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神經症的基本結構
關燈
小
中
大
個人沒法相信任何感情，他的遵從态度就并非直接指向赢取感情，而是赢取保護。
有些人隻能通過絕對服從去獲取安全感。
他們身上的焦慮是如此強烈，對感情的不信任是如此徹底，以至于完全将感情拒之門外。
第三種對抗焦慮的保護性措施是獲取權力：試圖通過獲得現實權力或成功、占有、贊美或智力上的優越感來實現安全。
這種保護性努力的座右銘是：如果我有了權力，就沒人可以傷害我。
第四種保護性手段是回避。
上述保護性措施普遍樂意與世界作鬥争，願意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去面對外部世界。
然而，回避也是保護手段的一種。
它并不意味着進入荒漠或徹底與世隔絕。
它意味着當别人影響到他的外部或内部需求的情況下，設法從他人那裡獲取獨立。
例如，外部需求上的獨立也許能通過累積财富而實現。
這種累積财富的動機完全不同于追求權力或影響力的動機，并且在财富的享用上也有所不同。
隻要他積累财富是為了獨立，就往往會因過于焦慮而無法享用财富，并以一種吝啬的态度保護财富，因為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保衛财富以防備所有的不測。
在表面上獨立于他人的另一個手段是将個人需要最小化。
在内部需求上的獨立可見于試圖與他人在情感上隔離開來，因為如此一來就沒什麼可以傷害他或是讓他感到失望的了。
這意味着扼殺自己的情感需求。
隔離的其中一種表現就是對什麼都不屑一顧，包括他自己，這種态度常見于知識界。
不重視自己不代表覺得自己不重要。
事實上，這些态度可能是相互對立的。
回避與服從存在着異曲同工之處，因為二者都有關于聲稱放棄自己的願望。
但後者的棄權是為了&ldquo表現良好&rdquo，或是為了感覺安全而遵從他人意願，但在回避措施這裡，&ldquo表現良好&rdquo完全不重要，棄權是為了從他人那裡獲得獨立。
在這裡，座右銘是：如果我回避了，就沒什麼可以傷害我了。
想要評估對抗基本焦慮的保護性手段在神經症中的重要性，就必須意識到它們潛在的強度。
它們并非來源于渴望實現幸福快樂的願望，而是出于對安全感的需求。
然而，這并不意味着它們在任何方面都不如本能有力量或緊要。
經驗顯示，對于&ldquo雄心壯志&rdquo的追逐所帶來的沖擊力，跟性沖動一樣猛烈，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單獨或着重采用這四種手段的任何一種，都能帶來安全感&mdash&mdash隻要生活環境允許實施這些手段而不招緻沖突，盡管這些片面的實施總的來說是以人格上的貧乏為代價的。
例如，一個采取服從措施的婦女，在要求女性&ldquo三從四德&rdquo的文化氛圍中也許能找到和平，并得到許多次要的滿足。
如果一位君王不懈追求權力與财富，其成果也許是一顆安心丸和一個成功的人生。
但事實上，直擊目标往往事與願違，因為這種要求太過分或太輕率了，以至于必然與周圍的環境發生沖突。
更常見的是，從深潛的焦慮中尋求安全感并非隻有一條路可走，而是有好幾條彼此背反的路。
因此，神經症患者可能同時被迫掌控每個人而又渴望得到每個人的愛，被迫服從他人而又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他人，被迫脫離群衆而又渴望他們的喜愛。
正是這種種沖突的完全無解使其成為神經症最常見的動力中樞。
最容易産生沖突的兩種努力是對愛和對權力的追求。
因此，我會在後面的章節中更加細緻地讨論這些内容。
我所描述的這些神經症結構，原則上與弗洛伊德的理論并不矛盾：弗洛伊德認為，神經症基本上是源于本能和社會要求之間的沖突，或者說是&ldquo超我&rdquo中那些表現。
不過，雖然我贊同個人追求與社會壓力的沖突之于每種神經症都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我并不認為這是一個充分條件。
個人渴望和社會要求之間的沖突并不一定引發神經症，但它可能給生活帶來實實在在的制約，即導緻片面地壓抑渴望，或用最籠統的話來說，會帶來切切實實的痛苦。
隻有當這種沖突引發了焦慮，隻有當減緩焦慮的努力反過來又造成了同樣迫切卻不相容的防禦性傾向之時，才會引發神經症。
*** [1]在此我并未涉及一個問題，即治療究竟需要追溯到多早期的童年。
[2]戴維·利維：《兄弟姐妹競争實驗中的敵意模式》，載于《美國精神衛生學雜志》第6期（1936年）。
[3]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
[4]這些說法大體上是不贊同弗洛伊德的&ldquo俄狄浦斯情結&rdquo的，而是認為&ldquo俄狄浦斯情結&rdquo并不是一種生物現象，而是一種文化條件。
因為很多作者都讨論過這個觀點，如馬林諾夫斯基、波赫、弗洛姆、賴希，我隻是稍帶提及我們文化中可能引發&ldquo俄狄浦斯情結&rdquo的因素：性關系沖突導緻的婚姻不和諧；父母的過度權威；對小孩性發洩的禁忌；傾向于使小孩保持天真幼稚，讓小孩感情上依賴父母，以及以其他方式孤立小孩。
[5]在這些案例中，精神分析既非必要也不可取。
有些人隻能通過絕對服從去獲取安全感。
他們身上的焦慮是如此強烈，對感情的不信任是如此徹底，以至于完全将感情拒之門外。
第三種對抗焦慮的保護性措施是獲取權力：試圖通過獲得現實權力或成功、占有、贊美或智力上的優越感來實現安全。
這種保護性努力的座右銘是：如果我有了權力，就沒人可以傷害我。
第四種保護性手段是回避。
上述保護性措施普遍樂意與世界作鬥争，願意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去面對外部世界。
然而，回避也是保護手段的一種。
它并不意味着進入荒漠或徹底與世隔絕。
它意味着當别人影響到他的外部或内部需求的情況下，設法從他人那裡獲取獨立。
例如，外部需求上的獨立也許能通過累積财富而實現。
這種累積财富的動機完全不同于追求權力或影響力的動機，并且在财富的享用上也有所不同。
隻要他積累财富是為了獨立，就往往會因過于焦慮而無法享用财富，并以一種吝啬的态度保護财富，因為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保衛财富以防備所有的不測。
在表面上獨立于他人的另一個手段是将個人需要最小化。
在内部需求上的獨立可見于試圖與他人在情感上隔離開來，因為如此一來就沒什麼可以傷害他或是讓他感到失望的了。
這意味着扼殺自己的情感需求。
隔離的其中一種表現就是對什麼都不屑一顧，包括他自己，這種态度常見于知識界。
不重視自己不代表覺得自己不重要。
事實上，這些态度可能是相互對立的。
回避與服從存在着異曲同工之處，因為二者都有關于聲稱放棄自己的願望。
但後者的棄權是為了&ldquo表現良好&rdquo，或是為了感覺安全而遵從他人意願，但在回避措施這裡，&ldquo表現良好&rdquo完全不重要，棄權是為了從他人那裡獲得獨立。
在這裡，座右銘是：如果我回避了，就沒什麼可以傷害我了。
想要評估對抗基本焦慮的保護性手段在神經症中的重要性，就必須意識到它們潛在的強度。
它們并非來源于渴望實現幸福快樂的願望，而是出于對安全感的需求。
然而，這并不意味着它們在任何方面都不如本能有力量或緊要。
經驗顯示，對于&ldquo雄心壯志&rdquo的追逐所帶來的沖擊力，跟性沖動一樣猛烈，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單獨或着重采用這四種手段的任何一種，都能帶來安全感&mdash&mdash隻要生活環境允許實施這些手段而不招緻沖突，盡管這些片面的實施總的來說是以人格上的貧乏為代價的。
例如，一個采取服從措施的婦女，在要求女性&ldquo三從四德&rdquo的文化氛圍中也許能找到和平，并得到許多次要的滿足。
如果一位君王不懈追求權力與财富，其成果也許是一顆安心丸和一個成功的人生。
但事實上，直擊目标往往事與願違，因為這種要求太過分或太輕率了，以至于必然與周圍的環境發生沖突。
更常見的是，從深潛的焦慮中尋求安全感并非隻有一條路可走，而是有好幾條彼此背反的路。
因此，神經症患者可能同時被迫掌控每個人而又渴望得到每個人的愛，被迫服從他人而又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他人，被迫脫離群衆而又渴望他們的喜愛。
正是這種種沖突的完全無解使其成為神經症最常見的動力中樞。
最容易産生沖突的兩種努力是對愛和對權力的追求。
因此，我會在後面的章節中更加細緻地讨論這些内容。
我所描述的這些神經症結構，原則上與弗洛伊德的理論并不矛盾：弗洛伊德認為，神經症基本上是源于本能和社會要求之間的沖突，或者說是&ldquo超我&rdquo中那些表現。
不過，雖然我贊同個人追求與社會壓力的沖突之于每種神經症都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我并不認為這是一個充分條件。
個人渴望和社會要求之間的沖突并不一定引發神經症，但它可能給生活帶來實實在在的制約，即導緻片面地壓抑渴望，或用最籠統的話來說，會帶來切切實實的痛苦。
隻有當這種沖突引發了焦慮，隻有當減緩焦慮的努力反過來又造成了同樣迫切卻不相容的防禦性傾向之時，才會引發神經症。
*** [1]在此我并未涉及一個問題，即治療究竟需要追溯到多早期的童年。
[2]戴維·利維：《兄弟姐妹競争實驗中的敵意模式》，載于《美國精神衛生學雜志》第6期（1936年）。
[3]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
[4]這些說法大體上是不贊同弗洛伊德的&ldquo俄狄浦斯情結&rdquo的，而是認為&ldquo俄狄浦斯情結&rdquo并不是一種生物現象，而是一種文化條件。
因為很多作者都讨論過這個觀點，如馬林諾夫斯基、波赫、弗洛姆、賴希，我隻是稍帶提及我們文化中可能引發&ldquo俄狄浦斯情結&rdquo的因素：性關系沖突導緻的婚姻不和諧；父母的過度權威；對小孩性發洩的禁忌；傾向于使小孩保持天真幼稚，讓小孩感情上依賴父母，以及以其他方式孤立小孩。
[5]在這些案例中，精神分析既非必要也不可取。
