的行為施加威脅，如敗壞名聲、對他人或自己施以暴行。
自殺威脅，或企圖自殺，就是種常見的例子。
我有一個病人，通過這種威脅得到了兩任丈夫。
第一個男人略有避而不見的迹象，她就在最擁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跳下河去；第二個男人看起來不願意和她結婚，她就在确定能被發現的時間打開了瓦斯。
她的明顯意圖是表明沒有這個男人她就活不下去。
由于神經症患者發出威脅的目的是讓他的要求得到默許，所以一旦他有希望達到目的，就不會繼續威脅下去。
如果他失去了這個希望，他就會在絕望和報複的驅動之下繼續發出威脅。
第九章 性在愛的神經症需要中的作用 愛的神經症需要常常也會采取性迷戀的形式，或是對性滿足欲求不滿。
有鑒于此，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愛的神經症需要的全部表現是否受性生活不滿所促進，對愛、交流、欣賞和支持的渴望是否更多是受不滿足的&ldquo力比多&rdquo所驅使，而非安全感的需要。
弗洛伊德可能傾向于那樣看待這個問題。
他曾經注意到，許多神經症患者渴望依附于他人，并且很容易依附于他人；他把這種态度描述為起源于不滿足的&ldquo力比多&rdquo。
然而，這個觀念是基于某種前提的。
它預先假定，所有不帶性色彩的行為表現&mdash&mdash如希望得到建議、贊同或支持，都是被衰減或&ldquo升華&rdquo的性需要的表達方式。
它還預先假定衷情是性驅力的一種被壓抑或&ldquo升華&rdquo的表達方式。
這些前提都未經證實。
對愛的感覺和衷情的表達與性之間的關聯，有時并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緊密。
人類學家和曆史學家告訴我們，個體的愛是文化的産物。
布裡福特[1]提出，性與殘暴的聯系比衷情更緊密，雖然他的說法并不是十分具有說服力。
然而，通過我們文化中的觀察可以知道，性的存在離不開愛或衷情，并且這種愛或衷情也離不開性的感覺。
例如，并沒有證據表明，母親與孩子之間的衷情是性的本質。
我們所能觀察到的隻是性元素可能出現了，這也是弗洛伊德的發現。
我們可以觀察到衷情與性之間的許多聯系：衷情也許是性感覺的先行者；一個隻意識到衷情的人也可能有性渴望；性渴望可能激發或逐漸變成衷情。
衷情與性之間的這種轉化，明确指明了二者的密切關系，不過最好謹慎一點，最好假設存在着兩種不同類别的感覺，它們可能同時發生，也可能相互傳遞或彼此替換。
再者，如果我們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假設，認為不滿足的&ldquo力比多&rdquo是尋求愛的驅動力，那麼我們就根本不能理解，為何從生理角度看，有些人的性生活是完全得到滿足的，我們卻同樣能在他們身上發現對愛的渴望以及所有并發症&mdash&mdash占有欲、無條件的愛、感覺不到被需要等。
然而，由于這種案例無疑是存在的，結論就必然是：不滿足的&ldquo力比多&rdquo不能解釋這些案例中的現象，而這些現象的原因在性領域之外。
[2] 最後，如果愛的神經症需要僅僅是一種性現象，那麼我們就不知該如何理解其中所涉及的各種問題，例如占有欲、無條件的愛、被拒絕感。
人們确實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還詳細描述過了，例如嫉妒被追溯到手足之争或&ldquo俄狄浦斯情結&rdquo，無條件的愛被追溯到口腔性欲，占有欲被解釋為肛門期性欲，等等。
但還沒意識到的是，前面章節所描述的所有态度和行為反應其實是連在一起的，它們是一個總體結構中的組成部分。
如果不把焦慮視為愛的需要背後的驅動力，我們就沒法弄清需要在增加或減少時所具備的精确條件。
在分析過程中，通過弗洛伊德的自由聯想法，有可能準确觀察到焦慮與愛的需要之間的關系，尤其是注意病人愛的需要的起伏變化。
在彼此合作的建設性工作階段之後，病人可能突然改變自己的行為，并對分析師的時間提出要求，或渴望與分析師做朋友，或盲目地贊美分析師，或是變得十分嫉妒、有占有欲、對&ldquo隻是一個病人&rdquo敏感。
同時，焦慮也會增加，要麼表現在夢中，要麼表現為匆忙感，要麼表現在生理症狀上，如腹瀉或頻繁的小便沖動。
病人并沒有發現自己焦慮，或發現焦慮是由于自己越來越依附于分析師。
如果分析師發現了這個關聯，并把它告訴病人，他們就會同時發現，還沒觸及突發的迷戀問題就已經激起了病人的焦慮。
例如，他可能會把分析師的解釋視為一種不公平的譴責，或是一種羞辱。
這一系列反應就像這樣：問題出現，讨論激起了對分析師的強烈敵意；病人開始憎恨分析師，幻想自己奄奄一息；他很快壓抑住自己的敵對性沖動，變得驚恐萬分，為了安全需要，他緊抓住分析師；當這些反應得以解決，敵意、焦慮以及随之增長的對愛的需要，統統變得不再重要。
不斷增強的愛的需要太容易表現為焦慮，以至于我們可能自然而然地把它作為一種警報，表示一些焦慮快要顯露出來以及他需要安全感。
這裡所描述的這個過程，全然不局限于精神分析。
同樣，相同的行為反應也會發生在個人人際關系中。
例如，在婚姻關系中，一個丈夫可能強迫性地依附于他的妻子，他滿懷嫉妒與占有欲，把他的妻子理想化，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